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循善诱 博道约行——张忠培先生的考古教育思想

张忠培教授和他的研究生田建文(本文作者）

1958年以来，张忠培先生出版了考古报告、论文集等17部，论文、序跋、纪念和评价考古学家的文章近二百六十篇，可谓著作等身。张忠培先生的学术思想和成就人所共知，还有一个是其他考古学家难以企及的，就是张忠培先生同吉林大学考古专业紧密相连，人们一提起他，首先想到培养出许多位优秀毕业生的吉林大学考古专业；一提起吉林大学考古专业，首先想到的是以严厉要求学生而闻名，使吉林大学考古专业迅速崛起的他。

张忠培先生1961年到吉林大学历史系任教，1972年在李木庚、姚孝遂等先生的支持下，在吉林大学历史系成立了考古专业，他也是首任专业负责人。1973年考古专业开始招生，他的教育思想从此有了用武之地。随着1976年8月首届毕业生走向社会，吉林大学考古专业名声鹊起，至今长盛不衰。除1974年、1980年、1982年三年外，每年都招收二十名本科生。1985年还创建博物馆学专业，1987年考古专业和博物馆学专业从历史系分离出来，独自组建考古学系。他也在这一年赴北京故宫博物院任院长，但仍兼任吉林大学考古系教授和博士生导师。多年来，受张忠培先生亲自培养的近三百名本科生和干修生、二十七名研究生、七名博士生等，如今大都在各地挑起考古学界和文博战线的大梁，真可谓严师出高徒，桃李满天下。

创办且办好考古专业，首先是育人为先，其次要有一个切实可行的专业理念和教育思想，还要有一套办学方式和办学艺术。从1972年吉林大学考古专业成立，到1987年他去故宫的短短的十五年间，吉林大学将考古专业转变成了考古学系，从而奠定了吉林大学考古学后来成为教育部两个重点考古教研基地之一的基础，另一个是老牌大学北京大学。正因为如此，他的育人为先的风格和专业理念、教育思想值得不断总结，他的办学方式对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具有示范意义。作为张忠培先生的亲炙弟子，试做如下总结。

育人为先

“育人为先”说起来容易，不光是考古学界，几乎所有的师徒授受的行业都要强调，但做起来难，而张忠培先生做到了。他在学生面前重复率最高的一句话就是：“先做人、后做学问，要想做好学问，先要做好人。”在这个方面张忠培先生把做治学、学识、学说与学风、学品、学问，包括人品看成是息息相关的一回事，而不是两回事，也给他的学生们做出了与人、与事、与考古事业三方面的榜样，用现在时髦的话来说就是“打铁还需自身硬”。

他有着别人无法复制的人生轨迹，战争烽火的童年岁月，坎坷不断的少年时代，意气风发的大学时光，功成名就的教师生涯，耿直守真的“晚节”年代，可谓柳暗花明、跌宕起伏、充满戏剧。他自始至终，坚守不渝，不说违心话、不做违心事、务真求实，是他做人原则；无私无畏、坚持真理、实事求是，是他的人格魅力。他向来尊敬和尊重竭尽全力、披肝沥胆、勇于开拓的贤者、智者；鄙夷和鄙视阿谀奉承、欺上瞒下、得过且过的俗人、贱人。他爱憎分明，嫉恶如仇，认同的事夸奖起来干脆利索，直截了当，和蔼亲切，让你觉得考古大家关怀、关注的温暖；不认同的事，反驳起来抓住要害，直言不讳，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让不改正错误的人自己感到都惭愧和内疚。真让人望而生畏，也深深地感到名如其人。

张忠培先生给社会、给考古学界，尤其是给他的学生们，树立了一个又一个的楷模。对考古学界的先辈前贤敬佩、对同龄学者尊重有加自然不说，对他们的人生阅历、学术观点和考古经验，对近代的和现代的中国考古学史、中国考古学学术史等门儿清；张忠培先生在考古学上，多年来形成了扎扎实实的田野考古本领，认认真真的科学研究本事；他搞研究坚持“独立人格、自由思考”，一定要在材料中找课题，又通过材料解决课题，这就是所谓“让材料牵着鼻子走”，是按照自己当前知识量和思辨能力去完成，而不去追求时髦课题，吃人剩饭、拾人牙慧，更不去与人“商榷”而获得一点浅薄的名气，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亮剑”精神 ；他的名言“不为会议写文章，不为职称写文章，不为稿费写文章”，至今仍然风靡于考古学界；他虚怀若谷，允许学生们有不同意见的同时，常给学生们讲：“你要踩在我的肩膀上搞研究，才能超过我”。他说：“聪明的人有无数，但未必都能成才、成家，非得下苦功夫不可。”我的理解是，绝顶聪明的人，往往事半功倍，这下糟了，这些人往往变得懒了，变得自以为是，满足于现状，满足于沽名钓誉，也往往举步不前，难成大业；自恃绝顶聪明的人，就更糟糕了，到处卖弄，好为人师，不屑于“三更灯火五更鸡”，最后空落个“聪明反被聪明误”的结局；聪明内敛，又肯勤下功夫、勤做功课，日复一日为学不倦的人，不显山不露水，水到渠成，顺理成章，为众公认。天道酬勤，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张忠培先生从不自认为是个聪明人，但他的逻辑学运用的恰到好处，无论是描述考古学对象的发展、演变规律，还是平时讲话和发表论文字里行间都充满逻辑性，学生们开始时都觉得张忠培先生的文章难读，更难读懂，是没有像先生一样的形式和内在的逻辑水平和超常的思辨能力，慢慢地才逐步掌握了他的考古学文化的文字表述。用滕铭予的话来说就是“有时我见他时会想，那个大脑是如何在运转？”更为重要的是，他还运用了已有的考古学发现，总结出了考古学文化中尚未发现的时间和空间的考古学文化遗存面貌来，这就是他常常说的考古学上的“门捷列夫元素周期表”，拿这一张表去把握、去认识考古学文化，也就是用谱系的观点来观察考古学文化。他要求学生们尽最大的可能建立起一个个地区的文化谱系来，既能宏观的去把握，又能微观的去认识。

从以下三件事情，可以看出张忠培先生的为人处事和对考古事业的态度。

第一件是张忠培先生和同出一门的俞伟超先生的争论。他们的导师苏秉琦先生的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论和文明起源、形成与走向秦汉帝国道路的理论，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提出后，经过八十年代的实践，九十年代初期已经深入人心，成为中国考古学界的主流，下一步中国考古学应该走向何方？就成为整个中国考古学界所关心的事了。众所周知，当时直至当今中国考古学界还有人提倡及在搞“新考古学”“民族考古学”等，俞伟超先生发表了几篇“新考古学”的文章，于是就被一些人视为“新派”考古学的带头人；自然张忠培先生所倡导的实事求是、透物见人等研究考古遗存进而走近历史真实的主张，就成为“传统派”了。在一些人看来，“传统派”就是“僵化”“落后”的同义词，是迟早要被取代的对象；“新派”就是“先进”“进步”的代名词，是将来中国考古学的主导。在这关键时刻，张忠培先生一方面对“新考古学”的不切合实际提法进行了解析和批评，因为他有这个“底气”；另一方面“走自己的路”，强调“透过遗存层位与类型，方能探知考古学对象运动规律。考古学前进的必由之路，是深化层位学与类型学的研究。”说到底，还是“让材料牵着鼻子走”。因为张忠培先生既反对传统的教条主义，又反对新进口的洋教条，那种玩文字游戏、偷换概念、搞“先验论”的手法在他跟前是行不通的。表面上看是两位先生之间展开的激烈交锋，为此还惊动了美籍华裔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他发表了《取长补短,百家争鸣——从俞伟超、张忠培二先生论文谈考古学理论》（《中国文物报》1994 年5 月8 日第3 版）。这些事，无疑对中国考古学的走向是大有裨益的，因为“事，不辨不明”。随着俞伟超先生生病、去世，逐渐使这场争论趋于平静。但张忠培先生在俞伟超先生的“追思会”上，写下了至今读起来仍能觉得他内心充满怀念、悲情的《了了，仍未了》，这也是一篇优秀的散文。张忠培先生认为“伟超和我都是苏门弟子，属于同一学派，彼此从来认为任何一学派的生命力，在于学派内部的争鸣，学术见解上的分歧”，“在这次中国考古学走向何方的问题上，伟超和我也有不同的认识，交锋争鸣，这显示了我们从业之道。争论归争论，我对伟超的为学，仍然怀着以往那样的心情，伟超发表的著作，我都认真拜读”，“90 年代以后，我和伟超的著述，形异而质同。他那股为推进三峡地区的文物保护和考古研究，敢冒风险，努力拼搏，令我敬佩，他那股在考古学上从不止步，高涨的求新热情，令我仰止。”一个“从业之道”，一个“形异而质同”，这，才是考古学家的胸怀，才是中国考古学的脊梁。

