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立新：大禹治水地望分析（黄河篇）

核心观点：

研究地形地貌和古气候，有助于了解治水的需求和难度；

研究考古发现，有助于理解和评估治水技术和经验累积；

文献首先表达的是撰写者的时空，而非其所描述的时空；

古史复原应从一手考古与自然史料着手，摆脱文献目的性及后世国家创造自己历史的意识形态；

大禹时代黄河下游周边社会所显示出来的社会规模和社会能力，或不足以治理黄河这种大河水患。

郭立新：

谢谢。我接着前面两次的内容，讲我与郭静云在治水地望方面的一些探索。

我们在前面两讲已经讨论了大禹治水事件的历史性，以及所处时代背景，包括自然气候背景和社会条件等。

如果同意大禹治水并非凭空而来的神话，而是有历史素地之事， 其年代大约在1953BC前后，且因当时小型政体林立而不可能是在全中国范围内治水，则进一步的问题是，该历史事件实际发生在哪里？

这是今天我们要讨论的主题：

三、大禹治水地望分析（黄河篇）

由于学界有关大禹治水地望的争论，同时也指涉着夏王国的地理范围及规模，因此争论尤炽，是整个夏史研究中最有魅力的部分。

文献中有关大禹治水范围和具体地点的说法层出不穷，随时代和地方而变化。 严格说起来，这些说法很难准确回答大禹究竟在何方治水。我们虽然主张认同大禹治水和夏王国存在的历史性，但在讨论其空间范围时，却并不认为应该以传世文献或现实中与禹夏有关的各种地名，以及种种所谓传说中的禹迹入手，不能首先就被这些资料牵着鼻子走。

这是因为，这些纪载和禹迹，存在着被后人不断诠释、附会和发明，因而严重变形的情况。我们举张，对大禹治水地望的考辨，首先应该直接透过一手的自然环境资料，以及从同样一手的考古资料所了解到的社会文化发展情况来着手。

自然环境，特别是地形地貌和古气候的研究，可以帮我们了解不同地区对于治水的需求和治水的难度，了解所在社会治水的必要性。而考古发现和研究，则可以让我们在理解和评估不同社会的治水技术水平，治水经验的累积，以及治水能力的成长情况时，有了真实、可靠、可信的基础。

这两条是我们下面切入讨论的基点。

从考古层面来看，一个社会治水的经验和技术水平，可以从是否发现沟渠、濠沟、水坝等水利设施或系统，以及这些设施的规模和复杂程度来评估。在此基础上，结合其生产与生活方式中对水的需求程度；再加上从历时的维度考察其水利设施出现时间早晚与治水历史的长短，则应大致可以了解该社会治水经验的累积情况。

至于治水能力成长的情况，则可以通过了解具体某个社会规模的大小，内部复杂化程度，以及社会结构和组织方式等方面的基本情况，评估该社会对于发起治水工程的组织动员能力。

如果有了前面两项基础，就还可以进一步了解：一个社会的治水需求，及其所面临的治水难度，是否与其治水能力相匹配。

人类经常面临治水的问题。但类似于大禹治水这类在历史上深刻留痕的大事件，只有在那些治水需求特别大，治水能力比较高，而且治水能力在经过人为的刻苦努力后（就像文献所记载的那样，大禹治水长达十多年，三过家门而不入），基本上可与治水需求相匹配的情况下，才会发生。

相应地，对于从那些自然地形来看，本就不太可能会有严重水患的地区，或水患虽严重但治水能力严重不足的社会，大体上可以排除是大禹治水实际发生之地。

迄今对于大禹治水的地望，学界相继提出过黄河上游说，黄河中游说，黄河下游说，黄淮地区说，长江中游说，长江下游说，长江上游说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我们只能讨论和评论黄河诸说，同时在评述时，会顺便连带讨论一些方法论、认识论的主题。

这张图，就是我们接下来需要讨论的黄河与长江，这两个主角，它们的平面图和剖面图。

我们要特别注意剖面图，注意河道的坡降。

上述诸说中，亦不乏有能从一手史料入手者，但仍难免陷入迷途而争讼不已。其原因在于，个中研究大多还是基于某些单一学科的事实，缺少跨学科跨领域的通考。

所以，表面上各有所据，同时却又在某种程度上遮蔽或看不到另外一些事实，造成各执各一词，各表一面。或是在作跨学科链接时，特别是当证据之间互有冲突时，没有形成方法上的自觉，如严格区分主证和辅证的效力等。

我们需要尽量克服单一学科、单一领域或单一视角的局限性，采用通考的方法，严格以一手史料为基础，同时试图打通近现代因学科分工而造成的各种学科知识壁垒和视角盲区。透过融通和整体性的研究，对前人研究逐一评述和考辨，理清其中的头绪和线索；来厘清大禹治水最有可能发生的空间范围。

所以，今天的讲题，我们一方面要分辨一些基础性事实，同时也要辨论一些认识论和方法上的问题（包括前面所讲的论证方法和进路）。

由于时间关系，今天我可能只能讲评黄河诸说。

大禹治水主要在黄河，这曾是两千年以来不被怀疑的认同，犹如黄河为中华文明之“母亲河” 的前意识（preconscious）和认识公理（an axiom）。

这种正统认识的来源大概由《史记．河渠书》所言：“禹抑洪水十三年，过家不入门。……然河菑衍溢，害中国也尤甚。唯是为务。故道河自积石历龙门，南到华阴，东下砥柱，及孟津、雒汭，至于大邳。于是禹以为河所从来者高，水湍悍，难以行平地，数为败，乃二渠以引其河。北载之高地，过降水，至于大陆，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勃海九川既疏，九泽既洒，诸夏艾安，功施于三代。”

在秦汉建构帝国大一统的一元史叙述中，给大禹安排了成立第一朝代的圣王角色。

在这种叙述中，“三代”被视为秦汉大一统的前身，所以夏商周中心区被理所当然地安排在秦汉中央区所在之地。

然而，近几十年考古发现和研究却已显明，夏商周只是先秦多国之中，被正统历史观念所选定的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几个国家，很难说他们的统治在当时遍及全中国这么大的范围。

这些国家的地望可能也并不完全相同，只有时代最晚的周王国才位于后世秦汉帝国的中央之区。

下面，我们一个个地讨论大禹治水在黄河上游、中游和下游诸学说。

（一）黄河上游说

虽然在学术界黄河上游说不甚流行，但也曾有人指认黄河上游的西戎故地为大禹故地 或夏族故地，后来又特别指甘青交界的积石峡是大禹“导河积石”，开始治水的地方。

这种声音在积石峡下游不远处的青海官亭盆地喇家齐家文化遗址发现有被洪水毁灭的证据之后，正变得高涨起来。

其中尤以吴庆龙先生最近在Science杂志发表的论文引起的反响最大。该文认为1920BC一场大地震引发黄河上游积石峡滑坡，形成一个巨大堰塞湖，溃坝后形成全新世最大洪水，冲毁黄河中下游堤岸，这就是大禹治水并建立夏的历史背景。

可以说这篇文章所提到的事实和相关推论，极难成立。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科学事实。

对于作为该文立论基础的所谓科学事实，与实际情况有重大出入。

我们看上面这张图。这就是吴文讨论的主角，黄河积石峡大拐弯处。注意大拐弯处鞍部的最低海拔约为1970米。

上图把滑坡区放大。白色箭头为滑源区,a,b,c等为堆积区。滑坡崩积体残留区的海拔高程为约为1950-2025米。

上图左侧为上游，右侧为下游。

但是，吴文以积石峡崩积体残存部分的最高海拔2055米为据，将堰塞湖面海拔定为2000-2025米，水深110-135米，从而得出库容量为11.3- 16 km3的结论。

作者没注意到以下两项事实：

其一，所在山脊鞍部最低处海拔只有1975米、2007米，由于该山脊也是堰塞湖坝体的组成部分，故堰塞湖面最高水位若超出山脊鞍部高度，湖水就会从此溢流而出。

其二，崩积体残存顶面呈斜坡状，从侧边最高海拔2055米处向江中延伸100米到边缘部位时，海拔下降了30余米；江对面滑源区底部亦为江右岸上缘，其高程海拔为1965米；崩积体与滑源区相距约600余米。

据此可推知，湖面最高水位大体在海拔1950-1975米之间，堰塞湖水深60-85米。

对此，经谢孟龙教授计算并告知我们，其时堰塞湖最大库容量约为5.8-8.5 km3；既使发生溃坝，其泄洪水容量约为5.1-7.8 km3，其规模与印度河1841年地震湖溃坝事件相当； 并非如该文所声称的其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洪水。

吴文对于溃坝大水所具有的破坏力既含糊其词，又肆意渲染和扩大。该文例举坝址下游25公里处，位于二级台地上的喇家遗址被突发的大水淹没并留下厚厚一层洪积物，这一事实只表明这种由于溃坝造成的特大尖瘦型洪峰具有巨大的瞬时破坏能力。

与降水形成的递增型洪峰不同，溃坝形成的洪水属沿途衰减型。自积石峡至内蒙古河口镇1600公里的黄河上游干流河道，沿途有诸多宽谷，更兼有非常宽阔而平缓的宁蒙平原，足以滞洪削峰。历史上黄河上游的洪峰，在流经宁蒙平原进入中游时，会变成基流。

让我们再看这一张黄河的剖面图。箭头位置是积石峡的位置，HP指宁蒙（河套）平原。从这里大体可知，从积石峡到河套平原这一段河道，坡降大，基本上属于山地河道，流速快；只有到宁蒙平原、河套平原，才进入一个相当平缓而漫流的阶段。

所以前面说，“历史上黄河上游的洪峰，在流经宁蒙平原进入中游时，会变成基流。”而宁蒙平原由于宽阔平坦，当时存在大片无人区或少人区，所以既使出现象吴文所说这样的溃坝大洪水，在宁蒙平原可能会出现一时的泛滥大湖，但不会在人类记忆中留下深刻的记忆。大水经过宁蒙平原，再进入中游河道时，已经变成相对平缓的基流，不会对中下游造成冲击。

