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立新：《如何重建古史》一文商榷（下）

6.张惟捷先生曾从古文字学角度出发,指出“其中许多新论点所依据的古文字证据却问题重重,亟待厘清,而这方面正好是建构全书观点的根本基础”[17]。郭氏的弟子江俊伟先生则撰文商榷, 强调“郭静云先生书中观点的根本基础,乃考古学而非古文字学”[18]。诚然,郭著一再强调从考古学出发,古文字材料并不构成该书的根本材料。而且,郭著所探讨的主要是殷墟之前的历史变迁,彼时亦无直接的出土文献可供佐证。探讨传说时代的古史, 古文字材料有其局限性。但果如张氏所说郭著所引据的甲骨文、金文“硬伤处处”[17], 至少可反映郭氏材料运用方面的问题,故张氏的讨论还是有必要的。何況诸如“楚”“白羌”“妇白”之类的解释,的确已经构成郭著的重要论据。郭氏的回应与江氏的商榷则指出, 张氏的质疑多援引学界现有成果以为“共识”, 难以作为批驳的论据。郭氏强调古文字的考释异见纷呈[19],诚然,古文字学仍有许多有待解决的问题,也欢迎新的考证,但如果学界已有经得起检验的“共识”,引述其说又何尝不可? 张氏所指出的“硬伤”,大多属于基本的字形辨认问题,其质疑往往有较充分的材料支撑，如郭著将 隶定为 ，认为是鄂国之“鄂”, 但其字形分析显然不可信, 加之语法理解不足、地理分析的附会、相似辞例的掌握不够充分, 故结论难以凭信。关于这一条, 郭氏的回应以及江氏的商榷已经承认其误,但江氏却以该字误释“不影响郭书的观点”来回应, 则有避实就虚的嫌疑[18]。此外诸如 “贾”字的认识,亦存在字形理解上的疏误, 此类问题, 江氏的辩护似乎持回避态。

郭立新：

在这一段，评论人援引张惟捷先生（下简称“张氏”）对郭著的评论中“问题重重,亟待厘清”， “硬伤”之类的表达，并认为江俊伟氏（下简称“江氏”）对张文的回应“有避实就虚的嫌疑”，大有拉偏架的姿态。不过，其所举出来的认为张氏之质疑有较充分材料支撑的例子，就只有郭氏自己承认考证有误且在《天神》一书中补证的所谓“将 隶定为 ，认为是鄂国之‘鄂’ ”这一个例子。诚如郭氏所言，甲骨的释读极为艰难而经常异见纷呈，在学者尝试从不同角度寻求最合适的解读之前，需要对异说先见持开放态度，每个字都需要有循例通考。评论人以做清华简称之，甲金文考证亦属本行，何不亦象郭氏、张氏和江氏一样，运用自己的智慧对郭著考释有疑虑的“楚”“白羌”“妇白”之类的解释，对此外诸如 “贾”等字的认识，自己也做一番通考？届时可以将诸家之言并置起来，公评一下，看看何家更有说服力。实际上，张氏尚有考证之举，评论人则无任何考证，但言词间却更有选择性也更为轻率也！

郭氏、江氏对于张氏动辄以共识压人的做法表达不满者，缘于张氏在诸家说法中只援引自己想要的而不援引异见，其所声称的“共识”并不一定是真“共识”，同时亦未独立通考也；这并不等于说郭氏、江氏不尊重前贤对于甲金简文字的考证。评论人可以通看郭著、《天神》以及《缁衣》诸书，看看郭氏是如何对待前贤观点的。就郭氏而言，对古字作通考和从前贤受启发并不矛盾。评论人所谓“学界已有经得起检验的“共识”,引述其说又何尝不可”实乃无的放矢。

从另一角度观之，江氏在回应张氏之文时，亦未完全赞同其师见解，而是坚持独立求解，表达己见。学者独立求真之品格，可知之。

在这一节，陈文聚焦于讨论在所谓“龙山时代”和“二里头时代”，长江中游、下游、黄河中游、下游，哪个地区文化比较强势，是否可能的“中心”。这其中有部分表达在笔者看来，大体属实，如：“最新的研究表明, 过去被视作龙山文化杭州湾类型的良渚文化非但不是龙山文化的一支, 恰恰是“龙山时代”之前的考古学文化, 其对“龙山时代”形成的影响不容小觑。具体而言,陶寺文化的崛起,受到良渚文化、大汶口等东方文化的强烈影响[24](P111、P121)。“龙山时代”的时代剧变不但需要把握其宏观转捩, 还要具体到个案的考察。”需要说明的是，传统认为所谓“龙山时代”相当于石家河文化、良渚文化阶段，现在看来，仅相当于长江中游的“后石家河文化”和下游的“钱山漾文化”、“广富林文化”阶段。陶寺以及石峁出土的精英物品中，有不少来自石家河文化和后石家河文化的因素。

