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兆武：历史学是科学吗？

按：本文与友人张丽艳女士合撰。

本文试图对历史学是不是科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是科学这一问题做一些初步的阐释。本文认为，历史学是一种人文知识，而不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那种科学。作为学（知识）或科学，两者有其共同的科学规范、纪律或准则；但作为不同知识或学科，历史学的性质便有利于自然科学那种意义上的科学的性质。历史现象和自然现象一样，乃是客观存在；但对于历史现象的认识、理解和表达（这是历史学），则是历史学家心灵劳动（或活动）的结果，是要取决于历史学家的人生体验的。

历史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是自然世界的一部分，要受自然界的必然律所支配；另一方面，它又是人的创造，是不受自然律所支配的。因此，历史学就包括有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对史实的认知，第二个层次是对第一个层次所认定的史实的理解和论释。第一个层次属予自然世界，它是科学的；第二个层次属于人文世界，它是人文的。历史学之成其为历史学，全恃第二个层次赋给它以生命。第二个层次包含两个部分，即理性思维和体验能力，两者的综合就成为历史理性。理性思维是使历史学认同于科学的东西；体验能力是使它有别于科学的。历史学既是科学，又不是（或不仅仅是）科学；它既需要有科学性，又需要有科学之外的某些东西。科学性是历史学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它的充分条件。历史学家不但应该重视科学性，同时还应该重视其中非科学性的成分。

一

将近半个世纪以前，有一位历史学界的领导做过一次讲演，题目是“历史学是怎样成为科学的？”。主要内容是讲，旧的历史学都不科学，现在我们学了马克思主义就使历史学成为科学了。但是“历史学是怎样成为科学的？”这个题目本身，从逻辑上讲，就包含有一个未加证明的结论。一个题目里面不能预先就包含一个结论。而这个提问里边预先就包含了一个结论：历史学是科学。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所以，“历史学是怎样成为科学的？”也就是说，历史学不可能不成为科学。他的前提里面实际上预先就包含了这一结论。

历史学是不是科学？这要看“科学”是怎样定义的，看你是怎么界定“科学”。界定了什么是“科学”，那么你才可以确定历史学是不是科学。要界定“科学”，我们只有查字典；不过字典上的定义也不完全一致。而且也没有一个字典能说就是标准的，什么《韦氏大词典》、《牛津大词典》，都没有这个权威说我这个定义才是确切的。什么是科学？广义地说，我们的知识都是科学。比如说2＋2＝4，我们大家都知道，那就是科学。还有比这个更进一步的、思想更深刻的科学。比如，《庄子》里面有一句有名的话，“一尺之锤，日取其半，万世不竭”，一尺长的东西，你一天取一半，是永远取不完的。二分之一，四分之一，八分之一，一直到二的N次方分之一，可以无限地取下去。这个思想是非常光辉的。这里面其实就蕴涵了近代数学的一个出发点，就是“极限”的观念。可是我们现在日常用“科学”这个字，不是用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今天所谓的科学是指“近代科学”。

近代科学一般说应该是从16世纪开始。它和古代科学不同。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里面有一段话，讲得很精辟。他说古代科学是天才的、直觉的。但是到了近代，科学变成了系统工程，是有步骤地，有计划地，有目的地在进行的。古代的科学尽管有光辉的命题，但是它是一种猜测或者是一种直觉。它没有论证，也没有系统，也没有展开，所以它没有能形成近代的数学。近代数学的出发点也是这个，可是它形成了一门系统的学问。这是近代科学第一个特征，或者要素。另有一个要素，就是近代科学是实证的，是实验的。大家都知道伽利略的落体实验。以前人们都认为，重的东西先落下来，轻的东西后掉下来。伽利略带了轻重不同的两个球到比萨斜塔上去实验，发现两个球是同时落地的。（不过，在这里需要说明一下，这是传说并没有历史的依据。）这虽然只是流行的一个传说，说是伽利略做了这样一个实验，但这是伽利略科学实验的精神。伽利略还做过很多实验。近代科学是可以实验的，是可以重复的。古代人没有有意识地进行科学实验。凡是可以进行实证的或者实验的东西，是可以重复的。我们说，水到了零度就结冰，你可以实验，它每一次都是到了零度就结冰。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水就不能说是零度结冰。所以近代科学是以实验来证明的。这是近代科学的特点。近代科学是有意识地、有系统地、有步骤地进行可以反复试验的、用实验来证明的东西。这一点是古代科学所没有的。正因为近代的科学走上了这样系统的进步的状态，所以它就可能突飞猛进。