所以，既使出现积石峡溃坝这种特大型洪水，除了造成宁蒙平原河水泛滥之外，并不足以对中、下游造成大的破坏。

此外，吴文声称巨大洪峰冲刷破坏自然堤岸，造成沿途支流入河口堵塞而需要人工大规模治理。这种情况实际上很难发生，因为自积石峡以下至青铜峡的600余公里河道多为狭谷急流，河道比降大，流速急，挟沙能力强，溃坝洪水造成河道大规模淤塞的可能性甚小；沿途汇入黄河的支流如大夏河、洮河、湟水、庄浪河等亦均为山地河流，其入河口既使临时被堵，其所造成的破坏区域亦很有限。

纵上所述，这次黄河积石峡溃坝事件假若成立，其影响所及，应仅限于黄河上游，且程度有限，更不用说会对二、三千里外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形成大的破坏。

考古发现也表明，这次地震湖溃坝事件，甚至对黄河上游也没有很大的影响。位于坝口下游95km处黄河南岸二级台地上属齐家文化的大何庄遗址与秦魏家墓地，在发掘时其地层并未见到与此次事件有关的洪积物。

兰州盆地黄河边的诸多马家窑、齐家文化遗址，也未见有洪积物地层的报道。沿途支流大夏河、洮河、湟水、庄浪河皆为马家窑、齐家文化发达之地，诸遗址地层中鲜见与洪水有关的证据。

此外，吴文将一次性的、历时甚短的溃坝事件与传世文献中所载大禹治水的故事作简单而直接的连结，完全没有任何依据，可能仅仅是出于作者的历史想像而已。

第一，文献所述治水的故事是一个长期过程，尧、舜、鲧、禹长期面对高水位事件而不停地修建和采取措施；但一次地震并不会造成几百年治水的需求。所以，假若把大禹治水的神话当作历史事实，这一偶然发生的灾害也毫不符合这一传说的内容。

其次，作者将偃师二里头视为大禹所居之处。假若如此，从空间而言，上文已经证明，溃坝灾害当时只能略微影响到黄河上游，怎么可能象该文所声称的那样，大禹跨越千山万岭，跑到千里之外的黄河上游山区去治理一场来去匆匆、跟自己并无关系而仅仅只影响小范围人群的所谓的大洪水呢？

其三，作者将二里头新时代的开始年代划定在1900BC，以配合其所做的溃坝年代推定，从而将此次偶然发生的自然灾害假想为中国历史的重要转折点，是引发其时所有考古文化发生重大转折的原因。

但这并不符合事实，首先，最新年代学研究表明，二里头一期也并非始于1900BC，而是1735BC；其次，山东龙山文化、河南王湾三期文化、陕西客省庄文化的结束时代，分别大约为1750BC、1850BC和1750BC，并非如作者所言为1900BC。

最近，另有研究者对积石峡堰塞湖的形成年代和消解方式提出不同见解。

张玉柱先生等指出，积石峡中狐跳峡巨型滑坡堰塞事件发生于全新世中期（距今8250±390年）。巨大的滑坡堆积体堵塞黄河形成了堰塞湖，它并没有发生突然地垮坝溃决形成异常大洪水，而是持续存在了2600多年。滑坡堰塞体受到溢流缓慢地切割，而使堰崖湖逐渐变浅消亡，最终在距今5650±210的时候消失，黄河逐渐贯通。

在积石峡堰塞坝体下游的调查，没有发现所谓“堰塞湖溃决大洪水”的沉积物。此说若正确，则所谓积石峡大洪水完全不存在，根本谈不上与大禹有任何关系。

所以，总体说来，所谓大禹在黄河上游治水之说，破绽四出，根本不能成立。

（二）黄河中游说

有关大禹故里的地望在黄河中游豫西晋南之说，迄今在学界响应者甚众。具体言之，可细分两种观点：

一是认为在以嵩山为中心的郑洛地区及豫西山地（包括今河南郑州以西至三门峡地区，以伊洛、颍川为中心）。

二是认为在山西汾河中下游（今山西运城、临汾等地）。

或笼统泛指前面两区； 或认为大禹先在晋南后迁至豫西。

其中豫西说又多引河南登封王城岗城的考古发现而径将其指认为禹都之阳城 或指二里头文化为夏文化； 晋南说则指晋南为“夏墟” 或径指山西襄汾陶寺为“尧都” 、“尧舜之都” 、“禹都阳城” 。

这张图，可大体表达前面所说各地点的位置及相关地形地貌。

1．对禹夏在豫西晋南说论证方法的疑问

禹夏在豫西晋南说在当前学界，特别是考古界的流行，肇始于徐旭生先生的研究。

他对夏墟的论证，首先源于对传世文献有关禹和夏之方位的考证。战国、秦汉至唐代有一些文献提到鲧、禹的活动范围与“阳城”、“夏”、“崇山”等有关，这些地名被东汉至唐代的注疏家们具体化。

徐先生承认传说时代的文献史料比历史时代文献史料的可靠性差，所以他首先着手建立了一套评估传说时代文献史料可靠性的方法，在此基础上，按照自己对文献史料可信度的判断，将所谓“夏墟”框定在豫西晋南（详参他的名著《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 然后在此范围内着手考古调查和发掘，将相关年代范围的遗址作为寻找夏、商史迹的线索，在此背景下找到了二里头遗址。

可以说，徐旭生先生寻找夏很执着。在1950年代，条件稍微具备时，他就离开北京，到他心目中最有可能找到夏的地方做实地调查。在他的努力和发现下，因为找到了二里头，奠定了当代中国考古学探索夏商文化的基础，就此而言，徐先生的贡献巨大，影响也很深远。

后来一些学者在这个基础上，不断发掘和研究，并且将这些发掘和研究成果，与历史文献记载进行比对和匹配，一直为二里头遗址到底是夏文化还是商文化争论了很久。

在这些持续了数十年的学术争论中，邹衡先生贡献巨大，影响深广。可以说，他将争论大大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大家若有兴趣，不妨看看孙庆伟先生的《追迹三代》这本书，里面的叙事主线就是这场学术争论）。

邹先生进一步条疏与夏有关的传世文献，并将其与当时已知的一些考古线索相对应，逐一评估传统上认为的夏在豫西、晋西南陕东、豫北晋东、豫东南四个区域的情况。在这个区域中，他得出结论认为，夏人活动区域以豫西最集中，这是夏人活动的大本营和夏王朝统治的中心地区（都城所在地）；晋西南陕东是夏王朝重要统治区，而其他两个地区皆不是夏人主要活动区。

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邹衡先生对豫西地区考古学文化序列进行系统整理与分析，仔细讨论和分析了二里头文化与“早商”（以郑邑为代表，后者被考古界先验地认定为早商都城）在物质层面呈现出来的差异性，进而将无论从时间上还是空间上看起来都正好与其认为的“夏”相吻合的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都认定为夏文化。

邹先生的观点既有历史文献的基础，又能够落实到考古学的观察和细致剖析上，所以，在一般的学术语境中，可谓有着二重证据的坚实基础，所以，近一、二十年来，邹先生的观点近来已逐渐被认同为考古学论述的主流范式。其后的研究者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其成果，用考古发掘资料扩充并希望做实“禹都”、“尧都”、“夏都”或“禹迹”、“尧迹”。

但是，若放在学术史的角度来看，这些研究还是有一些预设的、未经充分讨论和证明的默认前提。当然，或许更准确地说，可以把这些前提理解为某种范式性的边界或前提条件。

可以说，任何学说或学科都存在这种假说性的边界或前提条件。虽然普遍如此，但清楚地了解、认识并反思这类默认前提或边界条件，往往是推动科学研究往前发展的重要动力。所以，我们不是为了简单地反对而进行批判。既使有所批判，也并不能因此而抹掉前人的贡献。需要历史地看待不同时代学人的贡献。

让我们回到前面所说的这类研究的默认前提。比如，邹先生曾直言其方法：“根据文献记载，夏朝所处的年代，应在商朝以前；夏人活动的地域，主要是黄河流域。因此，要确定夏文化只有在黄河流域及其邻近地区商以前直到新石器时代诸文化中去寻找。”

也就是说，这种研究，首先其实还是从文献出发的，首先相信文献所载为真；在文献互相矛盾时，各家依照自己对不同文献可信度的看法，选择相信或论证其中部分内容具有真实性。客观地说，这在依文献重建古史的叙述体系中，是很常见的做法。

然后依据在这样的认识论下得出的看法，依照文献所表达的夏文化时空，找到相对应的考古学文化或所谓都城、都邑遗址，然后将文献所载王朝、王统序列，与迄今建立的考古学文化序列或先后都邑次序一一配对。

当然，这类研究虽然普遍存在，但彼此间的争论其实也是很激烈的。由于文献所载或语焉不详，或互有矛盾，研究者为什么选择相信文献所载这部分为真而认为另外非真，往往是一个自由心证的过程。正是因为这样的过程，学者们之间的讨论，有时很难客观，经常是谁也说服不了谁。

不过，争论的焦点大多只是聚焦于对文献及考古学文化的不同理解，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不同配对方式。比如：

是否应该将所谓的龙山晚期（特别是新砦文化）纳入到夏文化的范畴？

或者是否应该将所谓二里头文化晚期纳入到早商的范畴？

文献记载夏商之世累迁都，其所对应的到底是哪些考古遗址？

二里头、偃师和郑州三邑，到底哪个才是商汤所建毫都？

对于这些问题的不同观点与看法之间，都曾经爆发过激烈争论。

所谓文献表达的夏文化时空，在考古家看来，在黄河流域、商以前，这样做等于是从一开始就将黄河流域以外的其他地区排除在夏文化的探索之外。

这种做法可以形像地表达为，依据二手文献画出来的“图”特别是空间之图，去索一手考古遗存呈现的“骥”。

我们也不能绝对地说，这样做，是对或不对。

这样做能否达到历史求真的目标，须依赖三个前提条件：

一是“图”是否准确？我们看电影，经常会有藏宝图的元素，如果这个藏宝图是准确的，真还有可能找到宝贝。但若图本来就不对或存在重大缺陷，那照着找起来就难了，甚至会跑偏。

