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乐平｜钱塘江流域的早期新石器时代及文化谱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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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中山大学

“历史、考古与文明”

研究生暑期学校

专 家简 介

蒋

乐

平

研究员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新石器时代考古的发掘与研究工作，曾主持发掘上山、跨湖桥、荷花山等重要遗址。具代表性著作有《跨湖桥文化研究》、《浦江上山》等；论文有《钱塘江流域的早期新石器时代即文化谱系研究》、《上山遗址出土的古稻遗存及其意义》等。

（图片来自网络）

讲者文章

编者按：

1.本号获作者授权转载下文。读者若有参考或引用，务请查阅原文。

2.本文原载于《东南文化》2013年第6期。

钱塘江流域的早期新石器时代

及文化谱系研究

蒋乐平

2004年跨湖桥文化和2006年上山文化的命名，突破了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新石器时代原有的认识框架，前河姆渡文化的视窗打开了，学术界开始关注钱塘江上游地区。在习惯的表述中，往往将这段延长了的历史，称之为早期新石器时代。无论这一指称是否符合一般性的定义，对浙江或中国的东南沿海地区而言，这是一段陌生而重要的历史的源头，廓清这个源头，将会加深对中国东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理解。对这一点，学术界并没有异议。

异议在于一些具体的认识方面。综合一下，可以归纳为以下两点。

第一，年代问题。这在跨湖桥遗址发现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一直议论纷纷。跨湖桥文化是否有8000年之早？这个疑问，也影响到了对上山文化的年代确定。跨湖桥文化的年代之困在于相对年代，其与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的早晚关系缺乏有力的地层学上的旁证，这一不足，间接地导致了对绝对年代重要性的忽视。一种观点认为，承认上山遗址是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就已经是对上山文化意义的肯定，而不必再去纠缠年代的长短远近。诚然，10000年和8000年，都早于河姆渡文化，可冠之为“最早”，但如果跳出太湖之南的小块区域，而放眼于东亚或旧大陆的历史空间，就会发现，2000年、1000年乃至数百年之差将会影响到对一种文化的整体判断，这千百年可能正是农业文明发生与发展的关键时期。因此，对绝对年代模糊化的观念，并不是准确的历史观念。

第二，文化谱系问题。这是一个与年代相关的问题，涉及对钱塘江——杭州湾地区

史前文明史进程的具体认识。上山文化、跨湖桥文化与河姆渡文化是前后相续的同一个文化谱系的延续，还是属于不同谱系？这个问题，在2002年的“跨湖桥遗址学术研讨会”上，是一个焦点性的问题[1]。会议采纳了一个“折中”的结论：跨湖桥遗址整体上要早于河姆渡遗址，但其晚期与河姆渡文化早期有一段并时的发展期。这一“折中”，没有真正解决跨湖桥文化与河姆渡文化的关系。如果跨湖桥文化是一个单独的谱系，那么，跨湖桥文化的后续是什么？倘若还存在着一个没有被找到的后续文化，那就意味着我们还没有条件讨论更多的问题。但是，考古学研究总是试图从已有的资料中去认识更多的文化现象，上山文化、跨湖桥文化与河姆渡文化之间到底存在着怎样的关系，需要得到解释。

近年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将早期新石器时代考古列为重点课题，工作重心在钱塘江上游地区。考古调查发现了一系列上山、跨湖桥类型的遗址（图一）。本文以这些新发现为基础，结合过去积累的其他资料，试图简要介绍和讨论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上山文化的初步分期；二是上山文化与跨湖桥文化的关系；三是跨湖桥文化与河姆渡文化的关系。这些认识并不能解决因上山遗址、跨湖桥遗址发现而衍生的全部问题，可能只是提供了一些与年代、谱系相关的资料和思路，希望有益于这一领域的研究深入。

