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域中的凡人:龟兹石窟世俗供养人服饰
龟兹,这个多元文化荟萃之地,留下了诸多文化遗存。龟兹建筑、龟兹壁画、龟兹造像、龟兹乐舞、龟兹服饰等,都是古丝绸之路文明交流的结晶。它们不仅为消失的丝路文明提供了特殊的历史见证,亦突出地展现了佛教文化传播与交流的历史发展轨迹。
有关龟兹石窟服饰的文字记载见于《汉书》《晋书》《旧唐书》等,但也只有寥寥数语,未作具体描述。除文献记录外,石窟壁画中的人物形象也为研究龟兹石窟服饰提供了珍贵的图像资料。但龟兹石窟屡遭破坏,壁画剥落严重,因此对于服饰的研究存在一定困难,需尽可能地将文献资料与实物壁画相结合。
龟兹石窟壁画中展现的服饰主要有佛衣、僧衣、天人装、世俗供养人装、普通百姓装等,既有反映佛教文化的服饰,又有反映世俗百姓的服饰。
其中,世俗供养人的服饰是龟兹石窟服饰中最具特色的。不同于佛、菩萨等形象的神秘宗教色彩,世俗供养人的服饰能够更加真实地反映当时的服饰文化。或许在壁画创作过程中有所美化,但总体来看仍有其现实的依据。
供养人,指出资造窟的功德主及其家人、侍从等,一般包括王侯供养人、供养比丘以及普通人物。古代佛教徒认为开窟造像这种耗资巨大的佛教供养活动是极大的功德,为了表现对佛的虔诚、彰扬礼佛供养的功德,他们往往将自己的画像绘制在洞窟内。
龟兹石窟壁画中绘制了许多供养人形象,本文探讨的是供养人中世俗供养人的服饰,涉及国王与王后、贵族及普通人物。
公元3世纪龟兹石窟壁画中已出现供养人像,该时期的世俗供养人像大多绘制在洞窟内的下部,且人物比例小、服饰略为简单,反映出供养人在壁画中尚处于较低微的地位。
之后,世俗供养人的地位有所提升,形象也变得高大,服饰趋于华丽,并开始出现女性供养人。龟兹石窟壁画现存的世俗供养人中,男性供养人的比例高于女性供养人,且女性供养人多出现在与男性王侯贵族供养人并列的场合,平民女性供养人则较为少见。
到了石窟发展的繁盛期,龟兹石窟壁画中的供养人以龟兹国王、王后及贵族供养人像为主,多绘制在主室前壁门道两侧或是左右甬道的内外侧壁,人物形象非常高大,服饰华丽繁复。
随着石窟的衰落,供养人像也逐步减少。不论是男性供养人还是女性供养人,皆以礼拜、供养佛的姿态出现。除少数跪拜像外,大多都是以侧面姿态站立,表现出虔诚礼敬的神情。
龟兹石窟中绘制了世俗供养人形象的石窟有五处:克孜尔石窟、库木吐喇石窟、克孜尔尕哈石窟、森木塞姆石窟以及台台尔石窟。其中以克孜尔、库木吐喇、克孜尔尕哈和森木塞姆最为丰富。
01克孜尔石窟以龟兹供养人为主,壁画中多展现龟兹服饰。供养人包括国王、王后、贵族、普通平民,展现了不同性别、不同社会阶层的龟兹人服饰,具有较为广泛的代表性。这种龟兹特色服饰应与龟兹人当时以农耕和畜牧业为主的生活方式有关,服饰既要抵御寒冷和风沙,又要便于狩猎和生产,还要满足艺术形式等精神层面的追求,展现了当时龟兹人的智慧。
02库木吐喇石窟中的世俗供养人较为多样,包括龟兹供养人、回鹘供养人及汉族供养人。库木吐喇石窟中龟兹供养人亦穿着龟兹服饰,但也出现了与传统服饰不同的特殊样式。回鹘供养人着典型回鹘服饰,汉族供养人则多穿纯汉式服饰。此外,还出现了回鹘服饰与汉族服饰混合穿着的情况,充分体现了多民族文化共融背景下古龟兹受到中原佛教艺术回传的影响。
03克孜尔尕哈石窟的世俗供养人同样以龟兹供养人为主,未出现回鹘供养人和汉族供养人。因克孜尔尕哈是龟兹王族寺院,壁画中的龟兹供养人服饰为龟兹贵族的穿着打扮,其服饰形制与克孜尔石窟中龟兹贵族的服饰基本相同。仅有一组绘制在克孜尔尕哈石窟第31窟中的特殊穿着的供养人,他们的服饰似藏族传统服饰楮巴。