7.1.“海岱中心说”“东南中心说”“江汉中心说”“西北中心说”亦有相应的材料支持, 只不过与“中原中心说”一样, 过于强调某一区域而忽视宏观的格局,往往有其偏颇之处。学界基本认同, 在“龙山时代”之后,中国文明的中心已经在中原地区确立(郭著则另有主张)。至于“龙山时代”之前,不同区系的考古学文化不断碰撞、交融, 究竟哪一区系是主导力量便成了大家争议的对象。

郭著所主张的“江汉中心说”, 近年来确实有一定的论据支持, 譬如江汉地区发现的古城遗址群延续时间长且分布密集、江汉地区有不少文化因素汇入三代文明、高庙文化孕育了一些重要的精神文化质素,等等。但郭著在强调“江汉中心说”的同时,有意在贬低中原的地位,将二里头、二里冈等城址降格为“江河联合城邦国家文明“或者“南商”的边陲重镇,选择性忽略中原地区的文化现象, 譬如忽视仰韶文化的相关材料;同时,对黄河上游的文化多有忽略———近年来的考古发现愈益证明西北地区新石器時代文化在中国文明起源进程中有特殊贡献。

郭立新：

字里行间显示了评论人诸多矛盾的态度。一方面，不能不承认长江中游（包括江汉地区）更古老持久且大型的城市文明，以及殷周青铜文明对长江中游文明的承继，如青铜器造型和纹饰的源头大多在长江中游，精神信仰很多源自长江中游（这方面的论证尤以《天神》一书最为详尽）。另一方面，又念念不忘主流的二里头中心说，转而批评郭著贬低中原地地位，将二里头、二里岗降为“边陲重镇”；还忽视仰韶文化以及黄河上游的新石器文化。实际上，这些指责毫无道理。所谓贬低说，首先缘于评论人心目中认为此时有个所谓的“广域王权国家”，前揭已述，在郭氏看来并无此事，所以，贬低说实源于评论人自己的心魔。至于仰韶文化，评论人前面就有文字表达，“黄河流域彩陶传统的消散”（此亦为郭氏观点），既然是消散，对后世无甚影响，又何须多费口水？（笔者猜想，评论人此言，可能是受到某几个考古学家看法的影响而出现的自我无意识之言？）；至于西北青铜文化，郭著有专节论述，谈不上忽视。又，评论人所谓将时空完全不同的二里头、二里冈（郑偃）等城址与“江河联合城邦国家文明”并置，显见评论人虽然在讨论一个历史复原的话题，但却缺少严谨和分明的时空意识，导致时空错乱。

其实，说到底，郭氏之说与评论人所认为的主流学说的关键差异在于对多元一体化起始时代的认定。评论人念兹在兹的中国文明一体化在“龙山时代”之后即已完成，那时中原便已俨然成为中国文明的中心；而在郭氏看来，一体化过程始于殷商帝国，至秦汉才基本完成（当然其后仍不断有新的族群和文化融入）。除了郭著外，郭氏更在《天神》一书中，从精神信仰与礼器演变的角度，描绘了一幅精神文化的历史长河画卷，使我们看到早期是如何从多条涓涓细流汇聚，慢慢变大并不断吸收沿途支流，早商精神信仰初次系统化而成为主要支流，至殷商帝国融合诸多支流而发展出主干，至西周又如何变化，以及春秋战国所经历的哲理化转型（相伴的还有迷信化），还有秦汉所经历的人格化转变。

7.2.我们似乎可以从郭立新先生的表述中看出郭著的预设,即“稻作规模性的发展成为孕育中国上古文明,构成复杂社会生活之基础”[23]。然而,近年来的研究表明,长江下游地区(以上山文化为代表)同样是稻作农业的重要发源地,甚至早于江汉地区,更何况是否率先栽培水稻、是否接受稻作农业与文化的优劣并无必然关系,孙隆基先生即指出“农牧革命确是文明突破的必要条件,却非充分条件。稻作纵使诞生在中南,不能全面排除中原先进入文明之可能性,更何况华北独立地驯植了黍与粟”[6]。正如稻作农业一样, 郭著所指出的一些支持“江汉中心说”的论据,不少也见于长江下游,甚至以长江下游更为典型。郭著在有些地方,直接将长江下游视作江汉地区的“盟友”,似乎可以不分彼此。这实际上是在强调长江文明的意义,以同传统的黄河文明至上观抗衡。然则长江中游与下游的文化虽然交流密切,但毕竟面貌悬殊,在某些方面,长江下游更具策源地的意义, 不宜将功劳一概记在长江中游的头上。

郭立新：

陈文这段文字的要旨是讨论长江中游和下游稻作的起源与发展。陈氏似乎并不否认稻作对原生文明起源的贡献，不过企图用长江下游来平衡对郭氏对长江中游的强调。在郭著出版以后，郭氏与本人又对新石器革命、稻作起源所有资料和证据进行疏理和考证，近年相继发表《蓝色革命：新石器生活方式发生的机制及指标问题》、《论稻作萌生与成熟的时空问题》、《早期稻田遗存类型及其社会相关性》等论（相关研究仍在进行中）。长江中游和下游确实都发现了早期稻作遗存，有新石器早期人类利用稻谷的证据，但就像孩子出生以后能否顺利成长，水稻进入人类生活以后，能否顺利成长为人类赖以维生的主食，还取决于很多条件，如客观的自然环境、猎人下山与定居生活方式的形成等。

