《夏商时期古冀州的考古学研究（文化谱系篇）》后记

小书的基本内容，源自博士学位论文《夏商时期古冀州之域的考古学研究》绪论与前五章部分的增订，主体内容是以陶器构建古冀州及邻境区域的考古学文化年代谱系，学位论文涉及生业技术、墓葬、聚落、人群关系的章节，后续匡谬增删，再俟求教。

《夏商时期古冀州的考古学研究（文化谱系篇）》书影

“老去光阴速可惊”，答辩至今，似乎是一眨眼，掐指却已十二年。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说到底，也是一种以阅读写作为志业的生涯。若没有留下合格的作品，是最难接受的。前辈在相同年龄早有经典，很多同辈、后辈也已著作丰厚。反观自己，懒散肆意，训练不足，知识结构有明显欠缺，研究面相当狭窄，习作也少。意识到应该拓宽弥补，却已逐渐进入人生后半程，体力精力比不得学生时，念书、做事难免左支右绌，很容易心浮气躁。

学问有无长进，能否写出有生命的文字，自己最清楚不过。身处价值多元纷乱的时代，生出些怀疑打磨论文意义的念头可能也不稀奇。二十年前，景蜀慧老师曾严肃地告诫“铅字会掩饰很多问题”。也正在如此心态下，一直鼓励自己说，博士论文当年耗了许多心力，一定要慎重对待写作和发表，横竖不能在碎片化时代把自己也撕成碎片。

晃晃悠悠，如是十二年。

这本小书的前后姻缘，至今依旧历历。前辈心思构想未见于文字，有必要留下说明。小书题目的雏形，源自刘绪老师。四十年前，邹衡先生给刘老师设计硕士论文选题，曾想让他梳理先商到夏家店下层文化分布区之间的北方地区谱系编年，核心问题就是先商文化。从前没有朋友圈，消息往往不对称。邹先生听说考古所佟柱臣先生指导研究生靳枫毅先生写北方青铜时代，他担心选题撞车，才让刘老师转以豫北为中心。那时节，夏商分界、二亳论战正酣，虽然卫怀地区的一手资料不多，有的甚至只是半个挂壁的灰坑，但老师的论文却也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孰料想，兜兜转转，新世纪后其他课题渐成显学，反倒衬得先商研究冷萧寂寥，甚至会有先生认为“先”不“先”的，根本就是“伪问题”。

本科读书时

2006年终于考上北大，六月份还没报到，老师就安排我去曲村晋侯墓地学习车马坑发掘。每日跟着各位师傅们学清剔，在现场对着念郭宝钧先生的《殷周车制》，默记晓筠师姐的车马器演变研究成果。七月份，老师忙完了学校的答辩、毕业工作，从北京赶到曲村看我，“就写先商吧，没人系统弄过。牵涉面广，系统弄弄，容易打好基础。弄好了，将来也好上下左右整体看问题，往别的方面扩展也容易些”。

那时候见识浅，在成都贪玩，念书更少，三代核心问题一团混沌，不知道先商深浅，哪懂得老师深意，还不自量力一心想着写铸铜遗址和铸造技术。一夏天，只觉得突然要做一个未知区域的基础研究，多少还曾有些不开心。秋天到北京报到听课，才知道自己恰如雷老师批评同学的常用断语，“差得码子大着呢”。各位同学自有所长，但共性是阅读量宏富惊人“乃至恐怖”。讨论课上只觉得浅陋和愚蠢。在四川时多少还有点自信，但刚到北京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对自己能不能毕业都没什么信心。

2003年孝民屯实习

刚到北大时，听课有困难，论文没头绪。但刘绪老师并没放弃，循循善诱，也冷面训示，从基础入手促我念书，补习三代基本框架，再细细引导思考。带我出去听会，他自己认真记笔记，晚上也是在房间看会议资料和论文汇编。一开始，老师布置让我记会议发言和新材料，不但查点记录，还会查问当天听到的某个报告，关键在哪。那是一门没学分的功课。到后来听会写纪要，每年梳理当年的发现和研究成果，也渐成了自己的习惯。那些年，老师带我短期整理花地嘴、滹沱河上游调查资料，参观州川河调查实物，看侯马南山大库，辨识实物。一两年后，慢慢能在讨论课上听明白各位同学说什么，看出新发掘资料的意义在哪，心下也有了些许勇气。少年时，总是很需要鼓励，有了星点进益，老师是看在眼里的。有时看似不经意夸奖一句，心里能暖上很久。