一、上山文化的初步分期

上山文化特征明确，性质认定上没有多大争议。2006年命名时，发现的遗址仅有两处：浦江上山遗址[2]和嵊州小黄山遗址[3]。根据这两处遗址包含的文化特征，上山文化可分为两个期，早期以上山遗址南区⑥、⑦、⑧层和北区⑤层为代表，以夹炭红衣陶的大口盆为最典型器物；晚期以小黄山遗址A区早期和上山遗址南区第⑤层为代表，大口盆的局部特征有变异，新出现粗泥陶平底盘和器耳扁平的双耳罐。几年来新的发现进一步支持上述分期，但内容有所丰富，在永康江流域发现了更晚期的上山文化遗存。截止2013年，新发现的上山文化遗址共14处，分别是：龙游荷花山遗址、青碓遗址、下库遗址，永康庙山遗址、太婆山遗址、蓭山遗址、长田遗址、湖西遗址、长城里遗址，武义大公山遗址，金华山下周遗址、青阳山遗址，义乌桥头遗址，仙居下汤遗址。综上，上山文化遗址共计16处，其中15处落在钱塘江流域，另有下汤遗址位于靠近钱塘江流域的灵江上游。

根据原来的分期标准和新增加的分期内容，上述上山文化遗址可分三个时期。

早期。包括的遗址有：上山遗址、庙山遗址、大公山遗址、太婆山遗址。夹炭红衣陶占绝对多数，普遍掺杂稻壳，少量粗泥陶（细砂）。器形以大口盆为主，无器耳或单侧横置桥型大耳；另外还有双耳、三角唇的敛口罐等。纹饰以素面为主，出现镂孔、刻划装饰。石片石器、石磨盘、石磨棒、球型锤数量多，也出现了少量通体磨光的锛形石器（图二）。

中期。目前发现的遗址数量最多，包括：上山遗址、小黄山遗址、荷花山遗址、青碓遗址、山下周遗址、湖西遗址、桥头遗址。夹炭陶比例下降，主要见于大口盆一种器物，陶胎掺杂稻壳的工艺特征弱化，部分夹炭陶更像是黑胎粗泥陶。粗泥红陶（含砂量很少）的数量占主要地位，也有少量夹砂陶。大口盆的桥形耳变小、竖置或演变为舌形鋬手。罐的种类多样，最具特征的是扁耳、贴耳的壶形双耳罐。置横向贴耳的平底盘也是典型器物。总体的陶色依然是红（黄）色，纹饰延续上期，圈足的镂空除圆形外，还出现方、三角等形状，见少量绳纹，出现最早的彩陶。石器延续上期，石片石器的比例下降，磨制石器比例有所上升（图三）。

晚期。遗址数量少，主要有金华的湖西遗址和长城里遗址。与前期相比，陶色明显变灰暗，灰色和黑色的陶器增加，夹砂陶的比例明显变高，绳纹釜形器出现。典型器物有：竖领直口双耳罐，无横向贴耳、比上期更为低矮的平底盘和折颈折肩罐等。石器种类没有大变化（图四）。

下库遗址、青阳山遗址、蓭山遗址、羊角山头遗址调查采集到的标本比较单薄，分期特征有待把握。

上山文化反映在陶、石器上的特征十分明确，并具有清晰的演变发展关系。陶器上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釜和绳纹的缺失，而这恰恰是上山文化之后这一地区最具特色的两个特征，跨湖桥文化和河姆渡文化均如是。在上山文化的末期，少量地也出现了釜形器，但没有发现相配套的釜支座。绳纹也有零星的发现，但一般不是作为装饰，而是一种工艺特征的遗留，多被抹去。从这一特征看，上山文化确实是一种比较原始的文化类型。

上山文化的年代，多年来共积累了十余个碳十四年代的测定数据，测年标本先是用夹炭陶片测年，后来更多用稻米等植物种子，从数据的分布看，晚期的年代约在距今8500年前，中期的年代早于9000年，早期则上10000年或更早。

二、上山文化与跨湖桥文化的关系

除跨湖桥文化赖以命名的萧山跨湖桥遗址和下孙遗址[4]外，新发现的跨湖桥文化遗址共有6处，这些遗址往往与上山文化遗址共处，因此与上山文化遗址共名，分别是：浦江上山遗址，嵊州小黄山遗址，龙游青碓遗址、荷花山遗址，义乌桥头遗址，仙居下汤遗址。永康湖西遗址、长城里遗址也采集到跨湖桥文化性质的陶片。

跨湖桥文化是浙江省内仅次于上山文化的考古学文化，约距今8000年至7000年。对两者关系的探索，是我们工作的内容之一。这里首先涉及的是对遗存性质的认定。

小黄山遗址是跨湖桥文化因素体现最明确的遗址，遗址中的跨湖桥文化因素，主要出现在遗址的B区。上山遗址北区的④、③层也发现相似遗存，尽管复原的陶器比较少，器类的丰富程度比不上跨湖桥遗址和小黄山遗址，但陶片中的共同或相似特征还是可以明显观察到的。荷花山、青碓、桥头、下汤等遗址的情况大致相同。

