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陈悦新：《云冈石窟的佛衣样式》

本文为“纪念宿白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石窟寺考古系列讲座”的第八讲的讲座纪要。本次讲座的题目为《云冈石窟的佛衣样式》，主讲人为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教授陈悦新，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云冈研究院院长杭侃主持。

云冈石窟的佛衣样式特点鲜明，变化显著。自20世纪40年代起，已有学者开始云冈石窟佛衣的相关研究。本次讲座主要将云冈石窟佛衣置于佛像着衣法式的概念下，通过对其进行系统化的梳理和辨析，从而为判断造像年代提供线索。

一、佛衣的概念

佛衣为三层，名三衣、法衣、法服、聚落衣、袈裟，具体包括僧伽梨、欝多罗僧和安陀会。《大唐西域记》卷一记载：“二长者将还本国，请礼敬之仪式，如来以僧伽胝方迭布下，次欝多罗僧，次僧却崎。又覆钵竖锡杖，如是次第为窣堵波”。由此可知，三衣的外层为僧伽梨（上衣），中层为欝多罗僧（中衣），里层为安陀会（下衣）。三衣的披覆方式为安陀会（下衣）腰系带，遮覆下体；欝多罗僧（中衣）和僧伽梨（上衣）自肩部通体披覆。据三衣披覆的层次，陈悦新教授将图像中的佛衣归纳为上衣外覆类和中衣外露类。其中，前者仅表现上衣的披覆形式，后者对上衣和中衣的披覆形式均予以表现。其次，据上衣披覆形式的变化，又将上衣外覆类分为通肩式、袒右式、覆肩袒右式、搭肘式和露胸通肩式；据上衣及中衣披覆形式的变化，将中衣外露类分为上衣搭肘式、上衣重层式和中衣搭肘式。

二、云冈石窟的佛衣样式

云冈石窟的佛衣样式主要有通肩式、覆肩袒右式和上衣搭肘式三种。前两种佛衣的表面通常饰有勾联纹，陈悦新教授将其分为I式和II式。I式勾联纹在交合处两股的内边线相互咬合，每股上的阴线也随形咬合，外边线延伸合为一股。II式勾联纹在交合处两股的内边线闭合，外边线延伸合为一股，同时交合处阴刻短弧线。云冈石窟第一期流行通肩式和覆肩袒右式佛衣，勾联纹仅出现I式。第二期以孝文帝初期开凿的第7、8窟最早，紧接着是第9、10窟。第7、8窟内I式和II式勾联纹并存，而勾联纹在第9、10窟中鲜见，在第1、2窟和11-13窟则未见勾联纹。因此，第7、8窟勾联纹的下限大致在第9、10窟开凿的时间即太和中期（484-489年）。关于上衣搭肘式佛衣流行的时间，根据第11窟上方编号11：14窟上衣搭肘式佛衣，附有太和十三年（489年）铭记；第17窟明窗东侧覆肩袒右式佛衣，龛铭纪年亦为太和十三年，推测太和十三年应是这两种佛衣样式的交替时期。

三、云冈石窟佛衣样式的来源、创制与影响

通肩式佛衣源于印度，覆肩袒右式佛衣在龟兹石窟中大量出现。云冈石窟勾联纹的来源也可溯至犍陀罗造像。在河西地区，北凉石塔、炳灵寺169窟西秦佛衣的衣纹与犍陀罗较为接近。在河北地区，太平真君四年（443年）的宛申造像是与云冈石窟I式勾联纹相似的最早实例。因此，在通肩式和覆肩袒右式佛衣上装饰成熟的勾联纹，是云冈石窟在吸收融合基础上的创制，其与凉州、河北的佛教和工艺水平关系密切。

延兴元年（471年）至太和二十三年（499年），云冈所创佛衣样式（I式勾联纹）在陕西、甘肃、内蒙古、河北、北京等地铜石造像及石窟寺泥塑造像中流行。直至宣武帝初期也还有延续，如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藏正始三年（504年）高阿兴造铜坐佛。约太和中期（477-499年），云冈所创佛衣样式（II式勾联纹）在河西地区石窟中流行，莫高窟早期石窟造像也采用这种样式。另外，陇东北魏永平三年（510年）南石窟寺石像，新疆约6世纪前后库木吐喇沟口20窟泥塑及约6世纪以后的吐鲁番、焉耆、克孜尔新1窟和图木舒克泥塑均表现有II式勾联纹，其与内地之间的关系值得进一步深究。

上衣搭肘式佛衣的来源与南朝的影响有关。目前所见较早纪年的遗物多发现于成都地区，有关研究推测成都地区造像的渊源主要应来自建康。云冈似与其同受一个来源的影响，这就寄望未来在南京地区的新发现。

四、总结

云冈和平元年至太和中期最流行的覆肩袒右式佛衣（勾联纹），在北中国辐射影响之广泛、延续发展之长久，充分体现了“云冈模式”的地位与作用。它在麦积、莫高等石窟的流行，为认识现存遗迹中早期洞窟佛像始凿的时间，提供了重要线索。云冈上衣搭肘式佛衣，主要受南朝的影响，虽然也有地域特色，但没有新的创制，也就没有像前两种佛衣与勾联纹在北方佛像艺术发展中所起到的主导作用，主要在云冈三期以及龙门石窟中延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