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大家：武大著名历史学家冯天瑜先生病逝

著名历史学者、武汉大学历史学院人文社科资深教授冯天瑜先生，因重症肺炎、多器官衰竭，于2023年1月12日上午10点41分在武汉病逝。

据了解，去年底冯天瑜先生因感染新冠肺炎一度病危，12月30日上午，武汉大学多个校友会微信群及微信朋友圈均流传着一则为冯天瑜教授献血的紧急求助短信。

据亲历此事的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傅才武院长介绍，半天之内问题即得到初步解决。经过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的紧急抢救，冯先生的病也一度出现了转机，但令人遗憾的是，奇迹最终没有出现。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周主任透露，关于冯教授的丧事，冯教授的家属希望一切从简。“今天下午晚些时候，将发布冯教授的讣告，并在网站上举办冯教授的追悼仪式。”

冯天瑜，1942年生，湖北红安人，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湖北省中国史学会会长、湖北省地方志副总纂，大型丛书《荆楚文库》总编辑，1986年被授予“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

冯先生长期从事中国文化史研究和湖北地方史研究，探讨中国文化史框架构筑和明清文化史。兼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以及985“中国传统文化及其现代转型”创新基地负责人。

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他参与构建现代学术意义的文化学及中国文化史学，沿着微观辨析与宏观把握相结合，义理、考据、辞章三者相济的理路，致力中国文化生态、中国文化特质、中外文化互动等论题探讨，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等刊物发表多篇论文，出版《明清文化史散论》《中国文化史断想》《中华文化史》（合著）诸书。

冯先生的论著曾获中国图书奖一等奖、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图书奖、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湖北省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湖北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一等奖、武汉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等。

2015年，冯天瑜曾经历了一次大手术，术后一度病危；2016年，他又被诊断为癌症，当时医生表示极不乐观，之后的日子里，他多次住院。

即使疾病缠身，冯天瑜依旧笔耕不辍、潜心治学，编写出版了多部专著。例如，他在病榻上拟就的《中华文明五千年》一书，对中华五千年文明演变过程作了系统性介绍，提供了人们了解中华文明和认识中华文化的基本门径。

又如，他和弟子合著的新作《长江文明》，生动展现了长江流域自然繁荣、人文荟萃的盛况，重新定义了长江文明的历史角色。

这位卓越的文化史学家，埋首书斋，勤奋钻研，用其一生在浩瀚的历史中撷取精粹，对中国历史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

冯天瑜出身书香门第，其父冯永轩是史学教授，从学著名语言文字学家黄侃，后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第一期，师从梁启超、王国维。正因如此，冯天瑜有着深厚的家学功底，自幼对文史情有独钟。

冯天瑜34岁时就担任武汉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一职。然而，他志不在此，1979年，37岁的他选择辞职，回母校当一名历史老师，专攻少人问津的文化史。

他说，“我们有非常悠久的修史传统，而且很早就产生了鉴往知来的观念，把历史和未来沟通起来了，‘向后看’之中就包含着‘向前看’的因子，这不是保守消极，而是积极发扬历史的前瞻性作用。”

冯天瑜追求学术心无旁骛，在各种荣誉、头衔面前，他总是谦让。据了解，冯天瑜曾一再拒绝“进京任职”；在湖北大学（前身为武汉师院）任教的10余年间，领导曾几次协商让其履校长之职，他却坚辞不受。

1996年，武汉大学成立中国文化研究院，后更名为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冯天瑜出任中心主任。

在冯天瑜的主持下，中心将文史哲共冶一炉，成为一个跨学科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学术机构，是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暨中国传统文化现代转型创新基地。

期间，他编著的《中华文化史》《中国文化生成史》，以独特的视角揭示了中华文化生成和发展的历程，构建了中国文化史整体架构，被誉为“新中国文化史研究的扛鼎之作”。

冯天瑜认为，中华文化是全球第一代原生文化里非常少见的没有中绝且至今还充满活力的文化。“我觉得就它本身的精神而言，有两层精义最重要，一个是自强不息，奋力前行；一个是厚德载物，包容万象。”

