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展：帝国时代的开启 秦汉文明

展览名称：秦汉文明

展览地点：北京 中国国家博物馆

展览时间：2017年9月17日至2017年11月30日

展品数量：300余件（套）

秦王扫六合，建立了超乎时人想象的统一帝国。刘邦建汉400年，则让这新鲜的“统一”沉淀成华夏子孙传承的信念。秦汉帝国，虽早已在年轮的周而复始中沉沦为字里行间的遐想，但引人入胜的传说和田间地头的破砖烂瓦，却偏又不甘寂寞，偏要在今人心头喧哗描绘着帝国曾经的荣光。2017年9月，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的“秦汉文明”展览，集中了几十年来全国出土的秦汉精品文物，让人们纵情一览2000年前中华大一统国家初生岁月的辉煌与风采。

一、帝国雄姿

秦汉帝国的“开幕式”，离不开秦军雄兵百万气吞山河。展览便以5件神态各异的兵马俑开场。虽仅有四人一马，亦具威势。倘若曾亲临陕西兵马俑坑现场，便可知成千上万类似兵马陶俑排列所能带来的震撼。然而震撼之余，却不免扪心自问，秦俑究竟是凭借什么成了秦汉文明最具代表性的象征，又是凭借什么征服了它的观赏者们呢？

其实，如果将秦俑与其他朝代的陶俑并列而观，便可知多数俑类都是对现实的微缩，而与真人真马比例、大小相同的陶俑在中国历史中实属罕见。秦陶俑尺寸如此之大，气势自然更胜一筹。而更为难得的是，如若仔细观察，则可发现秦俑其实“似是而非”—展览中的这几件兵俑或站或蹲，衣帽形态各不相同—而在数以千计的“人潮”中，亦无表情或动作完全相同的两个兵马俑。虽然兵马俑原有的颜色几乎皆因年代久远或出土氧化消失殆尽，然而时光为其“敷”上的灰色，更让其具备了黑白历史影像般的冷峻。秦俑军队由此而更加贴近虎狼之师的气质和现实感。

实际上，以兵马俑开场，深意不只一层。兵马俑模拟的是秦汉帝国的“武功”盛势，而其制造生产则蕴含着帝国内部精密的“文治”肌理。生产兵马俑绝非易事。就技术而言，大型陶器的制造相比于一般陶瓷，在成型、烧制方面都面临更多的失败风险。因此兵马俑并非整体烧成，而是组装成型。以战袍将军俑为例，其一般由足踏板、双足、双腿、躯干、双臂、双手和头部七部分组成。每一部分皆单独生产，再进行组装。

组装对工匠之间的配合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各部分之间的尺寸大小必须经过严格的标准化设计，否则便无法进行衔接。虽然是标准化成型，各部分构件的外观仍有微小变化，如发掘者便区分出2种脚、3种鞋、8种躯干等等，每种又可细分为几种类型。变化最丰富的是头部，共有8种，面部五官也可再分为几类。虽然看上去类型极为有限，但如果按照排列组合的方法进行组装，则足以让兵马俑的形象千变万化。同时，兵马俑皆为工匠手制，这既对工匠队伍的管理和生产线的组织提出了极高的要求，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兵马俑绝不可能达到完全一致。工匠在制作过程中，必然有细节刻画的简单调整，由此兵马俑的形象便获得了无穷无尽的可能。

就规模而言，这支地下军队的建立，正体现出帝国强有力的生产组织和后勤保障。兵马俑的背后是数量庞大的工匠队伍。生产线的设计、原料的采集、施工的安排、工匠的吃喝拉撒，全都与兵马俑工程的成败息息相关。而这还只是秦帝国秦陵工程中较小的一部分。帝国初立，以雄兵征服四方，武功显赫，而在这类工程建设中则同样显示出帝国巨大的组织力量。以兵马俑揭开秦汉文明第一单元“文治武功”的序幕，或许正有此深意。

沿展线纵览，秦诏陶量、青铜诏铁权、青铜方斗、青铜尺等物首先映入眼帘，这些正是秦汉时期所用的度量衡器。度量衡器外表平平无奇，却于第一单元的展示中一马当先，耐人寻味。帝国组织宏大的工程，所仰赖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与配合，而沟通配合的第一步，便是制定同样的标准。几件文物的展示，实则揭晓了兵马俑等众多工程得以成功兴修的关键与内核。正是这影响深远的决策，让帝国得以于东方迅速崛起。

