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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出土钱范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铸钱工艺

我要新鲜事2023-05-26 16:11:440

【关键词】魏晋南北朝;钱范;铸钱工艺

【摘 要】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铸钱工艺史上十分重要的时期,遗留下了种类丰富的钱范,有平板竖式铜母范、平板竖式石子范、叠铸铜母范、叠铸泥子范等,通过对钱范的研究,可以确定这一时期的铸钱工艺既有平板竖式铸钱法,也有叠铸钱法,并在北朝晚期孕育出了新的铸钱工艺——翻砂铸钱法,而翻砂铸钱法在北朝的出现与当时较为宽松的铸钱政策有关。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铸造钱币的国家之一,考古出土资料表明,春秋中晚期已经出现了平板竖式铸钱技术,此后经过不断实践与创新,西汉时期出现了叠铸钱法,魏晋南北朝时期叠铸钱法逐步发展成熟,北朝又在叠铸钱法基础上孕育出了翻砂铸钱法,并延续使用了一千多年,直至现代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由此可知,我国古代的铸钱工艺主要分为三种:平板竖式铸钱法、叠铸钱法、翻砂铸钱法。

钱范是铸钱时所使用的各种模、范的统称。钱币学界一般根据制范工艺流程的不同将钱范分为祖范、母范、子范三类,用祖范翻制母范,母范翻制子范,子范铸造钱币,不同的铸钱法使用的钱范都可归入这三类。铸钱技术的高低往往反映在钱范上,所以研究古代钱币的铸造技术离不开对古代钱范的研究。魏晋南北朝是我国铸钱工艺史上的重要时期,留存下了种类丰富的钱范,本文拟对这些钱范进行研究,以探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铸钱工艺。

平板竖式钱范及其铸钱工艺

魏晋南北朝时期,因平板竖式铸钱法属于相对落后的铸钱工艺,使用并不广泛,钱范发现得并不多,现存有铜母范与石子范两类。

1.平板竖式铜母范

根据笔者掌握的资料,现存的平板竖式铜母范仅 2 件。一件是三国蜀“太平百钱”铜母范,出土于成都市小通巷房管所建筑工地,现存四川博物院。此范厚2.4厘米,周长47.2厘米。浇注口位于顶部,呈喇叭口状,主浇道细长,钱模和主浇道之间有支浇道相连接。主浇道两侧对称排列4 列 12 枚钱模,左侧为面模,右侧为背模,钱文为“太平百钱”四字(图一,1)。太平百钱为三国蜀汉政权的钱币,铸行时间大致为建安十九年(214)至建兴五年(227)。另一件为南朝梁公式女钱铜母范,现藏上海博物馆。该范长 15.2 厘米,宽 11.9 厘米。浇注口位于顶部,呈喇叭状,主浇道两侧对称排列4列16枚钱模,面、背模相间排列。钱文为“五铢”二字,钱币有内郭无外廓,与南朝梁的公式女钱特征吻合。范四角有三角形榫卯结构(图一,2)。

平板竖式铸钱法完整的制范过程需经历祖范、母范、子范三个阶段,其工艺流程为:刻制祖范→翻铸铜母范→翻制泥子范→浇铸钱币。祖范的刻制十分关键,材料选择较软的石材或泥胚,在刻制时,除了浇注口、浇道、钱模的设置外,还要考虑钱腔的深度和钱范边框的厚度,要求十分精细。铜母范的质量要求同样较高,唯此才能翻制出合格的子范。以南朝梁公式女钱铜母范为例,用其翻制的泥子范为平板状,正面有钱腔,背面为平面。泥子范晾干后即可合范。合范时两范正面相向、榫卯对合。浇铸时竖式摆放,浇注口向上。这种铸钱工艺的缺点是制作钱范的过程比较复杂,要得到铸钱的子范需要经过制作祖范、母范的过程,优点是子范能够批量生产。