2006年12月刘绪老师带领整理花地嘴陶器

2006年12月刘绪老师带领整理花地嘴陶器

2007年7月晋侯墓地一号车马坑发掘

恰逢南水北调机遇，王迅老师听说有先商遗存，主动申请发掘。老师便央王老师携我同去。从2007年到2008年，在临城补要村补发掘、学整理、认先商。2008年到2009年夏，李伯谦先生又先后倡导组织召开早期夏文化研讨会和先商文化研讨会，河南冀北，发掘整理，摸陶片，看库房，听汇报，三年两会，表里都于论文有益。如刘老师所说“补要村发掘和夏文化、先商会，小常的收获是最大的”。

2007年8月补要村发掘

2007年8月补要村发掘

2007年9月补要村发掘

2008年1月补要村发掘

博士论文之外，老师又随时警醒，夏商周三代须有整体性认识，切不可做铁路警察；要有贯通的认识，前后时段课程必须选习。那时外系旁听，清华蹭课，可听可学太多，如今只后悔当年浅尝辄止，没多下苦功。博士毕业需有发文，老师也刻意训练。他说发论文不但要有和博士论文相关的，也要设计有绝然不相干的，才能让研究视野不偏颇。老师思量再三，指点教习那些不太和大家撞车的领域，虽有习作，但肯定没能达到老师所想，徒废了好题。老师教我十五年，耗费心血，多有设计。若未来有缘课徒，必当效法老师，好好教书，把他教我的方法，再教给别人。

先商文化材料零散，涉及问题纷繁套叠，前贤成果纷纭，分歧也不少。定题不到半年，蒋刚先生同领域的博士论文即已答辩，一时间只觉压力倍增。到了新时期，先商文化研究的些许结论调整，对夏商两代虽算不上牵一发而动全身，但局部的研究，总要有整体的关照；每行一步，也总要首尾环顾才好妥帖。偏是原始资料害人，琐屑凌乱，散碎如珠，稍一惊动，就遍地抛滚，有的甚至咬牙切齿地针锋相对。倘若换邹先生式的天才来，必然能重新搭起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但愚钝如我却难梳理得清爽，描摹宏大叙事的轮廓，只能勉力把所有微小的碎片收集起来，试图片段地拼接，框出一个尽可能妥帖的叙事。

认真念书，总有回报。初尝到爬梳材料的刺激与兴奋，只觉满目烂漫山花，好像处处都可拈花而笑。商周考古材料繁杂，若没有前辈们留下的路标，孤身探索怕是转不出来。可博士论文写作又必然孤独，在较大的篇幅中仓皇寻路，哪里有步步为营，驾轻就熟的本事。现在回头翻检老师在初稿上的铅笔小字批校，才能明白，没有当日老师逐章逐节勘察检点，早不知道跌落哪座崖下。

先商谱系研究是三代的结构性问题，更是基础研究。结构的构建，不会在遗存中自发呈现，必须先有经营思虑；基础研究，三两年内好似看不出长进，但时候长了，才能越来越感激老师的深意。对于陶器编年这样的基础问题的“再认识”，本质上必然要基于反思和批判，既需要对材料的熟稔沉潜，更需要对视而不见有随时的敏锐，在足够充分的材料基础上，体现出逻辑的指向。倘若小书还有一二可用，也不过是仰望老师春风拂面，有柳线杨花化作想法罢了。

通过答辩之后，十年来没勇气再去打理。好在新刊布材料似也无反证，当年的结论还算无大谬。小书自博士论文而来，但写易改难，在见识思考没有太多提升的境况下，虽经两遍全面修订，时有新材料的增补，即便改动较大，大部分章节甚至重写一过，终究也只是将重点放在资料增补和逻辑关照上。时隔十年，没有结构性的提升，更没有气定神闲地清通语句，修订的感受更像是对镜自揽，审美疲劳令人生厌，花了不小的气力却有点徒劳无功的感觉，不该是一个史学研究者第一本书应有的样子。文责有本，内中错误，必因我之浅陋，与他人无关。

