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鹿鸣：学术史回顾的写法—兼谈论文写作中的形式规范与实质规范

仇鹿鸣，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研究兴趣为古代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士族政治、石刻文献等。出版专著《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长安与河北之间：中晚唐的政治与文化》，参与整理修订本《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并曾先后在《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文史》《中华文史论丛》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40余篇。

一、作为形式规范的注释及其意义

众所周知，论文是当前科学研究的主要呈现形式，同样论文写作也是大学生学术训练中的关键环节，是取得学士、硕士、博士学位的基本要件。论文作为一种规范性的文体，在形式上与普通“文章”相比，一个显著的不同就是不但有正文，而且还包括对正文加以说明的注释。

注释一般由责任者与责任方式、书名、卷册、出版者与出版时间、版本、页码等要件构成，稍有论文写作经验的同学，对于这一形式规范，并不难掌握。当前史学研究中，较为通行的是《历史研究》注释规范，较为详细的介绍则可以参考荣新江《学术训练与学术规范》第十四讲“注释体例与参考文献”。或许大家最初在论文写作的练习中，学习在文章中添加注释，只是在老师要求下，亦步亦趋地模仿，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因此，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注释作为论文的形式要件，意义何在？在我看来，论文作为现代学术研究发表的主要载体，只有包含了注释，才具备“科学性”。

注释尽管只是一种形式规范，甚至看上去有些呆板。但这一形式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现代学术规范的基石，注释的目的非常明确，通过巨细无遗地标明你所引述一手史料与参考文献的出处，告诉读者某项研究所依据的材料来源。注释的意义在于使学术研究在方法和材料上都具备可回溯性，“重复与验证”构成了现代学术研究的基础，注释则为这种检验提供了可能。

其次，则是默认论文的读者与作者分享同样的知识与观念。在现代学术体制下，专业论文的读者，至少其核心读者绝大部分是你的同行，因此读者具备与作者进行学术对话的资格与能力。注释这一详细注明文献出处的做法，也为以“书评”“综述”等形式呈现的学术批评奠定了基础，当然对话与批评的背后往往还意味着学术共同体的产生。安东尼·格拉夫敦（Anthony Grafton）曾谈及：“只有运用脚注才能让历史学家使他们的文本不是一个人独白，而是由现代学者、他们的先辈以及他们的研究对象一起参与的对话。”(1)我们从事学术研究，其目的不在于发表论文、提出观点，而在于通过学术共同体的建立与维护，促进学术对话与交流，提升学者道德的自律，在此基础上，产生符合现代学术规范的知识产品，推动研究的进步。

在此背景下，注释作为一种形式规范所要约束与防范的是或隐或显的抄袭，《MLA文体手册》对抄袭的界定是：“学术著作的作者，一般都通过对于资料来源的仔细注释来承认对前人的借鉴。每当用别人的作品的时候，都要指明所引用的材料，无论是事实、观点或是引语及其来源，如果在自己的写作当中，未经指明出处就借用别人的思想或表达方式，就构成了抄袭。”《手册》对抄袭的界定是相当严格的，不仅包括整段整句地剽窃与袭用，更包含对其他学者看法与材料的掠美，以及转述别人的观点、思路时未能恰当地指明出处或说明其贡献，“偷意”实质上也是一种抄袭。

因此，除了标注文献出处，注释的另一重要功能是阐明学术发明权，指出某项工作由谁首先完成，或某一观点最早由谁提出，如有需要，还可以简要评骘先行研究的得失。只有确立了这一坐标系，我们才有可能清晰而准确地说明自己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与推进，对前人观点有什么样的阐发、批评和纠订，或是完全推翻了前人的观点。