在17世纪，近代科学的体系已经形成了，那就是牛顿的体系。在牛顿以后18世纪它在西方世界就确立了统治的地位。19世纪，科学又出现了一次可以说是最重大的事件，就是达尔文的演化论的提出。它对于人类思想的影响也是非常巨大的。马克思死后，恩格斯在马克思的墓前纪念他的时候，有一段讲话说马克思的功绩就相当于达尔文的功绩：达尔文发现了生物进化的规律，马克思发现了社会进化的规律。不但在恩格斯的思想里，在19世纪几个重大的代表人物的科学思想里，包括孔德的、斯宾塞的都是用这种模式来衡量科学的，都认为科学有一个客观的演化规律，符合这个规律的就承认它，不符合这个规律的就不能成立。这种思想可以说是渗透到了每一个角落，结果就使得社会思想和人文思想都极力向科学看齐。研究历史的人，研究哲学的人，或者是研究社会科学的人、经济学的人都想要找出这样的规律来，就像是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规律那样。在中国一直到20世纪初年，严复所介绍的那些思想，包括社会进化的思想都是沿着这个路数的。严复为《群学肆言》写译序的时候就说，社会的进化有它必然的规律。这种思想不但在西方的影响非常之大，对中国的影响也非常之大。一直到解放以前，甚至到了解放以后，大家对于科学的看法大抵都是这样的：科学是可以实证的，科学有必然的不变的规律，任何人都是不能违反这个规律的。五四运动提倡科学和民主，“五四”所理解的“科学”大抵上就是这种实证主义意义上的科学。胡适的文集里有一篇文章批评一个人，说这个人的思想不科学，因为他当时还不懂得进化论，胡适以为进化论就是惟一的科学。但是20世纪初年，科学界也经历了一场变化。许多新的科学理论出来了，而且又经过实践证明，恐怕科学也不是像从前想得那么简单而必然。比如我们认为生物是进化的，是按照物种无限的繁殖，生存竞争，自然淘汰，适者存留这样一个规律在进化的。大概在某种条件之下是可以适用这个规律的。但是它未必就是普遍的必然。这就好像牛顿的经典理论一样。它在某种场合之下，比如说在一个惯性系统之内，这个定律是有效的。但是超出这个范围，他这个定律就无效了。达尔文的进化论，过去被奉为是不可动摇的，可是我们知道今天也有一种理论，认为是6500万年以前，有一个小行星撞到了墨西哥Yucatan湾，引起了一场地球表面的大灾变，于是恐龙就绝灭了。我们知道在这之前地球是恐龙的世界，但在这之后恐龙就绝灭了。然后又经过长期的演化，才出现了从猿到人。假如那个小行星没有撞到地球上，那么地球也许今天不是我们人类的世界，还是恐龙的世界。这一灾变对于地球，对于地球生物的演化来说完全是一个偶然。所以，很多很多事件恐怕并不是那么必然，也就是说创造世界的时候，预先就给你设定好了怎样怎样的必然。但是人们旧的关于科学的观念，不太容易改变，总是倾向于认为一切事物都有它必然的客观的规律。我们认识了或承认了这个客观的必然的规律，就算是科学的，或者说就认识了科学。这种科学观能不能够成立，好像并不必是那么必然，甚至于物理世界也并不必是那么必然。比如说下雨以后，我们看到天上有彩虹，这个彩虹我们可以认为它是客观存在的。为什么是客观存在的呢？因为每个人都看得见。什么叫“客观”呢？就是每个人都看得见，或者都承认、都认识到这件事。既然每个人都看到天边的彩虹，所以这个彩虹就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实际上彩虹并不客观存在，彩虹只存在于我们的视觉里。实际上这是大家共同的主观。大家都主观上认为那是彩虹，实际上彩虹本身并不存在。既然我们对于客观的世界的理解是这样，我们对于人类的主观世界的理解，就更没有一个客观意义上的存在可言了。