04森木塞姆石窟的世俗供养人数量较少,只有龟兹供养人和回鹘供养人,除回鹘供养人服饰出现圆帽外,两者穿着与其他三处石窟的龟兹供养人、回鹘供养人基本一致。
龟兹石窟世俗供养人的服饰可以分为龟兹供养人服饰、回鹘供养人服饰、汉族供养人服饰三大类。每一类依据性别的不同、地位的高低等原因,服饰也会有所差别。
龟兹供养人通常身穿龟兹服饰。龟兹服饰可以说是龟兹石窟壁画中数量最多、样式最丰富的供养人服饰,在上述五处石窟中均有出现,其中以克孜尔石窟和克孜尔尕哈石窟最为典型。
发式方面,壁画中的龟兹供养人无论男女都是剪发齐项。《旧唐书·西戎传》记载:“龟兹……男女皆剪发,垂与项齐,唯王不剪发。”同样的描述还见于《晋书》《大唐西域记》等,可见壁画里的描绘与文献记载相一致。
男性供养人短发中分;女性供养人头发向后垂于后颈,系一条装饰头巾。唯一不同的是,龟兹王是不剪发的。《魏书》记载:“龟兹……其王头系彩带,垂之于后,坐金狮子床。”可以推测龟兹王或许脑后蓄发,系装饰头巾。
男性供养人,身份高贵者衣饰华丽。上身大多内着贴身衣衫,外穿翻领、广口、半袖、及膝长袍;下身穿紧腿裤,脚穿尖头靴,佩戴由圆环组合而成的腰带。
如克孜尔第199窟,原有四尊衣着华丽的男性供养人像位于右甬道内侧壁,已被盗取,现保存于德国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
这四尊供养人头部微向前倾,面朝同一方向站立。右起第一身供养人带有头光,短发垂项,中分,头发向后垂于后颈,系一条白色头巾。上身内搭圆领贴身衣衫,外穿翻领、半袖、及膝长袍 ;下身穿紧腿裤,脚穿尖头短靴,戴由金属片组合而成的腰带,腰上挂一把短刀,刀身系一条锦带,同时还配有一把长剑,衣料上绘制了绚丽多彩的纹饰。
紧随其后的第二尊供养人相比第一尊供养人外搭的锦袍稍显简化,衣袖也由宽半袖变为长窄袖。第三、第四尊供养人与第二尊供养人服饰一致。从服饰及所带头光可看出他们身份的高贵,身份略低者如平民,服饰则较为简单。
有的上身穿翻领、对襟、窄袖、及膝长袍,如克孜尔第69窟,位于主室左壁下端有两尊男性供养人,面朝相反方向呈站立姿势,短发垂项,上身穿翻领、对襟、窄袖、及膝长袍,两尊供养人领口样式略微不同,衣领以横纹装饰,系圆环相连的腰带,下部壁画已无存。两尊供养人皆右手持莲花,左手叉腰,显得恭敬又不失活泼。
有的则穿圆领、窄袖、及膝长袍,如克孜尔第185窟中,位于券顶右侧券腹的一男性供养人,双手合十在胸前,跪坐在佛祖左侧;其上身穿圆领、窄袖、及膝长袍,衣服上装饰有菱格纹。
与圆领的单一样式不同,翻领既有对称向两边翻开的双翻领,还有仅一侧有翻领、另一侧直接与衣襟相连的单翻领。单翻领还可分为有飘带与无飘带的两类,此处飘带指的是在翻出的领尖上连接的一条与领子镶边同宽、同色的带子。
女性供养人服饰以上衣下裙的样式为主。上身着翻领、窄袖上衣,在胸部略开圆领,下身穿下摆宽大的长裙,系圆环相连的腰带。
如克孜尔第171窟中,位于主室前壁门道左侧的站立的两名女性供养人,从头光可看出其身份的尊贵。她们跟随在一男性供养人身后,上身穿紧身窄袖短衣,披披帛,下身着拖地长裙,并戴腰带。
龟兹王后衣着更为繁复,克孜尔第205窟中的龟兹王后斯瓦扬·普拉芭短发垂项,头戴绒帽,两侧有缎带,上身内穿紧身、窄袖、条纹衣衫,外搭翻领、半臂、短身锦袍,下身穿长裙,颈挂璎珞,双手亦持璎珞。
配饰方面,男性供养人除十字手柄的长剑、短刀外,腰上还会系香囊、巾一类的物件。
女性供养人多戴项链、耳环等精美首饰,身戴璎珞,手亦持璎珞。男、女供养人也有持灯、持香炉、持莲花者。这些配饰的形制较为多样,如克孜尔石窟第69窟主室前壁龟兹王所佩短刀较其他龟兹男性供养人所佩短刀更为小巧、精致,刀柄也呈现菱形的样式,非常有特点。