二、注释的功能与作用

既然注释如此重要，那么什么时候我们需要出注呢，在我看来以下三种情况需要加注说明。第一种情况，也是最常见的，无疑是对文献出处的标注与前人研究的引述。学者研究中征引的一手史料及相关先行研究，都需要逐一交代来源。除此之外，还包括其他一些需要进一步说明的问题，如与自己研究课题密切相关的先行研究，最好能简要地说明其贡献与不足。一些较为复杂的学术争论，如某一学术观点由多位学者先后主张或历来聚讼不已，则可进一步说明是由谁首先提出，或又由谁补充了重要的史料或做出了新的推进。这种对于注释的应用，大约在学术研究中具有共性，另外两种情况更具有史学学科的特点。

第二是研究者对于史料独特的考订与解读。由于历史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围绕史料展开的学问，对于史料的考证与诠释构成了史学研究的基础。例如，某一条材料，过去学者的解读是较为一般化的，经由某位学者对它的真伪、性质加以考订，或对它的史料价值做出了新的阐发，推动了相关的讨论，那么在引述这条史料时，应该明确指出对这条材料的考证与诠释是由谁提出的。例如《桃花源记》是一篇脍炙人口的散文，过去仅在文学史上表彰其意义，陈寅恪《桃花源记旁证》认为这一文学作品反映的是前秦灭亡后，弘农、上洛一带民众屯于坞壁自保的史实，勾抉出这一虚构作品背后蕴含的史料价值。其后唐长孺《读“桃花源记旁证”质疑》又对陈寅恪的看法有所纠订，认为故事反映的是南方蛮汉民众逃避赋役的情况。无论你对这一争论持何种观点，首先需要承认的是经陈寅恪的研究，《桃花源记》才从文学作品变成史料，因此当你要把这篇文章作为史料来引用时，就必须要说明陈寅恪的贡献。其次，当你引述这条史料时，无论认为《桃花源记》反映的是北方坞壁屯聚还是南方的蛮汉避役，或者另有自己独特的解读，都需要加注说明学界对于这条史料还有其他不同的认识，不要让读者误以为由你首先做出了这一诠释或你的解读具有唯一性。

第三则是研究者对于某种稀见史料的发现、公布与释读。大家都知道傅斯年有句名言，“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新史料的发现往往能推动学术研究的进展。因此研究者对某些稀见材料的首次利用和整理，也是需要表彰的。另一方面，不少文献在释读上具有相当高的难度，无论在古代史领域中出土的甲骨、金文、简帛、墓志、文书，还是在近代的手稿、信札等，第一个释读者往往付出了比较多的劳动，这些贡献不应被埋没。

从功能而言，注释最基本的用处就是标示引用的文献和二手研究的出处。不过对于一个成熟的研究者，注释或许还有其他的用处。例如从论文谋篇布局的角度来说，我们可以把一些细节性的研究和考证纳入注释之中，避免枝蔓，使正文行文更加流畅简洁。类似的情况还包括对其他学者一些具体意见的肯定或者否定，如果这些意见与你讨论的主旨关系不大，则大可不必在正文中旁逸斜出地花费篇幅来进一步加以论证或者辩驳，可以将其保留在注释中。此外也可以在注释中提示进一步研究的线索。不少前辈学者论文中的注释，本身足以堪称漂亮的学术札记，这也是值得效仿的榜样。

同样，我们也要承认在当前的学术研究中，还存在着一些不规范的现象，这类不规范现象除了明显的抄袭之外，还包括一些不太容易被觉察的“伪注”。何谓伪注，从史学而言，大约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有意不引或误引其他学者的观点，例如把其他学者的观点在表达方式或论述重点稍加改动后，作为自己的观点加以提出。更有甚者，仅在批评其他学者时引述其观点，以显示自己的高明，而对自己袭用前人观点处，不加说明或避重就轻地一笔带过。第二类则是大量借用其他学者论著中的史料或文献，有些稀见史料或外文文献，研究者囿于主客观条件，未曾亲自寓目，却不标明转引，直接加以引用，让读者误以为这些材料都是自己首先发现或释读的，这就是所谓“偷材料”的现象。

