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大师：石兴邦：“叩问远古村庄”的那位老人

他的足迹深深地印在历史遗迹之上，穿透了千年时光，给我们揭开了许多尘封的故事。

他主持发掘的“远古村庄”半坡遗址，促生了中国首座遗址博物馆——西安半坡博物馆。

他亲历了新中国考古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弱到强、走向世界的完整发展历程，更亲眼见证了新中国文物工作者思想理念从考古到文化遗产保护的转变历程。

他是一位不知疲倦的学者，他就是著名考古学家石兴邦先生。

2022年10月21日16时45分，这位把一生都献给了考古事业的老人，著名考古学家、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原所长石兴邦先生在西安逝世，享年100岁。

辗转求学 叩开“考古大门”

1923年，石兴邦出生于陕西耀县石柱乡。

石兴邦小学上课是在乡村的一个大庙里，当时的老师叫寇怀义。寇老师白天授课要求很严格，晚上和石兴邦住在一起，向他传授新思想，给他讲了很多新鲜有趣的事情。在寇老师的督导下，石兴邦还认真练习了书法，写得一手好字。

1937年，石兴邦就读于西安一中，他只在课堂里度过了半年平静的时光，全民族抗战就爆发了。日军对西安狂轰滥炸，学校被迫搬迁至汉南，石兴邦转学到三原中学，学习生活也变得艰苦起来。不久，山西大学就搬迁过来，一些教授主动为中学生讲授课程，这让他学到了地理、生物等多个学科的知识。1944年高中毕业时，他参加陕西省会考，取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

作为会考状元，石兴邦同时填报了两个志愿。一个是“中央大学”的边政系，一个是武汉大学的政治系，最后，石兴邦决定到“中央大学”的边政系深造，因为对班超定西域、张骞通西域的故事很感兴趣，并想通过大学的学习来增加对边疆和少数民族的认识了解。正是在边政系学习到的人类学、民族学、古代史、原始社会、村民社会、考古等课程，以及边疆盟旗制度、政教制度、土司制度等，让石兴邦对远古文化有了系统的认识理解，在头脑中构建起完整的知识框架，这些在他转入考古工作后都发挥了极大作用。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石兴邦原来就读的“中央大学”更名为“南京大学”。同年7月，还没有领上毕业证的石兴邦，以南京大学助教的身份，报考了浙江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吴定良先生的研究生。“我记得去吴先生家待了两三天，考场就设在他家客厅，考生就我一个人。导师随手从书架上拿了一本德裔美国人类学者弗朗茨·博厄斯的著作《原始人的心智》，让我当场翻译第一章《种族偏见》。一个学生单独在老师家的客厅考试，成了浙江大学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研究生，我很幸运！”

读研期间，石兴邦还向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学习考古方面的知识，随之参与了杭州玉泉山晋墓的发掘，这也成为他的首次田野实习。1950年，夏鼐被请到刚成立不久的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当了副所长，石兴邦也跟随前往，担任学术秘书。除了考古专业以外，他还学习了俄文版、英文版马列主义著作，强化了历史观的培养塑造。由此，石兴邦也渐渐成为新中国考古史上一个切身体验者和重要开创者。

田野实习 揭开半坡遗址神秘面纱

1954年，石兴邦等人被安排赴西安半坡村进行田野实习，由他担任总辅导。这次实习发掘开展不过几天时间，却揭开了一个人类6000年前的生活图景，那就是震惊中外的远古村庄——半坡原始氏族公社聚落遗址。

在此之前，我国的考古发掘主要按照苏联范式，多采用打探沟、切条分割的方法，把文物器物取走了事。当年不过31岁的石兴邦，经过慎重思考，提出了一种全新的考古范式——为保留遗址的完整性、历史性，先进行全方位的探测，并以层位、层次向下发掘，等到对遗址有了充分认识后，再决定下一步的发掘计划。

石兴邦带着学生们，通过这种方法发掘出一座保存完整的倒塌的圆形房子和一座大长方形房子的残迹，发掘出的其他房屋建筑遗迹，也都迹象清晰，令人印象深刻。这是中国考古史上首次有这样的发现，引起了极大轰动。培训班结业时，北京文物考古界的领导同志都来了，对石兴邦的探索给予了充分肯定，鼓励他一定能取得更多发现。

半坡村的发掘维持了3年时间，换了好几批实习学生。整个遗址面积约5万平方米，发掘1万平方米，呈现出一个具有完整布局的村落遗址。经过鉴定，这里被确认为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在这里出土的人面鱼纹盆被载入中学历史书，为全国人民所熟知。