第二件是1991年，有人居然提出将湖北大冶铜绿山古代矿冶遗址的核心部位即7号矿体整体向东北搬迁400米，还煞有其事地说能给国家带来多少亿元的产值，为此国务院委托国家计划委员会会同国家文物局家邀请有关专家，于同年6月5日至10日在黄石召开“铜绿山古铜矿保护方案专家论证会”，张忠培先生亦在受邀之列。会上，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还没等专家发言完就散发了他们起草的《专家咨询意见》，代替专家表态“同意搬迁保护，以更好保护这一遗址”，明显是不把文物保护当成一回事而敷衍了事，也藐视了文物保护专家和他们从事的文物保护事业。张忠培先生当即意识到如若搬迁,将对铜绿山矿冶遗址的文物保护和文物价值带来巨大的损失和伤害，两次发言率先有理有据进行驳斥，争取了大多数考古学家们的支持，制止了这场闹剧,最后国务院下文才使这处古代少见的矿冶遗址就地保护下来，也使2013年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成为可能，为文物保护及文物保护与配合经济建设方面,文物和文物考古专家所处地位，树立了一个典范。大冶铜绿山古铜矿遗址保护管理委员会编的《铜绿山古铜矿遗址记忆》（科学出版社，2013年10月）收录他的《一次难忘的论证会》，回忆了此事的前前后后，其中还有两位“说客”找过他，张忠培先生评价其中一位时说，“这位教授思维敏捷，口才很好，话若悬河，使我难以插言，给我的感觉，他是来当说客的，人俗，话悬”，“人俗，话悬”，这就是张忠培先生的“可爱”而又“刻薄”的两面。没有他那种敢作敢为的做派和敢于直面现实的作风，何以为之？

第三件《文物季刊》的事，这是一种由山西省文物局主办的文物考古类专业期刊，从1992年开始几年间竟然办成了全国知名度很高的期刊，特别是1995年8月杨富斗先生担任主编以来，狠抓刊物学术质量，既能邀请来知名学者为之赐稿，张忠培先生就是其中之一，又能团结年轻新秀，我和我的同事们都是杂志的主要撰稿人。1999年7月局领导放着专业性、学术性较强的《文物季刊》不加珍惜，却要改头换面变成面向“大众”的《文物世界》，杨富斗先生不同意，他不能看到这本办得风生水起令人刮目相看的山西省唯一考古、文博专业杂志就此止步，给局领导提出保留《文物季刊》，另办《文物世界》的高见，在未得到采纳后便找到张忠培先生，张忠培先生为此事费过不少劲，也没有劝说动一意孤行的局领导，最后的结果可想而知。2011年先生应邀为《黄河蒲津渡遗址》作序时，专门谈到这件事，“新诞生的《文物世界》，送过我两、三期，我认为办的很糟，便给编辑部去了一信，说我不愿意再见到这样的刊物，不要再寄送给我了。从此我同这《文物世界》绝了缘。据说这个刊物现在还在办，但在文物考古界没有什么影响。历史已经证明，杨富斗要将《文物季刊》继续办下去的意见是正确的。真理不一定能战胜谬误，因为这谬误是被权利护着的。”还在好几个场合重新谈起这件事，但见报时给删去了，搞得张忠培先生很无奈。“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张忠培先生不止一次说过，譬如前几年搞学术工程就某个问题投票的事，先生也是极力反对，这是后话。

有师其必有其生，张忠培先生给学生们树立了一个大写的“人”的形象。反过来说，人要做不好，张忠培先生其他全都免谈。这种育人思想和榜样力量，且不说学生们受益终生，就是了解他的人，也会肃然起敬的。

教育理念

教育理念就是专业理念，与之相关联是治学道统。张忠培先生长期追求民国时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考古学的治学道统，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发掘殷墟所积累出来的“有一份材料说一份话”的学术传统。2013年7期《文物》刊登了他在“纪念梁思永先生发掘昂昂溪遗址80周年暨昂昂溪文化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再谈梁思永先生与中国考古学》一文，殷墟的发掘，“目的是求证殷墟，和找到一个从文献上可以估算年代的坐标点，以便据此求索其他已发现和还未发现的考古学遗存的纵向与横向的关系。”在“一是怎样进行田野考古发掘，怎样作记录，怎样进行室内整理，怎样对考古学遗存进行多学科研究，怎样编写考古报告，怎样根据考古遗存信息进行学术研究，怎样修复好发掘出来的实物和怎样保存、保护好实物和文字、绘图及摄影资料，等等，无不积累了相当成熟的经验和形成了一套较为科学的规范……”，正是“相当成熟的经验”和“较为科学的规范”，才使 “殷墟的考古发掘，不仅达到了这个目的，而且还揭示出了一个殷墟的文明社会，并把中国考古学推到了使世界学术界瞩目的先进水平。”他接着说出了这个道统形成和延续的原因，“我在纪念夏鼐先生诞辰百周年会上，即已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考古学事业，继承了民国时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考古学的治学道统，这是夏鼐所以成为夏鼐的重要原因”，“梁思永先生将民国时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确立的中国考古学治学道统传承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也就是传承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考古学事业”，中国第一个大学考古专业是北京大学考古专业，考古学家苏秉琦、宿白等先生摸索出来办考古专业的道路和方法，“而在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担任教职和授课的学者，除少数学者外，基本上也是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供职的研究人员”，张忠培先生1956年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后，在苏秉琦、林耀华指导下攻读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副博士研究生，那时中国和苏联的关系还十分友好，中国学苏联的学位设置，到先生1961年毕业时关系就破裂了，副博士这件事情就不了了之了，同年先生到吉林大学历史系任教。所以张忠培先生要把吉林大学考古专业办成吉林长春的北京大学考古专业，但是简单的照搬远远不是张忠培先生的初衷，还需要有自己的特色，这就是：

1.一个专业要有名教授，要有举旗人；

2.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本位，学生的质量是学校教育的生命线，是学校的品牌；

3.以科研为先导，以教学为基础，考古教学要高举教学和科研两面旗帜，把科研成果充实到教学内容中，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实现教学与科研的良性循环；

4.实事求是、务真求实成为吉林大学考古专业的精神思想，“回复原单位”成为吉林大学考古专业的制胜法宝，二者是相辅相成的战略武器。

关于这点，有必要多说几句。张忠培先生的理解，考古工作者就是要“以物论史，透物见人，代死人说话，将死人说活”；考古学文化的研究对象为考古学遗存，而考古学遗存又是以“单位”的面目存在并可通过发掘、研究揭示出来，一处遗址、一处墓地、一个村落、一处作坊与一座灰坑、一座墓葬、一座房子，及一个剖面等，都是一个个单位，但单位却有大小之分，承载的考古学文化的信息量也不同；依靠层位学和类型学构成的时空框架，从遗存、时、空这三维，或从人、遗存、时、空这四维，以时间（纵）或空间（横）为轴，观察和研究，包括解决其间的矛盾。是故，考古学研究就要“回复原单位”，而按单位做卡片是“回复原单位”的主要方法，只有这样才能“让材料牵着鼻子走”。由一个学考古的学生转变成一个考古工作者，老老实实地按单位做卡片才是成功之路，卡片做的不够连相关问题都无法吃透，更不用说在相关问题上“有对话能力”了。所以，提出问题和课题依靠材料，解决问题和课题仍然依靠材料。说到底，这就是实事求是，这就是务实求真。

十五年间，吉林大学考古专业完成了向考古学系的转变，其在科研、教学和人才培养等方面，从新办的众多的大学考古专业中脱颖而出，这都是和张忠培先生的“立足东北，面向全国，放眼世界”的教育理念的分不开的。

2008年1期《寻根》杂志刊登了张忠培先生为“寻根寄语”（封二）题的词，“治学既要形而下也要形而上”，这是他治学理念的总结和升华；2009年他为赵宾福博士的《东北地区夏至战国时期的考古学文化研究》作序时（科学出版社，2009年9月），提出“从形而下，又入形而上”，“从微观到宏观，从具象到抽象，从形而下到形而上”，与其说对赵宾福博士论文的评价，不如说是他自己考古学研究实践和治学经验的总结。

教育目的

张忠培先生认为教育的目的是转变受教育者的脑袋，本质是强迫的，手段则应是启发式。所谓转变受教育者的脑袋，从考古专业教育来看，就是要把入学的学生塑造成能基本上从事考古学研究和行业的工作者。用张忠培先生的话来讲就是“办考古学就实现了我的教育理念，让学生成为自己，让学生的脑袋长在自己肩膀上。”即古人早就说过的一句话，“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教学生考古学知识的同时，还要教他们获取和解决考古学文化的手段。

为实现这一目的，就得从课程设置、和授课内容和方式以及田野考古实习、室内整理及编写考古实习报告，或写作毕业论文训练学生掌握和运用层位学、类型学的基本能力，使学生具有独立地发现、分析和解释人、遗存、时间、空间四者关系中呈现出来的差异与矛盾的初步能力，实现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和基本理论的“三基”的训练。启发式一定要贯彻教学的始终，授课中讲授的知识，切忌繁多，要少而精，对某些重要知识更要讲明白是怎样来的，为何要作如此的认知，学术界对此不同的认识，为什么有不同的认识，这知识是否还有存疑的空间。对学生的提问，要取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态度，即使知，也不简单地说出答案，最好是向学生提出反问，以引导学生思考，然后让他作出正确的答案，如果学生提问错了，则要通过和学生交流，理清学生的思路，让他知道错在哪里，和如何正确地提出问题。总之，是要通过启发，以引起学生思考，训练他的思维。

