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史：百年国博考古回顾（四）2018年至今

#头条创作挑战赛#2018年至今

2018年以来，中国国家博物馆全面深化改革，奋力开拓创新，在馆领导的带领下，对整体工作进行格局重塑、流程再造和组织重构。考古工作方面，在整合原有考古队伍的基础上，成立考古院，扩大编制，延揽人才，强化了考古院在博物馆中的职能和作用，逐步形成了考古工作的新格局。新成立的考古院下设民族与边疆、田野、科技、环境四个考古研究所，以及公共考古办公室。明确了未来一个时期的发展方向是在巩固做好内地考古工作的前提下，逐步将工作重点向西北地区和边疆民族地区倾斜，重点围绕国家“一带一路”文化建设，探索反映东西方文化交流互鉴、古代丝绸之路形成与变迁的代表性物证。基于这一思路，考古院组织开展了一系列调查、发掘工作，在短时间内取得丰硕成果。

西北地区和边疆民族地区的工作主要在新疆、甘、陕等地展开。此外，还前往蒙古国发掘车勒县石特尔匈奴墓地，开展国博史上首次涉外田野考古工作。

2019年开始，国博与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阿克苏地区文博院等单位合作，对新疆库车乌什吐尔遗址开展考古发掘。通过发掘及研究，对遗址的性质有了初步认识，为探索汉唐时期中央王朝经营西域提供了新的物证；2020年开始，国博主持对库尔勒玉孜干遗址进行了发掘，业已取得初步收获。

乌什吐尔遗址地处天山南麓，是丝绸之路沿线的重要遗址。遗址目前所见最早遗物属汉代，如五铢钱、小型玉人等，后者见于甘陕多个高等级祭祀遗址，对于了解汉代乌什吐尔遗址的性质，以及汉王朝经营西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学术界对于唐代乌什吐尔遗址性质的认识存在分歧，或以其为佛寺，或认为其属军事重镇。初步分析表明，乌什吐尔古城最早可能为佛寺建筑。及至唐代，成为兼具军事戍卫和贸易驿站功能的城址。结合文献记载，初步判断其可能为唐东柘厥关。

玉孜干遗址处在库尔勒至轮台的重要交通路线上，平面近圆形，包括周围城址和城内高台，城址面积不足20万平方米。城内高台建筑系夯筑而成，使用时代上限不晚于公元前550-前400年。

新疆两处遗址的工作理念十分清晰，均是在廓清遗址的整体结构基础上，选择重点区域开展考古发掘，业已取得重要收获。尤其是率先开展工作的乌什吐尔遗址，已在其中发现可资说明遗址年代、性质的特殊遗物，此外还有可资反映东、西文化交融的重要物证，如龟兹文陶片等，为研究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提供了实物资料。

在西北地区还实施了甘肃陇东周秦文明和古龟兹地区古代城址、戍堡及佛寺遗址考古调查工作。前者于2019年实施，调查范围为甘肃平凉、庆阳两市境内的泾河及其支流；后者主要在新疆阿克苏地区库车、柯坪、新和、沙雅等地进行，主要关注其中汉唐时期的古城遗址，以期与乌什吐尔遗址比对联系，进一步梳理汉唐时期西域军政建置。两个调查项目皆已取得一定成果。

陕西境内的考古工作主要在宝鸡地区展开，主要工作对象是秦汉时期的祭天遗址。先在吴山，后来转移到下站。

吴山遗址东北距秦都雍城4.8千米。2018年，国博与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单位合作开展发掘，揭露出丰富的祭祀遗存。遗迹主要为祭祀坑，遗物皆与祭祀有关，包括玉人、玉琮、铁锸、车马器、箭镞等。初步研究表明，该遗址是祭祀炎帝的吴阳下畤。下站遗址地处秦岭北麓，渭河南岸的台塬上。通过调查、勘探，发现祭祀坑1400余处。2020年，中国国家博物馆与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合作开展发掘，发现大量瘗埋马、牛、羊等动物牺牲的祭祀坑，确认该遗址也是性质相似的祭祀遗址，或为文献记载的密畤所在。

2018年，中国国家博物馆与蒙古国国家博物馆合作，选择该国中央省车勒县石特尔墓地进行了发掘，对该墓地内涵有了深入了解，知悉该墓地为蒙古国学者所谓的匈奴帝国晚期“平民墓地”，葬者可能是被匈奴征服的石板墓人群后裔。墓地出土汉文化典型的青铜壶、骨筷等遗物，是汉匈之间商贸往来的实物见证。

2018年以来的内地田野考古工作以发掘为主，主要在江苏泗洪韩井、河北康保兴隆、山西绛县西吴壁、忻州刘沟、海南东方市荣村等遗址进行。发掘工作均在较短时间廓清了不同时期的聚落结构，找到了聚落当中的重要区域，进而有针对性的进行发掘，对遗址内涵均有较为清晰的认识。