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是，在上山、小黄山、荷花山和青碓等遗址中，含跨湖桥文化因素的遗存和上山文化遗存，总是出现在遗址的不同区域（上山遗址是北区和南区，小黄山遗址是B区和A区，荷花山遗址是西区和东区），两者往往又有局部的叠压关系。也就是说，新发现的这几处遗存，均与上山文化“相伴相生”。

现在，应该需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上述或多或少包含有跨湖桥文化因素的遗址，是否归属于跨湖桥文化？第二，这些遗存类型，与上山文化构成怎么样的关系？

小黄山遗址因为陶器复原器较多，更易于文化内涵的比较。虽然因为土壤性质的原因，小黄山遗址没有保存更丰富的骨、木器，但陶器的器形特征和陶质陶色，均与跨湖桥遗址极为一致（图五），小黄山遗址（B区）属于跨湖桥文化遗址，当无异议。但小黄山遗址陶器中，新出现一种极其低矮的黑胎夹砂陶盘（图五∶10），这种“浅腹平底盘”不见于跨湖桥遗址。为什么要特别提到这样一种器物？因为这种器物在上山遗址、荷花山遗址、青碓遗址、桥头遗址、下汤遗址中普遍存在，成为一种典型器物，非常醒目。

上山遗址北区④、③层的陶器，在与跨湖桥文化的相似度方面，仅次于小黄山遗址。陶色灰黄，陶釜中罕见跨湖桥折沿折颈的A型釜，常见的是跨湖桥颈上带双鋬的B型釜和钵形的E型釜。跨湖桥文化的A型、B型罐，A型钵，以及圈足盘、器盖、圆陶片纺轮等均有出现。另外，还发现了同类型的彩陶（图六）。尽管与跨湖桥文化陶器的对应性不如小黄山遗址全面（这可能与陶器复原率较低有关），上山遗址这个阶段的遗存，也应归入跨湖桥文化。

在地理位置上，荷花山、青碓遗址和跨湖桥、下孙遗址处在钱塘江的上游与下游，一西一东，距离最远。荷花山、青碓遗址与跨湖桥文化的联系，有三个比较点，第一是陶色黑，完全异于上山文化类型，并出现跨湖桥遗址习见的黑光陶和彩陶；第二是以绳纹陶釜为代表的陶器的出现，如跨湖桥类型的B型釜、A型罐、A型（双腹）豆以及蘑菇顶器盖、圆陶片纺轮等；第三是“浅腹平底盘”极为常见，这与小黄山遗址和上山遗址有共同性。但荷花山和青碓遗址的陶器，与跨湖桥遗址的可比性，已经不如小黄山和上山遗址（图七），首先在陶质上，荷花山、青碓遗址的夹炭陶的比例更高，其次，陶器的种类更为简单些，当然这也与这两个遗址陶质疏松、复原器缺乏有一定关系，但差距相对较大，则可肯定。

将上述遗存与跨湖桥文化联系在一起，还有年代上的支持，碳十四年代测定表明，这几个遗址的相关遗存的年代均在距今8000年左右，与跨湖桥文化相当。

因此，我们将上述遗址的遗存类型均归入跨湖桥文化，并根据地域性的文化差别，分为跨湖桥类型和荷花山两个文化类型。由于小黄山、上山遗址兼有“浅腹平底盘”，暂归入“中间类型”（图八）。

以上述认识为基础，就可对跨湖桥文化与上山文化的关系进行判断，跨湖桥文化的直接源头，就是上山文化，理由如下。

第一，上山文化与跨湖桥文化均分布在钱塘江上游的河谷盆地，有极高的区域重叠性，在上山文化遗址区，基本上都出现跨湖桥文化遗址。永康江流域上山文化遗址的数量最多，虽然尚未发现明确的跨湖桥文化层，但在湖西遗址、长城里遗址周围，都曾采集到跨湖桥类型的陶片。跨湖桥文化又突破了上山文化的分布范围，已经向河口平原发展，如跨湖桥遗址。