始皇之后，天下纷争，中原羸弱，匈奴却出现了一代英主冒顿单于，乘势称霸于北方。即便是汉高祖刘邦，白登之围后，也不得不对匈奴俯首和亲。汉朝初立，国势尚微，此举实属无奈。至一代雄主汉武帝即位，深以此为耻，且匈奴在北方的压迫，也极大地阻碍了汉武帝成就一番帝王之业的雄心。因此他发动马邑之战，再次揭开了与匈奴数百年战争的序幕。汉军对战匈奴，战备方面最大的劣势便是马匹。中国本无良马。若仔细观察兵马俑中的马俑或西汉初年的陶马、铜马，便可总结出当时马匹的特征：头大、腿短、脖子粗，活脱脱的“马版”武大郎。中原内战之时，各方拥有的马匹品种相似，倒也难见分别。然而遭遇游牧民族之后，却发现人家不仅弓马娴熟，还拥有产自西域的秘密武器—“天马”。

“天马”产自大宛，它的另一个名称“汗血宝马”，因金庸先生的“宣传”更具知名度。“天马”腿长、胸宽、屁股大，是建立强大骑兵部队的必备马匹。想要一举攻破匈奴，至少要把军备提高到同等水平，才能够避免过度的人力牺牲。而汉武帝为求天马良种，不惜与西域盛产良马的大宛一战。几次远征损失万人，获得良马数千匹，牺牲不可谓不大。“天马”等优良马种的引进，对汉代马种的改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战局与国际政治的走向。马的变化，遂成为一种颇具时代性的代表。汉武帝统治后期出现的马匹形象，多以“天马”等骏马为代表，呈现出与之前不同的特征。从一匹匹凝固于嘶鸣的骏马身上，我们看到的是帝国蓬勃向上的伟岸身影和积极开拓的时代精神。

二、灯火琳琅

宏大的历史叙事之下，是日常生活的涓滴细流，汇成了一个时代的丰满与完整。今天的我们，已无法尽览秦汉生者的生活趣味，但却可以从他们死后的世界中，窥探他们曾有过的巧思与品位。沿着展线前行，便进入展览的第二单元“长乐未央”与第三单元“事死如生”部分，而氛围也从宏观叙事，转换到万家灯火的喃喃细语之中。

最引人注目的自然是国宝级文物长信宫灯。长信宫灯出土自满城汉墓M2，即中山靖王刘胜的妻子窦绾之墓中，与身裹金缕玉衣的女主人曾长相厮守千年。此灯大名鼎鼎却难得一见，此番现身国博，自然引得众多参观者驻足围观。实际上，长信宫灯有诸多细节，颇耐人寻味。此灯铜制，外表鎏金，出土时灯各部分已分散于地面，现在所见为重新修复组装而成。细看此灯可知，全器为组装而成，实际分为头部、身躯、右臂、灯座、灯盘、灯罩6部分。展览下方配有器物线图，揭示此物内部实为中空。这种设计，其实与灯的功能密切相关。长信宫灯为当时上流社会流行的釭灯。

这种灯装有烟管，可将燃灯产生的烟气导入器体腹部，而器体腹中则往往盛水以溶解烟气，这样既能达到照明的效果，又不会产生室内污染。由于器体能够拆卸，因此在使用之后还可拆开清理烟灰，进行清洗，由此实已足见时人匠心。长信宫灯于此更有增补。其灯盘中心设有烛钎，灯盘设有短柄可以转动，另在盘上安装两片屏板，可左右推动，用以调节灯光照射的方向和亮度。设计精妙之外，此物造型与人物形象均颇为传神，举灯宫女双眉微蹙，如怨如慕，如泣如诉，惹人怜惜。若回溯到使用它的场景，烛火辉明，映在鎏金器表之上，更增光亮，而少女面庞端庄沉静，于黑暗一角，令人心安。若不仔细观察，可能很难发现，长信宫灯器体共有9处刻铭，包含“阳信家”“长信尚浴”等字样，可见此灯至少先后流转于阳信侯家、长信宫、中山王府3处。小小一盏釭灯，却数易其主，所透露出的既有阳信国除的政局变化，也显示出长信宫窦太后与窦绾非同一般的关系，更彰显出上流社会对此物的共同欣赏。

除了设计精巧的釭灯，更能增加室内华丽气息的是秦汉时期的多枝灯。多枝灯灯枝多在3个以上，甚至有些达10余枝，将各枝灯火全部点亮，则光影煌煌，摇曳多变，极具情调。展览中展示有一件河南汉墓出土的彩绘多枝陶灯，制工极精。它上下分为3层，可拆卸。灯座塑山川河流，其间分布有人物野兽，灯枝承盘形态多姿，更分布有羽人神仙等形象。此物用于墓中，可以想见灯影幢幢为灵魂升仙之途营造的神秘氛围。古人事死如生，升天登仙实为生人死者的一致追求。夜幕降临之时，华灯初上，或许正是在虚实之间放任这种想象最好的情境吧。