二是求索的过程是否逻辑严谨且方法正确？

三是对迄今揭诸于世的一手考古遗存的认识，是否基本符合曾经真实存在过的上古世界？

下面就此略作讨论。

首先，利用周秦汉唐传世之文献所绘先商历史空间之图未必准确。

为说明此问题，需要说明我们对于文献作为史料的意义、价值及其局限性的基本看法。

我们以为，文献虽然也蕴含了过去人的生活，但是其所表达的首先是撰写者的时空，而不是它们所描述的时空。

这一句话，是我们想要强调的重点之一。

打个比方：今人写了一本秦汉史的书，这本书首先所表达是，是今人对二千年前的秦汉历史的认识，代表了今天这个时代（语境），当然更重要的是作者这个说话人对于秦汉历史的认识，而不能毫无保留地将这本书所表达的内容，全部当成真实的秦汉史。如果用这本书来讨论今天这个时代的历史方法、历史认识、史料分析能力、作者的个人性因素，这本书无疑是直接的、一手的素材。但若用它来研究秦汉史，这本书只能是二手的参考史料。

所以，讨论文献的史料价值，首先要了解文献的撰写与形成过程。

中国传世文献不早于西周（虽然可能包含有更早的来源，如来自上古的口传与经典，还有神庙和巫师的祭法和唱词，仪礼法式与用辞等）。西周铭文上也很少能看到关于殷周以前的记录。

到了战国时代，相关的文献才多一些，包括出土的楚简以及传世的大部分《尚书》和《逸周书》的篇章、《左传》、《竹书纪年》等等。

但是，《尚书》和《左传》等均曾经在汉代经过经典化的修编，其文义掺杂了很多汉代的成份。只有到秦的《吕氏春秋》、特别是西汉的《史记》，才展现出较完整的古史记录。

总体说来，由于汉代编修古籍的活动，传世文献还是代表汉代较多，是以汉代史料为主，更多反映的是汉代人（或许也包含部分战国时代、秦时代之人）的历史记忆和历史建构。

汉代为追求稳定地统一天下，一定需要塑造统一的思想以及善恶标准，还需要统一人们对自我与国家的认识，因此也需要统一大家的历史观念与历史认识，需要从稀罕零碎的历史残片中，重新建构一脉相承的一元史。

这种一元史的建构始于秦。

为秦建构天下大一统意识形态的吕不韦，将建构统一的历史视为其统一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吕不韦所编的《吕氏春秋》，首次强调涵盖全天下的国家历史概念，并以阴阳五行概念为基础，建构大一统的天下历史，而且在《有始览・应回》篇专门叙述了这一新创造的历史概念。

司马迁的《史记》首次完成了从先秦众多零散的史料碎片中建构完整一元史的史学实践。

在司马迁的笔下，《本纪》是一元史的主轴，《世家》为与主轴有密切关联的旁系，《世家》中诸国君室一定与《本纪》中的帝王有血缘或君臣的关系。

因此，只能说《史记》所展示的系统化的上古历史框架只是西汉时代所要求建构的历史，代表了西汉这个时代作为帝国史官的司马迁对于上古史的认识，因而也只能将其作为研究西汉时代的一手史料；而在探讨先秦历史特别是先商历史时，无疑只能将其作为二手、三手的史料来源。

只是由于两汉是世界史中最成功的帝国之一，是大一统中国的源头，所以汉代所创造的历史，在两千余年来一直被流传，深刻影响着后世的历史认识。

传世文献中有关上古历史空间观念的形成，经历了从口传到文字，到文本的转变过程。

众所周知，口传故事对于空间的记忆具有概化、模糊和笼统的特点，具有相当大的弹性，讲者可较随意地将自己对于其所生活的世界的空间意像加诸其上。

定型为文本后，由于历史语言的变化、空间观念内涵和外延的变化，使历史空间记忆仍具有某种重塑的弹性。

事实上，传世文献中有关“禹迹”和夏之地望的讨论，存在愈早愈模糊，越晚越具体的情况。

禹迹地望的扩大化，据日本学者研究，在那个“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春秋战国时代，诸国统治的合法性一度成为重要的问题，列国曾经出现过由于禹被正统化而为各家统治者争相攀附的情况，由此造成一波禹迹地望的扩大化。此后，这类事不断发生。

不过，既使如此，很多地望，甚至到了唐代孔颖达注疏时才逐渐变得清晰、明确、具体而肯定。此乃因后世注疏考据家们在潜意中以其所生活时代的地理和空间观念去比附、解释或考证早期文献所致。

对此，郭静云指出，文献记载的“古史发生所在地、英雄之间的亲属关系都值得怀疑。因为后人依靠自己的经验，他们会理所当然地以为，早期历史舞台与后世所在的中央相同。这点有时候会没有任何政治意义，只是自然产生的误解，但经常带有明确的政治意义：证明自己国家政权源自远古的正统性。”

与上古有关的中文传世文献的关键形成时期是战国至汉唐，而这一时期政治中心一直位于以关中和洛阳为代表的中原地区，故当注疏家们将这种集体时空意识投射到先秦两汉传世文献时，自然而然也以中原为中心，以后期幅员广大的大中国范围作为想像中的历史舞台。

在这种历史话语的实践中，在中原及周邻的豫西晋南地区，甚至整个中国范围内都层累地造成众多所谓“禹迹”。

又因后人对于历史记忆的理解与诠释多带有自身主位和时代色彩，而使不同传世文献中有关禹迹和夏之地望的记载经常互相矛盾，引来种种争议。

综上，从所谓传世文献勾勒出的先商历史之“图”，与其说是历史实情，不如说只是周秦汉唐时代人们心目中的夏商地望。

当且只有当夏商国家中心与战国秦汉时代国家中心一致时，结果才不致于与历史真相差得太远。

可实际上，在中国历史上，以秦汉以来为例，国家中心就曾多次变动。

所以，夏商国家中心在哪里，是否与战国秦汉时代的国家中心一致，远未可知。

从考古材料来评估，各种力量兴衰所导致的历史空间的变动，其实是很大也很频繁的。

若强行将后期国家中心假定为既有前提和出发点，就不免产生刻“舟”(文献所载大禹夏商之地望)求“剑”（历史真相）的疑惑；盖因“舟”已动，而“剑”却早已不知在何方。

其次，在“索”和“求”的过程中，当前考古界所用的区系类型学以及在此基础上建构的考古学文化谱系，并不足以担当起独立评估文献之“图”准确性的任务。

历史复原必须以明确具体的时空框架作为前提和基础。

对于考古发掘出土的遗存而言，空间是确定的，最苦恼者莫过于断定时代。

当前考古界用于评判遗存时代的主要方法是类型学。

这种方法是在对考古遗存进行比较的基础上，依据其相似性进行客位分类，然后找出同类物品并对其历时演变进行观察和分析。

类型学断代的基本假定是：相似性代表同时性，相似性越高，同时期的可能性越高；差异性则被解释为由于历时演变——分期和地方性——地方类型造成的。

这一假定显然有将人造物演变的复杂性过度简单化的倾向，因而也存在失真、无效甚至错判的风险。

此外，类型学借助器物或遗存之间演化的形式逻辑来确定相对早晚关系，并不能说明绝对年代，各期遗存到底早多少，晚多少，均无法说清。对此，严文明先生很早就提醒过。

既使是相对早晚关系，也只有在层位关系明确的前提下才能加以锚定。为此，张忠培先生提出考古学需要两个轮子：类型学和层位学，二者缺一不可。

此外，器物类、型、式的判定均具有一定的主观性。

总之，对于考古家而言，虽然类型学是一个可以将零散考古材料进行整理和系统化的有效工具，但若用它作跨地区，特别是跨文化区的断代，此种情境下已难以参考层位关系来定相对早晚，纯粹依靠器物类型的断代，往往不能提供严谨的答案。

如前所述，历史文献所描述的远古文化图谱中包含诸多时空错乱的成份。

使用一手证据的考古人本来是有机会加以澄清的，但是，由于当前考古主要依赖的类型学断代方法本身有局限性，使其并不足以独立承担起建立科学而客观的考古年代学的任务，这使得当前考古学文化谱系的建构，并没有起到应有的拨乱反正的作用，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历史文献的牵扯。

第三，考古人索到的“骥”，即基于考古材料所形成的认识，深受考古发现史的影响，亦具有层累建构的特征。

考古遗存本身不会说话，需要发掘者、研究者观察到之后才会被记录而出现在考古发掘报告中；只有当以某种方式理解之后，才能变成历史认识。

看似由客观实物所表征的考古认识或话语的背后，同样深受说话人和说话情境的影响，受研究主体、方法、目标、时代和场景等诸多因素制约，并在学科发展过程中被层累地建构出来。

中国考古认识的演化有其自身独特的路径依赖和价值取向。考古学侧重于比较研究，倾向于将先有的发现当作标杆。

在这种研究进路中，先有的发现和认识就成为后人研究的出发点和研究基础，使得某种话语或范式一旦形成，便具有很强的惯性。

而考古学学术史检讨与反思性批判的匮乏，使得学科内部自我纠偏的功能变得很弱。这种情况使得考古学的认识史，首先是一部发现史；先有的发现和认识往往左右并引导后来的发现和认识。

另一方面，中国学界对考古学的定位，从一开始就被期待成为证经补史，证明中国古史之辉煌的工具。

是故，中国最早的大规模田野考古作业，就是从大家认定的作为传统中国政治中心的中原开始的。在很长时期内，将最多的发掘资源和关注目标聚焦在中原，这对中国考古学的定位和认识产生巨大影响。

孙隆基先生曾经打过一个比方。他说，目前被认作时代标杆的所谓仰韶文化和仰韶时代、龙山文化和龙山时代，以及二里头文化、二里岗文化和殷墟，无一不是根植于中原地区，就好比中原是传统中国的“中央时区”，其他地方的文化时代及属性，需要依靠中央时区作标杆来调校。

在实际的研究实践中，既使相隔遥远的文化，研究者也习惯性地拿来与中央时区的考古文化与序列相比较，以便从中确立自己的历史位置。这样做的后果是，迄今所建构的考古学认识，都好像在不同程度地呼应传世文献所表达的历史框架（这种文献表达的框架，其实还是一种以中原为中心的潜意识或集体意识的结果），丧失了独立复原并验证历史的大好机会。

