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剑雄：历史上中外文化交流对“一带一路”建设的启示

我这几年在研究历史地理、中国史和相关的历史时，有一个很深的体会，可以说到目前为止，我们中国人自己研究历史还停留在自娱自乐的阶段，基本上很少客观地分析中国历史、中国的传统文化在世界上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简单的罗列，哪一阶段、哪一年中国产生了什么，发生了什么事件，似乎这就证明这些都已经在世界上产生了影响。现在中国人又开始走出去了，我们的信息也畅通了，那么请问，在今天我们所了解的外国文化中，有多少是受到中国古代文化影响的呢?今天世界上存在的制度文明，有多少中国的成分?很少。而且有时候我们把一种片面的认识当成全面的。比如说，我们认为东南亚受中国的影响很大，而事实是不是这样呢?实际上，中国文化在东南亚的影响主要是在华人里面。像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甚至包括新加坡，他们的宗教主要是伊斯兰教，主要文化是穆斯林文化，而不是中国文化。而新加坡的政治制度、主流文化究竟是受英国制度、西方文化影响大呢，还是受中国文化影响大呢?

一种存在本身有时间和空间的范围，这必然会制约他人。但是它影响的大小或是否存在，就不仅仅取决于本身了，而要看到它与被影响者的关系。比如血缘、民族、语言、宗教、信仰、政治、利益等，比如在同一血缘或同一民族间会克服时间和空间的障碍，会产生较大的影响或保持较长久的时间。又如，同一种语言是最有利的传播媒介，同一种文字更能突破时间和空间的界限。宗教可以跨越时间与空间的影响，一旦形成了信仰，就可能产生非理性的结果，不能用常理和逻辑来推断。政治与利益就更不是用时间与空间可以衡量的了。此外，还要考虑到影响者与被影响者之间的时间与空间距离，因为对同一因素而言，正常的影响力还是与时间、空间距离成反比的。所以说。存在并不意味着影响。

我们不能主观地认为，在中国已经消失了的文化，肯定对周边国家产生过什么样的影响。相反，有些在国外有保存在国内已经消失的中国文化，会反过来影响中国，这就是孔子所说的“礼失求诸野”。再者，还要考虑到文化影响者本身的传播态度和能力，是认真的、积极的，还是随意的、消极的甚至是防范的。例如宋朝禁止向契丹、西夏出口书籍，更不会主动传播文化，结果契丹、西夏都制定自己的文字，连佛经也从汉文翻译为西夏文，所以说宋朝的文化在契丹和西夏产生不了什么影响。第三，还与传播的手段与途径有关。在现代传播手段发明和运用之前，文化的传播只能通过人、文字和具体的物品。如果没有人和具体的传播物，即使处于同一时代，不同的文化之间也不可能有交流和影响。今天我们有了互联网，有了密集的人际交流，但是我们不能用现代化的手段来想象古代，不能说汉代的文化肯定影响了罗马，反过来也是如此。

正因为如此，我们就必须要了解中国古代文化的基本特征。

首先，由于地理环境的障碍，中国文化远离其他发达的文明。如果我们把今天所遗留下来的古代文明做个比较，绝大多数都可以找到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但是只有美洲的玛雅文化与中国的文化很难找到与其他文明之间的联系交融。因为地理环境的障碍，在当时几乎是不可逾越的。历史上有好几次外来的文明到了中国的边缘，但最终几乎都没有传播进来，能够过来的往往很少。目前能找到的汉代与罗马的交流，就是“眩人”，即今天所说的杂技演员，他们来过，但连具体人数也没有。即便像史书所载，将他们当做罗马派来的使者，对文化交流能起到多大的作用?留下多大影响?正因为这样，中国的文化基本上是独立发展起来的，一直到近代才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与影响，在这以前更多的是在物质上吸收外来的文化，精神上基本是独立发展的。所以在晚清时期，有很多文人志士才会感叹，中国遇到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大变局不是仅仅指坚船利炮、声光电，而是意识形态、文化、制度之类主体上的冲击。

其次，中国由于周边隔绝及自身优越的地理环境，所以在孔子时代就产生了强烈的“华夷之辨”，认为华夏优于蛮夷，蛮夷还没有开化，等同于禽兽。夷要变夏，就必须要接受华夏的文化礼仪，反过来如有华夏放弃了自己的文化传统，则可以由夏变夷。所以“华夷之辨”始终是根深蒂固的。在政治上，主张“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对夷人保持着防范的心理。如果认为夷人还有可取的话，那是因为他变成了夏的结果，而不是夷人本身。同时，古人还认为“天朝无所不有”，无需依赖外人，所以对外来文明的态度，统治者往往是出于不得已才容忍，或者完全出于个人的精神追求和物质享乐目的。如长生不老、求仙、纵欲、声色口腹。所以直到清乾隆晚期，中国只接受朝贡贸易，而正常的贸易停留在民间或者走私，甚至需要通过外力干预才能够改变。

所以，中国文化的传统历来是开而不放，传而不播。我们现在往往赞扬汉唐如何的开放，但事实上是开而不放，打开一扇小门允许西域南海诸国、日本、朝鲜、越南、琉球等人进来，但目的是让他们来朝见或学习中国礼仪文化，而不是与他们交流，更不会向他们学习。中国人从来不会主动去外界学习他国、他族的文化，截止到目前这样的例子还未发现过。唯一的例外，是出于宗教的目的，比如法显、宋云、玄奘等到印度去取经。因为中国人不认为、不相信在中国之外还有能与中国相称的文明，更不会有值得中国学习的文明。另一方面，中国人也不认为有向外传播自己的文化的必要，因为境外都是蛮夷戎狄，不仅非我族类，而且尚未开化，也不愿接受教化，不配学习中国文化。朝鲜、越南、琉球等藩属国则因曾为汉唐故土，或长期向化，已被视同为中国文化区域。日本则一直列为外国，官方或正常情况下不会主动去传播中国文化。鉴真和尚是应日本之邀去弘扬佛法，其他成果都是副产品。朱舜水留在日本是因为明朝覆灭，他作为遗民回不了国。近代以前，中国从来没有去外国办过一所孔子学院，现在能够找到的古人在国外传播文化的例子，除宗教原因外，往往都是出于不得已或者是偶然。