第二，在已发现的兼有上山文化、跨湖桥文化遗存的遗址中，有4处存在跨湖桥文化直接叠压在上山文化之上的地层现象，如上山遗址、小黄山遗址、桥头遗址、青碓遗址。荷花山遗址发掘区虽没有发现直接叠压关系，但在西区的跨湖桥文化遗存混杂上山文化晚期的陶片，推测这样的叠压关系在遗址中也存在。因此，在相对年代上，上山文化与跨湖桥文化存在着相衔接的关系。

第三，跨湖桥文化陶器上的许多文化因素，源自上山文化。可包括几个方面的联系和比较：（1）器物总体因素上的延续性，如平底器、圈足器的流行特征；制作匀薄的特征；红陶衣的特征等。（2）特殊器物上的延续性，如跨湖桥文化荷花山类型的“浅腹平底盘”，与上山文化中晚期的平底盘，构成延续发展关系；双耳罐、包括特殊的牛鼻耳形态；颈沿外侧置对称双扳的特征等。（3）彩陶。跨湖桥文化独树一帜的厚彩、薄彩，均在上山文化中晚期遗址中出现了，太阳纹、“田”字纹，也在上山文化中找到了渊源。

第四，年代上的衔接。从测定的数十个碳十四数据看，上山文化晚期与跨湖桥文化早期存在相对紧密的年代衔接。

必须指出的是，尽管跨湖桥文化继承了上山文化，但也受到了其他考古学文化的影响。从目前的发现看，最具有比较价值的是长江中游与淮河上游的遗址，如彭头山遗址[5]、城背溪遗址[6]、皂市下层遗址[7]、贾湖遗址[8]等。跨湖桥遗址发现之初，发掘者就敏锐地将文化因素比较指向洞庭湖流域的皂市下层，现在可以说，两地的文化联系是“长时段”的，在上山文化时期，两个地区的交流就已经开始了。概要地说，先是钱塘江地区的夹炭陶文化因素影响到洞庭湖地区，后是洞庭湖地区的绳纹文化因素影响到钱塘江地区。具体的比较内容，芮国耀、方向明[9]、韩建业[10]、刘晓庆[11]等许多学者都先后做过各自的分析和研究，相信随着考古资料的不断丰富，我们的认识也将会不断地接近历史的真实。

三、跨湖桥文化与河姆渡文化的关系

从年代上，跨湖桥文化与河姆渡文化基本是前后衔接的关系，但因为没有地层叠压关系上的“铁证”[12]，其年代受到一些学者质疑，尤其跨湖桥遗址中部分遗物的特征，如平行旋纹罐（似具有慢轮修整的痕迹）、双腹豆等，被认为年代不可能早。实际上，这些遗物是跨湖桥文化不可分隔的整体，已经在不同的跨湖桥文化遗址中得到证明，这里不再重复。

在证述跨湖桥文化早于河姆渡文化年代这一点上，除了绝对年代的测定外，区域分布上的重合现象也十分重要，这也可以证明这两种考古学文化不可能是平行发展的。考古资料证明，在跨湖桥文化分布区，紧跟跨湖桥文化的，正是河姆渡文化或河姆渡文化的地方类型。主要证据来自楼家桥、上山和三酒坛等遗址。

楼家桥遗址位于诸暨市次坞镇，西北距跨湖桥遗址约23公里，同属浦阳江下游，1999年发现[13]。遗址性质属于河姆渡文化。具体又可分为两个阶段。前段相当于河姆渡遗址第三层。陶系以夹炭红衣陶、夹炭黑衣陶为主，多见动物造型的堆贴纹，最具时代性的陶器是下腹施绳纹的有脊釜，测年在距今6500年至6300年。特殊的是，出现了特殊的带脊棱的鼎（足）。后段夹砂陶数量增加，泥质红陶亦有一定比例，器形有侈口凹沿釜、喇叭形圈足豆、侈口釜、多角沿盘、异形鬶等（图九∶1～8），相当于河姆渡遗址二层。

与楼家桥遗址近似的遗存是上山遗址上层，尽管内涵比较单薄，但与楼家桥遗址早段的文化特征比较一致，测年也在距今6500年左右。

龙游三酒坛遗址位于龙游县湖镇镇，距荷花山遗址约2公里。遗址中发现几件敛口带脊釜和泥质红陶喇叭豆，还发现带孔的牛鼻耳等（图九∶9～11）。这些陶器的特征均相当于河姆渡文化晚期[14]。