教育方式

本科生学生多，张忠培先生总是将他的最新研究成果灌输给学生，使学生一开始就站在了考古学界的前沿，也分享他先苦后甜的快乐。如他将大汶口文化分为刘林期、花厅期和西夏侯期三期，是处在不同发展阶段同一谱系的三个考古学文化，形态变化最明显的是鼎式鬶、斝式鬶和鬲式鬶，最终演变为龙山文化，都是十分典型的器物等新观点，就出现在1980年前后他的讲义里和课堂上。

留校教师和硕士生、博士生各有特点，每个人的学业背景和知识积累量也不一样，除沿用他的最新研究成果灌输给学生，使他们一开始就站在了考古学界的前沿外，还实行因人而异针对每个学生的接受能力而教授其不同的内容，不拘一格，形成不同的典型，以“典型引路”“能者先行”的方式，形成相互追赶的学习热潮，最终变成有自己理性头脑的自由人。为了实现这样的教育目标，还要正确地设置专业知识结构，依成才规律制定教学计划，坚持学科基本理论及方法，老中青教师构成梯队等。

因材施教、分槽饲养

针对每个人的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培养模式并帮助其选择合适的研究方向。比如体质人类学教授朱泓，就是在这种教育思想指导下的受益者。之所以让朱泓从事体质人类学方向的研究，主要是因为他原来学过解剖学。事实证明，张忠培先生的因材施教培养理念是成功的，奏效的。譬如朱泓教授留校后，担任体质人类学和古人种学、古病理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尤其是在古人种学的研究领域中成就显著，曾任吉林大学考古学系系主任、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主任兼文学院副院长，1998年他通过与吉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合作，建立了我国考古学界第一个从事古人骨DNA研究的吉林大学考古DNA实验室，已成功地对新疆、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青海等地的人骨进行了古DNA的提取和研究，发表高水平研究论文20余篇，在中国考古学界颇有声誉。

自己设计、请人代养

从学科发展需要或事业发展需要的大局出发，专门设计某研究领域或研究方向的急需人才，采取送出去的办法实现理想的人才培养目的。在吉大考古学科建设的初期阶段，这种办法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成功的案例是魏存成、李如森、许伟、陈全家四位教授。他们当年均被送到北京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分别求教于宿白、俞伟超、邹衡和张森水四位先生，后来都在各自的领域取得了很好的成就。表明张忠培先生的请人代养办法是成功的。这里要说一下魏存成教授，他1969年从吉林大学历史系毕业后便留校任教，1973年张忠培先生把他送到北京大学考古专业进修，跟着宿白教授学习魏晋南北朝隋唐考古，1975年8月学成归来从事魏晋南北朝隋唐考古、高句丽渤海考古与历史，以及同时期朝鲜半岛、日本考古与历史诸方面的教学和研究，这在全国独树一帜，发挥了吉林大学的地方优势。特别是2003年和2004年，中国要将“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葬”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魏教授是名符其实的高句丽专家，连续出席了在法国巴黎和中国苏州召开的联合国第27、28两届世界遗产大会。其间，又参加了吉林集安、桓仁两地高句丽世界文化遗产的申报、检查、验收和培训等全部工作，为保证这一项目在第2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顺利通过，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联合指导、共同培养

从学生的论文选题出发，为达到较高的水准，采取与他人合作的方式，联合执导，共同培养。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在这方面杨建华和滕铭予教授就是两个成功的个案。1982年，张忠培先生让英语能力很好的杨建华同时跟着林志纯教授专攻西亚考古。张忠培先生给杨建华提出的要求是，一是要扎进原始资料中去，二是要用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论即考古学文化谱系论的视角解析西亚的古代文化，三是从遗存、时、空这三维或人、遗存、时、空这四维的观察与比较去解读西亚古代社会结构的变迁。这是用中国考古人处理与分析资料的理论及方法来处理与分析西亚考古学材料。杨建华继1994年出版《两河流域史前时代》之后，《两河流域：从农业村落走向城邦国家》将在近期出版。杨建华成功的背后，有苏秉琦先生指导张忠培考古学、林耀华指导张忠培民族学取得副博士学位的影子。滕铭予的博士论文《秦文化：从封国到帝国的考古学观察》，是张忠培先生和徐苹芳先生共同指导的。该文运用文化谱系分析、文化层次分析等考古学方法，对秦文化的考古学资料系统的整理和分析，结合文献与史学成果，对秦文化发展的基本框架进行了复原，达到了预期的目的。蔡万进在《全球史视野下的秦汉考古学体系重构》（《史学理论研究》2011年第1期）评价说该著作“就是一部利用秦考古学文化资料探讨秦帝国形成、演变的典范之作，同时也是从考古角度研究中华帝国形成与早期发展这种重大历史问题的著作。”

请人代养和共同培养，是需要请的人欣赏张忠培先生的人品和张忠培先生与请的人有“对话能力”为基础的。这，不是一句多余的话。

教育手段

张忠培先生的教育手段是多种多样的，学生们的感受就是一个字“严”，张忠培先生的感受当然是多方面的，其中找“孙悟空”是他的拿手好戏。

以做代教、以逼代导

几乎在每位硕士研究生的培养上，张忠培先生的办法都是少教多做多练，采取让学生在做的过程中学到真本事，练就真技能，学生和老师的交流是有的放矢的，问题是具体的，办法是可行的、有针对性的。如我在的1986年级硕士生听他讲授“黄河中游新石器考古学文化谱系”时，给我们布置的作业是找出十个以上的仰韶晚期到庙底沟二期文化遗址，每个遗址都要做卡片，然后再写学年论文，那时关于仰韶晚期到庙底沟二期文化的分期、文化谱系等问题并不清楚，这为我们下一学期听他讲授“考古学文化方法论”打下了扎实的基础。还有，只要张忠培先生在吉林大学考古专业执教期间的毕业生，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年代、性质、器物组合都特别清晰。再者每个年级硕士生的毕业论文，张忠培先生都煞费苦心，1983年级许永杰的河湟青铜文化、1985年级赵宾福的半坡文化、乔梁的后岗一期文化、关强的“河套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存、高蒙河的苏皖平原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存，1986年级张星德的红山文化、孙祖初的秦王寨文化、陈文的屈家岭文化，再加上与其同时的在职硕士生陈冰白的大司空村文化、李伊萍的半山、马厂文化研究等，放到现代也是中国考古学所急需解决的问题。

博士生培养采取的是“以大题目逼人、以严要求吓人！”的办法。张忠培先生的任务是给出一个好的让你受用一生的大课题，每个课题都体现了先生的学术见识、境界和高度，而能不能完成好这个课题那就是学生的事了，反映的是学生的能力、素质、敬业精神和拼搏精神。换句话说，张忠培先生是以大题目逼学生成长，推学生前行。又以“严格的、不放水的、魔鬼式的”要求和标准，迫使学生不敢懈怠，更不敢偷懒。一句话，学生们不是被张忠培先生“教”成才的，而是被他“逼”成才的、“骂”成才的、“吓”成才的。譬如许永杰，在他的博士论文《黄土高原仰韶晚期遗存的谱系》“后记”里说，“我的学士、硕士和博士都是师从张忠培教授，是张忠培先生费心劳神最多的学生之一”“先生的学问浩如黄河，我学到的只是飞溅到身上的几朵浪花”，话不多，情无限。再譬如赵宾福，他至今难以忘怀，为了把论文写好，也怕被张忠培先生“训”， 不大的“官”都辞了，累得差点没过去呀！最后交稿的72小时一分钟也没睡过，心脏已经快停跳了，书稿交打字社后连续睡了16个小时才醒过来！但是论文成功了，享受的则是成功后带来的喜悦、幸福和快乐！所以张忠培先生的这种“魔鬼式”训练和培养方式是成功的。张忠培先生在为赵宾福的博士研究生毕业论著《东北地区夏至战国时期的考古学文化研究》所作的序里，充满激情地说道，“这是赵宾福的著作。然后，当我逐章地将这著作往下阅读时，苏秉琦却从这著作中显现出来，至读完这本著作，苏秉琦的高大形象就清晰地屹立在我的眼前。我所以从宾福这本著作中看到苏秉琦，是因为这著作从微观到宏观，从具象而抽象，从形而下到形而上，无不贯彻着苏秉琦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论即考古学文化谱系论。”三代学者对中国考古学研究的孜孜追求，跃然纸上。

说到张忠培先生的“少教多做多练”，还是得益于苏秉琦先生对他的教育方式呢。1964年张忠培先生最后一次整理元君庙墓地的报告，他的导师苏先生让他通过分期排队来解决墓葬间的时代早晚先后，来了解墓地的结构以及设法了解墓地结构所反映的社会形态。张忠培先生感到再也排不下去时，便请苏先生来看。苏先生一看便沉下了脸默不作声，一直到了快开午饭时间，任凭先生怎么解释都没有使苏先生那张脸转变过来。当张忠培先生送苏先生走了一段路后，只听苏先生轻轻地说：“不要送了！”依旧默不作声朝前走去。张忠培先生自知没有达到导师的预期效果，当他用了三天两夜的重新排队，将六排墓葬分为两个区，每区三排，每个墓区包含着几座同期的合葬墓，每座合葬墓的死者是一个家族在一定时期内死亡的成员，每个墓区则是由若干个家族墓组成的氏族墓区，整个墓地是由两个氏族墓区组成的一个部落墓地时，他又一次请来苏先生。苏先生自然是满意地说：“咱们吃饭去吧！” 我想，苏先生无声的表扬是他最惬意的事了吧！

