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乃诚：中国考古学百年成就（下）

我要新鲜事2023-05-26 13:12:442阅

【关键词】中国考古学；100周年；成就

【摘要】中国考古学从1921年兴起以来，至今已有百年的发展历程。100年来，中国考古学在早期人类至宋元明清各个时期的研究中，都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在揭示中华古代文化与文明以连续发展和传承优秀文化传统、“展示和构建中华民族历史与中华文明瑰宝”、丰富世界古代文明史研究方面，功绩卓著。尤其是在中国史前史和夏商历史的研究领域中起着主导作用，初步建立起夏王朝以前约200万年的中国史前史，探索的夏文化成为广为接受的认识，填补了商代历史研究的空白，为重建中国上古史做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

—接上期—

四、秦汉至元明清时期考古研究

秦汉至元明清时期系统的田野考古工作和有计划的各项专题研究，主要是在1950年之后才蓬勃开展起来的。其中以历代都城及重要城址的发掘研究、陵墓制度的研究、手工业和科学技术的研究、边远地方文化的研究、宗教遗存和中外文化交流的研究等最为重要。许多重大发现及其研究成果，弥补了文献的阙如，填补了研究空白，甚至是开拓了新的史学研究领域。

1.秦代考古研究

秦朝在中国历史上影响很大，但又十分短暂。秦代考古重点勘察发掘了秦咸阳宫宫殿址、秦始皇陵园内兵马俑坑、秦阿房宫、秦汉离宫、秦直道、秦汉骊山汤遗址，及咸阳任家嘴秦墓、临潼秦砖室墓等。在京畿之外地区，主要是发掘了位于渤海湾的大型秦汉行宫，湖南沅陵秦黔中郡故址，甘肃天水放马滩秦墓，湖北宜黄公路杨家山秦墓、云梦睡虎地秦墓与云梦龙岗秦墓，以及对秦长城的考察等。

秦咸阳城遗址，已勘明范围为东西长约7200米，南北宽约6700米，发掘了宫殿区的三座宫殿基址。1号宫殿址是战国秦时期级别最高的一处宫观遗址，3号宫殿址发现有30米长的画廊，是我国早期宫殿壁画的珍贵资料。阿房宫前殿、“上天台”等基址的范围与轮廓也初步究明。秦始皇陵园的研究以兵马俑陪葬坑发掘为契机有系统地展开，发掘了1、2、3号兵马俑坑，陵墓封土西侧大陪葬坑及其两辆彩绘铜车马，北侧的寝殿基址，以及陵园内外的建筑址、府藏坑、劳役者墓地、马厩坑及可能是秦始皇长子扶苏的墓等，明确了绕陵墓一周的地下大型阻排水系统。放马滩、杨家山、云梦睡虎地与龙岗秦墓，以及四川青川郝家坪秦墓、湘西里耶古城，出土了一批涉及秦代法律、田律等内容的秦简，放马滩秦墓还出土了木板地图等珍贵文物。出版了《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天水放马滩秦简》（中华书局，2009）、《龙岗秦简》（中华书局，2001）。

2.汉代考古研究

汉长安城的发掘，是我国考古学上进行的有目的、有系统的古代都城考古研究的典范，收获最为丰富。1956年以来，先勘察了城址范围和城门位置，发掘了4座城门和南郊宗庙、社稷、辟雍等礼制建筑遗址，后勘察了城内主要道路遗迹和未央宫、长乐宫、桂宫及城西建章宫的范围。20 世纪 70 年代发掘了武库，80年代开始对未央宫、长乐宫、桂宫进行了全面勘探和重点发掘，究明了东市、西市及北宫的位置，勘察发掘了城内制陶、冶铸、造币等手工业作坊址，2004年以来勘探、发掘了上林苑、渭桥遗址，2014年发掘了建章宫太液池遗址。其中在未央宫内，发掘了前殿、椒房殿、少府、中央官署（3号殿址）、宫城西南隅角楼、南宫门等基址，明确了未央宫的布局。对于东汉洛阳城，探明其城址平面布局接近竖长方形，四面共有12座城门，城内主要宫殿为南宫和北宫，太仓与武库位于城内东北角，礼制建筑明堂、辟雍和灵台在城南；重点发掘了东汉明堂、辟雍、灵台、太学遗址。