科学能够成其为科学，第一，它必须是能够定性的；第二，它必须是能够定量的；第三，它必须是普遍的规律；第四，它必须是能够实验或实证的。那么这可不可以引用到历史学上来？我们现在所谓的科学实际上是指近代意义上的科学，而尤其是指19世纪实证主义意义上的科学。如果科学是指那种意义上的科学，我们就说它是科学。Science这个词来自于拉丁文scientia，它原来的意思是“知识”。后来到了英文或者法文里面，就成了science。但是德文里面另外有一个词叫“Wissenschaft”，也是知识的意思，中文翻译的时候也用“科学”这个词来对应。英文里面把物质科学叫做自然科学，把人文的学科叫做“Humanities”。这个人文科学，可以把“科”字去掉，叫它叫“人文学”，或者叫做“人文学科”，而不借用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它也是“学”，它也有它的规范，也有它的逻辑，也有它的一套操作方法，有它的认识。不过它的性质和自然科学意义上的性质有所不同。这个最大的不同或最根本的不同是什么？就是自然世界是自然的，它不存在意识，只是自然存在。但是人文学或社会学科，它从始至终彻头彻尾贯彻着人的有意识的活动，它不是没有意识的，而是有着人类的意识在里面起作用。这是人文学科和自然科学的最大的不同。我们总是说“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那只是自然界，自然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如明天要不要下雨，这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因为它是自然界的作用。自然界本身没有意志。所以它明天就必然下雨或必然不下雨。自然界本身没有意志。可是历史是人的历史，人是有意志的。所以我们说“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这个话只能够就自然界来说或者就自然因素来说，但是不能够就人文的因素来说。比如说人总是要死的，这是自然的，我们可以承认。但是，你总不能说某一个人必然在某一天死。因为一个人的死不光是自然的原因，它还有很多其他的原因，比如说战争，它在哪天爆发，怎么爆发，或者打死了某一个人，这是说不定的。这一点就不是自然世界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那种意义上的科学了。