找“孙悟空”、谱系域外

张忠培先生常说，搞学问就得博览群书，平时关注的问题才会很多，然而能写出来文章的则很少，能够写出来好文章的就更少了。还有，毕竟由于张忠培先生个人的时间和知识面的限制，抽不出很多精力搞的一些研究项目，他都要找个“孙悟空”来完成，教“孙悟空”一些真本领，让“孙悟空”能单打独斗，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培养杨建华教授研究西亚考古了。说起国外考古张忠培先生一直关心着，1956至1957年间曾认真地读过前苏联考古学家吉谢列夫著作的《南西伯利亚古代史》，20世纪60年代，又读过前苏联学者著作的中亚、蒙古和西伯利亚的一些书籍。1965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张忠培先生任东北考古组组长搜集并驳斥前苏联考古学者奥克拉德尼科夫的一些反华言论，对前苏联的东西伯利亚、滨海州考古还是有“碎片式”了解的，可谓半个“知彼”、一个“知己”。1972年，张忠培先生在吉林大学开办考古专业，使研究外国考古学的成为可能，他在那时就有这个决心。随着改革开放后林志纯教授把西亚考古学的成就诸如前陶新石器、有陶新石器、农业起源与农业革命和城市革命介绍到中国来，这就有了上文说的张忠培先生与林教授共同培养杨建华研究西亚考古三十年并作出很大成就的佳话。

反过来说，中国的考古工作者对中国以外地区的研究，至今还就是吉林大学有那么几位。难怪张忠培先生反对“新考古学”，那么坚定、从容，因为他比较全面地了解甚或认真地研究过“新考古学”。

张忠培先生对红山文化素有研究，1989年先生指导张星德写了《红山文化研究》的硕士论文，后以《红山文化分期初探》在《考古》上发表（《考古》1991年8期），将前后延续了1500年的红山文化分为三期，分别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后冈一期文化、西阴文化和半坡四期文化，可说至今对于红山文化的编年研究仍具有指导意义。九十年代以后层出不穷的新材料使张忠培先生对该文化产生了诸多的新思路，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担任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后行政事务的愈发增多，先生很难再抽出精力对于材料一一加以系统整理了。张星德是张忠培先生的学生中对红山文化有一定研究基础，参加过牛河梁遗址发掘有一定的实践经验，却又是个不打不走的学生，用先生的话就是“懒学生”，但先生把这个研究任务交给了她，一方面帮助完成先生对红山文化认识的论证，更重要的是帮助她在学术上成长，使她站到当今考古学研究的排头位置来。张星德没有辜负张忠培先生的期望，经过两年多的奋斗，在2012年11月中国考古学会第十五次年会上提交了《西寨遗址再认识——兼谈距今六七千年间燕山南北文化格局的形成与演变》的论文，结论是“燕山南北文化的形成与文化格局的变化，都是与关内考古学文化发展及向北推进分不开的。”张忠培先生在《中国考古学会第十五次年会开幕式致辞》中说，“如果将赵宝沟文化、后岗一期文化和后岗期红山文化分别分期排序的话，据张星德告我，后岗期红山文化起始于赵宝沟文化和后岗一期文化偏晚阶段，并且自此以后三者异地平行发展而各自有序，同时，后岗期红山文化早段的属后岗一期文化的陶器的形制，均可于早段后岗一期文化中找到其渊源，另外，除筒形平底罐外，自早段后岗一期文化以后的诸段后岗期红山文化的陶器的形制，均与同段的后岗一期文化的陶器极为相像。这说明这两种考古学文化的陶器演变，具有同步性。因此，我现在提出这样一个设想，即后岗期红山文化不是赵宝沟文化居民接受后岗一期文化影响产生的一种文化，而是由后岗一期文化居民向北扩张移民接受了赵宝沟文化影响而产生的一种文化。”（两篇文章均见《中国考古学会第十五次年会论文集(2012)》，文物出版社，2013年10月）这是对东北史前考古学文化格局的重新认识，具有前瞻性的意义，而张忠培先生从不“掠人之美”，却要“成人之美”。这就是张忠培先生的美德。

教学相长

张忠培先生将他的最新研究成果灌输给学生外，还让学生参与最新课题的研究。陶鬲是中国最具代表性的古代器物，除单把鬲外，还存在相当数量的双鋬鬲，和肥足鬲、长脖鬲、高领鬲、花边鬲等诸多的陶鬲。中国早期陶鬲，同样是双鋬鬲，有侧装的，有正装的；同样是单把鬲，有瘦长型，有矮胖型。起源不同，制作工艺不同，传播途径不同，使用它们的考古学文化的人群也不同，即便是同一种形态的鬲，在不同的考古学文化中数量也不同，无处不体现出中国考古学文化的特色来。为此，安特生、裴文中二先生曾经写文章研究过，究竟材料有限，结论多半是推理式的猜测，只有苏秉琦先生作出了前瞻性的论述。继之，是张忠培先生在1980年发表《客省庄文化及其相关诸问题》，他最主要的是认识到“斝式鬲”这一有斝无鬲的时期。

有了这个认识基础，他就率领的吉林大学考古学系师生们，1979年至1982年组成张家口考古队，发掘了蔚县三关、庄窠、筛子绫罗等遗址；1980年至1983年组成晋中考古队，发掘了太谷白燕、汾阳杏花村、柳林高红等遗址；1987年和1989年组成游邀考古队，发掘忻州游邀遗址，既是为《客省庄文化及其相关诸问题》和他在“内蒙古西部地区原始文化座谈会”发言（后来以《朱开沟遗存及其相关的问题》收入张忠培《中国北方考古文集》中，文物出版社，1990年3月）、《齐家文化的研究》（《考古学报》1987年1、2期）、《夏家店下层文化研究》（《考古学文化论集》（一），文物出版社，1987年）等提供考古依据，也是对《客省庄文化及其相关诸问题》及以往认识的再检验。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晋中地区总结出陶鬲可分斝式鬲、三足对接法、筒改鬲三种制法，在追溯斝式鬲的渊源时，认识到大汶口文化的陶鬶启示了庙底沟二期文化的釜形斝后，为晋中地区提供了空三足器的模式，以此为基础晋中地区首先产生双鋬手斝式鬲，见许伟《晋中地区西周以前古遗存的编年与谱系》（《文物》1989年4期）和卜工《庙底沟二期文化的几个问题》（《文物》1990年2期）等；之后，他指导蒋志龙完成《釜形斝研究》（《考古与文物》1995年4期）、王立新完成《单把鬲谱系研究》（《青果集——吉林大学考古专业成立二十周年考古论文集》，知识出版社，1993年）等。张忠培先生1997年发表《黄河流域空三足器的兴起》（《华夏考古》1997年1期），详尽论述了黄河流域空三足器的三次兴起，第一次是大汶口文化的由实足鸟形鬶演变而来的空足鸟形鬶，第二次是庙底沟二期文化的釜形斝和由釜形斝影响到其他地区而产生的形态各异的陶斝，第三次是渭河流域和晋中地区各自兴起的单耳（把）和双鋬斝式鬲和其他地区接受的影响不同而产生的形态不一的陶鬲。2002年他发表《客省庄与三里桥文化的单把鬲及其相关问题》（《宿白先生八秩华诞纪念文集》，文物出版社，2002年9月），2004年发表《杏花文化的侧装双鋬手陶鬲》（《故宫博物院院刊》2004年4期），2006年发表《滹沱河上游和桑干河流域的正装双鋬鬲》（《新世纪考古学——文化、区位、生态的多元互动》，紫金城出版社，2006年4月）。在这三篇文章中，他研究了四个谱系侧装双鋬鬲、一个谱系的正装双鋬鬲、两个谱系单把鬲的起源和演进及相关问题。四个谱系侧装双鋬鬲分别是，杏花文化、老虎山文化、东关文化、陶寺遗存；一个谱系的正装双鋬鬲情况比较复杂，滹沱河上游和桑干河流域游邀遗址（山西忻州）龙山时代晚期出现的，延续到夏代，该遗存还没有归属意见；两个谱系单把鬲分别是，客省庄文化、杏花文化。现在，他和学生们将目前所能见到陶鬲的谱系研究成果，已经付梓。对于中国考古学来说，的确是件大事情，距1941年苏秉琦先生写成《陕西省宝鸡县斗鸡台发掘所得瓦鬲研究》已经七十余年；距1948年苏先生发表《瓦鬲的研究》也已经六十多年了，这项硕果是三代人努力的结晶，薪火相传圆了考古学上“中国梦”。

总结了张忠培先生的教育思想，还感到意犹未尽，还想再说先生的教育方式和教育艺术吧。常言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这是对学生的要求。学生可好了，一日成了张忠培先生的学生，他就终身像父亲一样关心你、要求你，无论学生走没走出校门。在这方面，我体会尤深，我的学术道路和所取得的微不足道的收获离不开张忠培先生耳提面命。