人事丛脞。入京十六载，得到的关爱、帮助不止老师一人。需要感谢的师长还有很多，拉杂之间，难以尽谢，但有些话还是要认真讲来。

2014年与李伯谦先生、刘绪老师于吴城

对李伯谦先生的尊敬感谢发自于心。川中只闻大名，成都年会、金沙发掘，都只是远远望见。到了北京，开始还不敢和先生说话，见面机会多了，才认识到生活中他的谦和与慈祥。后来给先生做点庶务工作，挨过先生批评，才知道先生为学做事的严谨。2009年秋从侯马陪他回京，第一次说起毕业去向，也正是先生首议，可以考虑去考古所。后来真去王府井27号工作，先生依然不断提供学习机会、推荐做事，让我有机会看到更远的世界。

2009年李伯谦先生带领整理晋侯墓地铜器

不知道该如何表达对马克垚先生、耿引曾先生和马慨先生的厚意，庇我于西二旗。六年平静，帮我熬过了最困难的“京居不易”，无有年年颠沛流离之危。慷慨古风，可能今生都难以找到报答的方式。若不能更加努力念书，又怎能对得起这份恩德。

感谢罗二虎老师。在川大坚定念考古的信心，带我略窥门径，了解研究方法，接受基本训练，放手锻炼管理工地，家中小灶上课，无不是罗老师的悉心调教。如今面谒虽少，但他在远方始终关注着我的学习与生活。

感谢王巍、陈星灿二位老师。毕业后来考古所做博后，两位老师同为合作导师。机缘巧合，主要工作是做探源工程的学术秘书，因之二位既是老师又是领导。十二年探源秘书，能第一时间接触到最新的发现与研究，在二位老师指导下，补充专业知识短板也锻炼了些许工作庶务的能力。更要感谢他们二位不断给我工作的新任务和机会，促我成长。

感谢赵辉老师、张弛老师。那时候川中闭塞，自己又不努力，新石器时代考古是绝对短板。探源课题期间，跟随二位老师工作，丝缕串珠，六七年功夫，好像多少明白了星星点点新石器晚期以来的景象框架。更重要的是，见识了一套不同于商周考古的思维方式。赵老师讲究细节，不但对学术文本的用词、结论推敲斟酌，甚至于如做幻灯这般碎屑微末小事，字体字号、排版配色，都无不精益求精；汇报讲座，更是要雕琢语句，讲求吐字节奏。张老师不轻易讲话，一旦说问题，开口却必在要害。凡此点滴，见得精致，见得功底，更见得品格。

感谢王迅老师。补要半年，他放手锻炼，慷慨地让我使用资料。能在学习阶段发掘到自己博士论文的直接资料，从感性到理性得以直观体察，真好像回到了八十年代他们那一代做论文的模式。迅公天资聪颖，豁达却童心真挚，或许今后也再难见到这般性格的学者。

感谢徐天进老师。无论是平时闲谈，还是对论文的意见，他总能以特有的气度给出举重若轻的指点。正式答辩前，先后拿到他细心的批校贴条的初、二稿，感动发自肺腑。毕业后，他带我在闽北跑调查、开车在周原看东西，就好像还在学校时一样。

感谢孙华老师。课堂上，他从宏观层面授我以青铜时代的整体发展格局，亦从微观上让我明白，研究深入时所需要具有的精细态度和对“不放心”处的捕捉。答辩前一周，他在图书馆北侧长凳上对我讲批论文细节的回忆，如若昨日。

读书期间，选听高崇文、赵化成老师的课较多，很多关于礼制、东周国别至汉初地域文化异同问题的思考都来源于二位老师的启发。在课下，在毕业后的很多年里，两位老师也从没因我非及门而冷淡，反而为各类习作提出过各种意见，还曾赐赠过多本绝版的老报告，令人感念不尽。

感谢杭侃老师。他给予我足够的信任，让我能自北大口述史的工作中得到锻炼。九个月奔波于大江南北，求访书本上的耆旧名宿，虽然累，但极为值得。这段机缘，是我终生的财富，从此养出的学术史兴趣和积累相关素材，也的确源于杭老师的远见。

感谢雷兴山老师。2004年夏参观周公庙，他热情鼓励，才有投考北大的尝试。四年求学，蒙他言传身教，惠我实多。论文写作时，他多方帮助联系搜集材料、联系参观调研。毕业后，他仍随时帮忙，联系各地师长友朋，为我看库房、跑工地大开方便之门。

