挖粪池挖出青铜国宝上交国家，考古专家闻讯前来调查，获意外发现

广西国宝“勉岭铜卣”的发现

本文作者 倪方六

有一个很少被人注意的事实是，中国是世界博物馆大国，馆藏品的数量有5000万件（套），如果加上民间收藏，总数过亿是毫无疑问的。

藏品中，很多都是国家一级文物，也就是俗称的“国宝”。

这些国宝的由来，可不全都是考古发掘出来的，有相当数量是民间发现的，甚至是盗墓出土，其发现的方式和经历，有的颇令人捧腹。

如目前中国国家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国之重器——商代后母戊大方鼎，其能成为国家馆藏，经历曲折。官方介绍此鼎是1939年从河南省安阳市武官村出土，其实是寻宝人从地里盗挖出来的。

1939年是民国二十八年，其时的安阳已被侵华日军占领。日本人听说后，也想得到大鼎，为了避免国宝流失，得宝人将之匿藏了起来，但换了几个地方都觉得不安全，最后埋进臭气冲天的粪堆下面，才逃过日本人的劫难。

类似“与粪堆有缘”的国宝有不少。这篇“梧桐树下戏凤凰”头条号，就来说一件这样的国宝——“勉岭铜卣”。

这件国宝不少网友可能都不知道，它是商朝晚期文物，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与馆藏一级文物大铜鼓一样，价值极高。

其发现不仅仅让世上多了一件国宝，还有极大的考古价值，有重要意义。

勉岭铜卣的出现，改变了大家对“殷商文化圈”的认识，为中国早期中原与西南关系史添了新的注脚，赋予了新的历史内容。

过去文博圈认为，“商朝青铜器不过江”，去边远的西南自然更不会。

商是黄河中下游国家，其辖地和影响都在北方中原地区。但是，1989年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的发现，颠覆了这一说法，出土了480多件商朝青铜器。

勉岭铜卣的发现，则让人们对“商朝青铜器不去西南”的说法，产生了怀疑。

勉岭铜卣，是1974年发现的。

当年1月19日已是阴历腊月二十七，再有3天就过年了。但那时是“人民公社”时期，提倡过“革命化的春节”，过节气氛被人为淡化，所以就要过年了，生产队员仍还在干活。

这天，时离南宁不远的武鸣县（现称武鸣区）马头公社全苏大队第一生产队农科组的几位社员，在该村附近的勉岭开挖贮粪池，当时每个生产队都会挖这样的粪池，积肥备耕。

挖坑时，有一个社员一锹下去，碰到了硬东西，用手扒扒，扒出了一只坛罐似的铜器。

用水洗净后，铜器色泽晶莹，上面还有大眼睛，有牛头，还有跟真的似的知了。

这可是“宝物”，当时队员觉悟高，一切归公，把东西交给生产队，生产队又将东西送到公社革委会。公社革委会立即拨通了县文化局的电话，汇报情况。县文化局接了电话后，又马上电告自治区文化局，自治区文化局又通知了自治区博物馆。

第二天下午，博物馆的专家坐着一辆吉普车，来到了马头公社全苏大队，到出土现场勉岭查看。

文博专家、后来出任自治区博物馆馆长的蒋廷瑜，当时随车而来。

蒋廷瑜是1964届北大考古系毕业，非常专业。当时他还很年轻，见到铜器第一眼就认出是一件青铜卣。

卣是商周时期流行的盛酒器皿，一般是圆口，深腹，圈足，有盖和提梁。商朝贵族都是酒鬼，祭祀时也必用酒，所以很喜欢铸造卣、爵、觚一类酒具，殷商遗址考古多会发现这些东西，就是这原因。

这件青铜卣非常漂亮，整件器物装饰华丽，构图严整，有极强的立体感。

通体以云雷纹为底，饰三重花纹，身盖四面有高耸的扉棱。社员所说的“大眼睛”，在盖面和腹部，是浮雕式的兽面纹，目、眉、耳突起，目似圆球，眉如卧蚕，眉尖突出器外。

村民说的“知了”，是阴线蝉形纹饰。提梁两端作牛头形，故有“牛头”。

仔细观察，在盖内发现了铭文“天”。

称量一下，铜卣有20斤重，40公分高。1995年经国家文物局全国一级藏品专家确认组审定，确认为“一级藏品”。

这件铜卣的正式全称，叫“兽面纹提梁铜卣”，但因为从勉岭这个地方出土的，多称“勉岭铜卣”。

勉岭铜卣怎么来的？目前仍是谜。

可惜是，出土现场没能保留下来，挖粪池挖出的土被社员挑去铺路了。

在社员的指点下，蒋廷瑜当时将路上的泥土扒了出来，从中找到了两块铜戈残片。

青铜卣的出土地勉岭，在武鸣县的东北部，地处南宁附近最高峰大明山的东南麓。商朝青铜器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从当时西南与中原地区的关系上，分析有三种可能：

一是战利品，当时的地方首领与和商朝有关系的属国或部落打仗时缴获的。

再有可能是进入当地的商人遗物。武王灭商后，不排除部分商贵族远走西南，躲避周人追杀的可能，青铜卣随之而来。

还有一种情况极有可能的，是商王赏赐之物。

远古时广西与中原已有交流。据《逸周书》(卷七）记载，在开国君主商汤时代，广西这边的瓯邓、桂国、损子、产里、百濮等小国，已给中原商王朝进贡，“以珠玑、玳瑁、象齿、文犀、翠羽、菌鹤、短狗为献。”在送去特产的同时，便会带回商王的赏赐，当时代表殷商实力和生产水平的青铜器，肯定会列入赏赐清单。

勉岭铜卣发现两年后，即1976年1月，在马头公社那堤大队一个叫“敢猪”的岩洞内，又发现了一件铜戈，这种戈在殷商政治中心的河南安阳殷墟上出土过。

考古人员听说后，赶到实地调查。

公社磷肥厂已在那里开采岩泥做肥料多年，从旁边一个支洞中，考古人员发现了绳纹夹砂陶片，证明这个洞中曾有古人生活。

但这并不能解释青铜器的来源。

1985年元龙坡墓地发现，为勉岭铜卣的来源之谜，提供了新的线索。

这年3月，有人在离发现青铜卣的勉岭东侧3里处，挖到了一件青铜盘，这个地方当地人称为“元龙坡”。

考古人员闻讯后前去发掘，发现了一处规模颇大的先秦墓地。

元龙坡墓地的存在，证明勉岭铜卣的出土不再是意外。

之后，广西陆续发现了一些商朝青铜器。

同在1976年的8月，广西西北部的兴安县也出土了一件青铜卣，专家称为“兴安铜卣”。

兴安铜卣有陶索形提梁，颈部有夔龙纹，腹部有兽面纹装饰，底部发现3字铭文“天之父”，也带一个“天”字，同属商晚期文物。

2002年12月，兴安县兴安镇北一家砖厂取土时，挖出了腹带9字铭文的青铜簋，为西周时期文物。

兴安铜卣的发现，给包括勉岭铜卣在内的商青铜器在广西出现，提供了新的解释，即第四种来源——通过商业交易活动，从中原地区购买来的！

兴安，处于古湘桂走廊上，从这里去中原最便捷。

可以想象，当年商朝器物和人员经由兴安，进入广西南部各地，广西的物产好货，则由此进入北方——商文化由此渗入和影响西南桂地。如此说来，其时的广西事实上已属于“殷商文化圈”。

当然，这一观点需要更多的考古学发现来证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