注释作为一种形式规范是较容易习得的，甚至某些时候，过于熟练地“掌握”了这种形式规范，反而让投机取巧者找到把一篇平庸之作“打扮”得光鲜亮丽的捷径。有时我们读到一些看起来在形式规范上非常完备的论文，未必就是一项优秀的研究，若仔细复核其注释，或许还能发现一些不光彩的手脚，如剪裁史料、将转引变为直接引用，等等。事实上，逐条复核某篇论文的引文和注释，是很多老师讲授学术规范与论文写作类课程时要求学生完成的作业之一。通过这一工作，不但能更深入地认识论文写作的规范，同时也能检验某位学者的治学态度，提醒自己避免不应有的疏失。因此，从更高的要求而言，我们要认识到学术规范并不等同于注释，更重要的是如何在平时论文写作过程中，不断地思考与磨炼，把这一形式规范逐渐内化为一种实质规范，而非仅仅满足于形式上的填充。

什么叫做实质规范？实质规范并不是具体的条条框框，而是在研究实践中，通过阅读与思考，不断地激发自己，在和前人研究对话的过程中，随着经验的积累与水平的提升，学会恰当地表述与评骘前人的得失，并将自己的工作置于适当的学术脉络中。经历了这一过程后，你慢慢会觉得所谓规范，不再是一种约束你的手段，不少同学可能会觉得写注释很麻烦，只是一项学术纪律，其实注释是帮助、促进你思考的手段。我在这里想引述一段巫鸿的回忆，他说：“我在哈佛学到的重要一点是对方法论的自觉，甚至认为这是现代和传统学术的基本分野。我对我自己的学生总是强调我们必须同时面对两个历史，一个是作为研究对象的古代史，另一个是作为我们自身所从属的学术史。我们所写的东西总是落脚在这两个历史的焦点上，我们的任何发现发明也都应该对两种史学研究产生意义。”(2)巫鸿的这段评论当然基于个人的感受，稍可注意的是他在1980年出国之前，已经在故宫博物院工作过相当长的时间，可以说是一位对中国传统文献与研究有所造诣的学者。在国门初开时，他在美国感受到学术上的“文化冲击”，或许不能仅视之为单纯的个体经验。其实前引格拉夫敦的话表达得也是类似的看法，这本质上折射出了现代学术与传统学问的不同。中国传统的学问关注的重心在史料，强调对于史实的考证，因此历史学家的天职是在矛盾的陈述中清理出历史的事实。但从现代学术的立场出发，我们从事的人文研究不仅仅是基于对第一手的文献的解读、考订，还包括和前人的研究的对话。因为学者对史料的设问，并非天然形成的，往往建立在对经典研究承袭与反思的基础之上，因此我们所研究的一切问题也在自觉或不自觉间回应了学术史。借助在文献与学术史两条不同但互有交错的战线上的设问与辩难，推动研究的进展，或许也是古今学术的一大不同。因此在论文的写作过程中，学术史回顾是其中重要的一环，或许文献回顾仅在学位论文写作中被视为不可或缺的形式要件，却是实质规范的基础，是每项研究前必做的功课。

三、形成学术问题的几个步骤

所谓学术研究，本质上是一个提问的过程。以下我稍微整理了一下形成一个真正意义上学术问题的几个步骤，尽管这些步骤并不一定有固定的先后关系，但大体涵括了一项规范性的研究几个重要方面。

或许大家都曾经有过类似的经验，在阅读二手研究或史料过程中会产生一些想法，我们姑且把这些想法美之名曰“灵感”，这确实是产生学术问题的第一步。但需要注意的是，所谓“灵感”并不天然地是一个有效的学术设问，它首先需要经过检验，对史学研究而言这种检验大概包含两个方面，首先是对于前人研究的了解与批判，有些疑问，当你稍微了解一下学术史后，就发现前人早已做了很好的研究，在目前的条件下也缺少进一步推进的余地。