对汉代其他地区城址的勘察发掘有：陕西西安秦汉栎阳城，陕西华阴汉京师仓与河南新安的汉函谷关所属大型仓储建筑址，小浪底水库东汉漕运建筑基址，陕西凤翔长青西汉汧河码头仓储建筑遗址，北京通州汉代路县故城，山东高密城阴城，辽宁建平汉右北平郡治，四川广汉东汉城，福建崇安汉城、闽越王城的福州新店古城，广东广州番禺城南越国宫署遗址与五华狮雄山南越国长乐台遗址，以及河南内黄三杨庄汉代聚落遗址，甘肃礼县鸾亭山大型汉代祭祀遗址、敦煌汉悬泉置、汉武威郡“塞外列亭”，陕西凤翔雍山血池秦汉祭祀遗址、宝鸡陈仓区吴山祭祀遗址，新疆奇台石城子疏勒城等。还发掘了浙江绍兴禁山东汉至西晋窑址、山东临淄齐国故城汉代铸镜作坊址、湖南益阳兔子山遗址。其中京师仓是我国已发现的规模最大的粮仓城址，血池遗址系与文献记载完全对应的秦汉时期“祭天”遗址，悬泉置出土了5000余枚简牍，疏勒城的发现与确认对研究新疆地区汉代交通有重要意义。

对汉代陵墓的发掘，数量相当可观，达30000 余座，一些重要的墓地或墓群进行了全面揭露。如河南洛阳烧沟汉墓群、新乡110座汉墓，广东广州汉墓群，陕西西安地区的3000多座汉墓，山东临淄 2000 多座汉墓、费县西毕城1000余座汉墓，广西合浦与贵县汉墓，山西平朔 2000 余座秦汉墓，辽宁袁台子近 50 座汉墓等，这些墓群的发掘，建立了这些地区墓葬分期的标尺。

对帝陵的勘察发掘，在全面调查、勘探11座西汉帝陵的分布，陵寝建筑、陵园与陵邑及陪葬墓的形制特点基础上，重点发掘了汉高祖长陵两座陪冢及其近旁的11座兵马俑坑，汉景帝阳陵陪葬坑和陪葬墓区，汉武帝茂陵陵园内两座外藏坑，汉宣帝杜陵陵寝和陵园司马门，薄太后南陵外藏坑等，调查、勘探了河南洛阳偃师东汉大汉冢、二汉冢、三汉冢、刘家井大冢、朱仓M722、朱仓M707、庞村镇白草坡村等 7 座帝陵陵园遗址，发掘了东汉顺帝宪陵陵园遗址。