1955年秋，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的15位同学来工地实习，将原来发掘的地方向北延伸，进行更加规范、科学的发掘，发掘面积达到万余平方米。这次发掘收获颇大，积累起丰富珍贵的文化类型物品。在此基础上，青年学生们积极热情地举办了一次现场露天展览会。附近的农民、工人、机关干部和中小学生得知以后，纷纷前来参观，络绎不绝，累计不下十余万人。有些当地群众看到“古人”的坛坛罐罐居然这么重要，就把他们以前在附近其他地方挖到的出土东西交了上来。

1956年3月，陈毅一行前往西藏，路过西安，在时任文化部副部长兼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副局长王冶秋的陪同下参观了半坡出土文物和遗址现场，对半坡遗址的发现给予充分肯定，高度评价它的价值和意义。在陈毅的亲自安排下，由国家拨款30万元，陕西省配套5万元，于1956年5月开始筹建半坡博物馆，经过近两年时间的紧张工作，1958年4月1日半坡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标志着新中国第一座遗址博物馆建成开放。

发掘秦俑 呈现“地下军团”指挥系统

1974年，位于临潼骊山脚下的西杨村村民杨志发抗旱打井时，无意中发现了规模宏大的秦始皇陵兵马俑坑，由此揭开了兵马俑为期数十年的漫长考古发掘历程。

1979年，中国社科院指派石兴邦代表国家文物局专门来陕西指导秦俑填埋、清理和后续发掘的工作。用了八个月时间，发掘面积达2000平方米。大家靠着双手，用小刷子、小铲子耐心细致地清理陶俑，尽力保护。但是当时技术条件有限，一些陶俑刚出土时颜色还很鲜亮，遇风后不长时间就会褪色，变成了现在的黑灰色。石兴邦感到，如果用现在的科技手段，一定能够让“彩色”的兵马俑长久保存下去，也能够让观众看到最佳的视觉效果。

他们边进行发掘，边开展科学研究，把诸如秦“车兵”和“步兵”这种不同兵种协同作战、古今兼有的指挥系统等类似的军事学术问题，十分清晰地呈现在世人面前。通过这些兵马俑，“地下军团”的战斗盛况变得栩栩如生起来。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院长李岗回忆起石兴邦先生对秦始皇陵作出的贡献时说：“先生不仅为中国史前考古作出巨大贡献，也对秦始皇陵及兵马俑坑的发掘研究倾注了心血，曾担任兵马俑坑第二次发掘负责人，推动了秦陵考古及保护事业的发展。”

地宫考古大唐盛世扑面而来

1987年，石兴邦主持发掘法门寺地宫，这是他的又一个代表作。

1981年夏，因历代地震及淫雨等自然灾害的影响，法门寺的宝塔轰然倒塌。1986年，陕西省政府作出了重建宝塔的决定。省、市、县三级考古文物部门抽调专人组成考古队，对塔基进行发掘清理，陆续发现了明代环形基槽和唐代以青石砌边的方形夯土塔基，并在塔基的正中部位发现了唐懿宗咸通十四年(873年)建造的地宫藻井盖，从而揭开了法门寺考古工作最辉煌的一页。

1987年2月28日，开始地宫的发掘工作。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曹玮、扶风县文化局韩金科等负责塔基先期清理工作。4月2日清晨在坑底发现了汉白玉质地的藻井盖，当掀起井盖一角，就被其中贮藏数量众多的瑰宝震撼了。很快，一个由省内外知名专家参加，并派遣武装警卫保护发掘现场的方案拟订出来。省考古研究所所长石兴邦担任了这次发掘工程队领队，奔赴现场主持发掘工作。

按照史料记载，法门寺建有地宫，内藏有佛指舍利。考古队员们展开地毯式搜索，3天后在罗汉殿的北侧发现地宫入口。入口北面有一段踏步漫道，沿着19级台阶下去，是一个方形的平台，上面散置着近万枚铜钱。清理完平台后，用巨石封堵的地宫门露出一角。石兴邦通过浮雕双凤门门楣石，断定地宫是唐朝修建的。

1987年4月10日，石兴邦带领考古队进入地宫，一个金碧辉煌的地下宫殿再次呈现在世人面前。据不完全统计，除佛骨外，此次出土金银器121件、琉璃器20件、瓷器17件、珠宝等400件（颗）、杂器19项，所有的铜钱统计下来是3万多枚，数百件丝绸。法门寺地宫的发掘，不仅是我国唐代考古的重大发现，也是佛教界的一大盛事。

“秋风落叶，与您道别！”2022年10月23日，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孙周勇在《送别陕西考古领航人石兴邦先生》的纪念文章中写道：石兴邦先生是新中国考古事业的重要奠基者、中国史前考古的重要开创人，也是陕西考古引领发展的设计师。先生一生温良敦厚、务本求真、知行合一，对考古事业饱含深情。先生的逝世是陕西社科界的重大损失，也是中国考古学界的重大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