历史本身是客观存在，研究客观存在这件事情是科学。是科学，它就要服从科学的规律。但是它又不仅仅是科学，它比自然科学多了一个人文的因素。就是人有人的意志，有人的愿望，有人的情绪，甚至于有人的恶意。总之，有人类所有的思想意识的活动在里面。而这是推动历史演变和发展的。假如人类没有一切思想，没有一切愿望和感情，或者甚至于恶意等等，假如所有这一切都没有的话；那就没有人类的历史，人类就只有自然界的历史，就和其他生物一样，仅仅是一个自然物的存在。那么它的演化规律就是自然的。然而人的历史还有人文的因素在起作用。所以决定人类历史变化的就不仅仅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而是还有一部分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是受到人的意志的影响的。我们知道有一句话是“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假如世界的一切历史都是不以你的意志为转移的，那你下定决心、不怕万难、不怕牺牲又有什么用？你牺牲，它也是这样；你不牺牲，它也是这样；你下定决心它也是这样，你不下定决心它也是这样。就好像明天下雨一样（今天我们还不能操纵气候）。你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都没有用。但是全部的历史动力都是人的感情、人的愿望、人的知识等等人的因素在里面起作用的。所以历史的现象不同于自然界的现象，它有两重性：一重就是它的自然性，因为人的历史也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也是宇宙的一部分，所以它不能违背自然界的规律，所以它是必然的，是科学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它又有非科学的成分，就是它的主观的意志的成分，也就是会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成分在里面。我们很难说许多偶然的事件是怎样非常重要地影响了历史的。比如说一个人的寿命有多长，当然有一定的限度，这是自然的规律，你就无论保养得多么好，大概活到100多岁就完了，到现在还没有超过150岁以上的记录。这个是自然的规律。但是在这个限度之内，一个人究竟活多么久，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他个人生活经验。这是他主观造成的。比如说他喜欢吃什么东西，不喜欢吃什么东西，这会影响到他的健康，或者他的作风是怎么样的，有的人很急很暴躁，会促使他短命。这些因素都不是自然界事先规定的必然。一个人死得早一点或者晚一点，那就会使历史的面貌有很大的不同。我们知道中国近代有一次改革，是戊戌变法。当时光绪皇帝是支持变法的，不过西太后是反对的。西太后70多岁才死，那在当时算是年纪很大了，假如她早死几年的话，情形就不一样。光绪就变成最高的统治者，如果由他来支持变法而不像西太后那样反对的话，会不会中国就是另一个样子呢？至少或者会有相当大的不同。这一点就不是必然的了，而是带有很大的偶然性。每个人的思想不同，愿望不同，我们说这是人文动机。有人想发财，有人想升官，或者有的人想要做出什么成绩来，做出什么事业来，所有这些动机都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因素。这些因素是取决于人的意志的，有的人努力，就成功了，有的人不努力，就没有能够成功。当然也还有很多别的因素在制约着，虽然你努力但是你的客观条件不够，也没有能够成功。我们知道文艺复兴时期的天才达·芬奇，他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科学地去研究飞行的人，但是始终没有成功，因为当时整个的知识条件不够。我们知道飞机是1903年才发明的，到现在刚刚好100年。在这以前也有很多人想要造飞机，但是都没有能够成功。这取决于很多客观的条件。但是人们的努力毕竟是在历史上起作用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所以历史本身就有其两重性。一重就是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它要服从自然的必然规律。另外一重就是作为人文的那部分，它不服从必然的规律。在不服从自然界的必然规律这种意义上，它是自由的。借用哲学家康德的一个比喻，那仿佛是说上帝创造世界的时候就给世界立了法，自然界必须要遵循上帝给自然界规定的必然。但是上帝创造人的时候，也给人立了法，那就是自由。上帝把自由交给了人类，然后他就不管了。法学也应该承认这一点。否则，假如一切都是必然的话，人们就不必负法律的责任了。比如一个神经病人，出了什么问题，大概法院不会追究他的法律责任，因为他没有选择的自由。所以这一点就好像是，上帝创造了人以后，就把自由交给了人，上帝创造了自然以后就把“必然”加给了自然界。自然界必须服从自然的法则。但是上帝创造了人以后，人类就要遵循自由的法则。你怎样做，你就要自己去负责了。这就是历史学两重性的所在。人类的历史乃是自由人所创造的自由事业，而不是某种先天注定的必然。一方面，它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它要服从自然的规律，但是另一方面它作为人文世界的主动者，作为人文动机的负荷者，这是要由他本身来负责的。所以历史的两重性就很难用我们过去所习惯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来解释。因为它有其要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那一方面。这个两重性用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就好像是一个平行四边形的两条边，历史的走向乃是由平行四边形的两边来决定的。它由两个坐标来决定，一个坐标是必然，一个坐标是自由。历史是在这里面曲折地前进的。所以它既不是完全由人的意志来操纵的，但是人的意志、人的愿望，也就是所有的人文动机又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这一点乃是历史的本质所在。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就它的必然的规律来说历史是可以预言的，可是就它的人文动机这一点来说又是无法预言的，因为它是自由的。我们回答“历史是科学吗？”这个问题时，就应该回答说，历史既是科学，又不是科学。它有两重性。它有它科学性的一面，这方面是必然的。但是它又有它非科学性的一面，这方面不是必然的。我们应该同时考虑到这两个方面。