发掘的诸侯王墓数量较多，有40多座。重要的有河北满城中山王墓、定州中山王墓与陵园，广东广州南越王墓，北京大葆台广阳王墓，河南永城芒砀山梁王墓群与梁孝王寝园，山东长清西汉济北王墓、章丘洛庄西汉初期诸侯王陵及陪葬坑和祭祀坑、章丘危山汉代济南国王陵陪葬坑、定陶灵圣湖可能是西汉定陶王刘康王后丁姬的墓，江苏徐州楚王墓群、高邮广陵王墓、盱眙大云山江都王陵，安徽六安双墩西汉六安国王陵区及六安国始封的共王刘庆墓，湖南长沙近郊的长沙王王室墓，江西南昌西汉海昏侯刘贺墓，等等。其中，满城中山王墓、南越王墓、济北王墓、海昏侯墓是四座未被盗掘的大型王墓，出土许多珍贵文物。由20余座诸侯王墓构成的楚王墓群发现于8处山头，以葬第三代楚王刘戊的狮子山墓葬规模最大，面积约850平方米，另有3座兵马俑坑陪葬。梁王墓群自梁孝王刘武始葬，已于8处山头发现 14座西汉大型陵墓，分属三个陵区，发掘了规模宏大的梁孝王寝园和梁孝王王后墓，以及由34个墓室（侧室）组成、面积达1600余平方米、至今发掘规模最大的保安山二号崖洞墓。定陶灵圣湖丁姬墓为目前发现的保存最为完整的大型“黄肠题凑”墓葬。海昏侯刘贺墓园占地4.6万平方米，由园墙、门、门阙、2座主墓和7座祔葬墓、寝、祠堂及园寺吏舍等建筑构成，内有完善的道路系统和排水设施，是我国迄今发现的保存最好、结构最完整、功能布局最清晰、拥有最完备祭祀体系的西汉列侯墓园。海昏侯刘贺墓木结构椁室面积达400平方米，藏椁分为衣笥库、钱库、粮库、乐器库、酒具库、武库、文书档案库、娱乐用器库、厨具库（“食官”库）、乐车库，出土金器、青铜器、铁器、玉器、漆木器、纺织品、陶瓷器、竹简、木牍等珍贵文物约1万余件，其中包括载有《悼亡赋》《论语》《易经》《礼记》《医书》《五色食胜》等内容的5000余枚竹简，由两架编钟、一架编磬及琴、瑟、排箫、笙和众多伎乐俑组成的整套乐器，10余吨约200万枚五铢钱，478枚马蹄金和麟趾金、金板等。确认了面积达3.6平方公里的汉代海昏侯都城。汉代诸侯王“同制京师”，这些诸侯王墓的发掘，对尚未发掘的汉代帝陵研究有重要意义。

重要的汉代普通官吏及平民的墓葬的发现更为丰富。例如：湖南长沙马王堆西汉早期长沙国丞相轪侯利仓墓及尸体保存完好的轪侯利仓夫人墓，出土1000余枚竹简的湖北江陵张家山两座汉墓，出土28件一套的木工工具及一批保存完好、工艺极精的漆器的安徽天长三角圩桓氏家族墓群，出土4架完整西汉织机模型及包括制药、医方、病理等医书的900余枚竹简和人体经穴漆俑的四川成都老官山西汉木椁墓，出土一大批漆马及经络俑的四川绵阳西汉中期列侯一级的墓葬，湖南虎溪山第一代沅陵侯吴阳墓，出土500件漆木器和大量丝织品的山东日照海曲汉代墓地，陕西西安凤栖原汉代“列侯”级别的家族墓，云南祥云大波那战国至西汉墓地，江苏徐州缪宇画像石墓，以及河南新密后士郭大型画像石墓、新野樊集画像砖墓、荥阳苌村大型东汉壁画墓、偃师杏园东汉壁画墓等。各地汉墓中出土的竹简、帛画、丝织品、四合院模型、陶船模型、乘法口诀、遗嘱实物“先令券书”、量器及算筹、记载汉初算赋人口迁移的木牍、中国早期玻璃制品、反映井盐生产场面的画像砖、汉初纸质地图、与早期造纸有关的工具模型画像以及记述道教内容的石刻等，为研究汉代的经济、文化、生活等各个方面都提供了可靠的实物资料。

发掘的边区少数民族的重要墓地有：云南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昆明羊甫头滇文化墓地，贵州赫章可乐 300 多座战国汉代墓葬，宁夏同心倒墩子匈奴墓地，吉林榆树鲜卑墓地，西藏阿里曲踏墓地和故如甲木墓地，以及出土了一批丝织品和佉卢文木简的新疆民丰尼雅遗址附近的墓群、尉犁营盘汉晋墓地等。

出版的概论性著作，有王仲殊的《汉代考古学概说》（中华书局，1984），孙机的《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文物出版社，1991）等。出土文献整理研究方面，文物出版社出版了《武威汉简》（1964）、《武威汉代医简》（1975）、《银雀山汉墓竹简》（1975）、《居延新简》（1990）、《马王堆汉墓帛书》（1975）等，中华书局出版了《居延汉简甲乙编》（1980）、《敦煌汉简》（1991）、《尹湾汉墓简牍》（1997）等。