前面说过，让材料牵着鼻子走的主要方法技术做卡片，他在吉林大学让我们可没少做卡片，检查作业、写论文要摊开卡片，看卡片量，让我们“吃尽苦头”。在吉林大学刚一见面就对我说：“你从新石器一直搞到汉武帝吧。”张忠培先生是针对我的实际情况，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我们读他的“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方向的研究生，我却做的《西周时期晋文化结构分析与渊源探索》，为工作后开展晋文化研究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工作后，取得一点成绩骄傲自满时，他及时提醒研究要领；感到知音难觅沮丧无助时，他适时指明论文要害。1991年5月，我和同事们调查发现山西翼城枣园H1，我们将其命名为“枣园H1遗存”，到现在也是山西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存，距今7000年左右。全新的文化面貌使我们得出与张忠培先生在半坡文化和西阴文化（庙底沟文化）不同的观点，就是西阴文化起源于“枣园H1遗存”。调查报告和论文一发表，就引起强烈反响，也产生了不同的意见。张忠培先生1992年夏天考察晋侯墓地发掘现场后，趁着到侯马乘火车的空闲，专门看了枣园H1的全部材料。在侯马招待所，我去看望他，他有点激动的说：“行啊！我的学生有本事了。没有看到这批东西之前，我还以为你没弄清呢！对不起呀！”师生无话不谈，其乐融融。他时刻关心枣园文化以后的研究进展。1993年4月，山西省考古学会第三次年会在平朔举行。张忠培先生在大会即席讲话中指出：“在新石器时代方面，目前已知最早者（山西），是枣园H1为代表的遗存。其次，粗看起来，有三种情况，除可分别归入后冈一期文化和半坡文化者外，另一种是同时含有这两种文化的遗存。枣园H1为代表的遗存，当不是这三种东西的前身。如是，这就很重要了。因为，这里透露了一个讯息，即在后冈一期文化和半坡文化之前，山西有自己的东西。应该缘此进行探索，以解决旧石器时代或中石器时代怎样转化为新石器时代的问题。同时，据我估计，在半坡文化之前，山西并非只有枣园H1那种遗存，当还有文化面貌、特征与其有别的他类遗存。如是，这方面就有很多工作可做了”（山西省考古学会等编《山西省考古学会论文集》（二），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一言中的，足见发现枣园H1遗存发现的意义，不久我又用“枣园文化”代替枣园H1遗存。

枣园文化及其半坡文化、西阴文化所引起的争论，张忠培先生不着一言，虽然他与严文明先生在1964年就写了《三里桥仰韶遗存的文化性质与年代》（《考古》1964年6期），认为半坡文化发展成西阴文化（当时称为庙底沟类型）。2008年，我明白张忠培先生多次私下里给我说各地的西阴文化产生的时间和途径不一样，具体遗存也并不一致，我过去有以偏概全的毛病，不能拿晋南涵盖中国西阴文化分布区域，于是打电话给先生说对“枣园文化”有点信心不足时，先生说：“没问题，按照自己的思路、依靠材料说话就行。”2010年9月应山西省人民政府参事室文史馆张志斌副主任之邀，我参加《中国地域文化通览》（山西卷）的编写工作，负责第一章“山西是中华文明重要的发祥地之一”的撰稿，逐渐认识到山西的一些旧石器地点可能是圉于旧、新石器着眼点的不同而没有认识到某些旧石器地点中的某一部分时间已经进入新石器早期，就是进入一万年以内。2012年10月将积蓄已久的认识整理成《柿子滩与南庄头》，跳出了旧石器时代和中石器时代的时间范畴，对山西吉县柿子滩遗址和河北徐水南庄头进行了比较，写作期间向张忠培先生请教相关问题，他给我提出了“不见陶器及磨制石器”的“前陶新石器时代遗存”的意见，让我考虑。当我重读他的《史前考古中几个被淡漠的问题》（《中国文物报》1999年12月1日）时，犹如醍醐灌顶，很多问题都迎刃而解了，二十多年来在山西没有找见早于距今7000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原来可能是这个原因，心里感到些许释然。当年11月23日在河北石家庄举行的中国考古学会第十五次年会上宣读此文，得到了张忠培先生及陈雍、谢飞等先生的肯定，并给予技术上的支持，使我得出山西没有早于八千年的陶器的想法，要写《山西的“前陶新石器时代”》。第二天晚上张忠培先生和以后又多次给我讲写作意见方法，这篇文章不日即可完成、发表。现在回想起来，张忠培先生1993年4月的讲话“即在后冈一期文化和半坡文化之前，山西有自己的东西。应该缘此进行探索，以解决旧石器时代或中石器时代怎样转化为新石器时代的问题”，高屋建瓴，与日俱新。

张忠培先生时刻关心我的学术成长。2002年春，接到张忠培先生打来的电话，他推荐我参加2003年在台北举行的“新世纪考古学——文化、区位、生态的多元互动”会议，让我写一篇“有分量”的论文，当时我考虑到港澳台学术界玉器比较时兴，正好陶寺附近尧都区下靳墓地也出土的大量玉器，就写了一篇陶寺遗存出土玉器的大纲给先生寄去。张忠培先生一看十分不满，接下来就是三令五申要我拿出真本领写一篇纯考古学研究的文章来，而不要搞对于我来说并非专长的事。现在想起来2003年那篇陶寺遗存出土玉器的大纲，考古学上还没有对出土玉器的单位做出时间和族属判断而没有新意，玉器研究上他更清楚了，我没有对与之相关的红山文化、良渚文化、山东龙山文化、石家河文化和陕北神木石峁等地出土的玉器有个谱系的把握，还驾驭不了陶寺遗存出土玉器。那年冬季我在垣曲上亳古城搞调查，古城年代为东周至汉代，一早一晚我散步在亳清河边，不顾西北风的寒冷，思索着张忠培先生交给我的研究任务，终于想明白了一个以前不太注意的事实，就是晚商时期在临汾盆地和运城盆地的绝大部分地域内，没有遗址或遗存；吕梁山区有二十多个出土地点，除柳林高红H1外再没有发现遗址，都是清一色的铜器墓；以灵石旌介三座铜器墓墓葬为代表太岳山区和汾阳杏花墓地、太谷白燕墓葬是晋中盆地的代表。这是晚商时期一个特殊的现象，吕梁山区很少发现遗址多见铜器墓的现象不就是游牧或半游牧民族吗？这跟“戎”有关，怪不得西周初期封唐叔虞于唐时，让他“启以夏政，疆以戎索”呢？“戎”在晚商时期，侵袭了临汾盆地和运城盆地这些农业国家，并将农业国家赶出这两个盆地；“戎”以三足瓮为标志性陶器。坚冰打破，茅塞顿开，写了《三足瓮研究》提交给大会。后又一鼓作气完成了《启以夏政，疆以戎索的考古学考察》（吉林大学边境考古研究中心编《庆祝张忠培先生七十岁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4年7月）、《天上掉下晋文化》（《文物世界》2004年2、3期）等，成为我学术生涯的重要支点。

随着时间推移，我逐渐走向成熟，参加的社会活动也比较多了，张忠培先生几次当面批评我“不务正业”，2011年年初他“勒令”我写作一些“纯考古学研究”的文章。“纯考古学研究”就得操起“老本行”，就要做卡片。我在当年上半年又做了很多卡片，收获颇多，想起张忠培先生学生时代让我们做卡片之事，7月8日作很长的打油诗《又做卡片有感》。“先生训徒实在严，动辄强调做卡片。成绩要看卡片量，学生有苦不能言。从此教室资料室，杂志报告反复看。剪刀画笔硫酸纸，裁切粘贴再而三。红陶灰陶彩陶瓶，敛口侈口平口罐。分档联裆瘪裆鬲，单体合体联体甗。烂熟于心犹未了，为我所用有何难？赢得功底扎实名，名至实归交口传。古人话语仍在耳，一时苦得一生甜。多少年后再回首，笑而心知作美谈。”2012年8月8日，我和张星德教授一起来到张忠培先生家，就各自的问题摊开卡片请教后，张忠培先生颇感满意。随后，让张星德打开书架下层的书柜，拿出他近来做的卡片，工工整整，仔仔细细，让我们为之动容，一位年近八十的老人还在做卡片，我们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台上一分钟”原来是“台下十年功”换来的。

前面也说过，张忠培先生以严厉要求学生而闻名，不是严格，而是严厉。很多人都以为，张忠培先生火气大，脾气不好，青面獠牙似的，实际大错特错矣，先生对于学生们来说亦父亦师亦友。张忠培先生爱生如子同样有名，素有“护犊”的美誉，对每一个学生都能做到情同父子，小到家庭生活中的琐事，大到毕业去向的安排，工作后出没出成绩，报告和论文写得好不好等，先生都记挂在心乃至具体指导、出好主意，因为他深知《三字经》里的“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的具体含义，“严父”“家严”“严师”在他眼里和实际行动中，是一致的。都说“知其生莫如师，知其子莫如父”，就算不是他亲手指导的学生辈的人，只要有问题向他请教，他都能给出好主意，将自己的想法说个透彻，从不保留，张忠培先生的非吉林大学的学生也有很多。

