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念海：我国历史上人口的迁徙

一、自远古至于春秋时期的迁都和迁国

人口的地区分布是会因时而有变化的。变化的原因和方式不尽相同，迁徙应是其中最为主要的一种。

人口的迁徙自古已然。古史简略，往往难悉究竟。然聚族远徙，有些还是历历可征。夏商诸代皆曾频繁改易过它们的都城。都城改易正说明主要族类的迁徙。因为改易都城时，原来居住在都城的族类殆皆随同前往，无所遗漏或豁免。《尚书·盘庚》三篇的叙述可见一斑。及武王灭纣，微子受封于宋，其余相当多的部分遗黎为周人徙之于洛邑[87]。而鲁国亦得殷民六族[88]。就在周代，这样迁徙仍时时见于简编。杞国始封地在汉时的雍丘（今河南省杞县），先春秋时已徙于鲁东北[89]。燕国始封当在今河南省漯河市郾城区，亦于先春秋时辗转北徙[90]，至于今北京市。杞燕迁徙，史有阙文，已不易悉其端倪。入春秋后，迁国之事仍屡见不鲜。然外因实多于内因。郑国始封在今陕西省华县[91]，西周末年，丰镐沦丧，乃东迁于虢郐之间[92]。许国所封，本在今河南许昌市。许国曾频繁迁徙，然其三迁于夷（今安徽省亳县南）[93]，五迁于白羽（在今河南省西峡县）[94]，实出于楚国的安排。当时居于华族周围或与华族杂居的非华族亦曾陆续迁徙。戎子驹支由瓜州迁到东周王畿的附近[95]，而茅戎则由大河之北迁到伊洛流域[96]，前者系由晋国所迁徙，后者殆为他们自己乘机的发展。这里所举的只不过是其中较为彰明显著的事例，其他就不遑枚举了。

二、秦汉时期的人口迁徙及其有关的策略

到了秦汉统一王朝的肇建，版图有了较大的开拓，人口迁徙也就时有所闻了。秦汉王朝的人口迁徙，有两个主要策略：一是强干弱枝，另一则是实边。秦始皇初并天下，就徙各地豪杰和富有的人家于都城咸阳，这一下就徙了12万户[97]。这样大规模的徙民是以前所未有的。接着又南征北伐。南取陆梁地[98]为桂林、象郡、南海，迁徙有罪的人50万，南戍五岭，和越民杂处[99]。又北伐匈奴，悉收河南地，筑44县，并迁徙有罪的人到那里去居住[100]，这是最初的迁徙，究竟迁徙了多少家未见记载。过了两年，又迁徙了3万家[101]。秦社倾覆时，赵佗据有岭南，当时迁戍的人大概就在当地居住下去。迁到阴山之下和河南地之人，由于匈奴再度南向牧马，大致都又返回到内地了。

这两宗策略到汉时继续运用，其中强本弱末的策略就倡之于娄敬。娄敬认为秦亡之时，诸侯能够兴起，因为它们的贵族并未完全被摧毁。就像齐国的田家和楚国的昭、屈、景诸家，都曾发挥过一定的作用。他们的力量在楚汉战争中都不至于受到任何损失，各处还有当地的豪杰之士，这样一些地方势力是不能轻易忽视的。当时汉朝已确定建都于关中。关中虽为秦的故都，在战乱中人口大量的减少，显得非常空虚。况且匈奴又复南下，距长安最近的路程只有700里，轻骑一日一夜就可达到长安城下。这就不能不考虑到如何防御的问题。因此，娄敬就建议迁徙旧日齐国的田家，楚国的昭、屈、景诸家和赵、韩、魏几国王室的后人以及豪杰名家到关中来，这样既可以防备匈奴，万一关东有事，也可以率领这样一些人东去征讨。这样的建议得到汉高帝的采纳，一次就迁徙了十余万口[102]。这样的强本弱末的策略此后仍继续使用，而徙人口于诸帝陵寝，遂成为两汉一代的故事[103]。

汉朝疆土的开拓，以西北各处最为广大。新开拓的疆上殆皆取之于匈奴。匈奴为习于游牧的族类，为汉军所战败，辄举族远徙，所遗留者仅茫茫的草原。汉既得新地，就不能不为之迁徙人口。这不仅汉时如此，就是秦时以及战国燕赵诸国固莫不皆然。汉武帝时再度收复河南地，始置朔方、五原两郡，当年就徙朔方10万口[104]。后来还有一次大规模的迁徙，迁徙的人数多达725000口[105]。至于迁徙的地方，有关的记载不尽相同。《汉书·武帝纪》说是徙于陇西、北地、西河、上郡、会稽5个郡。《汉书·食货志》说是“充朔方以南新秦中”。《汉书·匈奴传》则说：“浑邪王杀休屠王，并将其众降汉，凡四万余人，号十万。于是汉已得浑邪王，则陇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徙关东贫民处所夺匈奴河南新秦中以实之。”在这些不同的记载里，所涉及的郡大部分都在西北，独会稽位于东南，相距实远。这次迁徙固然是解救关东贫民的困境，实际上却是巩固西北的边防，这事与会稽无涉。《武帝纪》所说的会稽郡当系误文。这里所说的西北各郡，其中陇西、北地，西河、上郡，皆系旧郡。人口虽皆不多，但较之朔方、五原两处新郡，还应该是有一定的基础的。况且自朔方、五原两郡建立之后，往朔方徙民只有一次，五原未见记载，可能尚无较大规模的移徙。这次徙民殆未必尽舍新郡而充实旧郡。匈奴浑邪王和休屠王原来皆游牧于河西各处。浑邪王降汉后，分徙其人于黄河之南[106]，是河西已无若何人口。因而这次徙人，当如《匈奴传》所言，乃是包括河西在内[107]。在此以后，由于武威、酒泉两郡地增设了张掖、敦煌两郡，再次徙民到这些地方去[108]。这几次迁徙人口都是由内地迁往边地，也是由狭乡徙到宽乡。可是在稍后的时候，由于武都氐人反，就分徙其中一部分到酒泉郡[109]，这样的迁徙和前几次就不很相同。其实当时边地人口所属的族类是相当复杂的。一般称为葆塞蛮夷。这些人如何居住边塞近旁，已难具知。不过有两个县值得在这里提出：一是上郡的龟兹县，在现在陕西省榆林县北，一是张掖郡的骊靬县，在现在甘肃省永昌县附近。汉县命名，一般都是有所取义的。这两县的得名显然是当地有龟兹国人和骊靬国人。龟兹国在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车县。骊靬更远在龟兹之西，当在今地中海畔，西及于意大利国[110]，这两国的人口是怎样迁徙来？那就不可得而知了。