第二则是确定文献的范围，尽可能地穷尽史料。你想到了一个问题，发现前人并没有做过研究，但前人没有做过研究的问题，就是一个好问题吗？或者说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吗？往往会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它确实是一个问题，但是你的想法没有太多的材料可以证明或证否，由于传世文献数量有限，不是所有疑问都能觅得解答，这种情况在古代史研究中相当常见；第二种情况，某个问题确实有一些材料可供讨论，但或许囿于材料，或许是研究对象本身不够重要，导致它仅是一个枝节性的问题，较为简单，缺乏深入讨论的可能。如何判断你所发现的问题是否有研究的可能及进一步深入的价值？除了学术史之外，还需要对史料的情况有所了解，这便涉及很多前辈学者强调的史料学功夫。

还有一种可能是什么呢？你所发现的那个问题，有相当数量的史料，前人或许已做过一定的研究，但你阅读了前人研究和一部分史料之后，发现前人研究有所不足，那么这个问题开始成为一个真正的问题。这也是形成学术问题的第三个步骤。因此第二和第三个步骤可以说是一个互相关联与缠绕的过程。你对具体的材料掌握得越丰富、对学术史梳理得越清楚，越有机会发现前人研究中的不足，发掘前人未能使用的新材料，进而尝试提出一些新的观点和解释。前三个步骤的核心就是如何借助史料学与学术史这两种工具，把你读书时脑海中所跳出的各种想法，去芜存菁，逐步锤炼成有效而规范的学术设问。

后面还有两个步骤，因为和本文的主题关系不太大，无法详细展开。在对前人研究有了较好的了解、掌握和批判，也知道了有哪些重要的材料可供利用之后，一个具有一定价值的研究课题已呈现在你面前了。接下来就要把你掌握的材料及观察到的前人研究不足结合起来，形成自己的解释与论说，这是论文写作中“立”的过程。某种意义上来说，论文写作前期的各种准备和思考指向的都是“破”，后面的写作与论证往往要付出更艰苦的努力，方才能建立史料与逻辑兼备的新说。

另外存在的问题是，如何处理研究过程中发现的反证？著名史学家田余庆有一个颇有意思的提法，他认为如何处理反证是区分一个好的研究和平庸研究的重要标志，没有反证的问题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复杂的问题往往有反证(3)，严耕望也有类似的看法，指出更须注意与自己意见相反的证据(4)。单纯罗列支持你观点的证据只是一种初级的论证，列宁就曾经讲过：“社会生活现象极其复杂，随时都可以找到任何数量的例子或个别的材料来证实任何一个论点。”(5)所以如何来排除反证，实际上衡量一项研究复杂性及学者处理史料分寸感的重要标志。

最后需要补充一点的是，对于如何来评判论文写作的成败，有些老师或许会站在鼓励学生的角度上说：论文只要能够自圆其说就行了。但至少在我看来“自圆其说”是一个似是而非的概念，混淆了论文与一般的议论文、记叙文之间的区别。论文写作并不是为了讲一个故事，首尾俱全、情节合理就足够了，它首先要在史料与研究方法上具有可验证性。尽管未必要将人文研究等同于科学，但学术研究无疑要追求科学的方法，如之前所言，“科学性”在现代学术研究中的基本表现就是“重复与验证”。具体到史学研究，其他学者与你处理同样或类似的史料，要能得出相近的结论。退一步说，即使其他学者不同意你的结论，也承认你对材料的解读与运用是符合规范的，在史料之间建立的解释是符合逻辑的。因此论文写作本质上不是一种创作，而是通过对材料与学术史的不断追问，辅以可验证的研究设计与逻辑推演，把一个想法或问题转换为一个规范性研究的过程。