在境外，中国文化的传播限于朝鲜、越南、琉球等通用汉字的地域和华人聚居区。不少人以为中国文化在东南亚的影响很大，其实从来不是如此。由于早期的中国移民基本都是底层贫民，从在当地定居并形成社区开始，一直处在本地文化的包围之中。加上历代统治者根本没有保护侨民的意识，反而视海外华人为不忠不孝的叛逆、盗匪，甚至在他们遭受殖民统治迫害杀戮时也无动于衷，更不可能在文化上给他们予支持。中国的统治者连帮助自己的侨民学习中国文化的意识也没有，岂会去向他们的所在国传播中国文化?因此，华人华侨要进入主流，必须接受当地的文化，甚至皈依当地宗教。20世纪50年代后，由于中国不再承认双重国籍，海外华人绝大多数选择加入当地国籍。在大多数国家，华人不得不改用当地姓氏，华人教育被限制或取缔，只有少数华人还能坚持写汉字、讲中文。

所以我们要清楚的是，在世界各平行发展的文明之间，文化未必是相互影响的，不能仅仅根据空间、时间相近的因素来推断。比如，中国的造纸术早在公元2世纪就成熟了，但是直到公元8世纪才传到外界，才被阿拉伯人所掌握。公元751年，唐朝大将高仙芝率领的几万军队在怛罗斯(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被黑衣大食(阿拉伯阿拔斯王朝)军队打败，大批唐军被俘，其中就有一批造纸工匠。他们被带到巴格达，阿拉伯人通过他们学会了造纸，并传播到各地。从此。中国的造纸技术完全取代了古埃及流传下来的纸莎草造纸。要不是这个偶然因素，中国造纸技术的外传或许还要晚很多年。若中国积极主动传播自己的文化、技术，今天在世界的影响肯定会大得多。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

今天我们讲“一带一路”对文化的影响，要明确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一带一路”不是张骞通西域。西汉张骞出使西域主要是出于政治、军事的目的，其最大的贡献就是中国拥有了新疆和中亚，难道在今天我们提出“一带一路”还想拥有什么地方么?第二，“一带一路”不是丝绸之路的延续与再造。丝绸之路的主要动力不是在中国而是在外国，是中亚、西亚、波斯、罗马需要中国的丝绸。而不是中国需要把丝绸推销出去。中国历来没有通过外贸来盈利的观念，丝绸之路真正的利益获得者是中间的商人。第三，“一带一路”不是郑和下西洋。郑和下西洋也是出于政治的目的，至少主要是为了宣扬国威，或者是为了加强永乐皇帝的政治合法性，而我们今天的时代不需要这样做，不应该这样，也不可能这样做。第四，“一带一路”不是新马歇尔计划。二战结束后，欧洲人接受美国提出的马歇尔计划是没有选择的余地只能接受，是毫无争议的。而今天要不要接受“一带一路”，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对方。“一带一路”光有中国的积极性和努力是不够的，还要如何使对方愿意合作，并保持下去。

所以我们新的文化战略，应该吸取历史的教训。中国文化交流的历史、文明的历史进程带给我们更多的是教训，而不是经验。归纳起来，我认为，首先应该全面的开放，其次对中国的文化应该积极地对外作客观的介绍和传播，让外国人能够更加全面地了解中国文化。与此同时，对外国先进的文化，中国应当主动地吸收。在今天的世界，再想用和平的方法直接传播意识形态和信仰，是不可能的。世界上多数人已经有了自己的宗教信仰和价值观念，并且绝大多数人不是处于“水深火热”或饥寒交迫，除非通过武力强制的手段或者高价收买，才可能改变其中的少部分人。历史上意识形态和宗教的传播，除了出于对方的需要以外，其他无不通过暴力、战争、经济手段，而这样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们自己不承认对方的价值观是普世价值，难道还指望别人承认我们的价值观吗?

我们今天讲“一带一路”的文化建设，主要还是要依靠文化商品与文化服务，我们的创意应该体现在这些方面。如果能使这些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有更多的中国元素，中国的价值观就体现其中了。如果对方购买了我们的文化产品，接受了我们的文化服务，实际上就程度不等地受到了中国文化和中国价值观的影响。但这是和风细雨，也是别人心甘情愿接受的。就像今天的美国人、日本人、韩国人，如果他们一本正经地来中国传播他们的文化、意识形态、价值观念，我们肯定会抵制，甚至连门都不让他们进，但是大片、美剧、电玩、绘本、“韩流”滚滚而来。观众、粉丝、好奇者会争先恐后花钱，一遍遍看，一遍遍玩。

还应该明白，“一带一路”的优先或重点考虑是经济和建设。一方面，文化只有转化为产品和服务才能形成软实力，才能服务于“一带一路”。另一方面，“一带一路”的优先和重点地区大多有与中国不同的文化和宗教信仰，如巴基斯坦。如果我们一味强调文化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中国特色，连交流的作用也未必能达到，甚至会引发文明冲突，破坏大局。

说明：本文为葛剑雄教授2016年4月27日在云南大学东陆书院举办的“‘一带一路’与大国文化建设高层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经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博士研究生聂迅根据发言录音整理、发言人审定而成。

来源：《思想战线》201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