泗洪韩井发现了环绕遗址的壕沟、疑似早期水稻田遗迹。所见水稻田遗迹时代早，对于研究稻作农业起源具有重要意义。康保兴隆遗址的发掘，对房址、墓葬等重要遗迹进行了清理，为完善坝上地区早期文化谱系，探索这一区域史前聚落与社会、早期旱作农业起源、人地关系、人类迁徙等问题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实物资料。

西吴壁遗址是在本世纪初我们开展的运城盆地东部区域系统调查过程中发现的，后来又经过多次复查，最终确认该遗址夏商时期面积约70万平方米，是当时晋南地区最大的遗址之一，调查发现遗址中心区有丰富的冶铜遗存。从2018年至今，我们选择冶铜集中分布区连续开展发掘，揭露出大量的二里头和二里岗时期与冶铜相关的遗迹和遗物。这些发现填补了中原地区早期青铜器生产链条上的空白，弥补了其中的冶炼环节，为了解夏商王朝控制、开发、利用中条山铜矿资源，深入认识中原早期王朝兴起的环境背景和资源支撑，都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发掘成果被评为201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忻州刘沟遗址的考古工作屡有重要创获，遗址所见文化遗存兼有鲜明地方特色和殷墟商文化因素。近年又在遗址当中发现规模宏大的夯土遗存，说明遗址具有较高等级。这些发现对于认识商代后期的北方地区具有积极意义。

国博考古还积极配合国家重大工程建设，与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单位组成雄安新区联合考古队，实施文物保护和考古发掘工作，为保障雄安新区的基本建设贡献了一份力量。

在各类考古工作中，坚持学术引领、科技支撑，充分汲取各类遗存蕴含的学术信息，是国博考古的优良传统。新成立的科技考古所除延续遥感与航空摄影考古的业务工作外，还拓展了动物、植物、冶金考古及体质人类学、同位素分析等研究方向。经过数年发展，科技考古研究所已形成了一支朝气蓬勃的科研队伍。

国博是国内较早开展环境考古的学术机构，曾与中国科学院等单位合作，推进了我国环境考古的发展历程。2019年以来，环境考古研究所与山东省水下考古研究中心、山东大学合作，开展“山东北部沿海地区更新世晚期以来的环境演变与人类适应”课题研究，致力于立足区域古海岸线调查与自然沉积物分析，重建区域植被演化历史与古环境演变过程。目前已开展多次野外调查工作，并对采集样品进行了初步分析，初步厘清昌邑市境内一条时代约公元前4550-前3050年的古牡蛎礁的分布范围与走向，暂定名“潍胶牡蛎礁”。

公共考古办公室利用自有的考古资源，配合国博社会教育部向公众普及考古知识。2019年，在河北康保兴隆遗址首次举办公共考古夏令营。学员在专业老师的带领下，近距离接触考古现场，并参与发掘；观摩出土文物，聆听考古学术课程，参观周边遗址公园，收获了丰富的考古知识，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多年以来，国博考古工作者从考古实践中获得真知，发表了大量的考古发掘报告、学术论著和论文，为我国考古事业做出了较大贡献。近年来，拓展西北地区与民族边疆地区的工作，未来还拟将工作区域延伸至中亚等“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继续巩固做好内地优势项目；以田野考古工作所获资料为基础做好科技分析研究；加大环境考古的工作力度，不断寻求理论、方法的新突破；开展公共考古工作，促进考古成果惠及人民大众。同以往一样，我们仍将积极参与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中宣部等八部委统筹的“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等，力争高质量完成我们所承担的课题任务、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和一般项目，积极开拓更多研究领域，展现蓬勃向上的发展风貌。

回顾国博百年考古的历史，从初期创业的蹒跚前行，到新中国成立后的重新起步，恢复建制后的蓬勃发展，再到成立考古院后的积极开拓进取，国家博物馆考古人展现出不畏艰难，努力奋进，勇于创新的精神风貌。国博考古已发展成为我国考古领域中一支重要的力量。

“考古工作是展示和构建中华民族历史、中华文明瑰宝的重要工作”，“必须高度重视考古工作，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提供坚强支撑”。中国国家博物馆几代考古人筚路蓝缕，艰苦奋斗，形成了求真务实，开拓奋进的优良学术传统。新时代的征程上，国博考古工作者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谆谆教导，增强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发扬严谨求实、艰苦奋斗、敬业奉献的优良传统，继续探索未知，揭示本源，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更好展示中华文明风采，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本文原刊载于《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22年第8期，田伟、庄丽娜、游富祥、戴向明执笔。配图为新增，源自“积厚流广——国家博物馆考古成果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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