龟兹石窟中龟兹供养人服饰形制基本一致,但也有特例。库木吐喇石窟的个别男性供养人具有放射性的头光,服饰为内穿圆领、窄袖衣衫,外搭对襟袍服,胸部有横向的装饰宽带,里外两层,里层的服装下摆明显长出外层的服装,袖口类似于现代的流苏袖,与常见的双翻领半臂的效果相同,系腰带,配短刀、长剑等。
库木吐喇石窟女性龟兹供养人的服饰也有特别之处,上衣下裙的形制不变,不同的是圆领的上衣会在领口处打一个蝴蝶结;另一特点是下身穿宽松的筒裙,不似克孜尔石窟女性供养人有大裙摆,使得人物形象稍显臃肿,库木吐喇石窟的女性供养人则显得更为干练。
克孜尔尕哈石窟出现了地神托举龟兹王和王后的图案,属龟兹石窟中独有的形象。龟兹王后上身的服饰与克孜尔石窟的王后服装形制接近,不同的是其上衣下摆的部分有三角形的装饰,下身的服装造型为桶状,前襟和下摆有很宽的装饰带,并且是开衩的,没有宽大的下摆。
龟兹石窟中,库木吐喇石窟中的回鹘供养人像是最丰富的。壁画里绘制了回鹘人不同的穿着打扮,数量虽不多,但非常精致且具有本地特色。尤其是库木吐喇第75窟和第79窟,保存相对完整,是研究龟兹地区回鹘物质文化的重要资料。
据《唐书·高昌传》中“俗辫髻垂后”的记载,回鹘男性供养人的发式是辫发垂肩或中分后披,头戴三叉冠或尖顶花瓣形高冠,冠后有两根飘带,冠以带系结。身穿圆领长袍,长袍下摆开衩,袖子宽大但袖口收紧,束腰带,腰带上挂短剑、荷包和巾等物件,配长剑,脚穿黑色长筒靴。
如库木吐喇第79窟地坪中央二层坛基一身站姿的男性供养人,头部已残,只余白色冠带结于颚下,蓄络腮胡须,肩部有黑色辫发散落,穿圆领长袍至脚踝,袍自腰部开衩,露出长至膝部的白色里衣,里衣下摆有红色装饰,穿黑色长靴,腰上系带,长袍上装饰有红地白色蜂房花纹,蜂房中隐约可见填有六瓣小花。
女性供养人头部“红绢囊之”,这与《新五代史》描绘的回鹘女性“妇人总发为髻,高五六寸,以红绢囊之”的记载相符。
妇人头上绢带后垂或戴如意金冠,发式雍容华贵,冠后垂红结绶;身穿弧月形翻领、对襟、窄袖长袍。库木吐喇窟群区第79窟地坪中央二层坛基前壁的女性供养人便是这种服饰样式,头顶有一红色头饰,呈角状,用红绢包裹,脑后亦有红绢下垂,头饰造型非常特别;身穿红色窄袖长袍,领部有弯月状装饰,这种样式也出现在敦煌莫高窟中的女性供养人像上。
另一种则是头上插梳篦装饰,穿红色短襦、橘红色小花披帛、浅色高腰长裙,系腰带且腰带尾端较长。这种服装样式是汉族女性经常穿着的,在窟群区第79窟亦有描绘。
库木吐喇石窟回鹘供养人像中还有儿童形象,窟群区第79窟的童子辫发垂肩,额前有条状刘海,戴翻檐的白色小帽,帽体较小且为圆顶,帽檐翻折向上,在前面形成两个尖角。这种帽式以及额前梳条状刘海的发式在回鹘供养人中比较少见。童子身穿圆领长袍,束腰带,未辨足衣,旁边有回鹘文和汉文榜题。
库木吐喇窟群区第38窟中一女性供养人发髻中间横插一木梳,梳边有一髻,发髻左边梳齿向上又插一梳,佩戴具有回鹘特征的耳饰,但其他装饰又具有典型的汉族特征。
这尊供养人像前有回鹘文和汉文榜题,汉文榜题内容为“新妇颉里公主”。据考证,应该是下嫁怀信可汗的唐咸安公主。回鹘元素与汉元素两者相互交融,体现了民族的多样性,是多元文化交流融合的结果。
龟兹石窟中描绘汉族供养人的只有库木吐喇石窟,数量也不多。除纯汉式外,还出现了既有回鹘元素又有汉元素的人物形象。
纯汉式的服饰出现在库木吐喇窟群区第16窟,主室前壁绘制有一位站立的男性供养人,与真人同高,头戴幞头,唇上有须,穿朱红色盘领衫,束腰带,双手拱于胸前,与唐代供养人像风格一致,旁有汉文榜题。
龟兹石窟壁画中龟兹服饰与回鹘服饰数量丰富、形制多样,直观地向我们展示了不同性别、年龄、身份的人物服饰。两者都以窄袖袍服、裤子、靴子为主,佩戴冠或帽,装饰图案十分丰富,佩戴各种首饰和装饰品。不同之处则体现在发式、袍服的款式、配饰的样式、色彩的搭配、装饰的图案等方面。