综上，在依文献所绘之“图”失真，求索方法以及考古认识之“骥”皆有偏差的情况下，按图索骥的结果亦难说矣。

那要怎么办？

2.上古史复原应遵从的史料学原则

依据史料学的基本原则，绝对不能将二手、三手史料当成历史复原的主证和先导材料，而将一手的考古材料降为证经补史的辅助工具，这样做实在是颠倒了主次关系，一定要将此前颠倒的关系再颠倒过来。这句话并非创新，是老生常谈，是文献学、历史学的基础性认识。关键是真正要做到！！！

传说时代古史的复原，应该从一手的考古资料、自然史料着手，并认知到文献形成的过程及其背后的立场，进而摆脱其目的性以及后世国家创造自己历史的意识形态，破除文献所着意描绘的历史时空之“图”，如顾颉刚先生所期望的那样，清除后世文献层累造成的既有历史观念的障碍与遮蔽，才能单纯依靠事实材料，追求复原远古历史真相。

那么，在上古史复原之路上，有哪些是一手材料？

首先，考古材料是古人无意中留下来的，现今考古发现的遗迹和遗物，一般情况下不会带有古人刻意为后世留下来的假貌，因为古人在日常生活中，很少会考虑如何把自己的生活表现给后世，同时考古资料也没有经过后人的改用。

所以，考古发掘是直接接触到古人生活的途径，考古材料无疑应该成为我们复原上古历史的主证材料

同时，当前考古发现的广泛性与多样性，也使得我们直接利用这些一手证据复原上古史成为可能。

不过，需要提醒的是，此处所指考古材料只指各类一手的考古发现（遗迹、遗物及其背景信息，和从考古现场提取的各类科学标本及其检测信息等），并不包括考古学家对此发现的诠释。当考古发现以考古报告这一类文体呈现出来时，往往已经包含了发掘者的某种未必准确的理解和诠释，需要研究者仔细分辨。

现代科学的发展也使得建立具有独立客观基础、可反复验证的考古年代学成为可能。考古年代学除了类型学断代外，其实还有更为客观而科学的碳十四测年方法等手段。

虽然碳十四测年自身也存在一些问题，但随着测年技术的提高，其测年精度已足够使考古学家准确地判断考古遗存的年代。

顺便说一句，当前一些考古人对碳十四测年有很大的误会，经常将碳十四测年中出现的颠倒现象，归结为碳年不准，发出这样或那样的抱怨。

其实不是这样的，碳年表达的是样本机体生存或死亡的年代，这个年代是否代表考古事件的年代，是需要考古人依靠埋藏学、碳循环机制等因素加以评估的。

考古样本的层位会发生人为或自然的扰乱，碳样本也一样存在这种情况。需要多测才能通过概率排除偏离值。

了解如何选样，如何评估碳年与考古年代，是考古人的责任，怪不得碳十四科学。

凭借碳十四断代工具，考古学家就可以较为方便地在跨越地域文化的范围内，通过绝对年代搭建起各种比较对象之间的相对年代框架，从此科学前提出发，可以进一步研究不同考古学文化或历史主体之间关系的性质，了解其互动与传播的具体历史过程。

当然，由于考古材料碎片化和考古发现的随机性，对其解读时只能以历史侦探的方式进行。解读者也切忌固守自身生活经验，切忌将大一统的时空图景投射到传说时代。

在这方面，我认为，多读一读民族志，了解社会-文化人类学，是有很大帮助的。

民族志记录世界不同地区不同人群的生活样貌，社会-文化人类学旨在透过比较的视角讨论文化多样性，从中寻找一些基础性的社会或文化逻辑。我们了解的此类文化逻辑越多，就越能帮助我们用来复原上古历史。

比如说，就像上次所讨论的那样，在人类学眼中，攀附、借用之类行为在修族谱等实践中是常见的手法。一些历史学者若不了解这一点，就会把族谱当成是纯粹的历史文本或真实史料来源加以利用。若真的这样做了，很可能犯错，有风险！

复原者要遵从“同情之理解，理解之同情”的主位历史方法，保持与研究对象的同理心和移情能力； 注重逻辑性，保持对人类文化多样化的敏感和尊重。

此外，郭静云提出要坚守“白纸法”、“自行不取名”、“表里分合”、“单一史料不诠释”、“掌握母题”、“多种材料互补对照”、“历史演化”等历史复原原则。

这些原则都是清除自身遮蔽，整体地、历史地复原中很重要的一些方法论或认识论原则。由于在她的书或论文中都有反复讨论，这里我就不再重复了。

历史复原者还要重视自然史料。

凡是经过科学发掘出土的考古材料都具有明晰的自然空间属性。自然空间与环境无疑是形塑人类社会与文化的重要变量。

所以，自然环境史料以及通过科技考古手段提取的信息无疑也具有相当于一手史料的价值。当然，环境会因时而变，但迄今第四纪环境科学的进展已能对历史环境进行某种还原和重建，使历史自然环境成为历史侦探过程中的较为明确的定量。

我们再看文献。

顾喆刚先生说，历史是层累造成的；准确地说，文献才是层累造成的。

文献所反映的上古记忆经历了历史原型、口传与文本化的漫长过程，混杂了很多不同时代的概念与认识，只有对其形成过程了解得非常清楚，能够分辨出其中哪个史料碎片来自于何时何地何种情境时，才能作为直接证据用于历史复原。

我以前在群里说过，这种情况就好比考古发掘时，碰到了一个巨大的扰乱坑，坑里什么东西都有，既有新石器留下来的陶片，有夏商周留下的各种杂物，还有战国秦汉以来的各中碎片、剪切拼接的东西以及他们的浆糊和纸片。

从考古方法来看，由于扰乱坑缺少了清晰的、早晚明确的层位学指引，若要把这个扰乱坑里面的东西利用起来，需要有一个前提，即通过其他科学途径，建立起一个科学的、可信的断代序列。然后利用这个断代序列的知识，把扰乱坑里的杂物还原到相应的时代中去。只有在这时候，坑里原本没用的杂物、堆积物就能派上很大的用场了。

换句话说，文献价值的发挥，可能得要有一个前提，即只有当一手史料重建了历史的框架以前，它们才能起作用。

若没有考古这种工具，而只能从文献本身来分辨，这就是我们今天文献学所做的工作。他们努力想通过文献本身的文本分析、运用训诂与考证等各种方法，来考证或辨伪，努力还原文献的形成过程，如不同书的不同版本、成书过程、流传过程、修撰著述过程。

这是一件颇具挑战性的工作。其中以顾颉刚先生为代表的学者在此领域深耕多年，为今人分辨不同古书的史料价值提供了指南，功劳不小。

当然，文献有前面所说的局限性，但跟考古资料相比，它也有着巨大的价值和优势。

如前所述，记载传说时代故事的文献的形成年代，相对集中于战国秦汉，随着人们对这一时代的了解越来越深入，就越有可能认知并超越该时代文献形成背后的各种撰写者、编辑者的立场以及各种其他时代性因素，从中窥见到某些来自远古的历史碎片。

如果说从考古和自然史料复原出来的历史往往是框架性的，是历史的骨架；那么，透过诸多文献碎片还原出来的历史场景，则让我们看到多彩的、个性化的历史血肉之躯。

是的，正是通过文献，我们才能摸到历史的血肉之躯，让古史变得丰富，有细节，有趣味。考古所建立往往只是框架性的认识，考古当然也提供另一种真实和细节，但其中很难看到历史人物和丰富的情节。

所以，我们对于文献的态度，不应拘泥于文献所表达的人物关系、地名、人名等，不能过于关注某篇文献的系统性叙事（这种系统性可能来自于撰写者的立场或手法，类似于建房子用的水泥和浆料、框架结构，往往带有撰写者所处时代特征），而需要多看各种史料中的碎片和元素（具体的砖块），透过对诸多碎片、元素的结构性分析，来寻找背后的历史性要旨。

实际上，若先抛开历史文献而改由考古、自然等一手史料为主复原历史，再回过头来看历史文献，还可以促进古书辨伪，照射出隐藏在历史文献中的不同地层。

前面说过，文献犹如考古常见的包含了不同时期器物的扰乱层。

如果考古学家已经依据其他地层关系和类型学整理，建立了清晰准确的出土器物断代标准，考古学家就有能力将扰乱层所出土的器物进行整理，将其归位到相应的时代序列中。

相对应地，如果已经能够通过可靠的一手史料复原出古史的基本框架，在有了这样的参照体系之后，或许能够使研究者分辨出传世文献包含的不同史料碎片或潜藏的某种结构，出自何时何地何人，自然也就可以更清楚地看出文献形成的过程，了解文献中的哪些信息有来自上古的源头，哪些是流传过程中添加上去的，哪些因编撰者的意图和目标所加。

一旦文献中的地层被分清，无疑使其重新成为一座历史宝库，在古史基本框架中描画细节，丰满血肉，使复原的历史更加丰富、多维和立体。

3.回到一手证据：大禹能够在豫西晋南治水吗？

我们再看这张图。

特加注意前面提过的王城岗、陶寺，或所谓龙门伊阙的位置及周边地形

杨宝成先生曾对将王城岗定性为禹都阳城的看法提出过如下疑问：

在古文献记载中，有不少关于“禹都阳城”的记载，但在先秦文献中，未提到过禹都阳城地望，而凡讲到其地望所在的史籍，皆为后人所作，并且有不同的说法。

“阳城在嵩山下”为一说；

“阳城故名，当日唐城”，而唐城在山西浍水之阳为二说；

“夏后阳城，本在大梁之南”为三说；

“乃泽(州)之阳城”为四说。

此外还有禹都安邑，禹都平阳、晋阳之说。

简报所引文献大多为汉唐人所作，因距夏王朝年代久远，其中传说成分居多，真伪相杂，很难以其作为立论的依据。

简报中举出在登封告成东北城山岭发现战国时阳城，也不能说明夏代的阳城必定在这里。

《水经》卷廿二：“颖水出颖川阳城县西北少室山，“东南过其县南。”郦道元注：“颖水又东，五渡水注之，……其水东南径阳城西，……颖水径其故城南，昔舜禅禹避商均，伯益避启，并于此也。”郦道元这里讲的阳城是五渡水东的战国、汉代的阳城，而不是指西岸的王城岗城堡遗址。