20世纪初年英国历史学家伯里（G. B. Bury），是编《剑桥史》的英国顶级历史学家，当时他的思想还是沿着19世纪自然科学的思想进行的，所以他的那句名言是说，“历史学就是科学，一点也不多，一点也不少”。我想这句话应该做一点改动：“历史学不就是科学；它比科学多了一点什么，又少了一点什么。”它不恰好就是科学。这是它和自然科学不同的地方。因为作为人文的成果来说，历史毕竟是人的创造。既然是人的创造就不是必然的。它是人所创造的一件艺术品，艺术品毕竟是艺术家的创造。既然它是艺术家的创造，它就不是自然界所给定的必然，它可以有它自己的创作的自由。在这种意义上，它不是必然的，它是自由的。这一点，我想可以用来回答这个问题“历史学是科学吗？”回答就是：历史学既是科学又不是科学，它比科学多了一点什么，又少了一点什么。我们所知道的历史，和自然科学所知道的知识有很大的不同。那就是自然科学知道的事实，可以实验或实证，可是历史无法再做试验也很难实证。历史既然不能够重复，是一次性的，我们怎么样才能找到它的规律呢？我们普通所说的“规律”，都是在它重复了多次以后，我们才找出它的规律来。如果它只是一次性的，那么我们怎么找规律，它有没有客观规律那种意义上的规律？如果没有的话，历史学家是凭什么理解历史的？自然科学家是凭借实验来理解自然现象，一次不对的话，可以再做。既然历史学家不能够做实验，那么他们怎么能够认识历史的真相？他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来说，了解历史的真相，就只有凭借他自己的理解和想像。因为理解不可能是全面的，我们甚至对自己的理解都不可能是全面的，很多人没有自知之明，这就表示他连自己都不理解，那他还能够理解别人么？显然也不能。他的工作就像一个艺术家一样，是凭想像来建构，根据他自己的生活经验来建构。这是我们在所有伟大的历史学家的著作里面都可以看到的。恰好是这一点说明了：历史没有必然的客观的规律。因为我们所知道的历史，都是历史学家所写出来的东西，而他所写出来的东西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乃是一件艺术品，是过去的事情在他脑子里面的再现。在他脑子里再现的，是不是就完全符合历史的真实？这是不大可能的事。假定有一个人，大家都对他很了解，如果要大家每个人都如实地写出自己所了解的这个人，我们就会发现答案不会是一样的。有的人认为这个人好，有的人认为这个人差，有的人认为这个人勇敢，有的人认为这个人懦弱。我们对自己的认识也不可能完全正确，对别人的认识更不可能完全正确。这一点就完全是凭借历史学家文学想像的能力了。他愿意这么想或那么想都可以。在司马迁的《史记》中，我们发现很多地方都是他在发牢骚，而且很多的地方都是发抒他自己的感情。但严格的科学是不允许这样做的。没有一个科学家在他的科学论文里面畅抒自己的感情，发自己的感慨和牢骚，否则那就不是严格的科学研究了。科学研究是“无我”的，应该是一种“无我之境”，没有你自己在里面，你自己的思想感情都不能在里面。可是司马迁的《史记》里面的文章，几乎到处都是在发他的感慨和牢骚，在驰骋他自己个人的想像。司马光写了一部《资治通鉴》，这部书写得很严谨，他绝对不收入神话传说和任何“怪力乱神”的说法。司马光有他自己很多独特的见解。这些见解也不符合中国的传统。例如对有名的荆轲刺秦王的故事就可以说明历史学家对于历史的看法，完全有他个人的自由，你可以这样看，他可以那样看。又如皇位继承的问题，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都在这个问题上出了纰漏。两位司马都谈过这个问题。但是这些问题恰好是人文的，物理世界里面没有这个问题。而人文世界里面就有这个问题。因为人类有权力欲，有财富欲，以及各种欲望，就一定会有人文动机掺杂在里面。所以它没有物理世界所谓的客观规律。这一点是历史学和自然科学不同的地方。所以自然科学比较容易达到一致的结论。尽管在自然科学领域也有很多不同的学派，但是无论如何总还是存在有一致的标准，就是说你不能够违背自然界的事实，比如说可以做试验。可是历史学就没有这个条件了。它研究的对象不是物理世界的事实而是精神世界的事实，所以对于历史的判断，很大程度上是凭借历史学家的艺术天才，这种艺术天才是捉摸不定和琢磨不透的。在这种意义上，历史学不是科学，也不可能有自然科学意义上的那种客观。历史是人创造的，它和自然界不一样。自然界的日月星辰、江河大地都是自然给定的。只有人这种被创造物，同时又是他自己历史的创造者。历史学是历史学家写出来的。历史学家也是活人，所以他们的理解每个人也不一样，而且必然每个人的想法是不同的。没有两个人的思想意识是完全一样的，甚至是孪生兄弟的思想意识也不是一样的。鲁迅和周作人两个人就是显著的例子。周作人后来作了汉奸。但是人们对此也有不同的理解。例如说他是曲线救国，这样一来评价也就完全不同了。历史学家是活的，历史也是活的，是由活人创造出来的。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思想、不同的意识、不同的感受，所以看问题就不会完全一样。所以历史就没有自然科学的那种客观性。特别因为人文因素里面包含有一个价值判断的问题，你认为这样好，他认为那样好。这本来可以有不同的情况。比如，黑夜里你碰到了一个歹徒要抢你的钱，你可以和歹徒拼死斗争，这当然很勇敢；但是你也可以把钱包交出来，——至少很多人就是这样选择的。这里面有一个自由度，不是说非如此不可，不是说哪种就一定是最好。这个价值观念在自然科学家里面没有，但是在历史学家、在人文学家里面就有。另外即使是在自然科学里面，科学也有革命的可能。中世纪时的宇宙观是托勒密的宇宙观，那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到了哥白尼提出了日心说，认为大地是动的，被称为“哥白尼的革命”。可见科学是可以革命的。既然科学可以革命，就是说它并不是非如此不可，不是像人们所想像的那样是绝对不可动摇的真理。

