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梯山石窟北凉飞天，再现“河西都会”千年历史风范

2021年12月，新华社“新华视点”曾报道：甘肃天梯山石窟发现一幅完整北凉飞天壁画。一时间，在石窟寺考古领域引发了广泛关注。天梯山石窟北凉飞天壁画的发现，为中国早期石窟艺术提供了崭新的考古材料，也为河西都会“凉州”的厚重历史底蕴增添了熠熠生辉的一笔。为此，中国民族报“道中华”对武威市天梯山石窟保护研究所文物研究室蔡建宏主任进行了专访，为我们揭开1600多年的历史。

初识河西都会“凉州”

凉州，是今甘肃省武威市的古称，享有“天下要冲，国家藩卫”和“五凉京华，河西都会”的美誉。早在四、五千年前，这里就有我国北方诸民族聚族而居；西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春，霍去病两次西征匈奴，控制了整个河西走廊，设置河西四郡；汉武帝元封五年（前106年），“初置刺史部十三州”，在西北设凉州刺史部，以武威郡姑臧县（今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为治所；东晋十六国时期的前凉、后凉、南凉、北凉，唐初的大凉都曾在此建都，以后历为郡、州、府治。汉唐之际，凉州是中国西北地区仅次于长安的最大古城。

丝绸之路的开辟与畅通，为佛教文化的东传创造了机遇。到十六国时期，凉州的梵经、胡经、抄经、译本存贮数量惊人，南朝僧祐《出三藏记集》记载：仅凉州城中翻译出的佛经总数就有一百四十五部。大量的南亚、中亚和西域高僧弘法至此，南朝《高僧传》记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凉州籍名僧11人，曾经在凉州寓居的西方高僧20多人，且这些僧人均在当时的佛教发展史上具有突出地位并作出了重大贡献。由此，凉州成为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新高地，促进了佛教中国化的演变与发展，同时也成为了汉地译经弘法的集散中心。与此同时，“石窟寺”作为一种新的佛教文化产物在河西走廊产生、蔓延。

“凉州石窟”藏于凉州

据《十六国春秋》《高僧传》等众多史料文献记载：北凉沮渠蒙逊时期，凉州一带佛事活动频繁，沮渠蒙逊在“凉州南百里崖”大规模开凿石窟，安设塑像，且“为母造丈六石像”。可是，在可查阅的文献史料里面，自唐代以后均未找到关于“凉州石窟”的相关记述。那么，北凉王沮渠蒙逊开凿的那座“凉州石窟”是否还存在？这座石窟到底在哪里？

20世纪上半叶，关于“凉州石窟”的讨论与探索从来没有停止过，尤其对“凉州石窟”的具体位置、发展延续、灭失与否、现存遗迹等诸多方面展开了广泛论证，同时也得出了诸多不同的结论。

1958年，甘肃省人民政府决定在武威天梯山石窟下面修建黄羊河水库。遂于1959年11月—1960年4月，由原敦煌文物研究所（现敦煌研究院）与甘肃省博物馆组建了武威天梯山石窟搬迁勘察工作队，对天梯山石窟进行了为期半年的详细勘察和清理发掘，最终清理发掘出了5个北凉石窟，同时在第1窟和第4窟内剥出了一定数量的北凉壁画。以此为据，结合史料，充分证实：武威天梯山石窟确为“凉州石窟”，并且北凉王沮渠蒙逊所创凿的石窟，及其为母所造丈六石像的石窟也都有可能依然存在。

在此次文物搬迁过程中，工作队在当地老人的指引下挖出了一通埋藏的石碑，即《重修凉州广善寺碑》（据《武威县志》记载广善寺即天梯山石窟前大佛寺）。据碑铭记载：“郡东南百三十里，地名黄羊川，有古刹遗址，中有石佛像，高九丈，为菩萨者四，金刚者二，诸佛之龛二十有六。”碑铭中记载的古刹遗址位置与北魏崔鸿《十六国春秋》中“于凉州南百里崖中大造形象”所记述的沮渠蒙逊时期开窟建寺的位置不谋而合（今凉州城区距天梯山石窟约为60公里）。

综合天梯山石窟北凉文物遗迹和碑铭内容，证实了天梯山石窟就是历史文献中所记载的由北凉王沮渠蒙逊所创凿的“凉州石窟”，印证了关于“凉州石窟”历史文献记述内容的正确性，同时也为唐代以后天梯山石窟无文字可考的历史阶段提供了真实可靠的实物证据。

“凉州模式”缘起凉州

天梯山石窟始建于北凉沮渠蒙逊时期(412—439年)，距今约1600余年，是我国见于史册记载的第一个由一国之君直接参与创凿的皇家石窟，在我国的石窟寺发展史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值得一提的是，天梯山石窟开凿过程中，培养了昙曜等一批开凿石窟的能工巧匠和雕塑家、彩绘家，也是后来开凿云冈石窟、龙门石窟的重要技术力量，昙曜亦被尊为北魏的佛教领袖。