3.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考古研究

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都城规划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对汉魏洛阳城的工作，基本究明了东汉和北魏时期洛阳城址的不同平面形状，以及城门和街道的分布情况，明确了北魏王朝自平城迁都洛阳后开创的中国古代都城为外郭城、内城和宫城三重城圈的形制，即利用东汉以来洛阳城为其内城，在外围建筑外郭城；发掘了北魏国寺永宁寺及其塔基和魏明帝所建的金墉城、铜驼街遗址，全面揭露了规模恢弘、结构复杂的太极殿遗址。探明并发掘了在历代都城规划上具有承上启下意义的曹魏至北齐时期的邺城：该城平面为长方形，以东西横街将都城分为北部的宫苑衙署区和南部的里坊居民区，出现了南北向的城市中轴大路，并重新确定了城西北隅著名的铜爵台、金虎台、冰井台等三台的位置；发掘了邺城遗址东魏北齐宫城区、东魏北齐佛寺遗迹和佛教造像埋藏坑，其中赵彭城北朝佛寺是迄今发现的中国古代最高级别的佛寺遗址之一。还考察、发掘了孙吴武昌城、六朝建康城与南京钟山六朝坛类建筑遗址、晋陵罗城、北魏平城等城址，以及辽宁朝阳十六国三燕龙城宫城南门、桓仁五女山山城等遗址。

发掘的重要陵墓，有河南安阳西高穴曹操高陵、洛阳西朱村曹魏墓、洛阳北魏宣武帝景陵，山西大同北魏文明太后冯氏永固陵，河北磁县湾漳北齐文宣帝武宁陵等。还发掘了安徽亳县曹腾宗族墓、马鞍山东吴朱然墓，江苏宜兴西晋周处墓、南京六朝家族墓地，山东临沂洗砚池晋墓，辽宁北票北燕冯素弗墓、北票喇嘛洞鲜卑贵族墓地，山西大同北魏司马金龙墓与沙岭北魏鲜卑人壁画纪年墓、忻州九原岗北朝壁画墓、太原北齐娄睿墓与徐显秀墓，内蒙古正镶白旗伊和淖尔北魏墓群，河北磁县东魏皇族元祜墓，陕西西安北周史君石椁墓，宁夏固原北周李贤墓，河南安阳固岸东魏北齐平民墓地，甘肃敦煌祁家湾西晋十六国墓群，新疆民丰尼雅精绝国贵族墓群与库车友谊路晋十六国时期砖室墓，等等。勘察了河南洛阳西晋崇阳陵、偃师峻阳陵和陕西咸阳北周陵等陵墓。在湖南长沙市出土了十多万枚孙吴纪年简牍，是20世纪出土文献资料数量最多的一批，极大地推进了三国时期政治、经济和文化研究。