三、东汉魏晋时期人口的稀少和周边诸族的内徙

到了东汉，人口的迁徙就和西汉不尽相同。东汉都于洛阳，而洛阳就在关东。东汉一代似未运用过强本弱末的策略。东汉对于边圉的宁谧亦素所关心，未敢轻易忽略，但大举为实边而迁徙人口却是未之多见。不仅未大举迁徙人口于边郡，就是内地人在边郡的，也为当地人所仆役，不得与齐民相等[111]。就在东汉初年，承连岁争战之后，“边陲萧条，靡有孑遗，障塞破坏，亭队绝灭”，显得人口非常稀少。当时曾经派遣专人分筑烽候堡壁，兴立郡县，或空置太守令长，以期招还人民。首先是光武帝对此就不感到若何兴趣。他曾经说过：“今边无人而设长吏治之，难如春秋素王矣[112]。”不仅这样，他还更进一步，迁徙雁门、代郡、上谷吏人6万口，安置到常山关和居庸关以东[113]。居庸关今仍为居庸关，在今北京市西北。今北京市当时为广阳郡蓟县，为幽州刺史治所。刺史治所是不能说成边郡的。常山关在今河北省唐县西北。今唐县当时也称唐县，为中山国属县。中山国隶属于冀州。冀州的郡县都不能说是边地。这次迁徙雁门、代郡、上谷三郡吏民是因为匈奴侵扰河东州郡的缘故。这次三郡内迁之后，并未再度遣返。可是匈奴南部却因之转居塞内[114]，使边郡受到威胁。

东汉未能多向边地迁徙人口，但不能不防止边地人口向内地迁徙。远在西汉时就曾经颁布过禁令，禁止边地人口潜返内地。这条禁令到东汉时仍然在执行着，似乎相当严格。但边地人口的大量减少，却也是事实。这由《续汉书·郡国志》所载的顺帝永和五年各郡国人口数字可以略见一斑。五原郡10县，有户4667，有口22957，平均每县467户，2296人。朔方郡6县，有户1987，有口7843。平均每县331户，1307口。敦煌郡6县，有户748，有口29170。平均每县才有125户，4862口。这在全国说来都是最低的。西汉边郡人口已经很少，东汉就更少了。

这里所说的东汉时边地人口的稀少，只是当时政府户口册籍上的稀少，实际上边地的人口并不是就减少到这样的地步。填补这样的空白就是周边各从事游牧的族类的大量内徙。本来沿边各郡早就有从事游牧族类的杂居，到这一时期，迁徙到塞内的游牧族类就陆续相继，前后不绝。他们迁徙的原因各有不同。有的是强力迁入的，有的是逐渐渗入的，有的是得到当时统治者的许可，甚至一些统治者还强制他们向内地迁徙。西汉中叶后，匈奴内部分裂，呼韩邪单于就请求迁居于汉光禄塞下[115]。东汉更听许南匈奴单于入居西河美稷[116]。光禄塞还在阴山之下，美稷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西北，已在河套之内。南匈奴单于既居于美稷，其侯王也相随内徙，分布到沿边八郡[117]。曹操更以之分为五部，因而散布到并州各处[118]。当时凉州境内羌族和汉人杂居，也是相同的情况。从东汉时起，政府更是主动迁徙若干近于边境的族类居于内地。因而他们就一再迁徙羌人居于渭水的上游，具体说来就是当时的天水（治所在今甘肃省甘谷县）、陇西（治所在今甘肃省临洮县）、扶风（治所在今陕西省兴平市）三郡[119]。渭水上游还犹可说，更东还迁到冯翊（治所在今陕西省大荔县）和河东（治所在今山西省夏县西北）[120]。当时所谓三辅，是包括京兆尹、左冯翊和右扶风三部分。左冯翊和右扶风在东汉初年即已都有了迁徙来的羌族，所剩下的只有京兆尹一隅，也就是西汉时都城的所在地。可是东汉中叶，这一隅之地也迁徙来相当多的羌族[121]。东汉王朝这样的措施是认为迁徙这些本来从事于游牧的族类于内地，当更容易加以统治。到三国时期，魏国还是执行这样的策略。魏武帝就曾徙武都（治所在今甘肃省成县西）氐族于秦川[122]。其后更徙凉州休屠居于安定（治所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123]。至于乌桓的内徙以及鲜卑族入居于并州，都是这种策略推行的结果[124]。甚至辽东塞外的高句丽，也被迁徙到河南郡的荥阳县（今河南省荥阳市东北）[125]。就在西晋初年，这样的情形还在继续下去。匈奴由塞外迁徙来的更多，分别居住在河南故宜阳城下和雍州[126]。晋时雍州在华山、陇山之间，实为今陕西省的关中部分。宜阳城当在洛水下游，今河南省宜阳县西。晋时宜阳仍为县治，隶属弘农郡[127]，不当说是故城。弘农郡有杂胡，当系这时迁徙来的。

四、郭钦、江统遣送迁至内地诸族各返故地的建议

迁徙到内地这些游牧族类大致有多少人口？这不容易说得清楚。前面说过，曹操秉政时，曾分内徙的匈奴为五部，分居故泫氏县、祁县、蒲子县、新兴县和大陵县。据说居于故泫氏县的有万余落，居于祁县的有6000余落，居于蒲子县的有3000余落，居于新兴县的有4000余落，居于大陵县的有6000余落[128]。西晋时迁徙到故宜阳县的有2万余落。迁徙到雍州等处的，其中两批共有40800人，另有一批凡10万余口。同是匈奴族，分支也不尽相同，据说共有19种[129]。氐羌两族迁于关中的也非少数。据说当时“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多少，‘戎狄’居半”[130]。就是迁徙到荥阳的高句丽，“始徙之时，户落百数，子孙孳息，今以千计”[131]。这样众多的迁徙人口，与晋人杂居，无怪要引起当世若干顾虑。

