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乃诚：论三星堆文明与金沙文明的关系

三星堆文明的年代大致在商王朝时期，金沙文明的年代大致在西周时期。三星堆文明与金沙文明是前后承袭的发展关系。其时间上的分界点，大致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商周之交。在金器方面，金沙文明承袭了三星堆文明的传统而又有所发展；在青铜器方面，金沙文明与三星堆文明之间既存在着前后承传关系，又有着鲜明的前后发展的段落差距；在玉器方面，金沙文明与三星堆文明有着相同的文化特征，但最为精致的玉器却保存在金沙祭祀区而不见于三星堆器物坑。以上现象，尤其是最为精致的玉器保存在金沙祭祀区的现象，体现出三星堆文明的核心即王室转移至金沙地区，成为金沙文明继承三星堆文明的重要实证。三星堆文明向金沙文明的转移，可能与商周更替这一宏观上的重大历史事件有关。三星堆大型器物坑与金沙祭祀区等重大考古发现，以充分的实物资料描绘了一幅古蜀文明在成都平原地区跌宕起伏、波澜壮阔的历史发展画卷。

三星堆文明与金沙文明是分别于1986年和2001年发现确认的我国西南地区两个最为重要的早期青铜文明。其充分展示了成都平原辉煌夺目的方国文明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也是我们探索古蜀文明最为重要的资料。2020年9月以来，三星堆遗址再次发掘清理的6个大型器物坑及新出土的一批形制新颖、器型硕大的精美文物，进一步充实了三星堆文明的内涵。

对于三星堆文明与金沙文明之间关系的问题，自2001年金沙遗址取得重大发现后就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然而，由于学界对金沙文明的代表性文化遗存及年代尚未进行深入分析，故两者间的关系未能明确。本文在以往发现与研究的基础上，结合三星堆遗址的新发现及新公布的金沙遗址发掘成果，进一步探讨三星堆文明与金沙文明的关系。

一、三星堆文明的代表性文化遗存与年代

（一）三星堆文明的代表性文化遗存

三星堆文明的代表性文化遗存，主要见于四川省广汉市三星堆遗址第二期至第四期早段的一批高层次文化遗存，梳理如下。

一是1929年在三星堆遗址月亮湾燕家院子发现的器物坑及三四百件玉石器。二是1976年在三星堆遗址附近广汉高骈乡机制砖瓦厂发现的一座器物坑，以及镶嵌绿松石的铜牌饰和玉戚、玉刀等几件玉器。三是1986年在三星堆遗址三星堆台地发现的两座大型器物坑及1200多件金器、青铜器、玉器，还有一大批石器、陶器，以及79根象牙和4700多枚海贝。四是1987年在三星堆遗址东北部仓包包发现的一座器物坑及3件铜牌饰、10件玉器和25件石器。

五是1998年在三星堆遗址西侧仁胜村墓地发掘清理的17座墓葬和66件玉器、石器、陶器等随葬品，以及2019年再次发掘清理的8座墓葬及玉器、骨环等一批随葬品。六是1989年—2017年发现的三星堆遗址大城城墙及仓包包小城城墙等城址遗迹。七是在2005年和2012年于三星堆遗址西北部青关山台地第二级台面南部，发掘揭露的一座面积逾1000平方米的大型红烧土建筑基址。八是2020年9月以来再次发掘三星堆遗址三星堆台地，新发现的6座大型器物坑，其已经出土13000多件珍贵文物，包括金器、青铜器、玉器、丝织品残件、漆器残件、大石磬等，还有550多根象牙和一批海贝，其中不乏新颖器物。以上这些高层次文化遗存的发现，让我们确认了三星堆文明，体现了三星堆文明最主要的文化特征。

（二）三星堆文明的年代

三星堆文明的年代，是指三星堆遗址作为三星堆文明都城发挥作用的年代。上述这些高层次文化遗存是确认三星堆文明年代的主要依据：它们最初出现的时间，体现了三星堆遗址作为三星堆文明的方国都城开始发挥作用；而它们最后在三星堆遗址被毁弃或被掩埋的时间，则显示了三星堆遗址作为都城的作用已经丧失。所以，通过分析这些高层次文化遗存在三星堆遗址最初出现的年代和最后被毁弃或掩埋的年代，可以确定三星堆文明的形成年代与结束年代，从而明确三星堆文明的年代。

1.三星堆文明的形成年代

笔者曾分析，上述这些高层次文化遗存在三星堆遗址最初出现的年代属三星堆遗址二期，具体年代大致在公元前1600年—公元前1500年，据此确定三星堆文明的形成年代在公元前1600年—公元前1500年之间。

