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晓峰：李零就爱做学问

与李零一起吃过饭的人都知道，他喜欢“软烂”的菜，比如豆腐、西红柿炒鸡蛋、面条等，如果吃舒服了，他会学用内蒙古临河农村老乡的话，道一声“如此！”（他曾在临河插队）。因为知道他爱吃西红柿炒鸡蛋，朋友请饭，有时要点两份西红柿炒鸡蛋，就是为了让他吃个够。桌上的菜很多，好菜不少，有时也会有名气很大的菜，但李零只是主吃西红柿炒鸡蛋、豆腐什么的。现在不少“美食”都挂有虚设的大名，不管别人怎么抢着吃，李零却全不搭理，他只是闷头吃自己爱吃的。

我这里要说的是，李零吃饭是“如此”，干别的事也是“如此”。从己，不从俗，是他的一大特点。李零最喜欢什么事？做学问，做学问他从不放手。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大事，李零的大事不在学问之外。

一个人为什么这么爱做学问，是被管教出来的吗？有些人是，过去有些老先生，幼时被家族长辈管教，四岁背《诗经》，五岁读《尚书》，打下童子功，之后一路领先，做起学问。李零却不是这样，而且好像相反。举个例子。上小学，这是人生最要被管教的阶段，但小学生李晓风（李零原名李晓风），却不听管教，不好好上体育课。老师说：“上体育课是锻炼身体，很重要的。”李晓风却说：“我也在锻炼身体呀。”“你不上体育课，怎么锻炼！”“我在做五禽戏呀！”李晓风不知从哪里得了一册《五禽戏》的古书，看得进去了，便开始不听话。但话是不听，身体照样锻炼着。这事该怎么说呢？（据说，国家体育总局曾委托上海体育学院展开对五禽戏的挖掘、整理与研究，并编写了《健身气功·五禽戏》一书，由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不管怎么说，喜欢五禽戏，还真有点学术味道。

后来，李零又喜欢刻图章，这也不会是管教出来的。刻图章，一般会引发对古文字的兴趣，这是另一个方向了。李零在这个方向上越走越远，这个大家都知道。不过，在这条路上，李零拐了个弯，从古文字转到了古文献。事情与银雀山汉简的发现有关。

从20世纪70年代初，考古工作者在山东省临沂市附近的银雀山陆续清理了一批汉墓。当时报纸报导：“我国文物、考古工作者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取得又一新成果，著名的《孙子兵法》和失传的《孙膑兵法》等竹简在山东临沂银雀山发掘的西汉前期墓葬中发现，对于研究先秦儒法斗争历史和古代军事思想提供了重要的新资料。”李零那时不是做考古的，也不研究儒法斗争，只是一个插队的知青，却对这次考古发现分外着迷。他在插队的村里开始认真研读简文，并且，居然，撰写论文。这在当年知青里面是太稀奇的事情。研读汉简文书，要有兴趣，有好奇心，更重要的，还要有坚持的决心和解决难题的耐心，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很多人在年轻时代也有过学术阅读，但那多是在拓展自己的知识面，并没有准备下手盯住一个问题做探底的研究，往往适可而止。李零则是认真的，他以知青身份撰写了关于银雀山汉简的研究论文，正式发表在学术刊物上。

对古文字、古文献、考古的兴趣与钻研，逐渐形成了一个路数，又升为一种志向。兴趣与志向，会让人念念不舍，在混乱中走出一条道路，并且具有一种捕捉各种偶然机会的敏感。李零常感谢几位老先生的帮助，其实这个机会也是他自己抓住的，更是他自己准备好了的。1977年，李零进入考古所，身份是临时工。

我就是在考古所的一间小屋里第一次见到李零。那时，我已经从北大考古专业毕业，有一个科班身份。我了解考古界，在考古工作中，专业部门往往雇佣临时工帮忙，最常见的，是发掘工地上聘用的技工，这些人往往有盗墓的经验，招安之后，加入官方，协助做田野发掘。20世纪70年代，我们在俞伟超老师的带领下，参观殷墟发掘工地，那次很开眼，见到小屯南地刚清理好的卜骨片堆，也见到几位上了年纪的临时工（技工），其中一位正是1939年私掘司母戊大鼎的人。

我问李零在考古所做什么，他说是临时工。我说“知道”，并平静地报上自己的科班身份。李零虔诚地向我请教这个那个，我干净利索地作答。但说了一阵，我开始迟疑起来，他问的东西越来越多，越来越“偏”，我渐渐答不上来，“那你说呢？”我开始明白，这个“临时工”是有两下子、三下子的。而他对考古学术问题的专注劲儿，在我的考古班同学中也是少见的。