就在西晋初年，郭钦和江统都提出遣送这些迁徙来的游牧族类各回故地的建议。郭钦主张“出北地（治所在今陕西省铜川市耀州区）、西河（治所在今山西省吕梁市离石区）、安定（治所在今甘肃省镇原县东南），复上郡（西晋时已无上郡，东汉时上郡治所在陕西省榆林县南），实冯翊”。他还主张“渐徙平阳（治所在今山西临汾市西南）、弘农（治所在今河南省灵宝市东北）、京兆、上党（治所在今山西省潞城县东北）杂胡”[132]。江统提出迁徙并州之胡和荥阳高句丽的主张，对于关中的氐羌两族更为关心。因主张“徙冯翊、北地、新平（治所在今陕西省彬县）、安定界内诸羌，着先零、罕、析支之地；徙扶风（治所在今陕西省眉县）、始平（治所在今陕西省兴平市）、京兆之氏，出还陇右，着阴平（治所在今甘肃省文县）、武都之地”[133]。以现在的地理来说，匈奴族的居地主要是在山西省的中部和东南部，一直分布到汾水下游的临汾市和太行山西的高平县。就是现在的河北省的西北部和陕西省的北部，以及甘肃省的东北部和河西都有他们的踪迹。至于羌族和氐族，则陕西、甘肃两省的渭水上游以及关中等处实为他们主要的居住地区。这些建议都未能得到重视和实行。

郭钦和江统都没有提到鲜卑和羯族。这里不妨略为论述。远在汉朝，鲜卑已逐渐向南迁徙。其时就有辽西鲜卑、辽东鲜卑、代郡鲜卑等名称[134]。这是指居住于这几郡塞下的鲜卑而言[135]。其实当时入居于塞内的亦殊不少，与当地齐民并处。由汉末至于魏晋，称兵北土者，习常招募鲜卑人为兵，往往多至数万[136]，可知并非寻常。这和南匈奴的移居西河、朔方等郡略相仿佛，不过南匈奴的内移，是得到东汉王朝的允许，几乎是倾国的移徙，鲜卑的入居塞内，只是逐渐的渗入，不为守土之臣所注意而已。当时内徙的鲜卑族分布于现在河北和山西两省的北部，更有远至甘肃省中部和青海省的。建立燕国的慕容氏当系出辽西鲜卑，而迁至今青海省的，后来就建为吐谷浑国[137]，至于建立后魏的拓跋氏一支鲜卑，则是由瀚海东侧南迁的[138]。

羯族就是十六国时期建立后赵的石勒所出的族类。史书谓石勒之先为匈奴别部羌渠之胄。羌渠为入塞的匈奴19种之一，也受单于的统领[139]。既为匈奴的一种，当是与匈奴其他种先后迁徙到内地的。由于羯人高鼻深目多须，和匈奴不同，后人认为《魏书》有者舌国，《隋书》有石国，都于柘折城，即今天的塔什干，石勒的祖先可能就是石国人，移居到中原来的[140]。如果石勒为石国人，他一个家族远道东来，也并非不可能的。就像西汉时龟兹国人那样，有一部分远道东来，西汉为之设县居住，同样也是可能的。可是冉闵后来诛诸胡羯，竟多至20余万[141]，这不是一个小的数目。可见羯人并未就被杀绝。当时慕容儁就曾迁徙鲜卑胡羯三千余户于蓟（今北京市）[142]。后来苻坚灭慕容暐，还曾徙关东豪杰及诸杂夷10万户于关中[143]。此事引起了苻融的疑虑，一再道及。就在淝水之战之前，还曾说过：“鲜卑羌羯，布诸畿甸”，“鲜卑羌羯，攒聚如林”[144]。既以羯人与鲜卑羌胡并提，可知并非少数。这些羯人之中可能有其他诸胡混称的，但羯人仍当居有最多的数目。这样众多的羯人是如何迁徙到黄河流域，又因为什么缘故这样大批东徙的，似还有待于继续探索。

由周边地区迁徙来的这许多的族类，自然和当地人口杂居。可是封建王朝却一直没有适当的民族政策，一切都是听从自然的发展。汉族既未能使大家融洽无间，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又反来造成许多裂痕。西晋末叶，永嘉年间（公元307-312年），各族人民乘着晋朝政府腐朽的机会，起来反抗，各族的酋长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利，又互相混战起来，使黄河流域陷入了极端不安的境地。

五、汉魏之际社会不安和战争骚扰与人口的迁徙

永嘉乱离促成了黄河流域人口的大量向南迁徙。这是历史上一宗重要的变化。其实黄河流域人口的向南迁徙，在此以前并非绝无仅有，这里不妨略做回顾。远在西汉之时，黄河流域的人对于长江流域的自然条件诸如气候等方面还有感到不适之处。随着岁月的推移，人们既要利用自然，同时也就要克服自然，原来的不适之处是会逐渐转为能够适应的。东汉末年，统治阶级的混战，黄河流域受到相当严重的破坏，邑里丘墟，人民荡析，向来人口最多的地区，差不多都发生逃亡现象。比较说来，江东、巴蜀以及辽东各地兵争较少，遂多为流人所归。尤其是避乱到江东、巴蜀者更多。大概是三辅、南阳各地的人民多迁入巴蜀[145]，徐州一带的人民则多迁到江东[146]，这里所说的还是人民自由的迁徙，当时的统治者更大批的强迫迁徙。孙策破庐江太守刘勋于皖城。尽夺其所得袁术的百工及鼓吹部曲三万人，皆徙到吴地[147]。孙权又攻庐江太守李术于皖城，复徙其部曲三万家[148]。在蜀汉一方面也积极迁徙人口。诸葛亮初出祁山，就拔在现在甘肃天水西南的西县人民千余家于汉中[149]。后来姜维又徙武都氐和凉州胡于蜀郡，并且还从洮河流域迁徙了许多人民[150]。因为当时人民既纳口赋，又服兵役，有了人口则财政和军力俱可得到若干程度的解决，所以各国皆设法招徕人民，甚至以武力抢夺人民。