还有一种说法，说是虽然我们不能够认识绝对的真理，但是我们的知识的进步可以逐渐地接近那个绝对的真理。这个说法恐怕也要受到质疑。一个就是我们刚才所讲到的，科学可以革命，如果一革命的话，就可以把以前的完全推翻。一旦完全推翻的话，就不意味着你可以越走越接近科学的最后真理了。此外，科学的真理这个东西，毕竟不是北极。如果我们向北走，总有一天可以走到北极，越来越接近北极，接近到最后，我们就到达北极了。当我到了北极的时候，我就可以说我已经到达终点了，这就是最北了，再走一步，就是向南走了，北极就是最后的终点了。然而问题是，我们所说科学的那个绝对真理究竟在哪里，我们并不知道，所以我们也不知道有没有这个真理。所以我们也不知道我们是不是正在接近那个绝对真理。这跟我们向北极走不一样。因为我们确实知道有一个地方就是北极，确实知道我们在向北走，所以我们每向北走一步，就是接近北极一步。那么我们走到最后，就会踏上北极这一最后的目标。可是在科学上我们不知道有没有绝对意义上的绝对真理，也不知道它在什么地方，所以我们就无法确定我们是不是在接近绝对真理。也许有一天发生一场天翻地覆的革命，又把从前的一切都推翻了。在历史上这类的例子太多了。比如说中世纪认为人是由上帝创造的，后来进化论出来了，原来人是由猴子变来的，是经过一个生存竞争的漫长的历程形成了今天的人。我们同样也不知道我们是不是在越来越接近真理。我们知道，我们是越来越接近北极，只要我们一直向北走。可是我们不知道我们是不是一直在接近真理。这说起来，有点像是不可知论了。我们不能否认科学进步的意义和价值。但是也没有根据承认有绝对意义上的真理。既然我们无法证实究竟绝对真理是否存在，以及假如它存在的话，究竟是存在在哪里，我们又如何可能知道我们是在不断地趋近于它呢？

二

任何知识或思想的传达都需要凭借一种可以用以传达的运载工具。任何科学或学科都需要有它的传达工具或载运工具。那往往是一套符号。一个符号就代表着某种意义。a＞b；b＞c　∴a＞c。这是人人都理解的。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人人对此理解都是相同的，而不会各有不同的理解。然而a，b，c是什么？客观的自然世界并不存在a、b、c。又如“时间”、“空间”、“质量”究竟是什么，恐怕谁都给不出一个明白确切的界说，然而人人都会运用这三个基本维度来解决种种力学和机械的问题。这表明大家都不言而喻地对于这种术语有着相同的理解。其他各门科学情形也都类似，即大家总需有些某种共同的概念作为基本的出发点。尽管它们是自明的、不言而喻的。否则就不可能有知识的传递了。