4.隋唐至元明清时期考古研究

都城考古方面，对规模巨大、布局严谨的隋大兴唐长安城，全面勘探了郭城、皇城、宫城及城门、坊市、街道等遗迹，重点发掘了明德门、含光门、圜丘、兴庆宫勤政务本楼、青龙寺、西明寺及大明宫的含耀门、丹凤门、三清殿、麟德殿、翰林院、朝堂等建筑址，并整体揭露了含元殿基址，勘探发掘了大明宫北部“蓬莱池”；还发掘了醴泉坊三彩窑址、东市遗址、安仁坊遗址、唐长安城西北禁苑内的粮仓、长安城外隋灞桥遗址，以及麟游隋仁寿宫唐九成宫和临潼唐华清宫。对隋唐洛阳城，重点发掘了郭城永通门和定鼎门、宫城应天门及乾元门、武则天明堂、九洲池与瑶光殿、东隔城重光北门、上阳宫园林及白居易故居、含嘉仓城等遗址，勘探发掘了隋唐洛阳城温柔坊、恭安坊及宁人坊遗址。发掘了十六国至北朝时期长安城宫城宫门遗址。对被明清及现今城址叠压于地下的北宋东京城，已查明由外城、内城、皇城三重城垣构成，城内主干道路共4条，其中御街为全城的南北轴线。又发掘了洛阳北宋衙署庭园遗址，辽上京皇城西山坡佛寺遗址，南宋临安城及御街遗址、临安府治遗址、太庙遗址与恭圣仁烈皇后宅遗址，金中都水关遗址等。对元大都进行了普遍勘察和重点发掘，发现元大都和义门瓮城的城门和若干民居，搞清楚了城内的街坊布局与河湖水系。元中都发现外城、皇城和宫城三重环套的城垣和宫城中心宫殿台基、宫城门道、夯筑角台等。发掘了沈阳清代“汗王宫”遗址。开展了北京皇家建筑遗址调查与发掘，调查、发掘了故宫西河沿，香山静宜园来青轩、普渡寺，圆明园南门外御道、北夹墙，圆明园正觉寺天王殿，畅春园大宫门建筑，圆明园紫碧山房，西花园石桥国子监，明十三陵文物库房宫城，清净化城塔院大殿，清代恭王府银安殿、恭王府，外交学会院内高台建筑等建筑遗址，以及先农坛清代耤田（一亩三分地）遗址，全面揭露了清代皇家园林圆明园长春园宫门区与含经堂遗址，发掘了清代玉河堤岸及其河道。还发掘了河南隋代回洛仓与黎阳仓粮食仓储遗址，安徽淮北隋唐大运河码头等遗迹，山东京杭大运河七级码头、土桥闸与南旺分水枢纽等遗址。

对地方城市，发掘了隋唐扬州城、黑龙江宁安渤海上京龙泉府与吉林和龙渤海中京显德府故址（西古城）、江苏张家港黄泗浦唐宋港口遗址、上海青浦青龙镇遗址、四川成都江南馆街唐宋街坊遗址、湖北巴东旧县坪遗址、吉林乾安县辽代春捺钵遗址群、黑龙江克东金蒲峪路城与阿城刘秀屯金代大型宫殿基址、吉林安图宝马城金代长白山神庙遗址、河北张家口太子城金代城址、贵州遵义海龙囤“土司”城堡遗址、重庆合川钓鱼城南宋衙署遗址、内蒙古元集宁路古城遗址与亦集乃路城遗址、浙江宁波元代庆元路永丰库遗址、出土100余吨瓷器瓷片的江苏苏州太仓樊泾村元代仓储遗址、上海志丹苑元代水闸遗址、江西鹰潭龙虎山大上清宫遗址、四川彭山江口明末战场遗址、湖南永顺老司城遗址、重庆老鼓楼衙署遗址，及江苏镇江清代救生会、义渡局专设的津渡文化遗址群。其中，唐扬州城是唐代仅次于东西两京的繁华商业城市，已究明了隋江都宫城位置、唐扬州的小城与罗城的结构，以及宋代扬州的夹城与宋大城、宝祐城的关系等。