就以吴、蜀两国政府来说，比较重要的人物多为由北方迁来的。在吴国这种迁来的人物几占半数，在蜀汉几乎达到了三分之二[151]。这些统治阶级人物自表面看来，关系似不甚大。其实当时人口的迁徙常是成群同行。同行人中或者是宗族、亲党，或者是地主阶级的部曲，前行者已得一相当安逸的住所，后边就络绎相随。如邴原避难于辽东，一年之中往归者数百家[152]，田畴避难于现在河北遵化境内的徐无山中，数年之间，竟聚集到五千余家[153]。这种情形在蜀汉、吴国政府比较重要的人物中也可以看出来。麋竺的家本在东海，原有僮客万人，他追随刘备，曾以奴客二千人佐备军[154]。鲁肃由淮南入吴，将轻侠少年数百人同行[155]。吕范也是率领了私客百人依附孙策[156]。这虽然是几条例证，可以看到当时南方人口的增长是有各种不同的方式的。

六、西晋末年永嘉乱离和中原人口的南渡

西晋末年的永嘉乱离，较之汉魏之际豪强混斗对社会的破坏是要严重的多了。这时的乱离主要在黄河流域及其以北的地区。秦岭和淮水以南虽也受到波及，但还不至于那么频繁。更南的长江流域由于距离黄河流域稍远，就显得平静安谧。乱离地区的人口为了避难，就纷纷向南迁徙。当时北方的司、冀、雍、凉、并、兖、豫、幽、平诸州皆有遗民南渡[157]。这是说，远至现在甘肃省河西各处和辽宁的辽河两岸，都有向南方迁徙的人口。就在乱离的初期，南迁人口之多，竟已占到北方原来人口的十分之六七[158]。这就不能不是有史以来巨大的变化。

永嘉以后，乱离并未止息，连续蔓延，前后共有136年[159]，在这悠长的时期里，北方人口的向南迁徙，陆续出现几个高潮。大体说来，约有四次。永嘉乱离初起时，洛京倾覆，长安继陷，中原人口就已大量向南迁徙。这是第一次。成帝初年，苏峻、祖约为乱于江淮之间，引起北方霸主的南侵，淮南之民率多南渡，于是形成人口再次向南迁徙的高潮。康穆两帝之后，“胡亡氐乱”，关、陇、秦、雍人口趋向汉沔和梁、益两州。这是第三次。东晋末年，刘裕北伐，虽得收复部分疆土，及至宋时，北魏拓土淮南，而氐人又数相攻击，人口又复向南迁徙。这是第四次。此后南北情势有所变化，北方得到较长时期的稳定，人口南迁的局势因而也有所改易[160]。

人口向南迁徙，因所在地区各异而显得有所差别。大要言之，黄河流域下游的流人，多趋向江淮之间和长江下游。黄河流域上游的流人则多趋向秦岭巴山之南或南出汉沔。在这东西两部分中，也各有些较小的区分。在东部地区中，迁徙到现在江苏省的长江南北的人口，主要是来自山东省及江苏省的北部，也还有来自河北省及安徽省的北部的。迁徙到现在安徽省及河南省淮水以南、湖北东部和江西北部的人口，主要是来自河南省和安徽省的北部，也还有来自河北省和江苏省的北部的。迁徙到现在山东省黄河以南的人口，主要是来自河北省和山东省的黄河以北。在西部地区中，迁徙到现在湖北省长江流域上游和湖南省北部的人口，主要是来自山西省，也还有来自河南省的。迁徙到现在四川省及陕西的汉中的人口，主要是来自甘肃省和陕西省的北部，也还有来自四川省的北部的。迁徙到现在河南和湖北两省的汉水流域的人口，主要是来自陕西省和河南省的西北部[161]。

七、十六国霸主的迁徙人口

南迁的人口得到江左王朝的安置，留在北方的人口，由于十六国霸主的先后起伏，也在辗转流徙，难得有较为长久的安定生涯。在战乱时期，拥有人口不仅可以取得赋税，而且可以征收兵丁。十六国的霸主无不掠夺人口，以图壮大他们的势力。他们所掠夺的人口率皆集中于其都城所在地或其所统治地的重要区域。十六国霸主既起伏不常，时相更代，而又皆以掠夺人口为要务，故人口的被迫迁徙就极为频繁。

由于十六国霸主都在掠夺人口，彼此之间，实互为伯仲，无间彼此。这里姑略举数例，以作说明。建立后赵的羯族石勒及其继承者石虎，先后掠夺人口，无远弗届。所掠夺得来的人口相当多的部分都是集中其都城襄国（今河北省邢台市）及其附近太行山东各处。其后冉闵大杀羯胡时，青、雍、幽、荆州徙户及诸氐羌胡蛮数百万各还本土，以致道路交错，互相杀掠，诸夏纷乱，无复农者[162]。前秦于十六国中最为大国，曾经统一黄河流域。当其初强时，与前燕东西对立，不相上下，后来灭掉前燕，鲜卑族当然受其摆布，迁到关中的就多至4万[163]，实际上也并非仅有这些人口，因为后来前秦瓦解时，慕容永去长安而东，犹率去鲜卑族40万口[164]。

陇西鲜卑族所建立的西秦，崎岖于河湟之间，兼有黄河以南一隅之地，前后不过20余年，其迁徙人口竟达20余次，几乎无岁不在迁徙。每次迁徙的率皆在数千户或数万人[165]。西秦的都城亦一再变动，计有勇士城（今甘肃省榆中县北）、度坚山（今甘肃省靖远县西）、苑川（今榆中县北）、金城（今兰州市）、乐都（今青海省海东市）、谭郊（今甘肃省临夏县西北）、枹罕（今临夏县东北）等数处，每次迁都，都城的人口当然也得随着移徙。