至少就现有资料来分析，长江中、下游稻作发展的路径颇有不同：长江中游因为有澧阳——洞庭——江汉平原这样宽阔肥沃的平原腹地，为稻作不同阶段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故自从彭头山文化以降，经过皂市下层、汤家岗、大溪、屈家岭、石家河等连续发展出来的文化，表现出了完整而一脉相承的进步过程，故而新石器中期的汤家岗文化，就已表现出相当成熟的农业文明形态。

而长江下游地形较为破碎，最早发现稻谷遗存的上山文化分布于浙西金华地区，后起的跨湖桥文化地处钱塘江口，河姆渡文化所在的宁绍地区也多为山地；它们都只有小平原，平原过小，且易受海侵影响，自然条件不稳。所以，从总体来看，在新石器早中期时，虽有上山、小黄山、跨湖桥、河姆渡等数度努力发展稻作的文化，但却又各自表现出了不同的生活方式与文化精神，并未形成一脉相承的农耕技术，所以亦分别遭遇了被湮没、或是农耕技术绝传的情形（这几个文化稻作的比重都不大）。

长江下游稻作的发展，只有到了新石器晚期的马家浜文化后段（太湖平原是在距今7000年以后才成陆），才算是真正掌握了农耕文明的进展，而渐次发展出相对成熟的农业文明。马家浜、崧泽文化不但快速地吸收长江中游稻作栽培的丰富经验，并在其基础上，更进一步创造了许多新技术与文化内涵，因此又回头重新影响了长江中游及其他地区。之后，崧泽—良渚和屈家岭—石家河文明，则处于互相学习、促进且协同进展的情况。但是，良渚后期，下游的稻作文明明显受到严重打击而衰退（可能跟海侵海退有关系）；而中游虽然受到此事件的一些冲击，但仍然保持了文化的连续性与影响力。所以，重视中游只不过是因为其历史连续性以及后期历史的影响更大且更直接，但并不存在郭氏片面强调长江中游而忽视下游的问题。

长江中游与下游同样都从稻作基础孕育文明，但表现形态有同有异。共同点都要治水、协作和守农时；不同点在于中游形成了以古云梦泽为枢纽的群城网络,即郭氏所谓连城邦国，但下游更多出现的是信仰中心构成的网络；前者世俗的成份比较重，后者宗教意味比较重。

陈文提到的将长江文明看作一个整体，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可能的（除了陈文提及的中下游，其实还包括兴起时代更晚的上游成都平原以及赣中盆地），因为其主要生活基础都是稻作，而且这三地确实可观察到实质互动和影响的证据。不过，本人需要补充的是，长江中游和下游在新石器早中期的互动，并不一定是通过长江水系进行。彼时的最佳传播者反而是在山地生活的猎人，所以南岭更有可能是新石器早中期重要的传播带，猎人是中游和下游的文化中介者（详参《从新石器时代刻纹白陶和八角星图看平原与山地文化的关系》）。

孙隆基先生所言是基于他本人对于两河流域的观察，即农牧革命的发生地是新月形地带的低山和山前地带，但国家与文明却孕育于比该地带海拔更低的河谷地区。孙先生所强调的重点是，从农作发生地到国家文明的兴盛地，未必完全重合。而郭氏阐述的长江中游地区从稻作孕育到文明国家成长的空间模式，虽然与西亚有些差异，但大体也呈现这个特征。在郭氏眼中，长江中游的稻作先从其一个角落——小小的澧阳平原及附近地区起步，慢慢拓展到洞庭平原。至距今6000多年的前国时代，才越过长江和汉水，相继进入鄂西和汉北（或称汉东），在更为宽阔的江汉平原获得重大发展，从而成为屈家岭-石家河连城邦国文明的主体（详参《时空》）。不过，原来的洞庭平原仍在发展，二者连成一体，所以，准确地说，单只讲江汉文明不尽准确，应称之为两湖文明或长江中游文明。另外，从孙先生引出的话题还需要进一步分析，西亚的麦子大体属于旱地作物，可在山地环境耕作，故其起源地与后来的大规模耕作区有位移，但稻作从一开始就只适合于低洼平原区，所以起源地也是后来大规模耕作区的一小部分。