以学术为生命的决心，以病躯力撰文史专著的执着，生动体现了冯天瑜“文以载道”的历史使命感与“为往圣继绝学”的人文情怀。

从1980年开始，冯天瑜致力于文化史研习。冯天瑜认为，文化史不限于个别文化英雄的业绩记述，绝非帝王将相的家谱，而是亿万庶众在特定的生态环境中的创造性“共业”。

在影响社会文化发展的“多维结构”中，冯天瑜近年来尤重“制度文化”与“生态文化”两个方面的探讨。

冯天瑜的区域文化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与贺觉非合著《辛亥武昌首义史》。对于史籍记述分歧、学界争论不休的重要史事，冯天瑜进一步缜密考订，提出了诸多有别习惯说法的新结论。

如湖北第一个革命团体是吴禄贞主持的花园山聚会，科学补习所只是承其绪的组织；《大江报》时评《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作者并非詹大悲，而为黄季刚；汉口宝善里机关失事为10月9日，并非10月8日；首义第一枪由程正瀛打响，并非熊秉坤等。

“学术研究是否步入前沿的两个关键题旨：新材料和新问题。”冯天瑜的著述习惯不同于他人，材料搜集、题旨锤炼、结构形成，大多历时较长，一般须数年以上，有的准备工作不下十年。对于所需史料，冯天瑜尽可能做到竭泽而渔，并坚持赋予周密的考证。

冯天瑜治史，一贯奉行义理、考据、辞章三者相济，力求宏观把握与微观考察的交融互摄。“先父的治学精神及方法对我日后研究，多有浸润、启迪，潜移默化中教给了我考据功力。”

考察概念的古今转换、中外对接，是冯天瑜长期以来的用心所在。通过掘发关键词在古今—中外坐标系间的意义演进，以迎接“文化史研究的读词时代”降临。

冯天瑜认为，这一“知识考古”，可以帮助我们窥见“前人所没有看到的东西”，汉字文化坚韧的主体性、涵泳万方的包容性和行健不息的生命力，或许可于其间洞若观火。

“父母一生清贫自守，淡看金钱，‘有饭吃即可，何必追求多财’是冯家口头禅。”冯天瑜说，家中的衣食简朴，工资半数用在购置书籍、古董上，几十年下来，数量可观，且多佳品。

“自20世纪50-60年代即有人求购，父亲总以‘非卖品’相应。”在接受采访时，冯天瑜表示，2015-2018年，他整理的家藏文物图册《冯氏藏墨》《冯氏藏札》《冯氏藏币》出版后，“冯氏三藏”渐为人知，内地及香港欲以高价收购者不时与他联络，皆被谢绝。

1979年初，冯家将所藏古币全部捐赠武汉师院（现为湖北大学）刚复建的历史系。

受父母影响，冯天瑜兄弟坚守“收藏而不贩卖”“取自社会，回馈社会”的原则。2018年，冯氏两代学人将长达半个世纪间收藏的珍品悉数捐出。冯家“以守护文化为职志，视家藏珍品为天下公器”的精神，堪称今世美谈。

由于捐赠的文物和艺术品数量庞大，仅书画就有400多幅，武汉大学特设“冯氏捐藏馆”，并于2018年12月3日举行开馆仪式。

开馆仪式上，有记者采访时问道，“藏品价值多少？”冯天瑜表示，他对文物市场知识几近空白，也于此难生兴趣。幼年时，父亲每有收获，都是为文物的史料价值和艺术魅力欣喜、沉醉。

冯天瑜说，“今日追忆、揣摩，参照藏品及相关文献提供的线索，能打开新的认知门径。”

多年来，他不时于清夜翻检图籍、把玩藏品，沉醉于历史现场感，在与先贤对话、相与辩难之际，思逸神超，偶尔迸发出意象奇瑰的火花，这无疑成为冯天瑜研习中华文化史的一种知识补充与灵感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