十六国中西凉居于最西北处，也是一个蕞尔小国，就是这样的小国，竟然也有前秦由江汉和中州徙来的人口[166]。西凉也乘间招徕人口。西凉的都城本在敦煌（今甘肃省敦煌市西），这些迁徙来的人口当然也聚集到敦煌。后来迁都到酒泉（今甘肃省酒泉市），这些人口也随着迁徙到酒泉。当时为了安置这些人口，甚至还分置了会稽、广夏、武威、武兴，张掖几个郡[167]，可知其数目不会是很少的。

十六国时期的一百多年的离乱中，人口的迁徙，如上所说，是相当频繁的。在这样的频繁迁徙过程中，每次被迁徙的人口数目难得都是一样，有的固然相当众多，稀少的也并非就完全没有。如果作为个别的事例来说，本来用不着在这里逐一涉及。因为在其他时期，个别迁徙人口的现象也是寻常都可遇到的。十六国时期人口的迁徙自有其特殊的情形，未可一概而论。正是由于这样频繁的迁徙，往往促使一些地区甚至一些城市的面貌有了显著的变化。而这样变化的历程又往往相当短促，为时非久，就又成了另外新的局面。平城的变化就可作为例证。平城见于历史的记载并且为后世所道及的，实始于西汉初年，汉与匈奴间的兵争，此后就只是一个普通的县邑，不复引人注意。魏晋之际就是这样县邑的地位也未保持得住。拓跋魏最初迁都于此时也难得有城市的规模。在迁都以前，北魏就已经开始向这里迁徙人口，建都以后，又陆续地迁徙，平城人口之多遂为当时黄河流域其他城市所难以比拟。这种情况一直延续了将近百年的光景[168]，其间少有变化。另一个例证还可以举出统万城。统万城在今陕西靖边县北，当地人称之为白城子。这座城始建于赫连勃勃，作为夏国的都城。赫连勃勃是在草原之上建城的。建城之时，这里难得有什么居人，正是由于赫连勃勃的大量迁徙人口，统万城才巍然成为一方的都会。就是它的附近地区也有了显著的改观。夏国历年短促，统万城作为都城，前后只有10年[169]。夏国灭亡后，北魏于其地设置夏州，自北魏迄于北宋，夏州才被隳毁，其规模当然不能和统万城作为都城时相提并论了。其他的霸主也都同样的迁徙人口，其所迁徙的地区，也大都是集中于他们的都城及其附近的地区，这些都城大体都有相类似的变化，而变化的幅度大致是在平城和统万城之间。有些都城是在不同的霸主统治之下继续发挥出一定的作用的，但其中的人口却是再经迁徙聚集，而后始得和前一时期相仿佛，或者有所超过和不如。当刘曜的前赵破灭时，长安的人口就有相当多的数目被迁徙到后赵都城襄国去。后赵后来迁都于邺。邺和襄国相距本不甚远，虽是短途迁都，人口也还是要随着迁徙。但成为问题的却是在石季龙之后，羯族政权行将覆灭时，原来被迁徙来的数百万人口纷纷各还本土。长安人口经过石赵的迁徙，到前秦再以长安为都时，仍须由各处迁徙人口。同样的情形，当邺成为前燕的都城时，这座城池又复成为迁徙人口的集中处所。

八、唐代周边族类的内徙及安史之乱时人口的南迁

有唐一代也和其他王朝一样，人口的迁徙是时有所闻的。域外各族内迁的就不在少数。还在贞观年间，由于内地安定，“中国人自塞外来归及突厥前后内附，开四夷为州县者，男女一百二十余万口”[170]。所谓“开四夷为州县者”，是就地设州县，而户部因之计算户口，不能就认为是迁徙。这是贞观三年（公元629年）的记载，其时突厥犹未破灭，所谓前后内附，还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颉利可汗破灭时，其部下或走投薛延陀，或入西域，其来降者尚10余万人；就是以后还有降者，先后处于北陲及灵（治所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县）、夏（治所在今陕西省靖边县北）两州间。当时还曾为这些降人设置了六胡州。六胡州稍后改为宥州。宥州几经迁徙，最后设在夏州长泽县[171]。

后来平定高丽，内迁的人口至少也有六七十万口[172]，随后由百济迁来者为数亦非甚少[173]。这些由高丽迁来的人口，除散在内地外，就“量配于江淮以南及山南、并、凉以西诸州空闲处安置”[174]。而百济户则是先徙于徐、兖，后乃徙于建安。建安在今辽宁省营口市南。大致说来，凡是迁到内地的，都不使之聚居在一起，因而也难得起到若何的作用。

唐代像这样迁徙邻近各族的人口还是不很少的。如迁吐谷浑[175]及党项[176]于灵、夏诸州，迁奚族于幽州[177]，迁沙陀于盐州（治所在今宁夏盐池县）[178]等，所迁徙的人口都不甚繁多，就难得一一论述了。

唐代人口分布的最大变化是在唐中叶天宝末年。安史之乱骤起，黄河流域绝大部分就都沦为战场。这时仿佛汉魏之际和永嘉乱离之时，由于中原各处兵荒马乱，当地人士就纷纷向南迁徙。这时南迁的路线，也和以前一样，不外三途。其中相当多的一部分，乃是渡淮而南，趋向于江东太湖周围，甚至到更南的各州。亦有由中原直接向南，而至于江、湘各处，或越终南，循栈道，而至于巴蜀。

安史之乱倏然发作，黄河下游各处即罹兵燹，故南迁的人口大都就近渡淮。今传世的《安禄山事迹》就曾记载着：“衣冠士庶多避地于江淮间[179]。”当时的李华也说过：“今贤士君子多在江淮之间[180]。”稍后的韩愈更说过：“中国新去乱，仕多避处江淮间[181]。”然江淮之间仍近于中原，远不如江东的安谧，故渡江者更多[182]。而苏州尤为避难之人聚集的所在。据说这里侨寓的“中原衣冠”，就占了当地户口的三分之一[183]。江东户口有元和年间（公元806-820年）的载籍可供考证。元和年间苏州有户100808[184]。三分之一就应有3300户。如每户以5口计，可能有16万多口。苏州如此，其附近各州大致也差相仿佛[185]。他们不仅以三江五湖为家，而且“登会稽者如鳞介之集渊薮”[186]，应该说是很多的了。