评论人将中游之江汉与下游之上山作比较，严格说来，这是不对的；可与上山相比的不应是江汉，而应该是澧阳平原之彭头山、十里岗等文化；下游可与江汉相比较的区域应该是太湖平原。需要分清不同历史主体的时空属性才有可比性。另，评论人声称“在某些方面,长江下游更具策源地的意义,不宜将功劳一概记在长江中游的头上”，不知所指为何？郭氏似乎也没有说功劳都要记在长江中游，郭氏反而对上山、跨湖桥、河姆渡等都有自己独特的剖析，明了其意义所在，且她一再表述其多元观点，郭著强调中游只是从整体评估获得的认识。总体来说，评论人此类评价纯属泛泛而论，除了表达自己态度外，无甚其他意义。

7.3.“江汉中心说”与“中原中心说”同样面临一个问题,即该区域是否长期维持中心的地位。譬如石家河文化在末期的确经历了衰落的过程,郭著则解释道: “古城建筑趋向简单化, 制造珍宝物品的行业萧条了,但文化的原有成分并未消失… … 虽然,北方族群并未占领、毁灭石家河古国,但在环境恶化的同时, 却也增加了汉水及云梦泽地区这些联合城邦、古国政治社会运行的困难。”( 第59页)在相对衰落的情况下,仍然认为江汉地区足以掌控中原的二里头遗址,认为“偃师二里头在本土缺乏深厚基础, 但‘湖北二里头’有之”(第71 页) , 显然难以令人满意。

郭立新：

评论人此段文字存在三个问题需要澄清：

首先，评论人似乎非常喜欢用“中心”的概念，从评论人的表述“只有形成了广域王权国家,讨论谁是中心才有意义”可知，评论人所谓的中心是政治中心，并预设了大型国家的概念。郭氏很少用“中心”这一类标签，在其眼目中，长江中游的屈家岭-石家河连城邦国文明对同时代其他地区具有较大影响力，但这种影响力只是文化上的软力量，绝非政治上的控制力。希望评论人不要将自己对后期国家中心的历史想像强加在郭著身上。

其次，评判一个对外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地区，是否必须如评论人声称的那样“长期维持中心的地位”，并将这个标准作为承认其历史地位的标准之一？我看也未必。文化中心的盛衰迁移在历史上乃常见之事。诚如评论人指出的那样，郭氏表达，在公元前2300年前后，长江中游和下游普遍发生了一次动荡。这次动荡的后果是石家河与良渚的诸多技术与文明成就向外扩散。良渚虽消失了，但长江中游的后石家河文化，却仍然呈现出另一种荣景，如专业化冶炼的发展（参《石家河文化：东亚自创青铜文明》）。有关该历史过程的内因和外因，将来可参考本人与郭氏有关大禹研究之论文，以及《中国最早城市体系研究》等论文。

最后，“石家河文化末期”远早于二里头，二者并不同时，评论人不应将其与二里头相比，来讨论“掌控”的问题。与二里头相对的是盘龙城早期，所以应该用盘龙城早期与二里头作对比。这时历史已进入公元前1700年前后了。此类时空错乱的问题在评论中反复可见，评论人自己应当注意。

7.4.只有形成了广域王权国家,讨论谁是中心才有意义。学界普遍认为至迟在二里头文化时期,黄河流域已经出现了广域王权国家。而在此之前, 陶寺文化为中原中心的确立奠定了基础。在二里头文化时期,江汉地区相对黯淡,绝不能称得上中心。在“龙山时代”,石家河足以与陶寺媲美,但也称不上中心。“龙山时代”之前, 各区系的文化发展相对独立,更无所谓中心了。

郭立新：

据本人所知，广域王权国家的概念，迄今主要是许宏先生等少数学者在用，怎么就成为学界普遍认为呢？所谓“在二里头文化时期,黄河流域已经出现了广域王权国家”之类的认知，在当今类似于某种集体意识形态，这一类历史想像正是阻碍我们进一步探索的重要原因。若单纯看材料，又是怎样的历史图景？我们以刘莉教授最新发表的Rise and fall of complex societies in the Yiluo region, North China: Thespatial and temporal changes（Quaternary International 521 (2019) 4–15，许宏先生也是该文作者之一）一文为例。该文对伊洛地区的聚落发展演变做了长时段的观察与分析。据该文可知，二里头二至四期（1700BC-1530BC）,伊洛盆地出现四级聚落。在刘莉教授的话语体系中，二级为简单酋邦，三级为复杂酋邦，四级为国家。也就是说，彼时二里头确已迈入国家的门槛（郭氏亦认为二里头为独立的国家），但并未象东周时期(五级聚落)那样进入大型国家阶段。另外，四级（或五级）聚落在长江中游石家河文化阶段就已出现了。

陶寺与二里头的年代早晚各不相同，从文化因素看亦少有直接联系的证据。同样据刘莉教授的研究，陶寺虽然是当时华北地区层级最多的复杂酋邦，但其控制范围也只有3300平方公里；彼时华北地区的主要政体形式是多中心竞争型简单酋邦；而且据韩建业、卜工等先生的研究，陶寺的文化因素对外辐射作用不明显。此情此景，又何来“陶寺为中原中心的确立奠定了基础”的说法？评论人如此说，或只是评论人需要有一个中原中心说，不过，这却不是基于事实的说法。