而他将历史传说中的“舜禅禹，禹避商均，伯益避启”的地点全安在战国、汉代的阳城，显然是错误的，故不足为据。中国历史上不同历史时期名称相同的城很多，战国的阳城不等于夏代的阳城，就象战国的毫城不等于商代的毫城一样。

以上所引，为杨宝成先生原文。

若客观地看一手资料，考古年代学成果并不支持将王城岗视为禹都阳城，将陶寺定为尧都平阳的说法，已有学者指出此类说法的牵强性。

王城岗小城修建和使用年代约为公元前2170—2130年，大城为公元前2160-2100年，至迟在公元前2017年左右城已完全废弃。

而大禹所处时代，依五星聚天象记录，很大可能性为公元前1953年前后；张富祥先依竹书纪年将禹夏建立的年代定在公元前1968年，二者也比较接近。

所以，若单纯从年代来看，王城岗亦“不是禹时代所筑”，在大禹时代王城岗大小城均已废弃。

所以，董琦先生有言：“把文献记载的禹居阳城(或都阳城)与王城岗城堡联系起来，还存在着诸多未能解决的问题” 。

分析陶寺遗址碳十四数据可知，陶寺大约在公元前2100年进入中期，在公元前1940年前后进入晚期。

后面这个年代虽与大禹时代基本相合，但在该遗址中、晚期之际发生重大变故，“中期中型贵族墓5座均曾遭到彻底摧毁”，“晚期凸显暴力行为，伴随扒城墙、毁宫殿、捣王陵，政治报复行为特征显著”。

所以，陶寺的发展并不是连续的，韩建业先生认为陶寺晚期与早期为代替而非继承关系，卜工先生认为陶寺早晚期文化转变的原因在于北方因素的南下。

综合上述信息可知，陶寺中期是小型古国，但在公元前1940年左右遭到毁灭，宫殿、宗庙被破坏，祖陵被盗。灰沟中有很多被肢解的人骨，都是成年男性，也有被残害的女人，人骨、狗骨成堆。

因此晚期的大型墓是旧国被灭后的新统治者的墓葬，随葬品则是由南方掠夺而来。很可能是以石峁为代表的北方游战族群南下毁灭了陶寺，并以陶寺为其继续南下掠夺的据点。

公元前1940年正是禹夏建立而初兴之际，陶寺却在此时遭到毁灭，原有的文化被征服或摧毁，这种情况与文献中所表达的尧、舜、禹为同时代主流文明，和平禅让的背景有很大落差。

大禹治水是一项重大而艰巨的社会工程，所以，讨论大禹治水的历史背景，必须关注其所在社会的治水能力。

治水能力的构成要素，除了治水技术的发展和治水经验的累积外，特别重要的是社会动员能力，包括所在社会的组织化或一体化程度，以及整个社会的规模。

若从考古事实讨论，整个豫西晋南地区在大禹时代地方文化林立，并没有出现对同时代有主导作用的大文明，临汾盆地、运城垣曲盆地、三门峡地区、伊洛地区、关中等地都各有地方性文化。

所以，韩建业先生曾指出，“陶寺类型虽然社会高度发展且文化来源具有多样性，但形成以后并未对外大力扩张影响，显得有些停滞和封闭。”

刘莉教授曾通过区域聚落分析，论证当时的豫西晋南地区在龙山时代为多中心竞争型的简单酋邦，只有三级聚落等级，各中心平均控制面积仅为491平方公里；代表该地区最复杂也最大型的社会体系的陶寺，其最大统治面积也仅有3300平方公里。

在这种小邦林立、彼此间互相竞争的社会格局下，大禹时代并没有出现过强大的单一的统治中心，显然不存在作为大禹治水所需要的强大动员能力的社会基础。

若禹是在豫西或晋南建立王国，禹又如何能够在这种各个小区域文化分立的情况下，进行跨地域跨文化的联合，召集人们治理黄河或汾河、洛河、渭河这种大河流的水患呢？

退一步讲，既令该区域所有邦国在共同的大水患面前团结一致来治水，其社会规模仍不足以克服黄河及其主要支流这种大型水患的能力。

嵩山和颖川地区的龙山时代城址，除前面讨论的王城岗之外，还有新砦城、古城寨城，再远一些则有蒲城店、郝家台和平粮台三座城（图一，1-3）。

它们之间的直线距离是：王城岗-40公里-新砦-9公里-古城寨，这三座城皆位于嵩山南麓，东西走向；

此外，在王城岗东南35公里，同属颖河流域的禹州瓦店亦发现大型环濠，瓦店南部略偏东49公里处有平顶山蒲城店龙山时代城址，蒲城店东南57公里为漯河郝家台城，从后者再向东80余公里则是淮阳平粮台城。

这些城所覆盖的最大区域范围大约为12000平方公里。不过，王城岗、新砦、古城寨、瓦店均位于嵩山南麓与箕山、具茨山三山夹峙的狭小谷地和山前平原区内，而蒲城店、郝家台和平粮台却远离该区域，郝家台和平粮台已深入黄淮腹地，其文化面貌亦有差，似乎不应该将它们都视为同一个社会共同体。

若只包括学界经常讨论的嵩山诸城，则其覆盖面积不到4000平方公里。这样的社会共同体规模仍然不足以发起针对黄河及其主要支流的大规模流域性治水工程。

就自然地理而言，在夏的传说中，“九州”概念代表视野宽阔的生活背景，但渭、汾河谷平原并不宽阔。

大禹最大的贡献是治水，但黄河中游青铜早期天气干旱化，导致农业的规模缩小。

安田喜宪先生按照青铜早期气候湿润和干旱的区别，来说明南、北两种文明的形成，这两个地域的交错线就在黄河南游一带。居住在干燥地区的古人，似乎不太可能特别尊崇治水的英雄。

所以，从很多角度来看，禹夏的传说并不合乎渭河、汾河流域及附近遗址的状况。

从地形来看，豫西晋南地区黄河、汾河、伊洛河等皆穿行于高原、山地和狭谷之间，河道坡降大，发生常年大洪水的可能性小。

从微观地形分析，豫中地区龙山时代诸城均位于颖河、双洎河、溱水等淮河支流的上游，受洪水威胁的风险较小；已有学者指出，陶寺和王城岗两处遗址皆不大可能发生大水灾 。

不过，坚持大禹治水在黄河中游的学者，仍以黄河砥柱、龙门、伊阙堰塞而致上游洪水泛滥为由，指认大禹的主要功绩是开通砥柱、龙门或伊阙。

对此，地质学家丁文江先生有如下评论：

“江河都是天然水道，没有丝毫人工疏导的痕迹……就是要用现代的技术来疏导长江，都是不可能的。石器时代的禹如何有这种能力？……黄河的水患也只能在下游，垣曲县以上尤不能有洪水。龙门砥柱我都亲自到过，并且略有研究。龙门是黄河出峡的口子，河面在峡中，宽不过几十丈，两岸的峭壁却有一千尺多高，同长江的三峡情况一样。一出龙门，峡谷变为广川，河面有二里以上。这也全是有天然的理由的，与禹毫不相干；况且龙门是天然的峡口，用不着人凿的，也非人工所能为力的。

砥柱又叫做三门，是因为有两块火成岩侵入煤系的岩石之中；煤系软而火成岩硬，所以受侵蚀的迟速不一样。煤系被水冲开一丈，被风蚀低一丈，火成岩却不过受了十分之一的影响，成功了所谓三门。与禹何涉？”

综上，所谓大禹治水在黄河中游豫西晋南之说，与一手证据所显示的事实有明显落差，难以成论。

大禹治水的真正地望，需要到其他区域去找寻。

所以，检视当代历史学和考古学对大禹在豫西晋南治水，禹夏地望在黄河中游之说的论证逻辑，是依据二手文献画出来的“图”去索一手考古证据呈现的“骥”。

由于依文献所绘之“图”失真，求索方法以及考古认识之“骥”皆有偏差，按图索骥的结果不能成立。此举实际上是用二手史料去牵引和诠释一手证据，颠倒了主证和辅证的关系，违背了史料学的基本原则。

若仅依一手证据考察豫西晋南相关考古学文化的年代、文化图谱、社会结构与规模，以及自然环境等，皆与大禹治水传说背景相去甚远，可知大禹治水故事发生之地，绝不会在此地，而应到其他地区找寻。

那么，又会在哪里呢？

是黄河下游么？

（三）黄河下游说

至于黄河下游，因属于平地河道，且泥沙多，而以“善淤、善决、善徙”闻名。黄河下游干流的泛滥和改道，绝对是形塑全新世华北平原地理景观的支配性变量。

所以，文献中经常提及的黄河洪水，实际上大部分发生于黄河下游。

而且，我们一定要牢记，黄河下游泥沙多，而以“善淤、善决、善徙”闻名。黄河泥沙的来源，是因为在流经中游黄土高原时带来的。

比如，徐旭生先生云：“洪水的发生区域主要的在兖州，次要的在豫州、徐州境内。余州无洪水。”“大禹在黄河下游，顺它自然的形势，疏道为十数道的支流，后世就叫作九河” 。

沈长云先生亦认同此说，且从地理形势作了一番剖析：

“我们认为古代洪水只是发生在河、济之间，即《禹贡》十三州的兖州及其附近地区。因为兖州以西，自今河南中部起，就入于豫西山地；西北，过太行山脉，便入于晋东南山地。这些地方都属黄土高原，既不会有河水泛滥，也因其雨量的稀少，不致造成大的洪涝灾害。即令夏季山洪暴发，也不过使山谷局部地区受到威胁，与大片土地上持续的洪涝灾害不是一事。兖州以东，入于山东丘陵，也不会有洪水灾害。至于兖州东北的黄河下游，自大陆泽以下，河分九派，一片泽国，已是无人居住的地区，更谈不上什么灾害问题。只有这兖州地区，处在东西两个高地之间，地势低洼，降雨量又较西部黄土高原丰富，最易受到水潦的袭击。加上这里大小河流纵横，首先有河、济二水成夹角围绕着流经兖州地区，河、济之间又有一条淮水(即《诗经》所谓“桑间淮上”之淮)，此外还有潍、沮一类小的河流，一旦发起洪水来，百川之水便先自溢出。故而古代河患的记录几乎全是在这一地区。总之，论古代洪水发生的地域，唯有此处最是可能。”