次于江东的应该数到荆襄诸州了。唐代中叶以后于荆州置荆南节度使。在这里置节度使的缘由，据说是“中原多故，襄邓百姓，两京衣冠，尽投江湘，故荆南井邑，十倍其初”[187]，因而就设置了这样重要的官职。荆州之东的鄂州（治所在今湖北省武汉市）不当南行的大道，也因侨寓的人多，而户口倍增[188]。就是洞庭湖畔的澧州（治所在今湖南省澧县东南）同样因侨寓人多而户口倍增[189]。至于剑南的成都平原和巴蜀各地，也因中原乱离而人口有所增加。潼关为安史乱军攻破后，唐玄宗就仓皇逃避，奔向蜀郡。其后乱离日甚，襁负随来也就络绎不绝。虽未能和江东、荆南相比拟，却也有相当多的数目。

唐代中叶以后，黄河流域的乱离时有所闻，人口迁徙仍不断见于记载，其规模范围似都未能超过安史之乱这一时期。正是由于这一时期黄河流域人口的大量的向南迁徙，无论在经济文化各方面都有显著的影响，因而也就不能不引起治史论世者的注意。

九、两宋之际女真人侵扰时人口的南迁

继唐代中叶安史之乱以后，中原人口再次大规模向南迁徙，是在两宋之际。这是女真人的侵扰所引起的。自北宋末年靖康破灭至南宋隆兴和议告成，前后延续竟长达30余年之久，其间以建炎年间（公元1127-1130年）至绍兴初年以及金海陵王南侵期间最为高潮。当时南迁人口的众多，远超于安史之乱，直可上侔于永嘉乱离以后的状况。

当北宋初破，徽钦二帝被掳之时，都城居人无间贵贱，皆纷纷南奔，人数之多，竟达巨万，甚至“衣冠奔踣于道者相继”[190]。南迁的人口率多趋向江东。这固然是由于汴河尚未绝流，道路不至于骤告阻塞，也是由于宋高宗已重新组成政府，为人心之所系。宋高宗当时为金人所追迫，辗转流离，难得定处。其后以杭州为都，粗告安定，因而更为南迁人口所趋向。杭州濒临太湖。太湖本是富庶地区，这时又在辇毂之下，所以就成为南迁人口的聚集之所。杭州隔钱塘江就是浙东，浙东富庶不减浙西。当杭州尚未定都之前，越州（即后来的绍兴府，治所在今浙江省绍兴市）实曾为高宗驻跸的所在，故南迁的人口亦多蹴居其地。当时有人就说：“四方之民云集二浙，百倍常时[191]。”也有人说，“平江、常、润、湖、杭、明、越，号为士大夫渊薮，天下贤俊多避地于此”[192]，却也都是实际情况。

当时南迁的人口还多有至荆襄和巴蜀的，荆襄之北正当中原，距开封和洛阳皆非甚远。当地人口不能迁往江东的，就多就近趋向荆襄[193]。至于西北各处的南迁人口，则多奔至巴蜀，其时吴玠、吴璘方先后扼守和尚原和仙人关，巴蜀更较为安谧，是以南迁至其地的人口也显得繁多。当然其间也有由今安徽省渡淮而南，辗转迁至今江西省的，似不如上述各处为甚。

这几条南迁的道路和唐代中叶安史之乱时南迁人口的道路是大致相仿佛的，就是与西晋末年永嘉乱离之后南迁人口的道路也差不多。这当然和当时的交通道路有关。这几个时期乱离的起因虽各不相同，所波及的地区却大致相似。只是安禄山的兵力仅至于长安附近，并未再继续向西骚扰。由于他是经过潼关向西进攻的，因而当时由关中南迁的人口就只能迁到荆襄和巴蜀，而不会由中原趋向江东。

安史之乱始终未越过秦岭和淮水。永嘉乱离之后一直到南北朝时，中原的扰攘和北朝对南方的用兵，虽越过秦岭淮水一线，在长江的中下游最多只是达到江边，亦未能渡江而南。所以南迁的人口大都是过江即止，不至于远至更南的州郡。过远处也不再闻有侨州郡县的设置。唐时虽无侨州郡县的设置，南迁的人口亦少闻曾远至岭峤之下暨南海之滨[194]。到了南宋，不仅太湖、鄱阳湖、洞庭湖周围都有了南迁的人口，就是远至现在的福建和两广诸省也不乏他们的踪迹。南宋宁宗庆元四年（公元1198年）邵武军（治所在今福建邵武市）的户数达到142100，较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增加了54200户，其中不少是靖康之乱时迁入的[195]。而当时广南西路的郁林州（治所在今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196]和容州（治所在今广西容县）[197]，也都有来自北方的迁徙者。翻越岭峤的大路，或由郴州，或由大庾（今江西省大余县），皆可会于韶州（今广东省韶关市）而至于广州，再至于广南东路各处。亦可经由桂州（今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至广南西路各处。而郴州一途实为当时通行大道。广南西路既已有许多南迁的人口，则广南东路就不能独为阙如。

这样众多的南迁人口，是会对当地的经济、文化各方面起到相当显著的作用和影响的。

注 释

[87]《尚书·召诰》，《汉书》卷二八《地理志》。

[88]《左传》定公四年。

[89]《汉书》卷二八《地理志》。

[90]顾颉刚先生《浪口村随笔·燕国曾迁汾水流域考》。

[91]《史记》卷四二《郑世家》。

[92]《国语·郑语》。

[93]《左传》昭公九年。

[94]《左传》昭公十八年。

[95]《左传》襄公十一年。

[96]《左传》成公元年。

[97]《史记》卷六《秦始皇帝本纪》。

[98]《史记》卷六《秦始皇帝本纪·正义》：“岭南之人多处山陆，其性强梁，故曰陆梁。”