感谢孙庆伟老师。北大念书时，他在美利坚；他回燕园，我已到了东厂胡同。擦肩而过并没有影响孙老师对我的帮助。在考古所工作后，他不断以各种方式和机会促我成长。

感谢袁靖、赵志军、莫多闻、吴小红老师。川中求学时未经任何科技考古的训练，读博时虽然蹭听了北大本科的几门科技考古课程，但仍十分欠缺。恰是也自探源，跟着他们学习、做事，听到最前沿的新成果，见到多学科的分析优势，虽非系统学习，但偷学也长学问。

感谢胡东波、陈建立、张昌平、刘煜四位师长。他们的帮助，让我在铸造学习中少走弯路，还给予我多次的千载难逢实践机会，让我的求学经历更加完整。要特别表达，愧对胡、陈二师，拖欠着两位老师交办的竹简发掘报告和陶范图录，以至于回学校都老躲着他们。

感谢燕园中各位老师在求学最后一站期间所给予的种种指点与帮助，他们拓展了我的眼界，带我看到了盆地以外的新天地。

感谢考古所的各位师长、同事。从东厂胡同到鸟巢，已逾十年。考古所是有着悠久历史的大集体，田野遗址、图书资料，天下罕有。师长、同事们各有所长，日常工作，身教良多，发自内心感激他们的包容、帮助与提携。

感谢北大文研院和文研院的各位师长。有幸在那里有半年的访问休整，树影蔽窗，鸟鸣自在。假如治学环境有梦，那二院已然践行。其间有不同学科的先生打出最新的火花，好似又回到了本科时那样在林间空地中的多样触动，这种影响虽不直接于对坛坛罐罐的了解，但自有其妙处。

少不入川。曾以为可以安耽天府，春樱秋桂，吃抻耍展，过过吃吃茶教教书，喝喝冷啖杯，摆摆龙门阵的自在小日子。但造化就是这样，想安逸的，却偏生需走些难路。蜀中师友，总默默予我以关心。锦江八载，受王东杰师影响大，而今论文较当年期许或许更加具象，却也更为范式所囿，但可能恰似他警醒的那样，“条块分明未必就是古代社会的真相”。倘我在写作与思考有些许进步，必有他的影响。周志清、何元洪亦师亦友，王林、于桂兰、朱寒冰、何锟宇、余玥、朱姝、曾怡更是从十八岁开始便一起长大的，我无法想象在成都的日子没有他们。

感谢单月英、吴晓筠、曹大志、冯峰、张敏、代丽鹃，时有诤友，何其幸甚。更不用说代购图书、慷慨赠予资料、开放信息，从无犹豫。这是信任，更是自信与大度。在论文最后的修订阶段，同时应付五六件杂事，焦头烂额，汤超帮助补充扫描图片，杨清越帮助修订地图，小书才有可能按时交稿。

感谢燕园、九眼桥与海内的同窗、友朋，施赠资料、切磋学问、点醒疏失，多年来都是在他们的帮助下前行的。赛克勒209是个温暖的所在，推门进去，任何老师都是解决困惑的钥匙，每位同学都是可以学习的对象。

感谢晋、冀、鲁、豫、陕、甘、川、滇、鄂、湘、赣、皖、苏、浙、粤、台等各省、市的考古院、所和各高校的诸位先生。罗列姓名，只会挂一漏万。在各省求学调查与野外工作中，他们给予种种便利，还慷慨提供未发表资料供我完成学习。论文答辩前乔登云、赵新平、李素婷、王力之先生分别赐示槐树屯、刘庄、彰邓遗址发掘资料、滹沱河上游地区调查资料；小书修订期间种建荣、孙战伟、白曙璋、陈小三先生惠赐辛庄、东青善遗址和酒务头墓地陶器图片，这些未刊资料使小书能更加完善。蒋刚先生学位论文答辩、专著出版皆先于我，他都第一时间惠示成果，虽然讨论对象高度重合，但认识分歧并未影响我们的友谊。

十余年间，数位师长驾鹤，甚至已有同辈先行，感念他们曾经的指导、帮助，愿他们安息。

与田野工作坊诸友结缘京中，是天赐和恩赏。毕业各自天涯，但工作坊在于薇张罗下六度集结，几乎走遍了大中原。白天钻库房看工地，车途之上打盹抬杠，臧否八卦，晚上在宾馆，放幻灯吃西瓜，无休止地争论看法，都是最美好的回忆。人生路上，谢肃、郜向平二位师兄可时时搅扰，王辉、张鹏程、马赛、林永昌、余雯晶能步步扶持。这些年的练笔习作，他们始终是第一读者。