持这类观点的学者还有不少。

总体来说，我认为，沈先生的地理分析是事实。

黄河下游河道东流时受阻于山东丘陵，或南流入黄淮平原，夺淮入黄海；或北流漫过冀鲁之间的低平洼地，汇入渤海。南部淤高后改流北道，北部淤高后改流南道；有时南北道同时并存；如此不断改道和泛滥，反复进行。兖州之地正好包括了黄河北流与南流之地之大部，若大禹治水确实发生在黄河下游，则诚如沈长云先生所云，最有可能发生在兖州。

但是，历史上黄河下游水灾的治理方式主要靠堵而不是靠疏，即通过筑堤来防护。之所以这样，跟黄河下游泥沙多，“善淤、善决、善徙”的特点决定的。

徐旭生、沈长云两位先生可能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特点，只是单纯依据文献记载而坚持认为禹治水以疏为主，鲧以堵塞的方式治水是失败的，这就与其所坚持的禹在兖地治水之说之间存有内在矛盾。

没办法疏，因为泥沙太多，很快就会把好不容易疏通的河道又塞满了。

所以，要驯服黄河，唯一的办法是“堵”，即在两边修很高的河堤，且不断加高河堤，束水归槽，让它只沿着相对固定的河道走，而不是满地乱流。

作为黄河水利专家的周述椿先生看出了黄河下游治水靠“堵”，与文献记载大禹治水靠“疏”之间的矛盾。

但他依然坚持禹在黄河下游治水之说，为弥补裂痕，一方面引用文献说明禹治水时也曾用堵的办法，同时论证在4500BC左右，很可能由于一场地震使黄河由南流改道北流，禹的贡献在于堙塞南流故道，并修筑一道起自广武山，经荥泽到浚县，再至内黄长达150公里的黄河大堤——鲧堤。

从当时各地城墙的修筑来看，大禹时代人们确实已经掌握了筑堤技术，但从此时社会规模与人地关系来看，当时显然既无能力亦无必要修筑这样的大型堤防，原因如下：

首先，黄河下游在被人工修筑的堤防约束之前，是一条自由泛滥的大河。黄泛区少有人类定居，改道与泛滥皆与人类社会无关，时人既无必要也无能力修筑大型堤防工程；这与秦汉以后原本的黄泛区人口密集的情形是截然不同的。

由于黄河河床淤积得非常快，在自然状态下，河水也经常外溢决堤（自然堤）而改道，使河床经常大范围摆动，非常不固定。

比如，王青先生曾用考古资料论证，距今4600年黄河从北流改为南流，600年后即距今4000年时复又改为北流，其结论与周述椿先生的结论正好相反。

我们以为此类歧见，正好反映在自然情况下，古代黄河任性改道的情况远比我们所想象得更频繁。

对此，谭其骧先生早有考证：“黄河下游在战国筑堤以前，决溢改道是屡见不鲜的事”。

河北省沧州市青县附近的古河道分布图

（吴忱等，1982）

这是前几天我转发的一篇文章中的图，说的地河北平原的古河道，其实到处都是古河道，这是黄河水河流动力特点决定的。

早期人类是无法在这种水土不定的黄泛区长期定居和生活的，虽然不排除某个具体时间在实际泛滥区之外间歇性地有居民生活，甚至建立定居村落，但从长时段来看，由于黄河泛滥的威胁始终存在，所以该区域的聚落难以长期稳定存在。

就是偶尔建立了聚落和社会，也容易遭灭顶之灾而无法留下任何文化记忆。

所以，细查河南、河北、山东地区距今4000年前后考古遗址的分布，即可知当时黄泛区的范围，是一片非常广大的无人区。

河南文物地图-龙山时代遗址分布图，黄泛区遗址稀少。

这是山东地区龙山文化遗址分布图，在图中红线以西北和西南，有一大片无遗址区，这就是黄泛区。

在黄河北流区域，河南境内的原阳、延津、封丘、滑县、浚县、内黄，再向东北延伸，到河北境内，大体沿今京广线以东，以衡水和沧州为中心，南及山东聊城市和德州市大部，在此广大区域内，鲜见同时期的考古遗址分布，或只在其中地势稍高的区域（这些稍高的台丘也是由更早的黄河泛滥加积而形成的）间歇性地存在一些遗址 。

在黄河南流区域，今河南境内的中牟、开封、兰考、民权、宁陵，山东境内济宁与荷泽之间，曹县和单县南部，安徽境内毫州、涡阳、利辛、颖上、淮北、灵壁、泗县以及江苏境内丰县、沛县、徐州、邳州、睢宁、宿迁等地大片地区基本上无考古遗址分布。前文提及的鲧堤即分布在北流黄泛区内，徐、沈言兖州低洼之地多洪水，所言乃指黄泛区。

这是山东地区龙山文化遗址分布图，在图中红线以西北和西南，有一大片无遗址区，这是黄泛区。

灾害是相对于人而言，是指其对人类社会造成的危害与损失。我们赞同沈长云先生观点，“洪水必是发生在当时居民比较稠密，因而给人们带来较大威胁的地方”。

但是沈先生指认兖州为居民稠密之区，此乃后世的情况。黄泛区对于大禹时代之人而言，尚是无法生存的禁地。

谭其骧先生有言云，“正是由于战国筑堤以前的河北平原是一片榛莽，荒无聚落，黄河在这里改道对人类生活发生不了多大影响，不足以引起人们的重视，至少并不被认为是严重灾难，所以尽管多次改道，却基本上一次都没有被史家记载下来。”

其言甚是。无人居住的黄泛区内，纵使洪水泛滥横流，又于人类何干？又何来灾害和治理之说？当然更无费力筑堤之必要。

该地区考古遗址多分布在前述黄泛区的边缘，离黄泛区尚有一定距离之处。

龙山时代这些聚落开始结群，出现一些城址，如北流黄泛区西北部的辉县孟庄城（下图，14）、博爱西金城（下图，13），北流黄泛区东南部的山东阳谷梁山地区3座城（景阳岗城、皇姑冢城、王家庄城）、荏平东阿地区5座城（教场铺城、前赵城、乐平城、大尉城、王集城）等（下图，18-25）。

这些城代表了当时社会所能修建的最大规模的工程，其中较大的西金城周长2000米、城墙宽10-25米、面积30.8万平方米；孟庄城周长约1200米、城墙宽15米，面积约12万平方米。

根据刘莉教授研究，当时华北平原为多中心竞争的酋邦社会，每个酋邦大约方圆40余公里，面积1500平方公里，数千至数万人口，由若干中心与一般村落组成；酋邦之间彼此独立且相互竞争。

象黄河河堤这种需要高大坚固且只有达到绵延一百至几百公里的规模时，才能有效约束黄河泛滥的大型堤防工程，修建时工程量巨大，组织协调非常复杂。

恐怕只有到了大国乃至帝国时代才有可能完成。其所需要的跨地域、跨社会的协作和动员能力，显然超出了大禹时代社会规模与组织所拥有的能力范围。

所以，王晖先生指出，上古时期人们在大小江河上并不建筑堤坊。

是故，辉县孟庄城在龙山晚期被洪水摧毁，但城与遗址一度一同被毁，这只能说明当时该地社群在天灾面前无能为力，这并不符合大禹治水后家园得到恢复的情况。

其次，人之所以要修堤约束黄河，是为了开拓黄泛区广阔的土地，是人向河争地而采取的对策。西周时期，黄河长期北流泛滥，南流泛区得以开拓而出现诸多城邑和国家如宋、葛、戴、贯、曹等。

一般认为黄河下游全面筑堤始于战国中期（谭其骧先生考证，黄河修堤始于战国中叶，即公元前四世纪四十年代左右，即约公元前340年。参见谭其骧：《西汉以前的黄河下游河道》，《长水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页56-86；邹逸麟，《黄河下游河道变迁及其影响概述》，《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0年S1期，页13），所以这时在北流泛区内才开始出现城邑。

之所以在这个时代才修筑河堤，是因为此时经过以大并小的吞并斗争，单一国家规模越来越大，黄河下游沿岸地区悉被并入魏、赵、齐的版图，这些大型国家开始有能力修筑大型堤防来约束河水，开发黄泛区；但是，这毕竟是个巨大的工程，并非一蹴而可就，是故北流泛区的开拓，直至两汉帝国时代才得以部分完成。

司马迁记载在他生活的时代，汉武帝安排数万人治理此地黄河水，开拓农地而作渠田。“数岁，河移徙，渠不利，则田者不能偿种。久之，河东渠田废。”（《史记．河渠书》）如果以大型帝国的技术和组织力量，尚且只能临时几年用此地，之后水患毁灭村落及农田，难道尧舜和夏王国的技术与组织体系强于汉？如果他们有这种超越性的能力，则进一步要问，成功克服黄河泛滥区的国家的考古遗存在哪里？

甚至在大型帝国时代，黄河仍是国家的心头大患，需要持续不断地花费很大的精力来驯服它。这是因为黄河被人为束水归槽后，新的挑战随之而来。

黄河泥沙多而善淤，束水归槽后狭窄的河床会被迅速加积抬高，每当新的河道固定不久后，很快便成为地上悬河，“黄河两岸几乎全靠大堤作为屏障，河道滩面一般高出两岸地面2-5米，有的甚至达到10米”。“这种高悬在大平原之上的河道，河床很不稳定，主流经常摆动，突然遭遇大洪水，很容易决口。决口之后，居高临下，难以堵复，有时就酿成改道。”但这时不论南流和北流泛区都已开发成人口密集的聚居区，社会已承受不起黄河决口、改道和泛滥所造成的损失。

据不完整统计，从周定王五年(602 BC)，到1949年的2500多年中，黄河有记载的决滥次数达1593次, 其中秦汉时期平均约26年决溢一次, 三国至五代平均10年决溢一次, 北宋时迅速增长为每年决溢一次，元、明、清三代迅速增长到4~ 7个月决溢一次，民国时期增长为平均3个月决溢一次；2500多年经历了7次大改道和迁徙。洪水波及范围北达天津, 南抵江淮,包括冀鲁豫皖苏五省的黄淮海平原, 纵横25万平方公里, 造成了巨大的灾难。