2.三星堆文明的结束年代

关于以上这些高层次文化遗存在三星堆遗址最后被毁弃或被掩埋的年代，分析如下。

仁胜村墓地有随葬品的25座墓葬属三星堆遗址二期，其年代下限在公元前1500年前后。三星堆大城城墙始建于三星堆遗址二期，局部地段始建于三星堆三期晚段并且可能延续使用至三星堆遗址四期。大城城墙局部地段在三星堆遗址四期还在使用，其体现出的究竟是三星堆遗址作为方国都城在继续发挥作用，还是三星堆遗址丧失方国都城作用之后作为旧都的大邑或采邑在继续使用，目前无从判断。仓包包小城属三星堆遗址三期。青关山F1大型建筑基址的年代尚不能准确界定，目前只是将其年代下限初步定在西周晚期至春秋中期之前。三星堆遗址各地点发现的器物坑中出土的年代最晚的遗物属商代晚期或商末，表明这些器物坑的年代，即坑中文物的掩埋年代都是在商代晚期或是在商末。

上述简略分析表明，埋入大量精美物品的各种器物坑的最后掩埋年代，可以作为判断三星堆遗址已经丧失方国都城作用的依据。根据已公布的资料，可以对三星堆遗址各种器物坑最晚掩埋年代做进一步分析的，主要是新发掘的三星堆台地的6座大型器物坑及碳十四测年数据。

已经正式公布的三星堆台地四号器物坑的碳十四年代研究成果表明，6个碳十四年代数据，经过贝叶斯统计树轮校正计算得到其埋藏年代，有95.4%的概率落在距今3148年—2966年时间范围之内，有68.3%的概率落在距今3072年—3003年的时间范围内。如果使用可信度为95.4%的年代数据，年代跨度达182年，如果使用可信度为68.3%的年代数据，年代跨度为69年。

从传统观念来看，碳十四测年数据95.4%的可信度显然要比68.3%的可信度更为稳妥，因为年代跨度越大，越容易覆盖事件发生的实际年代。然而，四号器物坑的掩埋行为在时间概念上是极为短促的，或许在某一年的某一天或某几天，并不像一处遗址或一个建筑物那样可以使用很长一段时间而有较大的时间跨度。即使是8个大型器物坑，也不可能是在年代跨度长达69年内先后埋入的，更不可能是在年代跨度长达182年内先后埋入的。笔者以为使用年代跨度较小的数据比年代跨度较大的数据，更有利于判断时间跨度极短的四号器物坑的掩埋年代。所以，可信度为68.3%的测年数据即距今3072年—3003年，可能是更为准确地判断四号器物坑掩埋年代的依据。如果四号器物坑是8座大型器物坑中最后一批被掩埋的，那么这个测年数据也是判断三星堆台地8座大型器物坑最后被掩埋年代的依据。

三星堆文明应是在三星堆台地8座大型器物坑被掩埋之后结束的。据以上分析，可以推定三星堆文明的结束年代在距今3072年—3003年，即公元前1122年—公元前1053年，大致在商末周初。

3.三星堆文明的年代

三星堆文明的形成年代在公元前1600年—公元前1500年之间，结束年代在公元前1122年—公元前1053年之间，由此可以得出三星堆文明的年代大致在公元前1600年—公元前1500年至公元前1122年—公元前1053年之间，前后经历了大约500年的时间。这显示三星堆文明的存续时间大致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商王朝时期。

二、金沙文明的代表性文化遗存与年代

（一）金沙文明的代表性文化遗存

金沙文明的代表性文化遗存，目前所见主要是四川省成都市金沙遗址发现的一批高层次文化遗存，梳理如下。

一是1999年—2000年在金沙遗址摸底河以北黄忠村“三和花园”地点发现的、总面积在2000平方米以上的一组大型建筑基址，由5座房址组成。其中最大的1座房址（F6）位于北部，为东西走向的长条形，宽8米、长约54.8米，已经揭露的部分为5个开间，面积约430平方米。其年代，发掘者推测可能在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

二是2001年在金沙遗址摸底河以南金沙村“梅苑”地点东北部发现的祭祀区及集中分布的数十处高规格祭祀遗存。当时发现的20余处祭祀遗迹，有长方形坑、不规则形坑和平面掩埋等，清理出金器、铜器、玉器、石器等器物1400余件，年代推定在商晚期至春秋早期。后又依据新发现的遗迹现象，在祭祀区区分出60余处与祭祀有关的遗迹，累计出土了近5000件文物，有金器、玉器、石器、漆木器、骨器及数千件陶器等礼仪性用器，以及大量的象牙、卜骨、野猪獠牙、鹿角等。