不知道评论人下列声称的依据何在？“在“龙山时代”,石家河足以与陶寺媲美,但也称不上中心。“龙山时代”之前, 各区系的文化发展相对独立，更无所谓中心了。”

二里头文化时期以及稍后的二里岗时期，除了盘龙城之外，两湖地区辽瓦店子、荆南寺、意生寺、云梦等遗址都显示丰富的内涵，此时湖南岳阳地区的遗址密度非常大，远超其他时期，又做何解？评论人所声称的“在二里头文化时期，江汉地区相对黯淡，绝不能称得上中心”的依据何在？评论人一方面承认石家河足以与陶寺媲美，另一方面，前面刚将陶寺称为中心，此处又声称石家河不配称中心，是有内在矛盾也！至于评论人声称的““龙山时代”之前, 各区系的文化发展相对独立，更无所谓中心了”，亦与其声称的“江汉地区发现的古城遗址群延续时间长且分布密集”等事实相矛盾也！评论人种种矛盾，盖缘于其所认定的中原中心的心魔在作怪，且滥用、窄化“中心”的概念而罔顾事实，以贴标签的方式使用之。

8.1.殷人的来源是否能到黑龙江以北,也很成问题。

郭立新：

此问题前面已有讨论，不再重复。

8.2.郭著将较大篇幅集中于家马与马车问题上,认为既然在殷墟时期中国境内才有家马与马车集中出现,那么只有一种可能:即家马和马车是作为游战族群的殷人在该时期才自东北捎来。马车的出现是否一定与殷人的出现相绑定呢? 马车的出现,需要满足两个基本条件, 一是家马, 二是车。家马的驯化有其策源地, 无论是体质特征还是 DNA 的线索,都证明家马始于中亚草原,中国的家马系外来②。但家马在殷墟时期之前已经进入中国境内,而且西北地区是更为重要的引入点,以齐家文化为代表。只不过当时中国北方地区的自然条件尚不适宜家马生存,家马的功能也没有被充分发掘, 因此没有大规模扩散[25]。马车以西亚或中亚为最早,但中国的马车是否外来尚有争议。最近淮阳平粮台遗址发现目前所知最早的双轮车辙,时代不晚于4200 年[26]。二里头遗址亦发现有双轮车辙,时代距今约3700 年[27]。然而二里头所发现的车,动力不详,轨距过窄,与殷墟马车不同, 未必与马车有关。稍后的偃师商城遗址也发现有两道车辙,且有疑似蹄印, 但无法确知具体畜力[28]。可以说,殷墟时期之前,中国境内家马与车两项因素具备, 是否有马车则存疑。如若殷墟时期之前中原地区已有马车存在, 那么郭著的一个基本前提———殷墟的主人是与二里头、 二里冈迥异的外来游战族群便难以成立。

郭立新：

郭著仔细列出了迄今发现的大部分有关马、车和马车的资料。评论人所写的前部，看不出与郭著有多少差别。郭著更具体论证：驯马史滥觞于新石器晚期的亚洲草原，具体言之，为哈萨克草原和丘陵的北部，始见于柏台文化，当时的草原住民为了取得肉乳，遂由猎马逐步发展为畜养马匹。至青铜时代，随着草原人口的不断扩展而形成新的族群,他们出于战争和迁徙的需要,开始将马匹当作交通和战争的工具,马的使用从而有了新的方向。公元前2000—前1600年间,只有少数特殊的"游战族群"(nomads)才掌握驭使马匹的技术。青铜时代的马政与贩马贸易,一方面促使马车向外传播,另一方面也促进了民族流动。从人类掌握驾马技术起,原本各地相对独立的历史才逐渐转变为互相沟通的世界史。（郭著，另参《古代亚洲的驯马、乘马与游战族群》）

郭氏很早就判断石峁会出土马骨（在殷商之前），后来的发掘表明确实如此，因为石峁处于草原地带的南缘，有驯马族群活动，乃正常现象。郭氏还认为有马、有车、有马车代表三种不同的情况，有马（食物和骑乘工具）、有车（工具），不代表有马车（战争）。评论人一方面似乎认同郭氏看法，且特别表明“殷墟时期之前,中国境内家马与车两项因素具备,是否有马车则存疑”；不知何故紧接着又声称“如若殷墟时期之前中原地区已有马车存在,那么郭著的一个基本前提———殷墟的主人是与二里头、二里冈迥异的外来游战族群便难以成立”。前后如此矛盾，前言不靠后语，所为者何？

8.3.尽管仍有学者主张中国马车的本土起源③,但马车西来说相对而言有更大的市场①,王巍先生曾提出有两种传播可能:一是由西亚经北高加索进入草原地带, 然后南下经蒙古草原至长城一带,最后进入华北平原;二是由西亚进入新疆,再由羌人聚居的甘肃、海或由内蒙古中西部经晋北、陕北传入中原地区[29](P386) 。若马车是域外传入,很可能是殷墟时代之前,且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是自东北南下。郭著认为来自东北的殷人是家马和马车的传播者,然而,远在黑龙江以北的所谓殷人老巢又何尝有家马和马车的铁证呢?我们又何必舍近求远,无视更接近中亚、线索更多的西北地区以及北方草原呢?