黄河水患频仍的痛苦记忆也因此烙进中国历史之中。所以，黄河之灾，其实是人与河争地带来的副产品，虽属天灾，更是人祸。

上面有关黄泛区的这几张图片，来自：

李江海、王盟楠：宋代黄河，是如何泛滥的？

这种情况与大禹治水时的情形已相差甚远。我们注意到，将大禹治水故事与黄河作连结，始见于战国两汉经典作者的笔下，而黄河被束水归槽以及黄泛区被开发也始于战国，两汉继续努力。

传世典籍的后世解读者们潜意识地接受以黄河中下游为帝国腹心的思维框架，亦同时不断直面黄河灾害的现实，遂对禹在黄河之说不复作疑。再加上东周时代黄河诸国对禹的攀附，后世也在黄河地带不断考证和发明各种禹迹或禹事，为此说添砖加瓦，就像霍布斯鲍姆所论述的传统的发明一样。

所以，黄河下游河道的自然地理情况以及人类社会对于黄泛区开发利用的历史过程都表明，黄河下游不可能是大禹治水故事真正发生的地方。只是因后世河患灾害的历史记忆，激发该地人们对于历史上最大的治水英雄大禹的崇拜，而使其成为被后人附会之处。

总之，黄河下游的河道特征，决定了这是一条极难治理和驯服的河流，需要组织特大型堤防工程，这不是禹时代的社群或国家所能够胜任的，只有到了战国中期至秦汉时代，才出现这类堤防工程。所以，从治水需求、难度与实际治水能力相匹配的角度，基本上可以否定，大禹治水是在黄河下游区域。

今天时间不短了，我就暂且讲到这里，感谢【挥斥八极】学术讲座群的盛情邀请，感谢各位学友的热忱参与！多谢大家，欢迎批评指正！

洪范九畴：

大禹治水的地望和细节，一直是很热门讨论话题，郭老师对黄河流域的可能治水环境，进行的细节剖析和方法论梳理，这对我们在大禹治水的地域对应的理解和判断，起到了有力的促进作用，感谢郭老师的研究黄河讲座，下面进入讨论环节！

就我自己观点来说，倾向于治水的地望在河北，从这张黄河在汉代以后的河北地图看，河道是变化无常，很不稳定的，河道区域的西北部就是积水难下，水面辽阔的大陆泽。

张洪涛：

你说得对，九河下梢，河北山东一带，还有很多河流，保持着古老的名字，比如徒骇河，就和治水有关

郭立新：

我们的目标，不是先讲观点（白纸法），而是单纯地从分辨一手事实着手。这种事儿，如果都是观念先行，带着倾向性，就很难进一步讨论，会变成一种观点捍卫战，口水战。

洪范九畴：

明白，你们的研究我一直都在关注，我也是从这段时间的河道变动看回去的，觉得这可以反映河北地区的河道变动情况，如果经常变动，或许可能引发相关的大规模防堵行为，而只有泛滥地区很大，才能把更多部族吸入进来，泰山西麓的大野泽方向我一直是不太接受的，上中游更不相信，龙门纯属后世附会出来的，那里用不着治水。

葛建春：

会不会是济水？济水并不大，为啥进四渎？一定有深沉的历史记忆

洪范九畴：

不会，济水进四渎，那是因为入海，古中国认为直接入海才是大河，济水太短，就给她接驳了一堆暗河

邱贞玮：

之前看到过认为鲧禹治水只在洛阳盆地的文章，倒是符合地域范围小、地理条件适合的标准，回头找找看

洪范九畴：

洛阳盆地犯不着那么激动，巨野泽的积水很稳定，也就不用治水了，可以避着湖泊讨生活，治水环境要能给人以可努力的希望感，治水是可以进行技术讨论的，把各地区的环境分析一下，是可以进行可能性比对的

郭立新：

有这种讨论和论文。说的是伊阙，这肯定是自然形成的。

黄河在修堤以束水归槽前，河道不太固定的，因为泥沙多，会很快淤塞或加积原来的河道。水往低处流，自然就会往周边低的地方拐过去，这样形成漫流和泛区。

由于加积与淤塞反复进行，在泛区还会形成一些岗地，所以泛区的地面并不是平坦的。关于黄河这种状况的生动描述，可以看邹逸麟先生的《黄河下游河道变迁及其影响概述》等论文，他说得很准确很精彩。

洪范九畴：

这个图里的那些改道，都在浚县到濮阳附近

郭立新：

这些图中的河道，反映的都是在战国中期筑河堤以后的情况。这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不能用这之后的状况去看此前的状况。

张洪涛：

华北平原这么平是啥时候的事儿？

郭立新：

现有华北平原地貌基本上黄河在全新世冲积形成的，全新世，也就一万年的事儿。河北平原在几千年前，很多地方还在海里。

洪范九畴：

是啊，但筑堤本身也说明给人以可努力的希望啊，浚稽山那边应该很早就成陆了。

郭立新：

这张图有很多沙堤、贝壳堤，表明当时这些地方曾经是海岸线，不同时期的海岸线。从上图可以看出，在今青县以东，在全新世早中期基本上还在海里。

河北地区的新石器文化遗址，主要分布于今天京九线一带以西，太行山麓地带。往东部的平原地区，只是偶尔有几个遗址，因为这个区域当时还是黄泛区，或者还没有成陆，今天东营这个出海口，是清末才出现的，到今天一百多年时间，就冲积形成这么大一块陆地，从北宋到1855年，黄河一直南流，夺淮入海700年。自1855年改道北流，从东营入海。

既使在建河堤束水归槽以后，黄河下游河道也极不稳定，决溢改道是常用的事。不过，这种情况基本上属于战国中期以后的事情。不能将修河堤之前与之后的情况相比附，这是两种相当不同的情况，如果过于纠缠于文献所载九河、山经河、禹河是哪条河，很容易迷路的，因为黄河下游的古河道实在太多。

战国中期以前也是想修堤啊，但这个工程量实在太大了，不是一般国家能够组织和承受的。所以，不能用后世这般大型国家的动员能力，去想像四千年前的大禹时代的。

葛建春：

漳水淇水卫水（白沟）都汇合到海河的。

洪范九畴：

我们现在所能做的，其实是分析不同地区的可能性模型。

郭立新：

不单纯是模型，这里面最重要的对历时性事实的分辨，还有基本的社会文化逻辑。如果不讲事实而只谈模型，实际上会架空历史研究。

洪范九畴：

我说模型就是把涉及各地的这类要素都包含进去，因研究进展而导致的要素变化，会对解释模型构成相关修关。

修木：

像大禹这样古代的传说，不难想像其中有夸大的成分，很难指认其具体的时间、地点。但是有这种传说的出现，总是有一定的历史、社会背景。比如说两河地区，它其实有矛盾的两个方面。一方面两河下游经常洪水泛滥，多沼泽，多泥沙；另一方面，正因为有水，有泥沙，形成的冲击平原土地肥沃，灌溉相对容易，因而农业的产量比山坡上种地要出许多。

因此会形成有组织的耕种，有组织的修建水渠，规模在万人以上。正因为当地有洪水，有冲击平原，这才会产生到那里去进行农业种植的动力。

而为了应付自然的变化，这才要形成相应的政治组织（城邦），相应的技术进步（不仅是挖沟、筑墙、修渠，还有计数、文字记录、天文观察等等）。有国家、文字的出现，这才真正有文明的出现。

两河出土的文字多，相应的过程比较清楚。那黄河呢？

黄河是不是也是因为经常泛滥（至少比长江更不稳定），这才会出现早期的国家，才有治水的迫切需求，才有文字、文明的出现？

大禹不一定是真的，但是反映的却是治水的需求、大规模组织的需求。遵循两河的模式，这样理解黄河地区对不对？

以现代考古的结果来说，是什么时候开始在黄河中、下游出现有组织的农业？

有多大的规模？

延续多长的时间，开始有城墙（也就是国家、军事的需要）？

什么时候开始有超越孤立村庄、城邦的需要？

@郭立新-考古人类学 请教郭老师，这些问题上，现代考古能不能给出线索？

郭立新：

这是极好的思路。不过，黄河与两河不同的是，黄河地带种当时种的是粟黍等旱地作物，对灌溉的内在需求弱；两河种麦子是需要灌溉的。

我所强调的重点是，在黄河下游，在大禹那种时代，当时黄河下游周边的社会所显示出来的治水能力，是不足以治理黄河这种大河水患的。

黄河下游的旱作农业有一个从起步到作为主食的漫长过程，大约在距今5000年左右成为主食。大约在公元前2300年左右开始在黄泛区周边出现一些小型城址。一般是成组出现，反映的是一种竞争性地方政体。

以这张图为例，在山东周围，大约出现了三至四组城邦国家网络构成的一个地方性社会。其中每一个这样的地方性社会，又包括至少两个，至多五、六个相互竞争与合作的政体。

李炜毅：

按静云老师的观点，神话传说是先民对自然的神祕思考，现象和说明不一定是矛盾的，传说而后录为史，史带着浓厚的先民记忆加史官的意识。神话尚有可取，史记更有可取。唯物还是唯史都是走向极端。唯物本身的史，才是正道。我听了立新老师的课，敬佩之至。

现在受了老师的观点后，倒反而会倒推所有其他的讨论。比如今天的课，我就边听边否定会不会由一种先入为主陷入另一种先入为主。

我倒是一直觉得治学不以观点（定论）为重，方法论，认识论，工具论这些哲学引导才关键。唯物出发，才能走向确定。

大汶口——龙山文化确实也是一个很有潜力构建先民大族的存在。

修木：

也许，正是因为各地各自为政，无法治理下游周边，才有人在故事里想像出这么个大禹来的？不过，如果灌溉不是主要诉求，那是因为防洪，还是防外族入侵？（北方游牧进攻黄河周边的农业定居区域？）我这里当然是乱想一气。不过或许中国的考古界可以得出另一个有组织农业文明出现的模式，黄河模式。

读西方历史的时候，不同模式的对比是一件挺有趣的事。比如说古埃及，虽然在大河边，却不受洪水之苦。每年夏季大水下来，浸没尼罗河两边。秋天退水之后，泡过的土地正好耕种，只要修一些工程，留一些灌溉用水就好。