四、研究设计与学术史回顾

论文写作中的另一个核心要素是论证，需要强调的是“论证”不等于“议论”。或许有人喜欢说某篇论文提出了独到的观点，有独特的见解就等于是一篇优秀的论文吗？恐怕未必，所谓“独见之明”，重点在于高明，而非独特。而在现代学术规范中，“高明”不仅在于提出了什么样的观点，更重要的是论证的质量。在这一过程中我们需要展现的是一种规范性的思考，以下以朱青生的博士论文《将军门神起源研究》为例加以说明。为何选择以此书为例，原因有二。朱青生是国内较早对学术规范有所思考的学者，他撰写的《十九札：一个北大教授给学生的信》一书，以书信体的形式系统地面向本科生讲解了学术规范与写作的问题。或缘于此，他在海德堡大学求学时，对自己博士论文的选题定下了三条特立独行的原则：是我从未涉及过的选题，由随机的方式确定；是我从不感兴趣的选题，而使对研究过程（科学）本身的兴趣单纯化；是我从未使用过的方法，以试验选取和建构方法的能力，试图展现运用科学的方法去研究一个自己不感兴趣且陌生的课题所能达到的高度。(6)也正因为如此，这本书在篇章结构上，呈现出细密化的特点，甚至显得有些机械。但在此前后，无论是精彩还是平庸的研究，很少有学者会如此书一样，把研究过程分解得这么详细，将研究设计与问题推导的过程如此明晰地展现出来。尽管我并不认为需要仿效这种形式，但这种将一个问题分解成更细碎的一个个设问，逐步推进思考，从而避免史料与逻辑、逻辑与逻辑之间跳跃的做法，尤其适合初学。例如他先将导论中分为1.1选题、1.2方法、1.3现有研究综述、1.4研究目的及价值估计四个部分，1.1选题下又分解出三个小问题，“选题解释”“选题所用资料”“选题回避部分”，其中“选题回避部分”说明的是哪部分是与本课题有关，而研究中又不打算涉及的。事实上，除了教科书之外，没有任何研究能够或有必要面面俱到，划定研究范围的“防御性声明”其实是研究设计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直到现在，国内学者注意得都不够。

大家可以反思一下既往研究设计与论文写作过程中，是否经历过一个类似的把自己思考规范化的过程。这一过程的核心就是要说明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你做出什么样的推进，反映在论文的形式要件上，便是学术史回顾的撰写。对于初学者来说，往往会产生一个常见的困惑，假如我研究的是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之前没有人研究过，好像就找不到或者不需要学术史对话的对象了。确实在稍晚近的历史中，我们不难以一个村庄、一所学校、一座工厂作为研究的对象，在此之前，或许确实也没有其他学者涉及过。

为了回答这一疑问，我们先来做一个简单的穿越性假设。我本人是2000年考入复旦大学，假如过了几百年，我所在的班级档案有幸较为完整地保存下来，如果没有意外的话，这个班级中的所有人和我一样，虽然从事着不同的工作，不过是庞大社会中平庸的一员。未来的史学家绝不是因为“重要”而来研究我们，他大概会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建构学术史对话的对象。或许是因为其他类似的材料都丢失了，只有我们班的档案因为某些原因留存下来，材料的“稀缺性”确实是史学课题成立的天然理由。考虑到存储手段的进步，这种稀缺性或许在未来会慢慢消失。那么接下来容易想到的问题是，我们大约是第一批“80后”大学生，当时在媒体上也曾有不少报道。需要注意的是，尽管时间是历史研究的基本维度，但是“80后”“90后”这样简单的身份标签并不能天然地成为一个有效的研究范畴，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证明1979年出生的人与1980年出生的人存在明显的代际差异。再转换一下角度，会发现我们这代人大概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批独生子女大学生，独生子女政策的推行很大程度上改变中国传统的家庭结构，真正意义上出现以子女为中心的家庭，这当然比“80后”这样简单的标签具有学术内涵。但研究者接下来容易面临的诘问是如果将独生子女大学生作为研究的聚焦点，那么为何要研究某个历史系班级，而非其他院系。我们来尝试进一步细化问题，在2000年前后，恰恰是在商品经济浪潮冲击下，传统文史哲院系招生最不景气的时代，尽管这些系科依然保持了很强的科研实力，但很少有学生会以第一志愿考入。如果把这个视角代入的话，一个简单的大学生研究便能与经济社会的转型、文化观念的变迁等联系起来，具备了以小见大的价值。