从发式看,龟兹男性供养人和女性供养人基本都是短发垂项,头后系巾,偶有女性供养人头戴绒帽。而回鹘男性供养人多辫发垂肩或中分后披,女性供养人红绢囊之,二者均不剪发,且所佩戴的冠或帽的样式非常多。
从服饰的质地看,不管是龟兹服饰还是回鹘服饰,服装都显得十分厚重。这应该与西域冬季寒冷、温差大、风沙较多等气候因素有关。
从服饰的款式看,两者都以窄袖袍服、裤子、靴子和腰带的搭配为主。这种穿着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很大程度上是由共同的自然地理环境和生产需要决定的。
根据《晋书·四夷传》中 “龟兹国西去洛阳八千二百八十里,俗有城郭,其城三重,中有佛塔庙千所。人以田种畜牧为业,男女皆翦发垂项。王宫壮丽,焕若神居……”的记载可知,当时生活在龟兹地区的人们主要依靠耕作和畜牧生活,裤子和靴子更有利于骑乘,束腰带可使上衣紧身,便于骑马奔驰、游牧四方,除佩带防身刀剑之外,还可将随身所需之物附在带上。
从装饰图案上看,龟兹供养人与回鹘供养人的服饰上多有装饰性的图案。简单的纹饰有三角纹、十字纹、斜纹、联珠纹等,复杂的纹饰出现了莲花纹等植物纹饰以及组合纹饰。
联珠纹是出现较为频繁的纹饰,主要装饰在衣服的边缘,使服饰整体看起来更加挺括。这些精致的纹饰交替出现,令画面更加生动活泼。
从服饰的色彩搭配看,回鹘男女供养人服饰多以红色为主;而龟兹供养人服饰的颜色则更为多样,以白色、红色、赭色、蓝色、绿色为主,这也是龟兹石窟壁画的主体颜色。
这五种颜色在供养人身上不断变化,有时以白、蓝、绿为基本色调,其上带有红色的装饰;有时以红、白为基本色调,其上带有蓝色、绿色的装饰。身份高贵者,服饰颜色种类较多;身份低微者,服饰的颜色则较为单调。
龟兹服饰和回鹘服饰还可反映人们的身份地位。以龟兹供养人来说,王室贵族成员的形象,在壁画上的表现除服饰的华丽繁复外,还可从是否带头光、有无地神托举等方面进行判断。
而回鹘供养人服饰在回鹘人当中也起着区别社会等级的重要作用。回鹘男子头饰可以分为尖顶花瓣形冠、桃形冠、三叉冠、扇形冠、圆帽、翻檐帽等,其中尖顶花瓣形冠、三叉冠、扇形冠和桃形冠是贵族身份的标志。在等级上,尖顶花瓣形(同桃形冠)最高,其次是三叉冠,之后是扇形冠。
龟兹石窟壁画中世俗供养人所展现的服饰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和独特的民族风格,并且在长期交流与互通的过程中,各民族的服饰相互融合,呈现出多姿多彩的风貌,体现了龟兹地区服饰的广泛性和多元性。这些龟兹、回鹘特色服饰是中华民族服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研究中国古代西域各民族的服饰发展演变及文化交流具有重要价值。
同时,这些服饰也折射出时代的变迁,它们并没有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完全消逝,很多传统元素仍被保留下来,在现代社会继续闪耀光彩;同时也为现代服饰的设计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资料与设计灵感。
一些现代艺术家不仅将壁画中的服饰复刻出来,还不断推陈出新,将壁画中的服饰元素加以改造、设计,开发了一系列具有龟兹、回鹘特色的,且更符合现代社会人们需求和审美的服饰,将传统文化以更为大众接受的方式展现出来,对弘扬龟兹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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