所以，埃及根本就没有洪水的传说。而且埃及大规模的国家组织出现，在很短时间内就完成了，前后几百年吧。

到了希腊又是另一种模式。那里根本就修不了水利工程。在河边修水利是挖泥、挖沙。但是在希腊，那可是要搬石头。在进入现代，可以用炸药碎石之前，根本就不可能在当地修什么水利。所以那是城邦的世界，政治分裂的世界。最后要等到亚历山大、罗马来收拾他们。

郭立新：

修木老师的第一个问题涉及到，要如何看待大禹治水传说？这种传说的形成、留传、记忆与记载机制，这个问题我们会留等最后来讲。

另外，今天只评黄河，还没讲到长江。长江的资料会显示完全不同的情况。

埃及周边都是沙漠，合适生存的地方相对封闭。文明化一旦启动，很快就加速内卷而达到国家化阶段，所以速度快。两河慢一点，地形也开放一点；中国更加开放一些，更慢一些。但他们的起步时代都差不多。

中国最早的文明化，也同样是以城邦的方式，在考古上显示为很多城址。不过，这些往往不是完全独立的实体，而会由很多城邦联盟合成为一个国家。城邦既相对独立，彼此间又结盟合成为一体。

修木：

这一点也见人提起过，埃及相对封闭，很长一段时间都不需要担心外来侵略。于是他们的主要精力放在修金字塔之上，而不是四处征战。还有就是他们也有丰收年与歉收年，丰收是要储备一定的粮食，留到歉收年发放。那时的政府，已经担当起一定社会福利的职能。这是另一个一统的动力。

金字塔说来其实是一个宗教建筑，至少是有宗教功用的。法老本身也有神的地位。两河留下的古建筑，也有宗教用的天台，虽然高度不能与金字塔相比。两河城邦最初也是由祭司来担任首领。"王"反倒地位没那么高，相当一个民兵队长。要到城邦之间征战打热乎之后，才渐渐取得主导地位。

请问在黄河周边出土的文物，多少与宗教有关？好像没听说过大型的宗教建筑物？黄河文明直接就让大禹这样的“专家”当首领了？他既不是祭司，也不是军事首领，而是主持修民事工程的。这点有些特别，跟别的地方相比。

郭立新：

其实在中国最早的原生文明中，也存在过一个神权阶段，不过，这个社会不在黄河流域，而在长江中游，具体来说，是距今5500-5000年的屈家岭文化。屈家岭时代的城，往往城中有公共祭坛，祭坛上放巨型陶祖。黄河文明基本上属于次生的，时代也晚。

在大禹之前，中国的原生文明早已经经历了二千年的发展，已经走了很长的路。到大禹之际，神权已经开始衰落，王权已经在兴起了。这里面涉及到非常多的话题，如稻作、专业化生产、冶铜的起源、交换贸易网络、神庙政治、联盟制度、山地与平原的关系、区域互动、精神文化与信仰等。

在中国原生文明的兴起过程中，很少看到战争的痕迹，兵器很少。

大禹根本就不在黄河。但二千多年来，大家一定要在黄河边找他。

中国最早的原生文明也不在黄河，黄河文明是次生的，时代晚。但是二千多年来，大家也一定预先认定黄河是中华文明的摇篮。

结果，我们能在黄河边找出来的、考古挖到的中国最早的文明，就时代很晚了。现在能被世界公认的，只有到商而已。这不是委屈自己了吗？

所以，很多书说起世界四大文明，虽然把中国列入其中，但都要谦虚地表达，唉，我们晚点，不过，好在我们连续！其实，中国一点也不比埃及和两河晚，比印度还要早不少

修木：

那我们最早的原生文明在什么地方？按照现代考古的证据。

郭立新：

在长江中游。大体可以这样说：约距今6300年起进入前国时代，约距今5500年进入神权国家、联盟国家时代，约距今4400年三苗时期开始有王权统治，约4000年进入夏，约3600年进入商。

约自公元前1300年，安阳殷宗打败很可能是以武汉盘龙城为中心的商，并自称为“商”。自此以后，中国历史的重心，才开始北移到黄河地带，使其成为南方农耕和北方游战两种文明的融合之区，成为中华文明的核心区。

所以，商实际上有两个商，一个是早商（楚商、汤商、南商、前商），一个是晚商（殷商，后商）。这完全是两个不同的王室。

为了方便介绍，下面我引一段基本上准确地介绍了郭静云研究的网文：

郭静云摒弃传统的关于中国上古文明与夏商周历史观的既有成见，本着考古材料、历史史实和神话资料给出的线索，提出一系列大胆而新颖的见解，重新建构了中国上古史发展的脉络与纲要，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郭静云认为，位于武汉的盘龙城是代表殷商之前的本土古国，其诸多文化因素在被殷商征服后融入到殷商文化的脉络里。古云梦大泽周边之洞庭澧阳和汉北地区为中心的长江中游地区是中国早期文明的摇篮，从屈家岭文化到石家河文化，再到后石家河文化，和盘龙城文化，这是一脉相承的古文明。

文献所载颛顼、尧舜、三苗和大禹、夏、商的故事皆发生于此。这是一个以水利稻作、协作治理等需求为基础而完全自我发展起来的文明，也是东亚时代最早、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原生文明，其地位类似于西亚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是可与两河流域、古埃及并立的世界最早的三大原生文明之一。

郭静云指出，从世界史的背景来看，亚非地区早期原生文明的发生地，都在北纬26——32度之间的亚热带湿润气候区，而32度以北地区的文明化时间则较晚。同时，农作的发祥地与大文明的发生地，皆是在同一个大的自然区域内。

以此观之，主要流经温带地区的黄河流域不太可能是原生文明的发生地，而更象是文明扩展时代不同生活方式族群来往的交通要道。

文献所载之“中原”，反映的是周秦汉唐之际人们的地理观念；若溯及更早时代，从纯粹自然地理而言，中国之“中原”，应指以大巴山和武陵山脉以东，大别山以西之间的宽阔平原地，北缘到黄河南岸，而南边经汉江中下游江汉平原，直达澧阳和洞庭平原。从考古文化发展来看，中原之原更可溯及长江中游。

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学文化序列，从彭头山和皂市下层，到汤家岗和大溪，再到屈家岭和石家河，下迄盘龙城，构成了一脉相承，以自主内生发展为主的完整脉络。

该地区一直致力于发展稻作农业生活方式，在大溪、屈家岭、石家河时期相继进入铜石并用时代和青铜时代，出现了以云梦大泽和江、汉、澧诸水为枢纽的连城邦国和交换贸易网络，从而开启了东亚最早的文明化进程，其情形与两河流域的苏美尔非常相似，年代亦相同。

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将“中原”之北界，拓展至豫西南和豫中地区，最北达到黄河南岸，这种鄂豫文化趋同格局一直延续至二里头——盘龙城时期。

对于盘龙城与二里头、郑州和偃师“商”城（下简称“郑偃”）的关系，一般认为盘龙城是“商人南土”。但是，郭静云却认为，在今日的发现中，盘龙城是同时代规模最大最丰富的城邦，且在诸多方面与同地区石家河文化有继承关系，故不能将其视为二里岗文化传播的结果，商人南土的说法不能成立，盘龙城应是当时最大集权政体国文明的中央。

这大国或称为“商”，是符合北方殷墟建都前的“商文明”，《楚辞》和《越绝书》里的汤是此地的英雄，当时石家河古城衰退而盘龙城兴盛，或许恰恰正好是汤克夏故事中所隐藏的现实，是楚这个大文明中的“商”或“汤”的朝代阶段，或谓之为“南商”，其影响力的北界到达郑州。所以，郑偃为此文明之北界，而非中央。

在距今3400年后，北方族群来到殷墟建都（可将其称为殷宗）。大约又再过了百年，殷宗打败盘龙城而自立为“商”，并且逐步将“南商”的故事与自己的家谱合并，以此强调“殷宗”政权的正统性，以及对于本土政权的传承。

因此，应称此商称为殷商（或晚商），以此与作为南方稻作文明核心的南方的商（可称为南商、楚商、汤商、早商）相区分。

也就是说，文献所载之商，实际上是两个不同的商：汤商与殷商，分别代表不同的王室，其都城和政体也不同。自此，原本以江汉平原为核心的长江中游古老文明，淹没于后世文献之中，黄河流域取代长江流域登上中国历史舞台，成为族群融合与文化互动的中心。

郭静云认为，这类例子在世界史中很多。失败者的神史往往变成胜利者的光荣历史。

在西亚，比苏美尔文明起源晚的巴比伦亚摩利北方人也借用了苏美尔人的历史，将苏美尔的先王写成自己的圣王，以与自己的历史合并；后来赫梯人再次借用巴比伦的历史，于是两族历史便再次合并，以至于其先王的传记越加复杂化，直至现代通过考古发现和研究才逐渐还原这一历史真相。

中国北方族群胜利后，不仅掌握了南方的领土和资源，同时也掌握了他们原来的文明成就、英雄故事。郭氏强调：“发展在同一的天地间的东西方文明，其实有很多相通之处。

李炜毅：

神权政权吗？还是巫觋文化主导下的先文明？

郭立新：

都可以说吧。可以说这是巫觋文化主导下的先楚文明，同时也属于一种神庙政治。祭司在社会团结方面起关键的作用。

这种巫觋文化的内涵，在《天神与天地之道》这本书有很精彩的解读。这种巫觋文化在商时代成为当时宗庙与礼制的基础，在后来又不断演化，形塑了中国传统思想的基础。这个延续的脉络，可以一直从5000多年前，看到两汉，这样一种长时段的演化。比如，祖先崇拜、神龙信仰等。

吉尔伽美什：

我书读的不多，仅凭个人经验谈谈理解，黄河流域的大仰韶文化虽然精彩，但是从器物方面来看，仰韶的文化因素，最后似乎消散殆尽了，或者说向西去了（王仁湘先生甚至认为仰韶本来就是来自于青海甘肃）。而中原地区新生的一些考古学文化感觉和仰韶文化的文化因素差异较大（尤其是彩陶上所表现出的仰韶人的信仰），更像是当地土著发展起来的，没有一个长期的传承脉络。

好像郭老师之前就提示过仰韶的问题。我的这些想法也是之前读两位郭老师的文章，听老师们讲课，才逐渐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