当然我相信，未来的史学家会比我们高明，能提出更多、更好的观察角度。正如勒华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在《蒙塔尤》中文版前言中所谈到的那样：“在无数雷同的水滴中，一滴水显不出有何特点。然而，假如是出于幸运或是出于科学，这滴特定的水被放在显微镜下观察，如果它不是纯净的，便会显现出种种纤毛虫、微生物和细菌，一下子引人入胜起来。”毫无疑问，越是精细化的研究越需要借助学术史的观照，发掘出个案的价值，并把具体的个案置于更广阔的时空中呈现其意义。因此，学术史的梳理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你对一个学术问题思考的深度。

五、学术史回顾的写法

通常学术史回顾的写法有两种，一种比较容易掌握、也是目前常见的罗列式写法，大致上以发表时间先后为序，枚举各家之说；另外一种则是更好同时也更有难度的写法，批判式的写法，不仅要罗列各家观点的异同，还需辨析各家之说的得失，指明研究推进的方向。批判式的学术史回顾写作是一项非常重要的训练，不仅要求作者熟悉问题本身及研究史，更要能跳出问题之外，追溯源流，勾勒出某一学术问题形成、演变的过程，而非平行罗列各种论著的名称，“报菜名”并不等于博学。

要清晰地分梳学术史源流，其实并不容易。最基本的工作是要说明某一学术观点最早由谁提出，但有时首先提出某一观点的学者本人未能做出系统论证，或囿于各种原因，其提出的观点在当时并不为人所知，经过另一位学者进一步的诠释，才真正在学术史上发生影响。因此有时最早提出某一观点的学者，未必是最重要的，第一个系统加以论证的学者会在学术史上取得更大的影响，如何较为准确地梳理其中的主次先后，恰当地表彰每位学者的贡献，便是学术史回顾写作中常见的困难。

事实上，任何在学术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问题，往往都伴随有激烈的论争。所以除了观点最早由谁提出之外，另一个关键点在于这一观点最早的反对者是谁？反对者往往会提出一些新的看法或材料，那么反对的论据是什么？他批判的是原有观点的论证逻辑，还是提供了新的材料，构成了反证？这些都需要在学术史回顾中加以清晰的说明。

接下来则是有无进一步的论争。一个重要的学术问题，或者说学术论争形成之后，往往包含了观点的提出者，几个重要的反对者与支持者。在此之后大多数学者，往往只是在前人观点的基础上做一些发挥，或者是小有修补，也有人会调和几种观点。所以我们分清了“源”之后，就可以把这些“支流”分岔在“源”的边上，建立起对某一学术问题认识的坐标系。为了更准确地梳理源流，在学术史回顾的写作中要特别注意研究论著发表的先后顺序。

此外，还要注意争论中有无出现新材料，一些重要的学术论争可能已持续几十年的时间，处于瓶颈状态，近年来如果有新的进展，往往是和新材料的发现有关，这也是学术史回顾中需要关注的一个问题。

那么，我们该如何收集学术史回顾写作所需要的信息？目前在日常学习与研究中，对中国知网等各种数据库的依赖日益加重，数据库确实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方便。但光靠数据库检索不可能完成一篇优秀的学术史回顾，最多只能帮你写出一篇罗列式的综述，但不会告诉你学术史的源流，更多的时候还要依靠平时阅读的积累。其中有几个渠道值得注意，首先是重要的研究综述与书评，优秀研究综述的功用是“替人读书”，本身已帮你勾勒出了学术史演进的脉络，便于初学者入门。如果综述的撰写者仅停留在罗列的层面，便起不到这样的作用，甚至会产生误导。其次，由于学术史回顾是目前博士学位论文写作中必备的要件，因此新出版优秀博士论文的学术史回顾部分，往往收集信息较为全面，梳理相对准确，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再次，我们也留心在某一领域中第一流学者论著的注释中收集稀见（国外）学术信息。第一流学者站在学术前沿，他们论著中引用的文章，隐含了自己的学术判断，或系经典，或是新近的重要研究。