他还是学生们最知心的朋友。1986年级硕士生共四人，我是忝列其中，1987年上半年张忠培先生每周给我们上两次课，那时中国足球队还没有现在这么臭，我还是“球迷”。有一天下午两点半上课，路上我买了份登了中国队战况的《球报》。上课时张忠培先生在讲，我时不时偷看放在左边高处的报纸，这当然是我有意放的。忽然张忠培先生戛然而止，说：“不讲啦，咱们都等小田把报纸看完再讲。”原来他发现了我一心二用。我哪好意思再看，碍于情面只好匆匆浏览一遍，张忠培先生说：“看完了吧？那就继续讲。”多年后我们说起这件事，他说：“你不看完，不好好听，我讲也没用，所以就让你看完。”最有意思的是，一次讲到得意之处，片刻“挤眉弄眼”得意洋洋之际，舔舐之爱一览无余，谁能说张忠培先生是“魔鬼”、是“严师”呢？1991年8月我陪张忠培先生到了临汾，当时我正在给临汾地区文化局和临汾地区文化艺术学校合办的“文物班”讲考古课，平时大家半开玩笑地称我为“先生”，吃饭时一位朋友还称我“先生”，我说：“可不敢，我的先生在啊，他才是先生哪。”张忠培先生说：“有什么不敢的？我的学生都当了先生了，我脸上有光啊。”一席话，给饭桌上增添了不少欢乐。

现在见面的时候少了，打电话多了，电话里传来多么熟悉的声音，“你好！我是忠培，多日不见，我也想念你啊。”我心里明白，“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能有幸成为他的学生，真幸福啊！

张忠培先生和田建文研究员

写到这里，我还得讲另一件严肃而“有趣”的事。2010年3月17日，陈文告诉我说他昨天拜访张忠培先生，临走时先生送给他一句话：补短扬长。开始我想先生的湖南口音很重，也许他说的是“避”，而广西人陈文听成了“补”。当把这个想法告诉陈文时，他说：“没错，是补短扬长。”并在他的QQ空间里留下这样一段话：“前几天到北京拜访导师。闲聊中，感觉到他老人家比过去慈祥多了，尽管也老多了，但他的智慧光芒不减当年。他送我一句话：‘补短扬长。’是呀，他不说‘扬长避短’，因为避短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是被动的，而补短则是主动的，更具能动性，补短才能扬长，人如果短处多了，肯定也会影响长处的发挥。孤傲和自赏也是我不小的缺点吧，今后当多看到别人的长处，不能只看到别人的短处，吸收别人的优点，对我肯定有益。”3月24日晚张忠培先生在电话里又跟我谈起这句话，说“补短”是“扬长”的前提，只有“补短”才能“扬长”，否则一条腿长一条腿短，“扬长”只能使长的更长，怎么走路？得“补短”， 在“补短”的基础上“扬长”。我想，从这个意义上讲，“补短”就是“扬长”，也有陈文一样的感觉，张忠培先生智慧的光芒不减当年。

春秋时期颜渊对孔子的教育思想深有感触，“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用在张忠培先生身上则是，其一，循循善诱；其二，博之以道，道是张忠培先生所追求的治学“道统”；其三，约之以行，行是张忠培先生自觉遵守并要求学生们所秉承的做人“原则”。当年颜渊们达到了“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遂欲从之，末由也已”的程度，如今接受过张忠培先生教导的学生们活跃在考古第一线，大家也都感到卓然挺立的张忠培先生体现的一代考古学家的风采，如同颜渊所叹的那样：“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论语•子罕第九》）。2010年2月28日是元宵节，我向张忠培先生表示节日的祝福时，他给我讲起了师生之间的不同关系：“传承某项技艺的，是师傅；教会学生某个领域的研究方法的，是老师；教导学生做人和做学问道理的，是导师。”张忠培先生说到也做到了“导师”的水准，更是学生们的良师益友。

概括张忠培先生六十余年的考古活动，除以上多处介绍的他自己掌握和创造的考古学基本理论和方法外，他的“谱系论”“国家论”和“文化论”这“三论”为中国考古学界跻身世界考古学术之林的战略武器。

张忠培先生的“谱系论”，要从1975年张忠培先生请苏秉琦先生为吉大考古专业做学术报告说起。在那场报告中，苏先生提出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论，令人耳目一新，张忠培先生当然地成为区系类型论的大力宣传者和积极实践者，又直接参与了区系类型论发展为文化谱系论的建设。1980年在《客省庄文化及其相关诸问题》一文中使用了“谱系”一词；1984年又在《研究考古学文化需要探索的几个问题》中指出“既然考古学文化是多元的谱系结构，那么，谱系分析就成了按考古学文化的本来面貌，来观察、研究考古学文化的一种重要研究方法。”到1987年《中国北方考古文集》“编后记”中，他从文化谱系论的出发，经深思熟虑后认为考古学文化区的含义有两种，一种是分布于一个区域的诸考古学文化，由于长期的联系、相互影响而形成了一定的共同文化的区域，即“历史——文化区”，一种是存在着相同起源的诸亲族考古学文化的区域，即“亲族文化区”。近期，他又在1980年以来张忠培先生对陶鬲进行了孜孜不倦地研究后，总结出一种器物的谱系研究方法，一是对这种器物要放到所在的考古学文化以及同一种谱系的诸考古学文化中进行研究，二是在此基础上再与这种器物共时的不同谱系的诸考古学文化进行研究，这样就能厘清横与纵的关系，就能观察和表述出这种器物所体现的考古学文化的文化。总之，研究考古学文化，谱系论无处不在，无所不能。

张忠培先生的“国家论”，在1997年写成《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2001年发表《关于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研究的几个问题》等几篇文章中，他把中国国家形态分为神王之国、王国、帝国、党国四个阶段。“神王之国”始于半坡四期文化至泉护二期文化时期，当时社会并无统一政权，同一考古学文化的居民被分割成不同政权统领，各个政权各自划分势力范围；父权家族已成为基层社会单位，单偶制家庭在家族中具有相对独立性；阶层分化明显，贵族控制氏族，劳动与社会分工已在家族层面展开；聚落发生分化，出现城乡分野；祀与戎发展为神权、军权和王权。“王国”分为三个发展阶段，一是龙山时代，也就是传说中的尧舜禹时代，同一考古学文化居民，或族群被几个政权分割统领，尧舜禹各有其“国”，在其“国”中，实行父子或家族内部继承制，同一考古学文化的几个政权成立联盟理事会。此会的“王”，依尧舜禹“禅让”方式产生，实为轮流坐庄；二是夏商王国，单一考古文化居民，由统一政权统领，对外实行排他性“占地殖民”；三是西周王国，容纳异文化族群共存，实行一统多元的统治，也有利于不同考古学文化居民或族群实现交流与融合。“帝国”始于经东周变革产生的秦汉皇朝，终于中华民国，是国家一统文化多元、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是文官制度辅佐世袭皇权为核心的中央专制统治的国家。辛亥革命后出现“党国”，党国有两种形态，一种是专制国家，另一种是民主国家。这两类国家是国家形态的两个发展阶段。恩格斯说未来的社会，国家最后要走向消亡，社会成为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自由人的联合体。过渡到这一社会阶段，“小政府、大社会”却是必经之途。

张忠培先生的“文化论”，在2011年发表《文化杂交：广州的过去与未来》一文，和2012年在中国考古学会第十五次年会开幕式的讲话中，都指出中国自新石器时代到秦汉帝国的中国先秦历史过程，经历了一条“从文化多元一体到国家一统多元”的发展道路。“文化多元一体”说的是考古学文化的文化多元一体；“国家一统多元”讲的是统一国家内的多元考古学文化。考古学文化的文化多元一体，是形成“国家一统多元”的深厚基础，“国家一统”则是“文化多元一体”的必然归属。这是“文化谱系论”的升华，任何考古学文化都是杂种文化，是文化杂交的产物，文化杂交遵循“传承、吸收、融合、创新”这一文化演进规律向前发展。

无论是历史学，还是考古学本身，这都是哲学家的思考和思辨。

中国的考古学，刚解放学前苏联，改革开放后西方的“新考古学”又涌进来，正如张忠培先生在《中国考古学：走近历史真实之道》（科学出版社，1999年）“序二”中所说的那样，“我们不应将自己封闭起来，在主要着力于从自身实践中探寻科学理论的同时，也当善于吸取适用于中国的域外先进的考古学理论、方法。在这个问题上，我主张既反对经验主义，又反对教条主义，中国考古学者应本着不卑不亢的态度，勇敢地站立起来。”有张忠培先生这种务实求真的考古学理论、方法的指引，有直接和间接受教于先生的考古学者的努力，在培养人才方面除吉林大学外，他的学生还在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辽宁大学、黑龙江大学等教授考古学，将独特的品质和优秀的作风传递更年轻的考古工作者，中国的考古学和考古事业，一定会拥有健康向上的明天。