截至2017年，考古工作者对金沙祭祀区进行了3次较大规模的发掘，累计发掘面积5895平方米，大致明确了祭祀区的范围，其东西长约125米，南北宽约90米，面积约11250平方米，揭露各类不同形式的祭祀遗存65处，灰坑33个，并认为金沙祭祀区祭祀遗存的年代从商代早期至春秋中期，其中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最为繁盛。

这两方面高层次文化遗存的发现，在考古学上确认了金沙文明，体现了金沙文明最主要的特色。其中金沙祭祀区遗存是反映金沙文明存在的最主要证据。

（二）金沙文明的年代

金沙文明的年代，是指金沙遗址作为金沙文明这一方国的都城发挥作用的年代。上述两方面的高层次文化遗存的年代是确认金沙文明年代的主要依据。但是，目前公布的资料仍存在一些局限性，对其年代只能做一个大致的推测或推定。

金沙“三和花园”大型建筑基址的年代，目前被推测为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而金沙祭祀区的年代，先后产生了两种认识，起初认为是在商晚期至春秋前期；之后认为是在商代早期至春秋中期，并以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最为繁盛。现在看来，还可以做进一步的分析。

金沙祭祀区的那些长方形坑、不规则形坑大都没有发现开口层位。虽然出土的一些被用作祭祀活动的器物的年代（即制作年代）集中在商代晚期和商代早期甚至是商代以前，但是不能据此认定在金沙祭祀区举行祭祀活动的年代。举行祭祀活动的年代需要依据使用这批重要器物进行祭祀活动并进行掩埋的年代来确定。但是目前的发现对于判定这方面的问题有一定的缺陷。如果依据金沙祭祀区的许多重要器物出自西周文化层中这一现象，推测其祭祀活动以及掩埋这批重要器物的遗迹单位开口层位的年代，可能不会早于西周。此外，据推测的“三和花园”大型建筑基址年代的下限，也可将金沙文明年代的上限推定在商周之交。

参考金沙祭祀区春秋时期地层中出土文物缺乏高档次器物的现象，似乎可将金沙文明年代的下限推定在西周末年或两周之交。如果以上简略的分析推论可以成立，那么金沙文明存续的时间大致在整个西周时期。

三、三星堆文明与金沙文明的关系

通过上述分析，明确了三星堆文明的代表性文化遗存与年代、金沙文明的代表性文化遗存与年代，尤其是三星堆文明的结束年代与金沙文明的起始年代。如果再将反映三星堆文明与金沙文明的物质遗存进行比较，尤其是将反映其文明社会存在的那些高档次的器物进行比较，大致可以推断出三星堆文明与金沙文明的关系。

三星堆台地大型器物坑是三星堆文明末期埋藏的、体现其文明精华的、最主要的遗存，金沙祭祀区埋藏的同样是目前所知的、体现其文明精华的、最主要的遗存，而且两者都出土了一批金器、青铜器、玉器等高档次的器物，具有很强的可比性。所以，下面主要对比分析三星堆台地大型器物坑和金沙祭祀区出土的金器、青铜器、玉器中的高档次器物，以探讨三星堆文明与金沙文明的关系。

（一） 对比三星堆台地器物坑与金沙祭祀区高档次器物所发现的几个重要现象

通过将三星堆台地器物坑和金沙祭祀区出土的金器、青铜器、玉器中那些高档次器物进行对比，可以发现以下几个重要现象。

第一，金沙祭祀区的金器承袭了三星堆台地器物坑金器的传统而又有所发展。

三星堆台地器物坑与金沙祭祀区的金器是目前发现的商周时期最主要的两批金器。三星堆台地一号、二号器物坑出土金器65件，三号、四号、五号、七号、八号器物坑已出土金器约420件。金器中的重器是金杖、金面具，新发现的一件最大的金面具，宽约40厘米、高约20厘米，其他主要是各种金箔装饰。金沙祭祀区出土金器200余件，金器中的重器是金冠带、金面具、四鸟绕日金箔饰、金盒，此外金器的种类增多。从金器的形态、种类及纹饰看，金沙祭祀区的部分金器与三星堆祭祀坑的金器相近。如金沙祭祀区金冠带的纹饰与三星堆台地一号器物坑金杖的纹饰相同，都有相同的鱼、箭、鸟图案。但两处遗址金器的区别也是显而易见的：如三星堆台地器物坑的金面具数量较多，形体较大；金沙祭祀区的金面具数量较少，形体较小，只有2件，长分别为20.5厘米和4.92厘米。