郭立新：

黑龙江说前面已说明。抛开具体地域，郭著的重点是，殷商王族属于草原游战族群，是殷商王族将马车带入到南方农耕区，一个明显的证据是，南方农耕区（包括安阳地区）正是从殷商建立以后，才大量出现马车。至于推断殷人是从东北方向（冀北辽西和蒙东结合部）下来，是结合了地形地貌、当时的历史文化格局、文化因素流播方向等证据的总体判断，比如，夏家店下层文化和下七垣文化的发展，东北因素在殷商文化的出现，郑邑兴起的背景等（参郭著、《盘龙城历史地图》、《天神》等，为了解东北及长城地带的情况，郭氏还用一个多月时间，沿途实地考察将近一个月）。这些证据都有说明，评论人何故视而不见呢？

历史复原不能建立在凭空猜测的基础上。评论人声称马车很可能是殷墟时代之前传入，且非自东北南下，请拿出具体证据来。

8.4.郭著强调马车技术不可能通过交流或学习获得,认为“文化并不会脱离人群自行传播。所有的外来文化都只能藉由人来传播,而且本土社会不会立即接受新的、尤其是外来的现象”(194—195) ,郭著的这一论断过于绝对,文化传播当然还有间接接触或接力传递的途径。实际上,罗森夫人所谓“中国弧”(China’sarc)[30]起到了保护膜的作用[31],中国早期的一些外来文化因素基本上都是通过间接接触输入的。

郭立新：

评论人直接引用郭著一句话，但请不要割裂上下文语境来看。郭氏早年做艺术史出身，对文化传播和借用的现象，有自己一整套看法，若欲了解而评论，不妨看看郭氏所著之《探讨中国翼兽问题之要点》、《从西亚到东亚:翼兽形象之原义及本土化》等文。评论人所谓间接接触或接力传递，难道不也需要通过人作为中介或媒介进行吗？看不到评论人所述之理驳倒了郭氏之言。而且，此处突兀冒出所谓中国弧起到保护膜的说法，文句语意错乱（或许也是因为受篇幅所限，过于简洁所致吧？），读来让人觉得混乱而已。下文紧接着又用了“半月形文化传播带”这样的概念。在评论具体历史问题时偏爱从这一类虚空概念生发历史想像，是本人在读评论时得到的印象之一，或折射其历史复原或思考进路有偏爱从理论模型而不是从具体事实出发的取向。

而这正是郭氏所反对的。她认为：“理论化的研究，容易忽略具体的人、时代或社会细节，忽略人生的多样性。其实一切理论结构都似普洛克路斯忒斯铁床一样有着固定的长宽，所以超越其长宽的现象强行被截断，而将长宽不足的强行拉长，削足适履、强求一律而使其符合理论。理论的目的是规律化实际上可能毫无规律的生活。理论化的研究用一套指标作支柱，而在此基础上建构新楼，由于所选的指标未必到处都能用，在观察具体社会时，容易发现，有时候在这些客观指标之外出现看似微小的现象，或许更加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并且，外观相似的现象未必都出自内在相同的基础，选定的指标并不一定能符合具体的情况，所以建构的新楼未必是古代某个具体社会文化真实的复原。简而言之，选定理论的研究，在其基础上已有选择性，故经常以科学化的诠释取代直接而深入的认识。”（引自《天神》）

8.5.郭著还认为“世界史上也从没有一个完全不认识马的农耕民族,在未曾遭受外来驯马民族统治的情形下,会突发奇想地自行引进马匹,变成驯马民”(第201 页) ,中国境内的马车只能是由掌握马车技术的殷人引入。然则马车技术的产生是一元还是多元尚有争议,即便是一元的, 也并不一定依靠武力征服来传播。如若按照郭著的逻辑,后来出现马车的地方(包括殷人活动的区域) ，都应该被中亚草原民族征服过, 但这显然难以成立。

郭立新：

感到评论人有很奇怪的阅读和理解逻辑。郭氏此言意思明确，乃指一个完全不认识马的农耕族群，因为生活方式的差异而不会主动引进马而成为驯马者，但不排除在受外来驯马民族统治的情形下，跟着贵族们习于驯马。殷商的情况正是如此。殷商王族将马车带入南方农耕文明区，自此农人们也开始熟悉马车相关知识和技术。郭氏又何曾说过，殷商王族为来自中亚的草原民族（郭氏的原意应该是草原族群忽聚忽散，游动快，是故来自不同地方的文化因素经草原地带传播得很快，而草原文化因素也很混杂）？又如何可以据郭著推导出“后来出现马车的地方(包括殷人活动的区域) ，都应该被中亚草原民族征服过”这样的荒谬之言?郭著只是考证和说明，马最早是在中亚草原驯化成功的，殷商王族为有马车的草原游战族群（或称为“势力”更为准确）之一，但是否可以据此就认为郭氏主张殷商王族来自中亚？显然不能！马被驯化后显然被扩散到广大范围，其中某地某种势力有了马车并南下建立政权。此为两件不同事情，空间和时代皆有差，怎么可以这样混为一谈！