熟悉和耳闻张忠培先生成就的人，都在想究竟是什么原因造就了这位鼎鼎有名的张先生？我想有三个原因。一个缘于他幼年那场大病，家人领着他去拜忠王爷关公，病愈后家人说这是忠王爷培育了他，就改名为张忠培。从他忠于民族、忠于真理、忠于中国考古事业、忠于考古教育，亲身培养出一大批考古专业人才，他的考古教育思想将培养一代一代考古专业人才等来看，真可谓“名如其人”，但与他家人最初的说法有相当大的距离。另一个是他的人生经历，早年成长的长沙城曾遭四度沦陷，八年抗战，三年内战，促使他过早的思索着家与国的问题，1949年上半年他是学生领袖，带领大家搞学生运动。到北京大学求学期间，认真研读马克思主义理论，一度走过弯路，认为考古见物不见人，缺乏历史线索，难以探讨国家发展道路等重大理论问题。好在1955年考古实习发掘西安半坡和第二年张家坡西周墓葬，使他感到光靠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是解决不了中国的历史问题的，还要靠田野考古资料，张家坡七座西周墓，他居然分出的西周早中晚三期，初步形成“让材料牵着鼻子走”的思想。1958年至1961年初主持了华县、渭南的调查、试掘与华县元君庙、泉护村的大规模发掘工作，前者在陕西东部建立起一个先秦以前考古学文化序列，直到现在都还在使用着；后两者元君庙是研究中国史前亲族组织的典范，泉护村建立起西阴文化（庙底沟文化）的分期标杆和识别出仰韶时代最晚的泉护二期文化，“让材料牵着鼻子走”的思想彻底形成。27岁那年他到了吉林大学，27年后调到故宫博物院。卸任后，我们没有看到他意志消沉、自甘堕落或得过且过、不思进取，一个比以往更加敢想敢干张忠培又出现在考古学人和全社会面前。他一方面抓紧时间编写考古发掘报告，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还债”；另一方面对古今国家体制进行从个人身受到人民被管理组成国家，甚至国家运行机制的全方位思考，这是一位考古学家对自己的祖国、自己的民族过去和未来的沉思，在自己的专业上继“谱系论”之后，完成了“国家论”和“文化论”。

还有一个是有好“师傅”，在我看来也是最重要的。张忠培先生能够在“师傅领进门”以后，“修行在个人”修得好。他自己说，“从进入小学开始，我接受了很多既有人品又有优良学识的老师的教育，而深深地影响我学术研究的主要有两位先生，一是苏秉琦，一是宿白先生。”（《中国考古学：走向与推进文明的历程》“自序”，紫禁城出版社，2004年）。苏先生是何等人士？他是考古学界的哲人，是张忠培先生的导师。苏先生终生致力于中国考古事业，以“探索出中华文化和中国文明的起源”为核心，以大无畏的勇气突破了千百年来形成的中华大一统观念和将马克思提出的社会发展规律看成是历史本身的“两个怪圈”，在“修国史”、“写续篇”、“建体系”，均取得了重大突破。他从考古学的角度对五千年中华文明史予以彻底的、合理的阐释，1975年提出的“区、系类型学理论”，将中国考古学文化分为六大区系，接着又分为面向海洋的三大块和面向欧亚大陆的三大块，以此与世界考古学接轨，以区系类型论为认识世界的方法论，从世界的角度认识中国，这样分析的结果是中国的两半块正好与世界的大陆文化和海洋文化这两半块相衔接，中国两半块和世界两半块接轨和世界文明一元论，就成为“世界的中国考古学”了。具体到中国，他认为五千年前“中华大地文明之花，真如满天星斗，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势”，归纳出文明起源可分为裂变型、撞击型和融合型三种形式，国家起源发展发展阶段可分为古国、方国、帝国三部曲和原生型、次生型、续生型三类型的发展模式。最后得出“超百万年的文化根系，上万年的文明起步，五千年的古国，两千年的中华一统实体”，这就是他所研究和倡导的中华文化和中国文明的起源的基本内容。

江山代有才人出，薪火相传，苏先生把“修国史”“写续篇”“建体系”的重任交给了他的学生张忠培等人。当年白寿彝先生担任总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白先生邀请苏先生担任第二卷主编，当然邀其弟子张忠培、严文明两位先生撰稿，上海人出版社1994年6月出版发行。16年过去了，尽管每年都有许多考古新发现，但该书的基本观点却未能动摇，因为实事求是，因为用材料牵着鼻子走。为此上海人出版社2010年7月重新出版了这绝书，书名也易为《中国远古时代》，较原书增加了张忠培的《仰韶时代——史前社会的繁荣与向文明时代的转变》《中国古代文明形成的考古学研究》和严文明的《龙山时代城址的初步研究》《黄河与长江：东方文明的摇篮》，为附录一至四。此书的再版也是中国考古学人有“修国史”“写续篇”“建体系”传统的最好注脚。

说到“写续篇”，就是写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续篇”，那部著作发表于1884年，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来分析原始社会的一部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这部著作是利用美国民族学家摩尔根1877年发表《古代社会》所提供的材料来完成的，摩尔根通过对易洛魁人、希腊人、罗马人、苏格兰人、爱尔兰人、日耳曼人等世界各地原始部落的实证考察，阐明了国家产生以前原始时代社会制度的基本特征，指出在私有制和阶级产生之前，人类还经历了漫长的无阶级社会，为文明时期发展起来的社会制度的历史考察提供了坚实的资料。但恩格斯的《起源》中没有一处说到中国。因此，中国学者从来就把为之“写续篇”当成义不容辞的重任。这“写续篇”和“探索出中华文化和中国文明的起源”是紧密相连的，也有一些学者把马克思社会发展史与于中国古代具体问题简单结合的穿靴戴帽式的所谓著作和文章，后果自然是不得要领了。在考古学界，苏秉琦到了，张忠培做到了，并且引领他们的学生也将会做到。

在考古学界，人们都把苏先生摸陶片说的神乎其神，实际上是他从不同方面来观察和摩挲陶片，1934年和1935年他发掘了斗鸡台40座墓葬，据此1941年完成《陕西省宝鸡县斗鸡台发掘所得瓦鬲研究》， 1948年他又写了《瓦鬲的研究》，堪称陶器研究的典范之作。张忠培先生将这一传统继承下来并发扬光大，不但摸陶器、陶片，还观察玉器、石器、骨器等所有考古学遗存，从原料到制作工艺到造型艺术，就是观察到遗存的骨髓里去。1983年他在《地层学与联系学的若干问题》（《文物》1983年5期）一文中，“关于陶器的研究”，提出研究6个要素，“1.研究任何一件陶器，应从形态入手，对其质地、色度、纹饰、制法、制作技术和用途进行全面仔细的考察。关于制法和制作技术，不能停滞在“手制”、轮制”这些简单的概念上，要仔细琢磨其制作工艺过程”，“3. ……一般地说，陶器的口沿最富特征，变化又最敏感，在研究陶器演变的时候，往往应着重抓口沿”等，足见他观察问题之细、考虑问题之周。之所以这么做的原因是他把发明、发现和创造看作是社会进步的动力，发明、发现和创造到了一定阶段，便形成了新的产业，也就促使了社会的分化，便产生的阶层、阶级，他是在用两个方面生产力的发展检视历史，即“其一，出现新的劳动领域，扩大了劳动门类或职业的范围；其二，更新技术，提高效益，生产纵深发展。两者彼此联系，结果是出现和发展了社会劳动分工及其日益专业化。”（苏秉琦主编《中国远古时代》“序言”）这在他撰写《中国远古时代》第二章“新石器时代”时，将石器加工技术、制陶技术、木作技术、纺织技术、生产经济与劳动分工这些由生产力的进步引发的社会的变化表现得淋漓尽致，如：

“新石器时代是以出现长期定居的村落、在生产中使用磨光石器、烧制陶器、经营原始种植农业及饲养家畜为特征的。与旧石器时代相比，狩猎、采集、捕捞活动已逐渐退居次要地位，文化面貌也有了极大改观。”

就出现了考古学界称之为“中石器时代”这一概念，“石器向细小化发展，在石器制造方法上，大量采用间接打击法及压削法，由这些方法产生的细石器工具广泛应用于当时的一些主要生产领域；发明了弓箭这一远射程狩猎工具；狗作为人类最早驯养的动物，也是中石器时代的产物。”

仰韶前期“所有石器的孔，都是双面钻成的，且均使用琢制方法开孔，甚至有些石器的孔还是琢透的。这些情况，说明当时还未掌握锯切石材及管钻技能。”

“仰韶前期制陶技术，摆脱了老官台文化使用泥片贴模的制陶工艺，把陶土搓成泥条，像现在编草帽一样，盘筑泥条，制成陶器的粗坯，要制作较大的陶器，则以泥条分别盘成陶器各部后，再结合成整器。然后，经修削、拍打或压磨，乃至在轮盘上修整器形或口沿，使器壁结实及厚薄均匀，得到整修或调整器形的效果，待器坯晾干，再入窑烧制。而细泥陶制品，器坯晾干后，和经精细打磨，有的则需装饰纹饰，才完成了如窑前的最后一道工序。”

“据确切的资料指明，只是到庙底沟类型晚期才产生快轮制陶技术，而且，还仅是以此为数极少的小型器皿。”

“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陶窑的区别，是前者陶窑的火膛，完全位于窑室的一侧，以致火口与窑室的距离，是庙底沟类型陶窑的四倍，因而，半坡类型的陶窑，往往被考古学者称为横穴窑。”