还有金沙祭祀区的金器出现了一些新的器形、纹饰与风格，金箔装饰不仅局限于金箔贴面的装饰。如金沙2001CQJC：477四鸟绕日金箔饰是一种新器形，四鸟纹饰的形态也是新出现的（参见封三图1），金沙2001CQJC：591金盒则是新出现的实用性容器（封三图2）。金沙祭祀区金器的这些新颖的器形、纹饰与风格，显示这些金器的制作年代要晚于三星堆台地器物坑的金器。

三星堆台地器物坑与金沙祭祀区在金器方面的这些既相近又有区别的现象，显示两者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而两者中最晚制作使用的金器是在金沙祭祀区。所以，从整体上看，金沙祭祀区金器是承袭了三星堆台地器物坑金器的传统而又有所发展。

第二，金沙祭祀区的青铜器远不及三星堆台地器物坑的青铜器发达，缺少大型青铜器，只有数量不多的残片，但出现了新的器类、器形及纹饰。三星堆台地一号、二号器物坑出土青铜器913件，三号、四号、五号、七号、八号器物坑已提取较完整青铜器约400件，其中七号、八号器物坑还有大量青铜器尚待提取。其以一大批仿真人大小的人像、人头像，大型、巨型人面具，大、中、小型神树，大、小型神坛，大、小型神兽，大型方尊、圆尊、罍、人顶尊等大型青铜器为显著特征。这些特征是构成三星堆文明的重要因素，且不见于金沙祭祀区。三星堆台地器物坑出土的各种形制的饰件、挂件等小型青铜装饰件则见于金沙祭祀区。

金沙祭祀区出土青铜器1100多件，大多为小型饰件与铜铃等挂件，不见大型青铜器，只有尊、罍等大型青铜礼器的残片。保存较好的较大的一件青铜器是眼睛形饰件，长26.2厘米、宽8.4厘米。金沙祭祀区出土的几件立人像，人头和形体都很小。最大的一件铜立人像，高14.6厘米，头戴有13齿的旋转箍状冠，脚端以下为带孔的榫头，是用于镶插的装饰件（封三图3）。而直径10.2厘米饰有首尾相接三只飞翔鸟纹的带柄有领璧形器（封三图4）、直径11.8厘米饰有两组对称斜角云纹的铜环（封三图5）30等青铜器附件，则是金沙祭祀区新出现的器类、器形与纹饰。

这些现象反映出金沙祭祀区青铜器远不及三星堆台地器物坑青铜器发达，显示金沙文明在青铜器方面不具有构成三星堆文明要素的部分特征。而两者都有的各种饰件、挂件等小型装饰件，显示了金沙祭祀区与三星堆台地器物坑在青铜文化方面的联系；金沙祭祀区新出现的青铜器器类、器形及纹饰，则表现了其在青铜文化方面的发展状况与特征。以上都充分说明三星堆台地器物坑与金沙祭祀区在青铜文化方面既存在着前后承传关系，又有着鲜明的前后发展的段落差距。

第三，金沙祭祀区玉器与三星堆台地器物坑玉器有着相同的文化特征，但最为精致的玉器却保存在金沙祭祀区，而不见于三星堆台地器物坑。

三星堆台地一号、二号器物坑出土玉器245件，三号、四号、五号、六号、七号、八号器物坑已提取玉器260多件。金沙祭祀区出土玉器2000余件。对比三星堆台地器物坑玉器与金沙祭祀区玉器，两者器形与种类大体相同，文化面貌相同。两者的区别主要表现在玉器数量以金沙祭祀区为多，微型牙璋主要见于金沙祭祀区。其中，最主要的区别则是一批玉质优良、制作十分精致的玉器，只见于金沙祭祀区而不见于三星堆台地器物坑，也不见于三星堆遗址其他遗迹中。如金沙2001CQJC：61十节玉琮（封三图6）、金沙2001CQJC：955牙璋（封三图7）、金沙2001CQJC：546玉戚（封三图8）、金沙2001CQJC：7兽面纹玉钺形器（封三图9）、金沙2001CQJL6：174昆虫类阳纹玉牌饰（封三图10）、金沙2001CQJC：11有领牙璧（封三图11）和金沙2001CQJL6：88素面有领玉璧（封三图12）等。