8.6.目前中国较早的马骨见于齐家文化与夏家店下层,位于所谓的“半月形文化传播带”②, 是为家马东传的前沿阵地。一方面,夏家店下层发现马骨,发祥地与其相近的殷人对马或许并不陌生,殷人或许的确很早便涉足驯马,文献中“相土作乘马”未为无稽。另一方面,殷人与善于驯马的羌人之间,亦有较多接触。最为接近中亚的中国西北地区是羌人的聚居地,这一区域便发现有中国境内早期(甚至是最早) 的家马马骨。殷墟祭祀坑中的骨骸,很大一部分属于羌人战俘[32], 而非郭著所称的殷商王室③。结合甲骨卜辞中“马羌”“来马”“入马”等记录, 殷人的一些战马很可能是从西北输入。殷墟马车的集中出现是在二期, 正当武丁时期, 该时期对羌人用兵频繁, 马车技术由此输入亦未可知。

郭立新：

首先，齐家和夏家店下层虽出土马骨，但亦未见马车。羌人自己都没有掌握马车技术，何来教殷人？

其次，若如评论人所言，殷人（评论人眼目中的殷人应是跟二里岗文化一样的农人）分别从西边齐家或北边的夏家店下层人那里掌握驯马技能，也只会在南方农耕区发现马骨而已，何来马车？而且在此情况下，南方农耕区的马骨应呈现出由少到多的自然增长过程，何以殷墟突现大量马车？

再次，评论人所言“殷墟祭祀坑中的骨骸,很大一部分属于羌人战俘[32], 而非郭著所称的殷商王室”，简单一句话又给郭氏挖了个坑：众所周知，殷墟祭坑大量杀牲（战俘），但郭氏居然连这个已写入历史教科书的常识都不知，“愚蠢”到认为殷墟祭祀坑中的骨骸属殷商王室！不过，查郭著可知，郭氏并未否定杀牲说，而且提出了自己的理解：

“殷墟殉葬人与人骨祭祀坑非常普遍，骨架数量也很大，此外颇关键的是，目前可确定的人殉和人牲斩首礼，最早应是发生在殷墟时代。虽然新石器晚期的遗址中已有人骨祭祀坑，但所用人牲数量远不及殷墟，而且殷商有专门的人头祭祀坑，这是在殷商之前遗址里未曾被发现的。人牲的数量表示战事的规模，而以斩首的方式杀害人殉和人牲，则显示殷商文化已建立了其独特的国家祭礼和祭法。”

郭著中，讨论到可能有贵族或王室成员的祭祀坑，特指西北冈出土398头骨的那个祭祀坑（郭氏私下认为此坑可能跟王室内部政变有关系）。下面引用几段原著的表述：

“殷墟祭祀坑中的人头骨分属多元族群，其中不仅包括东亚、北亚、南亚三种蒙古人种，也有太平洋黑人种、高加索白人种、爱斯基摩人种等等 。郑偃墓葬則未曾见此类情况，这说明殷商所接触的地域范围相当广远，不仅国力强大，在民族属性上，可能还接触、甚至包含许多自远地而来的人种。

最直接的证据是西北冈祭祀坑出土的398头骨，其中至少有两具女性头骨确定是属于高加索人种（属西北冈人头骨第三分组，图一一一：1）。杨希枚先生怀疑，在第四组的50具定为北寒带类古蒙古人中有一些其实比较像是古北欧人种（爱尔兰人），或者属于高加索或混血人种 ；此外，美国人类学家孔恩（C. S. Coon）认为头骨中还有数具黄白人种混血。另有38具，被杨希枚和孔恩先生分为第五组而未定其人种，Kim Hayes依据新考古资料，将未定的38具与中亚草原青铜文化的人种作比较，发现他们具有相同性，也属白人的一种（图一一一：2） 。殷商王族与草原族群关系密切，并与高加索人种曾有接触。

西北冈祭祀坑的人骨便一定是与王家有着密切关系，但是，若从文化背景来思考的话，笔者认为这种假设或许是最近乎可能的史实。”