以上三个遗址，虽然不属于河姆渡文化典型遗址，分布位置也偏离了河姆渡文化的核心分布区，但其中的河姆渡文化因素十分明显。楼家桥遗址和三酒坛遗址一东一西，完全进入了跨湖桥文化分布区，与其最相近的跨湖桥遗址、荷花山遗址只有二十几公里甚至几公里的距离，两种考古学文化在狭窄的范围内互不影响的平行发展，其可能性可以完全排除。因此，在钱塘江地区，承续跨湖桥文化发展的，就是河姆渡文化（或其边缘的地方类型）。

既然河姆渡文化在时间上承续跨湖桥文化，它们的文化关系如何？之间真的没有任何的联系吗？作为两种考古学文化，跨湖桥文化与河姆渡文化的差别是第一位的，但两者又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是考察区域内文化传承关系必须关注的。

下面从器物，主要是陶器的特征、形态上，将两者进行一些比较。

河姆渡文化一期陶器中，夹炭陶占大多数，达79.9%，而夹砂陶占20.1%。跨湖桥遗址中，炊器类夹砂陶的比例较高，达65%，夹炭陶占35%，但在非炊器类中，跨湖桥遗址的泥性夹炭陶占绝大部分。总的说来，夹炭陶是陶系中的主要部分。纹饰上，绳纹均为两遗址最为普通的纹饰，河姆渡遗址没有作具体的统计，但在纹饰中排位第一，在跨湖桥遗址中，绳纹陶片占全部陶片中47%左右。

绳纹一般都与釜结合在一起。绳纹与釜从文化因素上应该是独立的，但在区域文化传统的比较中，两者合而为一，成为钱塘江南、北文化的重要区别点之一。跨湖桥文化、河姆渡文化的绳纹釜特征，共同组成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新石器时代时代区域性文化的重要内容。

绳纹釜既是跨湖桥文化的典型器，又是河姆渡文化的典型器。但在观察河姆渡陶釜时，往往会将目光的焦点移到有脊釜上面，这也成为跨湖桥陶釜与河姆渡陶釜的最大区别，但实际上，河姆渡遗址从一开始，就已经存在无脊的侈口釜，与跨湖桥文化陶釜具有共同性和联系性。考虑到跨湖桥文化年代早，是东南乃至南方地区釜炊文化遗址的先行者，对河姆渡文化的影响，不但要考虑釜的具体形态，还应该包括绳纹特征。如果将马家浜文化作为参照系，则可发现马家浜文化陶釜均为素面，且以筒形釜为主，以此来定位，河姆渡文化与跨湖桥文化可归一脉，这是钱塘江以南考古学文化的共同特征。

因此，在考察跨湖桥文化与河姆渡文化的关系时，绳纹陶釜的存在意义，已不仅是一种学术性的符号，而且是一种文化性的符号。

20世纪80年代，浙江考古学界针对本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问题，展开了区系问题的讨论，讨论的一个重点是河姆渡遗址二层的性质，它应该归属于河姆渡文化、还是归属于马家浜文化？分歧点就是对二层中绳纹陶釜的认识问题。绳纹陶釜不是马家浜文化典型器，因此河姆渡遗址二层不能划归马家浜文化，而应该统属于河姆渡文化，从而将钱塘江南北的文化体系截然地区分开来。钱塘江以南绳纹陶釜的历史存在，具有超越考古学文化的认识意义。这关系到对整个南方地区文化传统的认识。

河姆渡文化有脊釜中，有一半以上具有折敛口的特征。釜的折敛口形态在马家浜文化遗址中不见，这一特征因素来自哪里？应当来自跨湖桥文化。跨湖桥遗址的这类折敛口器不是釜，而是钵。实际上，这种折敛口器在河姆渡遗址不仅见于陶釜，也见于盆、盂。从这个观察角度，两者的关系尤为密切（图十）。