[99]《史记》卷六《秦始皇帝本纪》，又《资治通鉴》卷七《秦纪二》。

[100]《史记》卷一一〇《匈奴传》。这里所说44县，《史记·秦始皇帝本纪》作34县。

[101]《史记》卷六《秦始皇帝本纪》。

[102]《史记》卷九九《刘敬传》。按：《汉书》卷四三《娄敬传·注》：“师古曰：今高陵、栎阳诸田，华阴、好畴诸景，及三辅诸屈、诸怀尚多，皆此时所徙。”

[103]《汉书》卷六四《主父偃传》：“偃说上曰：‘茂陵初立，天下豪杰兼并之家，乱众民，皆可徙茂陵，内实京师，外销奸猾，此所谓不诛而害除。’上又从之。”按：《汉书》卷六《武帝纪》：“元朔二年，徙郡国豪杰及訾三百万以上于茂陵”，即因主父偃的奏请而迁徙的。《武帝纪》又记载：“太始元年。徙郡国吏民豪杰于茂陵。”又卷七《昭帝纪》：“始元三年，募民徒云陵。”卷八《宣帝纪》也说：“本始元年，春正月，募郡国吏民訾百万以上徙平陵。”又说：“元康元年，徙丞相、将军、列侯、吏二千石、訾百万者至杜陵。”

[104]《汉书》卷六《武帝纪》。

[105]《汉书》卷六《武帝纪》。

[106]《资治通鉴》卷一九《汉纪一一》。

[107]《汉书》卷六《武帝纪》：“元狩二年，秋，匈奴昆邪王杀休屠王，并将其众合四万余人来降，置五属国以处之，以其地为武威、酒泉郡。”可是《汉书》卷二八《地理志》却说：“武威郡，故匈奴休屠王地，武帝太初四年开。酒泉郡，武帝太初元年开。”两者不同。近年学者间有主张从《地理志》之说的。太初四年在元狩二年后20年。若两郡皆置于太初年间，则浑邪王归汉后，他的人口又皆徙之于黄河以南，河西之地岂不毫无所有，形同异地，这是不可想象的。

[108]《汉书》卷六《武帝纪》。这是元鼎六年事。《汉书》卷二八《地理志》谓张掖郡置于武帝太初元年，敦煌郡置于武帝后元年，皆在元鼎六年之后。元鼎六年既已迁徙人口于其地，何能尚无郡县的设置？《地理志》所载未为得体。这和武威、酒泉两郡的记载相仿佛，皆与实际情况不相符合。

[109]《汉书》卷六《武帝纪》。

[110]《汉书》卷九六《西域传》：“乌弋山离国，西与犂靬条支接。”师古注说：“犂读与骊同。”《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大秦国一名犂鞬，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国。”按：犂鞬当即犁靬，亦即骊靬。大秦即罗马帝国。罗马帝国立国于今意大利国，其东疆达到地中海之东。

[111]《续汉书·郡国志》。

[112]《续汉书·郡国志》。

[113]《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又卷一八《吴汉传》。

[114]《后汉书》卷八九《南匈奴传》。

[115]《汉书》卷九六《匈奴传》。光禄塞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西北。

[116]《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又卷八九《南匈奴传》。

[117]《后汉书》卷八九《南匈奴传》。这八郡为北地（治所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西南）、朔方（治所在今内蒙古自治区磴口县北）、五原（治所在今内蒙古包头市西）、云中（治所在今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县北）、定襄（治所在今山西省左云县西）、雁门（治所在今山西省代县西北）、代郡（治所在今山西省阳高县），当然还有南单于所居的西河郡（治所在今山西省吕梁市离石区）。

[118]《晋书》卷五六《江统传》。这五部所居之地为太原郡故泫氏县（今山西省高平市）、祁县（今山西省祁县）、蒲子县（今山西省隰县）、新兴县（今山西省忻县）和大陵县（今山西省文水县东北）。

[119]《后汉书》卷八七《西羌传》。

[120]《晋书》卷五六《江统传》。

[121]《后汉书》卷八七《西羌传》。

[122]《晋书》卷五六《江统传》。

[123]《三国志》卷二六《魏书·郭淮传》。

[124]《后汉书》卷九〇《乌桓鲜卑传》。

[125]《晋书》卷五六《江统传》。

[126]《晋书》卷九七《匈奴传》。

[127]《晋书》卷一四《地理志》。

[128]《晋书》卷九七《匈奴传》。

[129]《晋书》卷九七《匈奴传》。

[130]《晋书》卷五六《江统传》。

[131]《晋书》卷五六《江统传》。

[132]《晋书》卷九七《匈奴传》。

[133]《晋书》卷五六《江统传》。

[134]《后汉书》卷九〇《乌桓鲜卑传》。

[135]汉时边陲并非都以塞为界，塞外还有广大的土地，故这几郡的鲜卑得以居于塞下，且乘机入塞骚扰。《后汉书》卷九〇《鲜卑传》：“鲜卑入马城塞杀长吏。”注：“马城，县名，属代郡。”其地在今河北省怀安县。马城县在当时并非极边之地，马城县北还有且如县，其地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兴和县北，与马城县同濒于于延水。《水经·㶟水注》：“于延水出塞外柔玄镇西长川城南小山。……东南流经且如县故城南。应劭曰：‘当城西北四十里有且如城，故县也。’《地理志》曰：‘中部都尉治。’于延水出县北塞外。……又东南经马城县故城北。”于延水今为东洋河。东汉省并且如县，却并未削减版图。这说明当时北陲各地并不一定以边塞为限。所谓辽东、辽西、代郡的鲜卑正是居于塞下，因能乘当地郡县官吏不备，穿塞烧门，为边郡忧患。

[136]《三国志》卷八《公孙瓒传》：“（刘）虞从事渔阳鲜于辅……等率州兵欲报瓒，以燕国阎柔素有恩信，共推柔为乌丸司马。柔招诱乌丸鲜卑得胡汉数万人，与瓒所置渔阳太守战于潞北，大破之。”《晋书》卷三九《王沉传附王浚传》：“浚自领幽州，大营器械，召务勿尘，率胡晋合二万人，进军讨（成都王）颖，……乘胜遂克邺城，士众暴掠，死者甚多，鲜卑大掠妇女。浚命敢有挟藏者斩，于是沈易水者八千人。”