古灯未亮，今灯满堂。灯火辉映之下，阿房宫中的玉杯，似待斟满；西王母头顶的摇钱树摇曳生姿，或为祈福；博山炉烟雾未起，却似已有暗香盈怀；马蹄金熠熠生辉，仿佛那时升仙的梦想仍历历在目。帝国的色彩，便在大地渐次吐露的斑驳光点之中，拼凑成立体而丰满的花火，充盈于展厅之中，绽放在我们的视线里。

三、大道通西

秦汉帝国并非只有内自求索的创造。帝王的开疆拓土，让各种各样的民族文化与地域文化进入人们的视野。而张骞具有战略意义的“凿空”，则进一步打开了帝国开放的孔道，一条历经艰险的道路，走的人多了，也变成了络绎不绝、熙熙攘攘的商道—丝绸之路，更让遥远的人群与文化，顺着沙漠的边沿，追随着绿洲，来到了中土，并在各式各样的器具上，留下了他们的痕迹。

汉武帝时，唐蒙、张骞等人先后发现西南地区存有夜郎、滇、且兰、邛君等小国。这些小国君主与汉地无直接道路相通，原不知有汉。因此当汉使来访之时，滇王与夜郎王均问询使者：汉孰与我大？由此便留下“夜郎自大”这一成语。之所以将嘲笑的对象定为夜郎而非滇国，姑妄论之，或许是因为在汉军平定西南的战争中，滇王举国投降，颇得汉武帝嘉许。展厅中展示的滇王金印与司马迁所记汉武赐印之事丝丝入扣，可见彼时帝国的触角确已掌控了西南区域。军事、行政力量的扩张虽似轻而易举，文化的演进与互动却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云南地区多年来发现的秦汉时期的遗物，呈现出与中原地区迥异的风格，其中不乏精彩之作。如云南省晋宁石寨山出土的鎏金青铜双人盘舞扣饰，两佩剑男子，双手各持一盘，相背起舞，足下还踩有一蛇，形象滑稽活泼，极具地方特色。在云南地区的众多雕饰中，蛇的形象频频出现，或许正代表了当地某种精神信仰。最具地方特色的青铜器具除扣饰外，还有储存贝币的贮贝器。不过，至东汉之后，随着与汉地文化交流日深，云南青铜器的乡土特色便日渐衰减了，风格渐渐与汉地一致。

张骞通西域是秦汉乃至中国历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开拓活动。虽然汉武帝派出张骞的最初意图，仍是出于对战匈奴整体战略的考虑，但张骞出使所获得的成果，远远超出了预期。其以一己之力，开辟了通往西域诸国的陆上丝绸之路，中西交通自此绵延不绝。从西域传至汉地的不只有骑兵秘密武器“汗血宝马”，还有至今脍炙人口的葡萄、石榴、苜蓿等物种和种种鲜为人知的珍奇。海昏侯墓出土的两件鎏金青铜骆驼形钮钟架构件便是其中值得玩味的器物。这两件骆驼的形象是流行于中亚、中国西北地区的双峰驼。双峰驼自张骞“凿空”之后才多见于中原，因此骆驼形象的出现，正证明了丝绸之路的热闹。而骆驼形构件以鎏金青铜制成，出现于皇族墓中，亦表明了贵族阶层对西域外来之物的极大兴趣与珍视。

汉代并非仅有陆上丝路，海上丝路此时亦已萌芽。江苏省大云山西汉江都王陵M1出土有一件鎏金青铜座银盒或许便来自海上丝路。其青铜器座应为汉人后配，但器表装饰的凸瓣纹则遮掩不住西方文明的背景，银盒器形以锤揲技术而成，而此类技术当时则流行于地中海沿岸和波斯地区。广东南越王墓出土有同款银盒，两个时代接近的沿海地点出土有类似产品，或正暗示着此类器物的来源与物流通道。

宏大的帝国总会让人充满遐思，又让人无从认识。统一国家的青春期里，虽曾认真规划铁血军队勇武的形象，却仍旧把稚拙的痕迹留在了度量衡器的粗糙中；也曾想要自立于世，纵天马驰骋于天海之际，却仍不免遭遇残酷的战争洗礼；也曾点燃一把星火，照亮满屋的黑暗，将光明映照在她的脸上，却仍在她紧锁的眉宇中，找不到突破的方向；索性奔向远方，自我放逐，却无意间发现新的天地和更大的世界。初生的帝国，既有青春的悸动，也有青春的热忱，既饱含年轻的懵懂，也无法抑制喷薄而出的活力。这红色展板围成的文物城堡，令人血脉偾张，梦回那个激情燃烧的秦汉世界。

相关图录

吕章申：《秦汉文明》，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7年。

延展阅读

[德]雷德侯：《万物：中国艺术中的模件化和规模化生产》，张总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满城汉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