陵墓考古方面，调查了陕西扶风隋文帝泰陵、关中唐十八陵、唐祖陵。发掘的隋唐时期重要墓葬有：江苏扬州曹庄隋炀帝墓，陕西西安隋代李静训墓，山西太原隋代虞弘墓，陕西唐昭陵北司马门遗址，陪葬唐昭陵和乾陵的程咬金、尉迟敬德、李、郑仁泰、章怀太子、懿德太子、永泰公主、李承乾等人的墓，陪葬献陵的大长公主墓，唐安公主墓，惠昭太子墓，唐代相王（李旦）妃子唐氏、崔氏墓，长安县韦氏家族墓地，睿宗贵妃豆卢氏墓，金乡县主墓，咸阳贺若氏墓，以及一批唐朝廷追尊之墓。还有广西钦州隋唐宁氏家族墓地，宁夏固原南部隋唐墓地，黑龙江宁安渤海国大型石室壁画墓，内蒙古陈巴尔虎旗岗嘎墓地，青海都兰热水吐蕃墓地与乌兰泉沟吐蕃时期壁画墓，西藏洛扎县吐蕃贵族得乌穷家族墓地、藏王墓，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墓群等。发掘的五代时期重要墓葬有：四川成都后蜀孟知祥墓，江苏南京南唐二陵，福建福州闽国王王审知墓，浙江杭州吴越王钱元陵，广东广州南汉刘晟墓、南汉烈宗刘隐德陵和高祖刘岩康陵。发掘的宋辽金时期重要墓葬有：河南巩县北宋诸陵，陕西蓝田北宋吕氏家族墓园，河南禹州白沙宋墓群，浙江绍兴南宋六陵攒宫，四川华蓥南宋安丙家族墓地；内蒙古巴林左旗辽代祖陵陵园遗址、阿鲁科尔沁旗宝山契丹贵族墓和耶律羽之家族墓、奈曼旗辽陈国公主墓、保存完好的通辽吐尔基山辽代早期高级贵族墓、多伦辽代贵妃家族墓葬，河北张家口下八里辽代张氏墓地、宣化辽韩师训墓；宁夏银川西夏王陵；北京房山金陵，黑龙江金齐国王完颜晏墓，山西侯马金墓。发掘的元明清时期重要墓葬有：河北石家庄市郊元史天泽墓地，北京明十三陵定陵，江苏南京明孝陵、南京雨花台明徐达墓，四川平武明王玺家族墓地，江西抚州灵芝山汤显祖家族墓园，还有安徽凤阳与江苏泗洪的明祖陵，及山东邹县明鲁荒王朱檀墓、四川成都明蜀王世子朱悦燫墓、江西几代益王墓等一批明代藩王墓及异姓王墓，以及贵州遵义新蒲播州杨氏土司墓地，北京石景山清代亲王园寝遗址等，都出土了许多珍贵的历史文物。此外，还进行了辽宁绥中元代沉船水下调查，广东阳江“南海 1号”南宋沉船和汕头“南澳 1号”明代沉船遗址打捞发掘，辽宁“丹东一号”清代致远舰与庄河经远舰水下考古等。发掘的“东海平潭碗礁 I号”清代沉船，出水以景德镇青花瓷为主的1.7万余件瓷器。出版了《吐鲁番出土文书》（文物出版社，1981—1991）等。

5.专题考古研究

秦汉以后的专题考古研究，除出土文献研究外，有冶铸、纺织、漆器、金银器、玉器与玉矿、瓷窑、度量衡、钱币、兵器、舆服、天文历算、宗教、中外文化交流等。其中以瓷窑与佛教考古研究所取得的成就最大。夏鼐著《考古学和科技史》（科学出版社，1979）一书较为全面地反映了 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有关科技史的考古新发现和研究成果。

对历代瓷窑址进行了广泛调查，并进行了考古发掘，开辟了古代瓷器制造业研究的新领域。经大规模发掘的重要瓷窑址有：浙江上虞古瓷窑与慈溪上林湖唐五代秘色瓷窑址、林湖寺龙口越窑窑址、龙泉窑址、杭州老虎洞南宋官窑址，江西丰城洪州窑、吉安吉州窑、景德镇南窑唐代窑址与珠山明御器厂遗址，陕西铜川黄堡镇耀州窑遗址，河北内丘邢窑、观台磁州窑、曲阳涧磁村定窑遗址，河南宝丰清凉寺汝官窑、禹州神镇钧窑遗址，福建建阳水吉镇建窑遗址，宁夏灵武窑遗址，山西河津固镇宋金瓷窑址，内蒙古赤峰市缸瓦窑址，湖南长沙窑址，江苏宜兴明清紫砂及宜均窑业遗址等。这些瓷窑址的发掘，加深了对各种窑系制品工艺及特点的研究。并结合自然科学技术对各时期著名窑口的瓷片进行了系统的微量元素分析，探讨了中国瓷器的起源与发展。对汉代瓷器、唐三彩、越窑秘色瓷、唐青花瓷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重要突破。中国硅酸盐学会主编，安志敏、安金槐等诸多考古学家参与撰写的《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1982），体现了20世纪80 年代之前历代窑址考古和瓷器研究的成就。