[137]《晋书》卷九七《吐谷浑传》。

[138]拓跋氏承袭旧说，谓其国内有大鲜卑山，然其居地则在幽都之北，广漠之野，当在今大兴安岭西的草原，故其南迁，当由瀚海的东侧。其初迁于定襄之盛乐，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和林格尔县西北，正远在瀚海的南方。

[139]《晋书》卷九七《匈奴传》。

[140]谭其骧先生《长水集·羯考》。

[141]《晋书》卷一〇七《冉闵载记》。

[142]《晋书》卷一一〇《慕容儁载记》。

[143]《晋书》卷一一三《苻坚载记》。

[144]《晋书》卷一一三《苻坚载记》。

[145]《三国志》卷三一《蜀书·二牧传·注》。

[146]《三国志》卷五二《吴书·张昭传》，又卷五三《吴书·张纮传》。

[147]《三国志》卷四六《吴书·孙策传》。

[148]《三国志》卷四七《吴书·孙权传·注》。

[149]《三国志》卷三五《蜀书·诸葛亮传》，又卷四四《姜维传》。

[150]《三国志》卷四四《蜀书·姜维传》。

[151]拙著《论诸葛亮的攻守策略》。

[152]《三国志》卷一一《魏书·邴原传》。

[153]《三国志》卷一一《魏书·田畴传》。

[154]《三国志》卷三八《蜀书·麋竺传》。

[155]《三国志》卷五四《吴书·鲁肃传》。

[156]《三国志》卷五六《吴书·吕范传》。

[157]《宋书》卷三五《州郡志》。

[158]《晋书》卷六五《王导传》。

[159]《晋书·载记序》。

[160]谭其骧先生《长水集·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

[161]谭其骧先生《长水集·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

[162]《晋书》卷一〇七《冉闵载记》。

[163]《晋书》卷一一一《慕容载记》。

[164]《资治通鉴》卷一〇六《晋纪二八》。

[165]《晋书》卷一二五《乞伏乾归、炽磐传》。

[166]《晋书》卷八七《凉武昭王传》。

[167]《晋书》卷八七《凉武昭王传》。

[168]北魏自道武帝天兴元年（公元398年）迁都平城，至孝文帝太和十九年（公元495年）迁都洛阳，其间共有98年。

[169]《魏书》卷九五《铁弗刘虎传》。

[170]《旧唐书》卷二《太宗纪上》。按：卷三《太宗纪下》：“贞观五年，以金帛购中国人因隋乱没突厥者男女八万人。”

[171]《旧唐书》卷一九四上《突厥传上》：为了安置突厥降人，“于朔方之地，自幽州至灵州置顺、祐、化、长四州都督府以统之”。《新唐书》卷三七《地理志》：“调露元年，于灵、夏南境以降突厥置鲁州、丽州、含州、塞州、依州、契州，以唐人为刺史，谓之六胡州。……（开元）十年，平康待宾，迁其人于河南及江淮。（开元）二十六年，还所迁胡户置宥州及延恩等县。”

[172]《旧唐书》卷五《高宗纪》：“总章二年，移高丽户二万八千二百。”如每户以五口计算，则已有十四万余口。《资治通鉴》卷二〇一《唐纪一七》作三万八千二百户。《旧唐书》卷一九九《东夷传‘高丽》：唐克安市后，“傉萨以下酋长三千五百人，授以戎秩，迁之内地”。其原属高丽的盖、辽、岩三州七万人亦内迁。

[173]《资治通鉴》卷二〇二《唐纪一八》：“仪凤元年，徙熊津都督府于建安故城，其百济户口先徙于徐、兖等州者皆置于建安。”

[174]《旧唐书》卷五《高宗纪》。

[175]《旧唐书》卷一九八《吐谷浑传》。

[176]《旧唐书》卷一九八《党项羌传》。

[177]《旧唐书》卷一九九下《奚传》。

[178]《新唐书》卷二一八《沙陀传》。

[179]唐姚汝能《安禄山事迹》卷下。

[180]《全唐文》卷三一五，李华《送张十五往吴中序》。

[181]《韩昌黎集》卷二四《考功员外卢公墓铭》。

[182]《旧唐书》卷一四八《权德舆传》：“两京蹂于胡骑，士君子多以家渡江东。”《新唐书》卷一九四《卓行·权皋传》略同。

[183]《全唐文》卷五一九，梁肃《吴县会厅壁记》。

[184]《元和郡县图志》卷二五《苏州》。

[185]江东的苏、润、常诸州的人士多有自中原迁来侨寓的，拙著《两<唐书>列传人物本贯的地理分布》中曾有论述。

[186]《全唐文》卷七八三，穆员《鲍方碑》。

[187]《李白集校注》卷二六《武昌宰韩君去思碑》。

[188]《李白集校注》卷二六《武昌宰韩君去思碑》。

[189]《旧唐书》卷一一五《崔瓘传》。

[190]《宋史》卷四五三《赵俊传》。

[191]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〇，建炎三年二月庚午，郑瑴所言。

[192]《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五八，绍兴十八年十月，莫濛所言。

[193]《三朝北盟会编》中帙卷三九：“士民携老扶幼，适汝、颍、襄、邓避难者莫知其数。”

[194]《新唐书》卷一八一《刘瞻传》：“其先出彭城，后徙桂阳。”彭城，今为江苏省徐州市。桂阳，郡名。即郴州，今为湖南郴州市，位于五岭北麓。然史未详著其迁徙年代，不悉其与安史之乱有关否。

[195]张家驹《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张书作邵武县。核实应为邵武军。一县之中不应有这么多的户数。

[196]蔡絛《铁围山丛谈》卷六：“吾以靖康丙午岁迁博白……十年之后，北方流寓者日益众多。”博白当时为郁林州属县。今为广西博白县。

[197]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一〇四《容州》：“容介桂、广之间，渡江以来，避地留家者众。”按：这两条文献记载，张家驹书曾先征引过。

来源：《历史地理学十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