天梯山石窟自北凉大规模开凿后，北朝至隋唐陆续都有兴造，西夏至明清仍有重修。据明正统十三年《重修凉州广善寺铭》记载：天梯山石窟在明代尚有26窟，并在大佛窟前建有寺院楼阁，窟顶建塔一座，壮观宏大。经百年沧桑之变，尤其是1927年当地发生大地震，造成窟前大部分寺院建筑和石窟损毁。到解放初期，仅存洞窟遗迹18窟，但是它几乎涵概了石窟寺的所有洞窟型制，主要窟型有中心塔柱窟、大像窟、佛殿窟、佛坛窟、僧房窟、小型禅窟等。天梯山石窟的第1、4、15、17、18窟就是为期较早的中心塔柱窟，这种窟形源自于印度的支提式洞窟，在十六国与北朝时期比较盛行。

1986年，中国佛教考古开创者、著名考古学家宿白先生根据相关史料和实物遗迹，在《考古学报》上发表了《凉州石窟遗迹和“凉州模式”》一文，开创性地提出了我国石窟寺营建史上著名的“凉州模式”。宿白先生指出，“凉州模式”是我国新疆以东的北方地区出现的第一种佛教石窟营建模式，同时也是这一地区佛像建造最原始、最基本的模式。

天梯山石窟是我国早期石窟艺术的杰出代表，是我国石窟寺营建史上“凉州模式”的起源地，对研究我国佛教石窟建筑、艺术渊源、发展脉络等具有重要意义。天梯山石窟在佛教东传的过程中对炳灵寺石窟、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等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向西影响了河西地区和高昌地区的石窟营建。因此，天梯山石窟在中国早期佛教传播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为研究北方早期佛教石窟和佛教建筑艺术提供了珍贵的断代标尺。

“北凉飞天”再现凉州

为了抢救和保护天梯山石窟的历史文化遗产，国家文物局和甘肃省人民政府批复同意“原址原位”修复天梯山石窟。2006年1月，将1960年存放于甘肃省博物馆的大部分天梯山石窟搬迁文物返还天梯山石窟。2014年，敦煌研究院启动实施了“天梯山石窟搬迁壁画彩塑修复项目”工程，历时8年完成了天梯山石窟搬迁文物的修复工作，共计修复壁画300余平方米，塑像70余尊。

在本次壁画彩塑修复过程中揭取修复了少量早期重层壁画，再一次揭开了天梯山石窟早期壁画的神秘面纱。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幅当属位第4窟中心柱背面，第一级塔柱上沿处的弧形北凉壁画（上文新华社报道内容），面积约为0.6㎡。此幅壁画中自下而上共出现了三身人物形象：最下面一身残缺，仅存双眼至头顶部分；中间一身为胡跪式供养菩萨形象；上部为飞天形象。整幅壁画的绘制风格与1960年在此窟揭取发现的北凉壁画完全一致，三身人物形象均采用了“凹凸画法”，其眉骨及上眼睑上，均加白色点染，从而形成了明显的立体效果。从壁画的绘制技法来讲，无论是人物脸面肌肤的用色和晕染，还是表现身体轮廓和衣着褶纹的铁线描，均达到了极高的技艺水准。

此幅壁画中的飞天形象，是天梯山石窟目前发现并修复的最完整的北凉飞天壁画。此身飞天与1960年第4窟揭取的立式提瓶菩萨基本一致，不同的是菩萨比较文雅沉静和略有纤细文弱之感，而这身飞天则给人以笨重粗犷的感觉。飞天头部向里，双足向外，虽然腰部略有向下弯曲的姿态，但完全像一身横卧在龛外上部的菩萨，加上略带笨拙的躯体，毫无轻盈飞动的感觉。与其它石窟后期那种轻盈飘动，凌空飞舞的优美形象的飞天相比，更是有所不同。整个飞天，无论在线描、设色、晕染、造型以及神情、意态等方面都很纯熟，给人以笨拙的感觉，再现了早期佛教壁画艺术的独有特点。

2020年10月，以天梯山石窟搬迁壁画和彩塑为主体的“天梯神韵 凉州佛光——天梯山石窟专题展”在武威市博物馆开展。此专题展完美再现了天梯山石窟的千年变革，阐释了“凉州模式”在中国石窟寺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突出了天梯山石窟在中国石窟艺术史上的“源流”意义。同时，从历史、地理、艺术、文化、科技等不同侧面展示了天梯山石窟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呈现出了凉州千年佛教艺术的积累与沉淀。

2021年5月18日是“国际博物馆日”，由国家文物局、北京市人民政府主办，首都博物馆、中国丝绸博物馆、中国文物保护技术协会承办的“万年永宝——中国馆藏文物保护成果展”上，天梯山石窟2幅修复壁画在首都博物馆惊艳登场，这是天梯山石窟修复壁画首次“走出去”，登上“大舞台”。

2017年9月，著名文化学者余秋雨先生在“凉州文化论坛”上高度评价：“凉州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关键所在”。天梯山石窟是几千年凉州文化的重要支撑点，同时也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历史、艺术、科学、社会和文化等方面具有重要价值。

复活凉州石窟千年时光，再现石窟艺术辉煌华章。天梯山石窟文物古迹的保护与修复是一代又一代文物工作者不畏艰苦、刻苦钻研的成果。新时代，我们都是文化遗产的守护者和传承者，守望中华文化，让中华文明的薪火世代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