佛教考古研究，通过对云冈、龙门、莫高窟、炳灵寺、响堂山、天龙山及河南巩县、新疆克孜尔与库木吐喇、西藏拉萨札拉鲁浦等石窟寺，以及江苏南京栖霞山千佛岩龛像与浙江新昌宝像寺龛的考古学考察，将中国石窟寺分为新疆、中原北方、南方和西藏四大区，并揭示了石窟造像由“凉州模式”向“平城模式”过渡的发展规律，弥补了长期以来偏重艺术史研究的不足。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敦煌石窟和云冈石窟窟前遗址的发掘，得以了解敦煌底层洞窟的真实面貌与历史变迁和云冈石窟的开凿程序。陕西扶风法门寺唐代地宫出土一大批唐代皇室瘗埋佛骨舍利的法器、供奉品，宁夏贺兰宏佛塔天宫出土千余件西夏文木质雕板残块与胶漆彩画物，河北曲阳修德寺出土2000余块石刻佛像，山东青州龙兴寺佛教造像窖藏出土大批包括贴金彩画装饰的佛教造像。新疆吉木萨尔高昌回鹘佛寺遗址的发掘，填补了该地区佛寺形制和塑像壁画资料的缺环。重要的收获还有山西大同云冈石窟第三窟遗址和窟顶北魏辽金佛教寺院遗址、新疆鄯善吐峪沟石窟群和佛寺遗址、西藏定结羌姆石窟、四川石渠吐蕃时期佛教图像和古藏文的石刻，还发掘了浙江杭州五代吴越国雷峰塔遗址和地宫，江苏南京大报恩寺遗址等。出版的重要著作有宿白的《中国石窟寺研究》（文物出版社，1996），反映了中国考古学在石窟寺考古研究方面的重要历程。文物出版社还陆续出版了《中国石窟》17个分册的系列著作。

还发掘了造纸、矿冶、酒坊等遗址，如江西高安华林造纸作坊遗址，甘肃肃北马鬃山玉矿遗址，北京延庆大庄科辽代矿冶遗址，湖南桂阳桐木岭矿冶遗址，重庆忠县临江明代炼锌遗址，湖南桂阳炼锌遗址群，江西李渡元代烧酒作坊遗址，四川成都水井街明清酒坊遗址和绵竹剑南春酒坊遗址等，填补了这方面研究的实物空白。

五、结语

中国考古学作为广义历史科学中一门发展迅速的新兴学科，以其特殊的作用和优势，在揭示悠久而连续发展的中华古代文化与文明，传承优秀文化传统，“展示和构建中华民族历史与中华文明瑰宝”，丰富世界古代文明史研究方面功绩卓著。这是几代考古人坚持不懈的发奋努力，在中华大地上风雨兼程、披沙拣金、励志求索、积累总结所取得的丰硕成果。

中国考古学的百年发展，除了两个停顿时期外，一直呈现出突飞猛进的势头。其发展历程表明：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政府的重视、提倡与支持，是中国考古学得以快速发展的前提；坚持实事求是的研究学风，是中国考古学健康发展的基石；坚持科学地进行田野考古工作，系统地获取新鲜的研究素材，是考古学发展的源泉，一个考古学发展的高峰期，如果没有一系列重要考古发现及其研究成果的支撑，是难以想象的；加强现代科学技术在考古学中的应用，丰富研究手段以获得更多的研究信息，产生更多令人耳目一新的研究成果，是考古学发展的方向；吸取国外考古学研究的先进经验，并与中国考古学研究的特点相结合，进行实践与提高，是中国考古学发展的又一重要途径。此外，及时而系统地整理与总结中国考古学的研究成果与经验，明确研究方向，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及人才队伍的建设、学术研究平台的建设，是中国考古学发展的基本条件。

中国考古学，在经历了百年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丰富经验的基础上，在国家、政府空前重视与社会大众热心关注与支持下，沿着前辈学者开拓的道路，在延伸历史轴线、增强历史信度、丰富历史内涵、活化历史场景，形成较为完整的中国文化基因的理念体系过程中，将得到进一步的快速发展，从而进入新的发展时期。

原文《中国考古学百年成就》刊于《文物春秋》2021年第1期，此处省略注释。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作者：朱乃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