历史学的情况与科学有所不同。历史学这门人文学科所依赖的主要传达工具，迄今主要地还只是日用的语言文字，是从人们的日常谈话中孕育出来的，而人们对之却没有共同一致的理解。所以也就必然带有极大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而不可能获致明确的共识。例如，人们所说的“自由”或“民主”，大概人们从来就不曾有过一致的理解，各人都有其自己的认同。例如人们可以说“资产阶级的民主”或“无产阶级的民主”。但是有人也可以说，民主总得有一个明确的共同内涵，如果有所不同的话，那也只能是程度上的不同，而不是性质上的不同。

古语说“诗无达诂”，那意思是说诗并没有任何一种确凿不移的惟一解释，每个人都有其自己的理解和感受。其实，一切艺术都是没有“达诂”的。贝多芬第五交响乐开头那几声重击的音符，大家都知道那是命运在叩门。其实大家之所以知道这一点，乃是因为贝多芬自己说过：命运就是这样在叩门。如果他本人不曾说过这话，人们大概不会联想到这是命运在叩门。何况即使作者自己说过这话，听者也没有必要这样去理解或联想，他只要能欣赏那音乐本身就够了。听贝多芬的《月光曲》也无需知道它表现的究竟是月光的宁静还是对他的恋人Julietta的热情。历史学是用日常生活的语言文字来表述的，所以也有一个“达诂”的问题。历史学家不可能亲临已往历史的现场，他对历史事件的知识是通过别人的语言文字的转述而获得的，然后他又用自己的语言文字来表达他自己心目中的历史场景。司马迁描写鸿门宴的场景尽管栩栩如生、跃然纸上，但那毕竟是他个人心目中的虚构。他只是通过自己的语言文字在构造他从别人那里所得到的印象。他所描述的画面正如他那位原始讲述者的描述一样，都是通过他们自己的创造而得的成果。而我们对他的记述，又只是我们对他那个文本的解构。所以每个读者的理解和感受也会是个性化的而又各不相同的。那种理解和体会在很大程度上必然带有诗情画意的成分，也就是带有很大的艺术的成分。历史学家除了科学的头脑以外还不可避免的要有一颗诗人或文学家的心灵才能体会到人——作为历史的主体——的心灵深处。就此而言，历史学的性质在很大程度上乃是艺术，是文学。传统史学中对一个历史学家的首要要求就是他必须具备“史才”。所谓“史才”就包括他的构思能力和他的表达能力。他必须能够很好地表述出来他心中的感受。这一点就更多是艺术而更少是科学。既使我们看到的是同一幅场景，但每个人的感受不同，而且表述也不同。有的人表述能摄其精髓，而另有些人所表现的只是抽象的人而不是活生生的人。对活生生的人的体会和表达的能力就成其为“史才”的最根本的条件。但这种灵心善感更其是艺术而不是科学。科学内容的传达可以不需要艺术才能，例如它可以采用数学公式，那对任何读者表现的都是同样的内容，并且可以同样地为所有的读者同样地所接受。

两个科学家可以表达同一样的内容，而两个历史学家表达同一个的史事时，所给人的印象和感受却不可能是完全相同的。可是人们对历史的理解又无法实证，而只能是通过历史学家的表述。这里面既有历史学家的局限，又有读者方面的局限，所以就不可能得出像科学那样大家一致认同的结论。故而传统的说法“文史不分”有其一定的道理。简单地说，科学所传达的知识是普遍有效的，对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读者的理解也都是一样的。而两个历史学家所叙述的同一个史实，就会各有不同，而对同一个叙述，读者的理解和感受也会各有不同。何况人们对历史的知识只能是通过多次辗转传述，是通过作者很多次炮制和读者的多方解读的。所以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各不相同的领悟。