2. 平板竖式石子范

根据现有资料,平板竖式石子范仅存2件,形制大致相同,皆为长方形。南朝宋“孝建”石子范,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该范制作精致,浇注口位于顶部,呈喇叭状,主浇道居中,两侧对称排列钱腔 2列 12枚,均有支浇道与主 浇 道 相 连 接 。钱文为“孝建”二字(图二,1)。北周“五行大布”石子范出土于齐国故城,现藏淄博市齐国故城 遗址博物馆。该范长 23.8厘米,宽 12 厘米,厚1.8厘米,基本形态与南朝宋“孝建”石子范相同,钱文为“五行大布”4 字,在范左上角与右下角有凹下的圆形卯眼(图二,2)。

这两件石子范应该是直接刻制的,范体均呈板状。采用这种工艺铸钱需要分别刻制出正面范和背面范,对合后成为一套范。浇铸时竖式摆放,浇注口向上。这种工艺的优点是省去了制作祖范和翻铸母范的过程,缺点是制作子范较为费工,无法实现批量生产。

叠铸钱范及其铸钱工艺

(一)叠铸钱范

现存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叠铸钱范有铜母范和泥子范两类。

1. 叠铸铜母范

根据现有资料,魏晋南北朝时期叠铸铜母范共有5件。中国国家博物馆藏的三国魏“五铢”叠铸铜母范 3件,尺寸相同,长 11厘米,宽 7.6厘米,厚 1.3 厘米,正面边缘处有榫卯,背面有“十”字形加强筋。分单主浇道与双主浇道两种。其中 1 件为单主浇道,主浇道居中,对称排列 2 列共 8 枚钱模,4 面 4 背,有支浇道将主浇道与钱模相连接(图三,1);2 件为双主浇道,每个主浇道外对称排列4枚钱模,2面2背,有“×”形支浇道将主浇道和钱模连接(图三,2)。上海博物馆藏南朝“五铢”叠铸铜母范为长方形,范内对称排列 8枚钱模,为无文小钱,钱模特征与南朝“五铢”恶钱相同,主浇道位于正中央,有较粗的支浇道将主浇道和钱模连接,无榫卯(图三,3)。另有正方形叠铸铜母范 1 件,出土于安徽潜山彰法山。范边长 4.8 厘米,厚0.7 厘米,主浇道位于正中央,周围对称排列 4 枚钱模,面背相间排列。范上下端有圆形榫卯。钱文“五铢”模糊,面无内廓(图三,4)。

2.叠铸泥子范

现存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叠铸泥子范数量较多,有单腔范,也有多腔范。叠铸钱法早期使用的是单腔范。

单腔叠铸泥子范有三国吴“大泉五百”泥子范和南朝宋“四铢”泥子范两种。三国吴“大泉五百”叠铸泥子范是在疏浚杭州西湖时发现的,共 30 多件。钱范呈不规则圆形,直径 3.5~3.7厘米,厚约 0.7厘米,无浇注道,说明未经使用就被废弃了(图四,1)。据《三国志·吴主传》记载,三国吴“大泉五百”铸造于嘉禾五年(236)。南朝宋“四铢”叠铸泥子范出土于南京城南皇册家园建筑工地,共有300多件,均残破严重,泥范上发现有榫卯结构,未发现浇注道(图四,2)。

多腔叠铸泥子范的代表是收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南朝梁“五铢”叠铸4腔和8腔泥子范。两种范均为正方形,4腔范边长 6.9厘米,8腔范边长 8.2 厘米,厚度均为 0.5~0.65厘米。正面和背面都有钱腔。正面钱腔有钱文,钱文为“五铢”;背面钱腔不带钱文。主浇道位于范体中央,有支浇道将主浇道与钱腔相连接,4腔泥子范的支浇道呈“×”形(图四,3),8腔泥子范的支浇道呈“米”字形(图四,4)。

(二)叠铸钱范的铸钱工艺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叠铸钱范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这与当时战乱频繁、政权分裂密切相关。