从这批玉器的玉质与大小，以及形制与纹饰的精美程度来看，它们是三星堆遗址与金沙遗址发现的同类玉器中最为精致的，应都是当时的王室至宝。依据这些玉器的形制与纹饰特征，可以判断它们都不是在金沙遗址制作的，也不是在三星堆遗址制作的，绝大多数是中原地区二里头文化的作品，个别是良渚文化的作品经中原地区辗转来到成都平原。

金沙祭祀区这批玉器精品是外来的，并且不见于三星堆遗址。然而，三星堆台地器物坑乃至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玉器与金沙祭祀区的玉器，在器形、种类、形制以及整体的玉文化面貌方面是大致相同的，两者的关系十分密切。据此可以推测金沙祭祀区这批玉器精品可能直接来自三星堆遗址，是金沙文明继承三星堆文明的传世宝物。

（二）三星堆文明与金沙文明的关系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明确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在时间上，三星堆文明与金沙文明是一前一后的关系。三星堆文明的结束年代在商周之际，金沙文明的开始年代也在商周之交，时间上两者大致前后衔接。

第二，在考古学文化遗存方面，三星堆文明与金沙文明有着十分密切、难以分割的关系，两者的高档次器物和文化面貌基本相同。依据两者在时间上存在着前后衔接关系，可以明确三星堆文明与金沙文明具有前后承传的关系。

第三，三星堆文明与金沙文明具有不同特征。如三星堆台地器物坑中那些十分醒目的人像、人头像、大型人面具、神树、神坛、尊、罍、人顶尊等大型与特大型青铜器物，以及大型厚重的金面具，在金沙文明中不复见到；金沙文明中金器与青铜器方面则新出现了四鸟绕日金箔饰、金盒、三鸟带柄有领青铜璧形器等新颖器形与纹饰。这些都表明三星堆文明与金沙文明不是前后照搬的全部承袭关系，而是在一废一兴的前后承袭中有发展的关系。

第四，三星堆文明的王室转移到了金沙。金沙文明保留了三星堆文明的传世宝物，如一批十分精致的玉器。这批传世宝物应是三星堆文明的王室至宝，是保存在金沙文明中具有深厚文化传统的精华。这批传世王室宝物出现在金沙遗址而不见于三星堆遗址，应是三星堆文明转移至金沙文明的重要物证。这批玉器精华来到金沙遗址应是金沙文明在金沙遗址出现的时期，即大概是在三星堆文明结束之时从三星堆带到金沙的。据此笔者推测，这批精致的玉器曾在三星堆文明中使用，但没有被埋入三星堆台地器物坑中，而是作为传世的王室宝物从三星堆辗转到金沙，在金沙文明中延续使用，最后被掩埋于金沙祭祀区。

此外，三星堆台地器物坑与金沙祭祀区在金器、青铜器、玉器方面的这些异同，尤其是三星堆台地8座大型器物坑掩埋了大量金器、青铜器精华，却没有埋入最为精致的玉器，显示出三星堆文明最珍贵的王室至宝并不是那些大型青铜器和金器，而是那些具有深厚文化传统的玉器精品。那些大型青铜器与金器是三星堆文明王室所使用、展示的物品，而那些精致的玉器则是三星堆文明王室秘藏的传世宝物。笔者认为对于三星堆文明而言，那些大型青铜器与金器，只要需要还是可以再制作的，而那些精致的玉器则是不可能再制作出来的。

结语

三星堆文明的年代大致在商王朝时期，金沙文明的年代大致在西周时期。三星堆文明与金沙文明的关系是前后承袭发展的关系，是从三星堆转移至金沙而形成的一前一后的两个文明，但分属两个时代或两个时期，可以分别称之为三星堆文明与金沙文明。其时间上的分界点，大致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商周之交。

金沙文明应是三星堆文明主导者废旧立新的结果。这一现象发生的时间恰好是中原地区的商周更替之时。笔者推测三星堆文明向金沙文明的转移，可能与商周更替这一宏观的重大历史背景有关。

如是，那么三星堆台地上8个大型器物坑的出现，并不是三星堆文明没落的一曲悲歌，而更可能是成都平原地区历史发展、文明社会向前迈进的一曲高歌，是成都平原地区古蜀文明发展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震惊世人的三星堆台地大型器物坑与金沙祭祀区的重大考古发现，以充分的实物资料描绘了一幅古蜀文明在成都平原地区跌宕起伏、波澜壮阔的历史发展画卷。

原文刊于《中原文化研究》202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