当然，人类和人的历史也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所以它也必须遵循大自然的规律而不可能自外于自然的规律（例如，人总是要死的）。但是人和自然界的其他一切事物又有着一个根本的不同之点，那就是：他同时又是自由的，因而也就是自律的，是自己在规范着自己的。而不像自然界的其他事物那样全然被注定了是必然如此的。自然界的行程只能有一种必然，而人文动机却带有很大的主动性。因此读者就必须认真考虑其中的目的性。人的行为和思想大抵都是有明确的目的的，而这些目的并不是自然界给定的，而是人们自主的行为。用一个比喻的说法，历史的行程好比是一个平行四边行的对角线，它的两个边，一边是必然的自然规律，一边是人文动机的驱动。或者说一边是它的合规律性（Regelmassigkeit），另一边是它的合目的性（Zeckmassigkeit），两者的合力就成其为历史的曲折行程。科学探讨的仅只是事物的规律，而历史学则必须同时探讨人类活动的目的。都是人文目的的动机——好的和坏的、崇高的和卑鄙的、伟大的和渺小的——才创造了人类的历史。因此历史研究中目的论就是不可或缺的最根本的一环。而自然科学根本不必考虑目的论。

历史既是自由的人所创造的事业，所以它就没有自然界那样的必然。对物，人们的认识和理解可能是而且应该是一致的，它的载运工具和表达方式是一样的，所以可以达到一致的结论。就历史学而言，则其使用的概念其意义和内涵却没有一致的理解，其载运工具和表达方式也不统一，所以不可能达到相同的结论。古今中外的历史有过那么多的有关道统之争，每一家都自命为真正的原教旨，其实这类争论在理论上（但不是在实际上）乃是毫无意义的。这里不妨借用卡尔·贝克尔（C. Becker）的名句“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不过贝克尔的这个论断也不大正确，因为毕竟在各个不同的历史学家的背后，总还得有一个独一无二的具体事件。不能因为有不同的理解，就否定了事实本身的存在。毕竟是荆轲去刺秦王，而不是秦王去刺荆轲，但是对于这一史实的理解和表述，史家却可以各不相同。正因为历史学必不可免地饱含着种种人文因素：理想、热情、好恶以及野心、谎言、欺骗乃至史家的人生观、价值观。所以它就不可能像自然科学那样在人文动机和价值上是中立的。

历史事件只有一度，即不可重演的，但历史学却在不断地重写。之所以重写，是由于每个历史学家可以有他自己独特的加工，有他自己的思想方式和价值观所形成的偏见。他所绘制的历史画面，乃是他的艺术创作品。正如圣母只有一个，而圣母像却可以有无数个，而且她们各不相同。关于她的创作当然也要服从自然的规律，就这一方面而言，它也是科学。所以史学家也都在嘲笑秦皇汉武求仙以期长生不老。就其服从自然规律而言它是科学，但是就其作为一项人文活动而言，则它又是一门艺术创作的自由活动。这就是历史学的和历史学家的两重性之所在。人文学科既包括科学的成分，也包括非科学（但不是反科学）的成分。热情、野心、狂妄、追求、贪婪、阴谋等等、等等，都不是科学的产品，但都是人文的动机。如果没有这些，人类便不会有文明史而只有生物的自然史。毕竟一部文明史乃是自由的人所创造的事业而不是自然界的必然。把历史学归结为科学，那是很不科学的。真正科学地对待历史和对待历史学，就必须承认历史中以及历史学家中的非科学的成分及其地位。

本文所谈当然仅限于历史学与科学的不同方面，也就是历史乃是彻头彻尾的目的论的。历史是被人们有意识地在朝向一个目的而行动的，而自然本身却是无目的的并且无意识地在运动的。当然，科学家也是人，也不可避免地负荷着各种人文动机，这些人文动机自然也会影响到他对于无意识的、无目的的自然世界的研究。不过，这应该是讨论自然科学认识论的主题了。

来源：何兆武，《历史理性的重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