另外，跨湖桥遗址的陶器比河姆渡文化更先进，实际上也是一种误解。从轻、薄的角度，确实跨湖桥文化陶器占有优势，但河姆渡文化陶器上的丰富的动植物刻划纹饰，不见于跨湖桥文化。在器物多样性方面，则是河姆渡文化更胜一筹。如果将观察角度脱离陶器，延伸到骨（牙）、木、玉器，河姆渡文化比跨湖桥文化先进性的一面就更明显了。跨湖桥遗址的独木舟属于特殊发现，如果比较一下木桨的形制，可以推想河姆渡文化时期的独木舟也会更先进些，而河姆渡文化发达的榫卯技术，更是跨湖桥文化所不能比。河姆渡遗址发现之初，距今7000年的测年数据确实令世人震惊，在观察陶器的时候，不自觉地偏向其原始性的一面，一些手工捏制、形态歪斜的个别器物被刻意放大，以满足其古老年代给人的简陋遐想。其实，在新石器时代的历史进程中，除了陶窑改进及轮制技术带来的规范程度外，人类用于陶器制作投入的精力没有大的变化，甚至愈早期投入精力愈多。早晚期考古学文化间，体现在陶器上的差别，不在于精致与美观，而往往在于造型特征、制作工艺和陶泥选料。对某个新鲜元素的偏好，也会造成陶器风格的变化。

那么，河姆渡为什么偏离了跨湖桥文化的发展轨迹？很重要的原因是受到北方文化的影响与冲击，这必须从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共性的角度进行考察。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为什么同时出现大量的动物题材的纹饰？这个问题在最近发现的江苏顺山集遗址[15]中找到了答案，该遗址的年代为距今8000年前，却已经出现了与河姆渡、马家浜文化非常相似的陶器上的动物装饰。在这之前，我们曾经指出后李文化的堆纹筒形釜是马家浜筒腹腰沿釜造型的源头，认为北方系文化是马家浜文化诞生的重要助力[16]。实际上，河姆渡文化的有脊釜，同样也是北方文化波及影响的产物，河姆渡文化有脊釜，是是马家浜文化腰沿釜的孪生兄弟。顺山集遗址的后李类型陶釜及动物堆塑的发现，给马家浜、河姆渡文化的起源研究带来了更直接的启示。结论是，河姆渡文化继承了跨湖桥文化的许多因素，但又接受了来自淮河下游地区为主体的北部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直接影响。

这样，跨湖桥文化向河姆渡文化转变问题的研究个案，推及到考古学文化的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即在文化源头的认识问题上，不应该过于执着在本区域内解决问题。如果考古学文化是单源的，那么，就不太容易发生大文化变异。一个考古学文化的诞生，往往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考古学文化综合作用的产物。也因此，文化谱系会出现更复杂性的表现形式。

总体说来，浙江地区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存在着上山文化——跨湖桥文化——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的演变过程，谱系关系的具体内涵更复杂些，这是受区域外文化冲击与交流的结果。

注 释

［1］ 赵辉：《跨湖桥遗址学术研讨会纪要》《中国文物报》，2002年4月5日第7版。

［2］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浦江博物馆：《浦江县上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07年9期。

［3］ 张恒、王海明、杨卫：《浙江嵊州小黄山新发现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中国文物报》，2005年9月30日第1版。

［4］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萧山博物馆：《跨湖桥》，文物出版社，2004年。

［5］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澧县彭头山早期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90年第8期。

［6］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宜都城背溪》，文物出版社，2001年。

［7］ 金则恭、贺刚：《石门县皂市下层新石器遗存》《考古》，1986年第1期。

［8］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舞阳贾湖》，科学出版社，1999年。

［9］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萧山跨湖桥新石器时代遗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长征出版社，1997年第3辑。

［10］ 韩建业：《试论跨湖桥文化的来源与对外影响——兼论新石器时代中期长江中下游地区间的文化交流》《东南文化》，2010年第6期。

［11］ 刘晓庆：《跨湖桥文化的分期及相关问题研究》，吉林大学2008年硕士论文。

［12］ 上山遗址中存在上山文化、跨湖桥文化和河姆渡文化（非典型性）的三叠层，参见蒋乐平、盛丹平：《上山遗址与上山文化》《环境考古研究》第四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13］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浦阳江流域考古报告之二：楼家桥塘山背尖山湾》，文物出版社，2011年。

［14］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资料（芮国耀提供）。

［15］ 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发掘资料。

［16］ 蒋乐平：《浙江史前文化演进的形态与轨迹》《南方文物》，1996年第2期。

（本号编辑：散步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