通过分析叠铸铜母范和叠铸泥子范可以确定,完整的制范过程都经历了祖范、母范、子范三个阶段。从出土实物可以看出,魏晋南北朝时期叠铸铜母范已经较平板竖式铜母范进步了,钱范体型变小,节省了制作的成本;形状固定为方形,比之前的不规则形状更方便对合;榫卯亦改成了凸起的圆点状,节省了钱范空间。采用这种工艺铸钱效率有所提升。

三国吴“大泉五百”叠铸泥子范和南朝宋“四铢”叠铸泥子范的制作工艺较为特殊。此类叠铸泥子范都为单腔范,未发现主浇道的痕迹。浙江桐乡出土的“大泉五百”钱树实物证明,叠铸泥子范的主浇道应是最后完成的。马俊才曾还原了三国吴叠铸泥子范的制作过程:“范体是用上下两个木质模具打压而成,模腔底中央阳刻钱面如实物形状,下端阳刻钱幕。下模具内抹上油脂类或洒上木灰类脱模剂,将范泥放入下模具用上模具捺印成范,倒出晾干。由于圆钱的中心对称性,在晾干的钱范正面一字外廓外侧刻上支浇注道。”这种解释是合理的。三国吴“大泉五百”叠铸泥子范和南朝宋“四铢”叠铸泥子范采用了相对原始且复杂的制范技术,主要还是因为当时的叠铸技术不成熟。此外,三国吴对于泥料的选用有较高要求,《吴郡图经》记载:“每岁官取长洲县白墡土,为钱唐铸钱监用”,可知制范所用原料是长洲县(今江苏苏州西南)的白土,为了获取符合要求的原料不惜费工费时从远道运来,反映出泥范制作并非简单、草率,而是与铜母范一样有着较高的标准与要求。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叠铸泥子范有单面腔和两面腔两种。单面腔子范正面是钱腔,背面是平面,例如用三国魏“五铢”叠铸铜母范翻制的泥子范就是单面腔的。这种单面腔泥子范晾干以后,两个范片正面相向、榫卯对合就组成一套范。几套范对齐叠加,外面裹上草泥,上面的主浇道做出浇注口,就成为一个范包。范包经晾干、预热程序就可浇铸了。双面腔叠铸泥子范以南朝梁“五铢”叠铸泥子范为代表,其合范操作方法与单面腔叠铸泥子范略有不同,要求范片正面向上、对齐。该范范体极薄,经实验,一个范包可以叠加60层范片,一次就可铸钱480枚,可以大幅度地提高铸钱效率。

叠铸钱法向翻砂铸钱法的发展

除了采用平板竖式铸钱法和叠铸钱法外,北朝晚期又孕育出了新的铸钱工艺——翻砂铸钱法。这种铸钱法在浇铸完成后需要将砂范打碎才能取出钱币,因此没有砂范留存。

翻砂铸钱法是在双面钱腔叠铸钱法基础上产生的。双面钱腔叠铸范片的制作方法与单面钱腔叠铸范片有根本区别。由于两面均有钱腔,制作时要求上、下均有母范,并且一次性压印出来,也就是面、背分范。这种变化实际上是母范法向母钱翻砂法的过渡,正如相关学者指出的:“几枚钱模固定在一起时构成母范,人们按照母范法的程序翻制子范;而一旦将其‘松绑’,钱模个体化,不就是母钱法了吗!”

翻砂铸钱法在北朝的出现与当时相对宽松的铸钱环境有直接关系。根据史料记载,北朝第一次铸钱是在北魏孝文帝迁洛后的第二年,也就是太和十九年(495),由于官方缺乏铸钱经验,便允许民间参与铸钱,“在所遣钱工备炉冶,民有欲铸,听就铸之,铜必精炼,无所和杂”。民众铸钱有更为迫切的降低成本需求,而且由于当时民间也无法制作出合格的铜母范,故采用真钱翻砂的办法。换言之,正是这种较为宽松的铸钱政策,使得民间具备了创新钱币工艺的可能。

本文改编自《从出土钱范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铸钱工艺》,原文刊载于《文物春秋》2020年第5期(总第176期)。作者:朱安祥 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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