1979年，李零做了张政琅先生的研究生。张先生学问博大坚深，鼎鼎大名，我也慕名去听了一次课。张先生在讲台上几乎是背对着听众，讲话断断续续，加之内容艰涩，我什么也没听明白。看来，跟这位先生念书，不能是大堂列坐，而只能在小屋私聊。

李零与张政琅先生私聊了三年，毕业，不用说，学问又上了一层楼。那时正值20世纪80年代初。

80年代初，改革开放大潮一浪高一浪，尤其是农村改革，导夫先路，全民关注，事比天大。当时有一个特别的睿智青年群体，简称“农村发展组”，是中央特别信任的智囊小组，可与总理直接对话，一些重要中央文件，常有他们参与。这个小组在农村改革中屡建功劳，名气甚大，又因为出入高层，有志青年没有不羡慕的。李零阴差阳错，（因故）离开考古所后，成为这个小组的正式成员，并开始研究马克思的农业理论。这种情况下，有人怀疑李零是不是要转向了。因为在那个时期，风气是做人生重新定位，做二次选择，有的当文学家，有的当思想理论家，其中经济学家越来越热门。发展组是年轻人发挥才华的难得平台，在那里发展，可以建功，可以做官，可以成名，也可以研究当代问题，抒发见解。但是，这个荣耀的群体，并不是李零的“西红柿炒鸡蛋”，在多少人想钻进发展组的时候，李零却出去了。那些李零都不要。他离开发展组，进了北大中文系，这是他认定的归宿，是找寻多年的自由学者的生态环境。

更何况，在此期间，他心里正装着一个我们大家都不知道的“子弹库”。那时，我们常在一起聊天吃喝，谈的多是改革开放的新事儿，李零住的人民大学是个据点，除了李零，院里还有他的发小张木生、张进京等，常聚常欢。我那时虽然也在北大上班，但兴趣全在当下新潮，终日到处游窜。李零也常常跟着我们聊当下，但背后仍在做学问，我们当时竟然没有看出来。直到1985年，他忽然出版了一本《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研究》，我觉得这本书简直是from no where。时隔32年，《子弹库帛书》（上、下册）出版，这是集成之作，也是持久之作。

人遇事，总会有自己的想法，有人爱说，有人不爱说。李零是爱说的一类。不过，他说话，喜欢小范围。李零喜欢把正在琢磨的各种学术想法对人讲，那几年，听李零讲想法，觉得很费劲儿，我和刘北成都有这个感觉。费什么劲儿？他讲想法，意思不在话面，或者说，话是一个层面，意思在另一个层面。这大概是因为想法有了，词儿还没找好，所以话显得平淡甚至散乱，但背后的意思却很大。

现在，很多人惯于以组织的形式做学问，在潮流里面做学问，李零做学问不入组织不入流，自有一个世界。其中“组织”不是事情的关键，主要是“潮流”这个东西。做学问最忌随波逐流，可组织经常布置一些潮流题目，所以才不做组织的题目。尽管做组织布置的题目总有较好的激励条件，但用在潮流问题上，总归是有些浪费。

李零有一方印，“小字白劳”。因为“零”就是没有，就是没有回报的白干，就是“白劳”。所以他姓李，名零，字白劳。白劳，如果用插队老乡的话说，就是“实受”，意思是干活肯出力，不奸不滑。实受需要白劳精神，白劳才会实受，二者是有关系的。很多人以为前面挂一把青草，马儿就会使劲跑，其实不对，马儿吃完草就不跑了，那不是真正的实受。所以激励机制之下不是真正的肯干，那都是为利益而干。白劳则不是，白劳是自愿受苦。

如果你看到那年（20世纪90年代中）大夏天李零汗流浃背整理满桌子的战国简（上博简的影印件）的样子，你就会同意“白劳”这个词儿。那时是没有多少课题费，也不讲怎么署名的。另外，如果你看见李零是如何奋力挥臂在密云水库打水漂的（30年前的事儿），你就会同意“实受”这个词儿。那次是大家到密云水库玩，好几个人打水漂，李零偶然扔一块石头，水面一串圆圈，比谁的都多。这下算是开了头了，李零没完没了地“实践”加“琢磨”起来，每一次都是着实用力。大家已经都去聊别的了，李零还在闷头打，一直打到天色朦胧。因为用力实在，胳膊竟落下毛病，到现在也没好，而所获得的打水漂的“技术心得”当然也全忘了。

做学问需要好的智力吗？需要，但不是最重要的。真诚与勤劳，是打头的品质，这个做不好，后面的都要打折扣。我看到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在这个方面都不如李零。

2017年11月13日

于五道口嘉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