“庙底沟类型的种植农业较半坡类型的种植农业发达，还可以从如下两方面情况得到说明。其一，是用于收割的陶及石质的刀，在被发现的农业工具总量的比例，庙底沟类型多于半坡类型。……其二，是收割工具及翻土工具的改进与耕种方式的变化。……半坡类型流行的石铲为圆角长方形及矩形，最长的石铲只有21厘米，庙底沟类型的石铲多为桃形和舌形两种，大的残长也达30厘米，而且，庙底沟类型石铲体型均扁薄及多数为基本通体磨光，这些方面也优于半坡类型。更有甚者，普遍类型的半坡及北首岭所见用于砍伐的石斧，共计376件，而翻土用的石质铲、锄仅65件，前者是后者的5.78倍。反之，庙底沟类型的庙底沟及王家咀两处出土的石铲为132件，石斧仅30件，石铲却为石斧的4.4倍。……即半坡类型时期基本上仍停滞在砍倒烧光农业阶段，而到庙底沟类型时期则基本进入锄耕农业的耕种方式。”

“在黄河下游，继后岗一期文化之后，便是大汶口文化刘林期。它的年代约与庙底沟文化相当。”刘林期“生产工具以石、骨质地为主，这时广泛使用磨制技术加工石器，和为了使石器牢固地捆缚在柄上而相当普遍地推广了对钻方法制造穿孔的技术。”

再加上苏秉琦先生“序言”诸如：

男、女各自专用随葬品，从约在公元前第四千年前期大汶口文化刘林期的大墩子墓地见到的质变阶段，“至公元前三千年后半期齐家文化的柳湾墓地，石刀、石斧、石锛、石凿及石钻和纺轮，分别成了男、女各自的专用随葬品。手工业匠人从最初只在男子中出现，就规定了手工业的发展与分工只是男性展现才能的专门领域。”

“于公元前四千年前期后段，已在陕西华县泉护村一期文化的晚期遗存中见到了快轮制品。快轮制陶技术经历一逐步发展过程，至龙山时代才在黄河及长江流域普遍推广开来。”

“快轮制陶技术的产生，是史前工业技术革命步入一重要阶段的标志。在此之前，黄河流域的半坡文化及庙底沟文化的陶窑，往往是成群分布的。而随着轮制技术的发展，制陶组织或单位愈益缩小……约自公元前三千年前期后段之后，在自陇东以东的黄河流域诸考古学文化的陶窑，一是窑室的容量扩大，二是以遗址为单位来看，陶窑的数量减少了，而且，它们往往呈零散分布……同时，陶器成了交换中的重要商品。”

“随着使用快轮制陶之后，制石工艺获得了新的发展，同时，出现了制玉和金属制造两种专业。”

“至迟在公元前三四千年之交的红山文化，和公元前三千年中期开始的良渚文化，分别出现以猪龙或以琮璧为中心的玉礼器系统。”

“在以农业为基础经济的史前社会，手工业发展规模和程度，最终取决于农业为其可能提供的剩余劳动的状况，同时，它在规模和速度两方面增强了人类聚积财富的能力。除了由于它的存在直接产生的社会分工与分化外，还要求产生管理人员和沟通社会各部门生产的交换人员。然而，史前社会分工与分化并未仅在生产领域中停步，基本上与上述社会生产领域分工与分化同时，又产生了巫师与军事领袖。”

等等。每当我读到此书时，远古不再遥远，考古学遗存不再陌生，一切一切都恰如其分的产生，按部就班的运行，这是一段很长的路，我们的祖先正朝我们走来。这些结论的获得，得需要踏查多少处考古遗址、摸多少次陶片（考古学遗存），和读多少部考古著作、做多少回思考讨论、写多少篇文章啊。他是用了一个多甲子的时间，从而实现了他所追求的“以物论史，透物见人，代死人说话，将死人说活”的初衷。

其实，张忠培先生除了新石器时代外，还对夏商周的一些关键问题有着独到的见解。1960年，他为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组编的《商周——青铜时代》讲义，编写了“西周前期、边区青铜文化部分”（见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组编《商周考古》首页“《商周考古》编写说明”，文物出版社，1979年）。1987年1、2期《考古学报》发表《齐家文化的研究》，将齐家文化分为三期八段，具体到陶鬲则是，一期是“袋足鬲”，二期是“带有足跟的袋足鬲”，三期的“陶鬲已进入衰落阶段”，“二期的年代应估定约在公元前三千年后半叶之范围内”，三期的年代已进入夏纪年。到了2009年又在《中国历史文物》1期发表《关于二里头文化和夏代考古学遗存的几点认识》，指出龙山时代结束的年代在夏代之初，二里头文化之前存在着一些夏纪年之内遗存，并且指出了这些遗存的具体单位。“可见，我已指出齐家文化一期三段至三期、甘肃天水西山坪遗址的‘西山坪期’为代表的遗存、内蒙古伊盟伊金霍洛旗朱开沟M3018及M1051为代表的文化、内蒙古伊盟伊金霍洛旗白敖包M33为代表的遗存、陕西神木新华F17及H116为代表的遗存、山西襄汾陶寺99ⅡH22、99ⅡT7④A为代表的遗存、山西曲沃东许H3为代表的遗存、山西忻州游邀H129及H3为代表的遗存、山西芮城南礼教村H116为代表的遗存、河南洛阳西吕庙H14为代表的遗存和郑州马庄H4为代表的遗存，至少这共计12个考古学文化和代表性遗存的年代位置，均处于龙山时代之后和二里头文化之前。”这篇文章中，另一个出彩之处是论证郑州二里岗H9:36鬲。他赞同邹衡先生商汤所都的“亳”就是郑州商城即“郑亳说”意见的同时，对“故有的学者因二里岗H9:36鬲是汤灭夏时或始建‘郑亳’时商人制作和使用的陶鬲，便以这样形态的陶鬲作为划分先商、早商时期的标志”，讨论了“将二里岗H9:36鬲仅视为早商时期的陶鬲”的偏颇之处，因为早商的郑州商城和晚商的殷墟都可分为四期，加上它们之间也就是中商的两期，共十期。“依商王朝纪年为五百年或六百年，和考古学将商文化分为十期说，且暂不计考古学文化期别演进的缓速，则每期约为50或60年。如是看来，商人制作、使用的二里岗H9:36这样形态典型的陶鬲的年数约为50年，或为60年”，则“因此，汤之执政年数，或当部分落在二里岗H9:36鬲所代表的年数之内，或当全部落在这个年代范围之中。”前者还存在年代范围之首和之尾两种可能，那么只要相信“郑亳说”，商汤在二里岗H9:36鬲所代表的年数之内的执政期间灭夏都亳，但“汤灭夏是划分先商和早商或商王朝的标志，汤灭夏的年代不仅和汤之执政年代是两回事，也与二里岗H9:36鬲所代表年数不能等同。汤在执政期间灭夏，灭夏又有个过程”，而二里头文化四期的一些陶鬲，基本上同于二里岗H9:36陶鬲，“这说明二里头遗址二里头文化四期的年代，当晚到二里岗H9:36陶鬲存在的年代”，“因为只有商汤和夏桀在二里岗H9:36鬲所存在的年代内的某些年份内共时，汤、桀才能成为对手，汤才能灭夏建立商王朝”，所以“二里岗H9:36陶鬲存在的年代，也纵跨先商和早商即汤灭夏之前后年代”，滴水不漏环环紧扣的考证，对于先周和西周即商纣王和周武王所共时的考古学遗存的辨别，及所有牵扯到改朝换代范围内的考古学遗存的辨别，有着极为实用的借鉴和指导意义。

张忠培先生经过矢志不渝的努力，发展了苏秉琦先生的考古学思想，提出“谱系论”“国家论”和“文化论”来。他意味深长的说，“现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发展”，“现代中国是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国家，现代中华民族是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现代中华民族文化是以汉文化为主体的中华民族文化，现代中国的历史是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历史。这四个‘现代’形成于秦、汉，在西周已初具规模，可以溯源于新石器时代。由于中华民族的诸民族文化与历史发展不平衡，自西周开始，中国就实行一国多制的政治体制。故这里讲的种植农业型或中国文明或国家的旅程，实际上或主要是汉族文明或国家的演变过程。”（《关于中国文明起源于形成研究的几个问题——在中原文物百期纪念暨中原文明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中原文物》2002年5期。）

张忠培先生言传身教，学生们耳濡目染，都感到如沐春风，终身受益。学生眼里的张老师，铁腕人物，智多星，严厉中带着和蔼可亲，又知识渊博，见多识广，是考古学界尤其是先秦考古的百科全书，又是做人和为人的表率。学生们接受他的培养，一开始就具备冲向学术界前沿的能力；吉林大学考古专业，一开始就跃进名牌大学名牌专业。于学校，于学生，无不是一件最浪漫的事。

唐代思想家、文学家韩愈说：“师者，传道授业解惑者也。”张忠培先生“传道”传的是考古学的“治学道统”，“授业”授的是考古学的“从业能力”，而“解惑”则解的是考古工作者的“古今之惑”！

（本文原载于《南方文物》2014年第一期，2020年6月19日对文字部分略有调整）

来源：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南方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