田野工作坊2013年于侯马

田野工作坊2014年于邯郸

田野工作坊2016年于东赵

田野工作坊2016年于郑州

兰州、成都的家人，从蹒跚学步到不惑之年，始终护翼着我。对文史的爱好，与先祖父渐染熏陶的“不言之教”有关。在家族生活最安定的时代，没有动荡和恐惧，从小可以从容地学习，是父祖两代都不曾有过的。虽然两家人一定不太明白小书的内容，但他们一定知道，我之今日，是他们昨日的关怀和期望。与内子京沪相隔，她坚守着我们的信念。而今小书总算有个了中程歇脚，未知她是否也会如我同样的释然。

作为北大博士学位论文的修订成果，能够厕列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中心的系列成果，是李伯谦先生、孙庆伟主任对我的鼓励，李先生更亲自为小书题签。要特别感谢两位老师和中心的出版资助。近藤晴香、林永昌二位协助翻译日、英文提要，为小书增色良多。

小书最终进入出版流程后，恰逢沪上疫虐。华亭鹤唳之际，各位编辑封闭府中，生活有诸般困苦。但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吴长青先生、顾莉丹女士仍费心上下协调，尽可能地帮助我简化流程。张亚莉编辑非但没有因为小书内容枯燥、图多似田野发掘报告，工作量大而嫌弃鄙夷，反而耐心细致，从编辑角度纠错校勘，才保证了这本小书印成。个中辛苦，一定曾令编辑、校对们愤怒烦躁过，于此真诚向他们致歉、致谢。

下定决心修订出版小书，并非是我在文献阅读、思考与研究上臻于成熟，更不是小书已达完善，而是深感所处的环境与现实。基础研究即便到了新时代，要想有实质性突破，从材料的蒐讨与梳理，从逐个问题的蠡清起步，仍不为过。将讨论集中在陶器谱系这样土气、“不时髦”的基础问题可能更少观众青眼。如果满足于用概念、模式、“换个角度看”，甚至仅仅是类似“某某性”这样的词汇来包装旧说，却于核心问题周匝兜兜转转，不肯进门，恐非持久之道。整理基础材料分析基础问题，注意材料变化的过程与相互间结构的勾连，固然源于我自信不足，没有太多的学术“野心”，但或许这样的工作对太行山的既往，描摹反而更为有效。不同地点的材料丰沛程度、质量匹配程度，决定了研究阶段。超越研究阶段的大跃进，以某一遗址的检测分析数据而生发花巧的全称判断，结论往往也难长久，更罕有整体框架下的分寸感。具体问题具体讨论，不用包装，也未见得就低人一等，更不会没有意义（虽然于薇一定仍如工作坊调查时车上争论那样，会批评小书的问题意识不清晰，没有良好的问题预设而过多纠缠于材料，文字不够精巧）。纷乱的批评体系中，有没有足够的精神强度与时代、与学术研究相匹配，从根源上建立判断标准，是需要自我的成长与觉悟的。

资料不断增加，我也在长大。行路缓生，如老校长所说，“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如有一二星点能达之广袤，照亮一隅，已经足够。我资质有限，无论再如何增益，准备也永远达不到充分。在学术范式转换的时代洪流中，陶器谱系研究并非热点问题，小书出版，会有怎样的评价，无法预料。能力有限，但我态度诚恳，衷心希望读者能给予本书坦率的评价。

2017年行唐故郡车马坑发掘

小书断续修订，时逢大疫。诸行无常，悲欣交集，越发明白人之为人，困苦总是要多过欢愉的。但这些经历也必促人成长。去岁老师和王迅老师先后弃教。心绪丧乱，久难平复。由于我的拖沓，未能得到两位老师对小书的批评，尤其是没能请刘绪老师终审赐序，更是永远的遗憾，只能找出老师答辩前的导师评语代序。老师仙去，未来不会再有他的鞭策督责，但随侍有年，训诲无时敢忘。日后茕茕孑立，需要独自面对未知的材料和学界的评判；踽踽独行，更需要独立寻路，甚至为后辈凿空。这是传承，更是无可回避的责任。虽然驽钝惶恐，却也只能加倍努力勇敢面对。小书贡献不大，终也是心血凝结。即便只是一夕水露，只要供于繁花，又怎怕经不得时间。

壬寅春月疫中记于房山长阳

来源：中国考古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