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晓峰：国家起源的“地理机会”

一百多年前，德国社会学家弗兰茨·奥本海出版了一本小册子，书名是《论国家》。这是本篇幅不长的讨论国家历史问题的书，1999年被译成中文出版。书中在讨论国家起源时，涉及一些地理性质的问题，很值得注意。

历史学家们从政治、经济、军事各个方面揭示出许多历史发展的机缘，而从历史地理学的观察角度，我们强调历史发展还须有一个地理机会。所谓地理机会，意思是具体的历史的发展从不是在空中抽象地完成，而必当在一处或几处关键的地理部位上首先获得条件，最早发生，然后还是在地理上，渐渐扩大，最后完成。历史发展的地理机会，就是那些最早具备条件的地理部位。善于“脚踏实地”思考问题的人，都会明白，历史发展没有地理机会是不可能的。英文的“发生”一词写作“take place”，直译是“得一个地方”，很有地理意味。

国家的产生问题可以作为一个抽象的理论问题来讨论（这样的讨论已经相当多了），但是讨论一个具体的国家的产生时，却不能总是抽象，章学诚说过：以议论为春华，以事实为秋实，要华实并进。如今研究中国古代国家起源的问题，以文献、考古材料之丰富，应当开始考虑摘取秋实的问题了。

中国最早的国家“秋实”集结在晋南豫西地区。虽然在国家诞生的前夜，也就是“龙山文化”后期，我国方域之内存在不少临近国家“门槛”的社会族群，苏秉琦先生曾将其归纳为六大区系，但无论长江流域的良渚文化如何繁盛，辽河之畔的红山文化如何发达，它们都未能跨越门槛而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成熟国家。中国最早的真正意义上的成熟国家形成于晋南豫西，即夏朝。看来，只有晋南豫西地区存在着国家产生并持续发展的“地理机会”。

奥本海在《论国家》中提出这样的观点：在纯粹农民居住区的经济和社会条件下，不易产生国家，甚至说“原始农民从未创立过国家”。他援引地理学家拉策尔的观点，认为农人与牧人之间的矛盾，是早期文明发展的推动力，“国家首先在那些与遥远的草原接壤的富裕的农民地区产生”。奥本海的观点的普遍适用性，可能有问题，他所依据的主要是西亚的历史，对于埃及或南美可能不一定适用。但其强调农人与牧人的接壤处是早期文明的激发地带的观点，也许确实代表了一类模式，值得我们在研究中国文明起源问题时注意。

我国北方有一个绵长的农牧接触地带，这样一个特殊的人文地理结构为中国历史带来了一项恒久的历史主题。中国古代的“正史”中对这个历史主题有丰富的反映。近世美国学者拉铁摩尔曾详细考察过这个历史主题，写有《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一书。今天的史学家、考古学家都承认，遗漏掉这个历史主题将不成其为中国历史。在国家起源的问题上，很可能也是如此。

如果考虑国家起源之“地理机会”的人文边际特性，在夏文化（中国考古学上的二里头文化）分布地域中，我们更关注晋南地区。晋南是中国古代北部“人文边际”地带的最南端。司马迁曾明确指出这里存在过的一条人文分界线，即“龙门—碣石”线（见《史记·货殖列传》，今习称“司马迁线”），上古晋南地区的这条人文界线，大体由今天的龙门山向东北延伸，经霍山，再向东北，最后止于今河北昌黎一带。这条线是农业地带与非农业地带的分界，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称：“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这是一个狩猎畜牧的世界。

值得注意的是，在山西的龙山文化时代的文化面貌与社会特征上已经表现出区域差异。特别是从经济上观察，在滹沱河至晋中一带，“多半是狩猎、畜牧为主而兼营农业”；在晋南与晋西南地区，“则多半是以农业为主，兼营狩猎和畜牧业”[1]。山西考古学者认为，这种差异可能说明彼时已形成两大族群，北面的族类“可能是属狄（翟）族及其先世”，南面的族群“似可视为中原华夏族或其支系的先世”。[2]无论族属如何命名，这些文化现象说明在这个时候，已逐渐出现了一条“农猎”或“农畜”的分界线。在随后的历史时期中，山西南北一线的文化曾有南北影响强弱的拉锯变化，这在北部的朱开沟文化中有所反映。

在南北文化拉锯变化的某个时间段，陶寺龙山文化在晋南出现，它的来源背景尚待确证，但其所包含的早期国家因素（礼器）却渐为公认。陶寺文化分布于汾河下游及其支流浍河流域，在临汾、襄汾、侯马、曲沃、翼城、绛县、新绛、稷山、河津诸县（市）发现大量遗址。核心区是塔儿山周围的汾浍三角洲地带。遗址年代距今4500—3900年。从遗物中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具看，其经济为发达原始农业。在时间与地理区位上，陶寺文化与夏朝具备衔接关系。

夏代国家形成的事实让我们无法忽视与其时空密切的陶寺文化的意义，而陶寺文化的地理位置，也让我们无法忽视它的独特的人文边际关系。后来的晋国几乎占据了与陶寺文化相似的地理位置，关于晋国，史书中称：“晋居深山，戎狄之与邻……拜戎不暇”（《左传》昭公十五年），陶寺文化时期，周围的“深山”里活动着什么样的人群，是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现在关于晋南国家起源的历史，我们可以讲的话比以前多了许多，而晋南的特定人文地理部位，要求我们一切判断要以晋南的基本人文地理事实为依托。历史事件的地理机会有其必然性的内涵，夏朝国家绝不会是偶然地于晋南以及豫西登场。我们站在历史地理学的立场认为：认识晋南，才能认识夏朝。

[1].王克林：《山西考古工作的回顾与展望》（上），《山西文物》，1986年第1期。

[2].同上。

来源：《华夏文明地理新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