我们掌握了梳理学术史的基本方法后，通过阅读史料与相关研究，进一步的目标是发现某些学术争论的瓶颈所在，为自己的研究服务。了解学术史，本质上不是为了记住学者们的具体观点或分歧所在，而要尝试了解是什么造成了分歧的产生，是先行研究依据的史料不同，还是学者们解读材料的角度不一样，由此才能认识到有些讨论为何会长期陷入停顿，是囿于史料不足，还是解释框架问题。学术史梳理的结果之一是论文写作的中止，或许你会认识到某一问题在现有条件下，并无进一步研究的余地。对于初学者而言，这难免令人沮丧，但尝试和努力的过程也是对你思考能力一次很好的训练，同时也不妨碍这是一次成功的学术史回顾工作。知道什么问题不能做，或者在目前的条件下只能做出重复性的研究，学会先把它搁在一边，慢慢地积累材料与思考，是一个人在学术上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六、成为研究者的关键：努力写作

学术规范表面上看起来是一种外在的约束，但当你在学术研究中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有所成长，会体悟到规范并不是单纯的束缚，而是帮助你把各种尚欠打磨的想法，借助规范性的思考与训练，变得成熟而精确。所以论文注释、学术史回顾这一系列形式要件，根本目的在于让我们学会清晰地展现一个学术问题及争论形成、演变的过程，发现关键点在何处、主要的瓶颈又在哪里，尝试提出解决问题的方向。经过了这样的训练后，可以说初步具备了尝试论文写作的能力。

最后我想引用严耕望的一段话，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段话，不但说明了学术写作的意义，同时也标识了学生和研究者之间的不同：在日常教学中，一位同学能随着课程进度与要求阅读文献，参与讨论，或许就能算作一名优秀的学生；但若有志于成为一名研究者，阅读了一定的文献和二手研究、掌握了学术史之后，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尝试并学会真正意义上的论文写作。严耕望说：“写作事实上不但是为了向外发表，贡献社会，同时也是研究工作的最后阶段，而且是最重要最严肃的研究阶段。常有人说某人学问极好，可惜不写作。事实上，此话大有问题。某人可能常识丰富，也有见解，但不写作为文，他的学问议论只停留在见解看法的阶段，没有经过严肃的考验阶段，就不可能是有系统的真正成熟的知识。”(7)同样这也是现代学术和古代学术的重要区别，古人的读书笔记，不少时候只是提出一个想法，或许颇具创见，往往缺少精细的论证，现代学术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一系列规范的约束，驱迫你展开更详密的论证，同时公开所有研究的凭据，供同行检验与批评。即使前人已有类似的观点，若你能用更多的材料、从更巧妙的角度加以论证，无疑也是一种推进。当然这一过程中也包含了必不可少的声明：哪些东西是依傍前人而来，哪些又是你自己的发现。

因此，学术规范不仅是一个约束性的体系，某种意义上而言也是一项独创性声明，标明哪些贡献是由你做出的。从思考问题、阅读文献到经过一系列形式规范的训练与掌握，进而内化为自觉遵从的实质规范，整个论文的写作过程，往往不是一个愉快的经历，往复的过程中经常会让人感受到一些痛苦、失望和沮丧，但太容易获得的成绩未必是值得珍惜的成绩，如果在座的各位有志于从事研究工作，应该学会感受研究过程中的痛苦，只有经历过这种痛苦，才能体会到有所发明的喜悦。

(1)　［美］安东尼·格拉夫敦：《脚注趣史》，张弢、王春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12页。

(2)　巫鸿：《张光直师、哈佛与我》，《读书》2002年第2期。

(3)　胡宝国：《读东晋门阀政治》，载《虚实之间》，社科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页。

(4)　严耕望：《治史三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0—35页。

(5)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78页。

(6)　朱青生：《将军门神起源研究：论误解与成形》后记，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71页。

(7)　严耕望：《治史三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95页。

来源：《通识写作：怎样进行学术表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