通览全文，可知郭著此处旨在用此坑的例子说明殷墟人种来源的多样性，而非讨论献祭问题。

8.7.与家马、马车的起源问题一样,金属冶炼技术的来源同样有本土发生与西来说之争。金属冶炼与马车一样,属于当时的“高尖精技术”,多元起源的可能性较小,而且西亚的起步大大早于中国,中国境内最早出现端倪的是“半月形文化传播带”，正是与欧亚草原接触的前沿阵地。在考察中外文化因素的交流时,需要注意空间与时间两大要素,即空间上是否存在接触的可能、时间上是否存在承续的可能,既不可陷入机械传播论的误区,也不能无视共性因素背后的接触可能性[33]。金属冶炼技术与马车技术,无论是技术特点本身,还是时间与空间的逻辑, 都透露出自外输入的线索。在金属冶炼技术方面,郭著是主张多元论的。它认为西北、中原、江汉的青铜文明各自起源,并且“长江流域的青铜文明早于黄河流域”(第90页) ,“中原青铜文明的产生与其(笔者按:指西北地区的齐家文化) 无关”(第82页)。郭著强调江汉地区有丰富的铜矿,似乎认为有铜矿便必然催生青铜文明,却无视中国最早的青铜冶炼实物出现于西北地区,而在论及江汉地区的金属冶炼时因无确据,甚至给出了“虽然在屈家岭地层中,不能确定是否发现铜器… … 但笔者却认为,青铜技术发明者可能就是屈家岭文化的古先民”(第83—84页)这样的推测,并将缺乏考古实证归咎于考古工作者工作不够细致。在其“江汉中心说”的主导下,郭著的论述已然带有较大的偏向性,甚至索性抛开了它所倚重的考古实物。由于主观偏向性的存在,加之将盘龙城的年代提前,于是有了“二里头四期和二里冈的青铜器,与“先楚’文明的盘龙城青铜器相同, 可见中原青铜原料和技术来源也在长江中游”“郑偃无矿产,不可能自己发明青铜技术, 只能习自有矿产的地区”(第87页)之类的论断,殊不知矿产之有无与是否产生冶炼技术并无必然联系。

郭立新：

冶炼技术的起源问题，前面4.6已有回应和说明，不再重复。

无论从矿料分布、文化背景、技术背景、造型与纹饰、精神文化脉络，皆可证明中国青铜文明的源头在长江中游，而非西来。

不得不说，郭氏克服重重困难，发掘和还原中国青铜技术的源头以及演化路径，将中国冶金技术的源头追溯到距今六千多年前，重现那一段湮没的历史，实具有非凡的世界史意义。

评论人可能不掌握最新资料。下面我放几件已经发表的出土于长江中游的、与冶炼有关的器物吧：

9.1.古史重建之路, 漫漫其修远, 有赖吾人再接再厉。

郭立新：

古史重建的任务虽然艰巨，但前路并不漫长，而且越来越多地累积起新的线索和证据，让后人获得更有利的条件进行历史复原。借用孙隆基先生一段话：

目前该是将历史性质的理解通盘翻转的时候了。历史研究的对象不是对去吗？对象已不在眼前，今人能做的顶多是拼凑过去的一鳞半爪，做“局部”的复原。我们掌握过往时代必定不如当时人，正好比一个外国人不会比本国人更了解其地一般，这难道不是自明之理吗？

我在这里郑重地指出：这个庐山中人方识此山的观点是错的。一个古埃及的村民不会知道同代有巴比伦；法国大革命在里昂进行期间，里昂人对巴黎革命的讯息会比今人少。事实上，当时人所知比我们还要“局部”。只掌握了“局部”之不足感只是我们统摄性意向的投射，如追求永生一般，把上帝式的全知当作终极理想，既使拥抱这个理念，比起古人来，今人仍是奥林匹斯山上的神族。统摄“古”者是“今”，“今”之不存，“古”将焉附？这个“今”越往后移，离“古”越远，能花在将“古”这种意义锦缎的纹路编织得更精致的功夫就越多，因此，历史（过去）不只需要“新”，它需要“日新又新”。

——前文引自孙隆基：《新世界史》之“新”总序，中信出版社，2015年。

站在二十一世纪，我们既从清代经学的考据和顾氏的疑古辨驳看到了传世文献所载古史所呈现出来的模糊、疑惑与矛盾面相，又从出土文献看出经典形成的过程，且从信古与释古的经验和教训中获取营养，手头还有大量考古学和自然科学拓展出来的一手材料和信息可以利用。可以说，此前从来没有哪个历史学家象我们这样幸运地拥有这么多有用的史料和证据！只要打开心扉，而不是固守成见；只要多做事实辩驳，而不是动辄套理论模型；虽然复原上古史的任务极为艰巨，我们又何尝不能让渺远的历史轮廓重新显现！

9.2.但由于其在处理材料的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结论的可信度。

郭立新：

郭著结论的可信度如何，这里不评判。不过，评论人所说的在处理材料过程所存在的问题，大体上已逐一讨论和辩驳，相信读者自有公断。

行文至此，本人亦彻底明白，为何郭氏当初会说“他们所提的问题，其实跟我的书没有任何关系”。一千个读者，固然就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但读者若总是以自己为原型投射于作品中，其所想像的哈姆雷特，与其说是作者或作品赋予的，不如说是读者自己想要的。

虽千万人,吾辈往矣！

郭立新

2020年4月26日

本文已完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