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文明：三苗寻踪

1980年，俞伟超在其《先楚与三苗文化的考古学推测》一文中，首先“以屈家岭为中心的三大阶段的原始文化，推测为三苗遗存”。他说的三大阶段是指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和季家湖遗存。后者在年代上相当于石家河文化晚期至肖家屋脊文化。分布范围则主要在江汉平原和洞庭湖西北平原。他的这个推测是很有见地的。后来韩建业发表《禹征三苗探索》，认为石家河文化即是三苗文化。推测禹征三苗还可能与22世纪前后华北气候趋于干冷，从而促使人群南迁有关。在考古学上的表现，就是王湾三期文化向南发展，取代了石家河文化而变成肖家屋脊文化。我在纪念石家河考古六十周年的短诗《石家河赞》中也说；“我意三苗氏，先楚创文明。武士挥大钺，雄风震四邻。苗民弗用灵，舜禹来远征”。我不但认为石家河文化即是三苗文化，而且认为三苗在楚之前已初创文明，其中心地或都城就在石家河。

石家河作为江汉平原史前文化的中心有一个发展过程。最早是油子岭文化时期的谭家岭古城。该城平面为正方形，面积不大但建筑讲究。南面的城壕边用木排加固。接着在屈家岭文化时期修建了一座1200万平方米也略呈方形的大城，原谭家岭古城位于大城北部的正中而被掩埋。这座大城一直沿用到石家河文化时期，并且在谭家岭修建了大型的礼制性建筑。这可能是三苗都城发展的高峰时期。此后的肖家屋脊文化则完全取代了石家河文化。古城被废弃，中心挪到了古城的东南但不再设城。如此突然的大变化正好鱼禹征三苗的故事相对应。

按照古史传说，早在尧舜禹时期，三苗已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所以一次一次地去征伐。《尚书•尧典》即有“竄三苗于三危”之说。《史记•五帝本纪》则说“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于是舜归而言于帝……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这似乎是引申《尧典》的话。那时哪里有能力把一个族群驱逐到遥远的西北地区，显然是过分夸张了。

舜亲征三苗的事记述不详。《吕氏春秋•召类》说“舜却苗民，更易其俗”。《礼记•檀弓下》谓“舜葬于苍梧之野”，郑注“舜征有苗而死，因留葬焉”。《淮南子•修务训》谓“舜南征三苗，道死苍梧”。苍梧在今湖南南部，已是三苗分布区以南了。

舜不但亲征三苗，还特地命禹出征。《尚书•尧典》载“帝（舜）曰：咨禹！惟时有苗弗率，汝俎征。禹乃会群后誓于师曰：济济有众咸听朕命：蠢兹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贡，反道败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弃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尔众士奉辞伐罪……”。《墨子非攻下》记禹乘三苗发生天灾和内乱之际，假托天意大举征讨。三苗打败，以致宗庙被毁，子孙为隶。韩建业把肖家屋脊文化取代石家河文化与禹征三苗的故事相联系，是很有说服力的。

传说三苗活动的地方主要在江汉平原及其左近。《战国策•魏策一》载吴起对魏武侯曰：“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这里的文山不知所指，衡山似不应是南嶽衡山。只要知道是在洞庭湖和彭蠡即鄱阳湖之间就明白了。但这之间多山，似乎更应在其北面的江汉平原或古云梦泽之畔。《史记•五帝本纪》说“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此处江淮似应为江汉，三苗没有到淮河流域。

在江汉平原及其左近发现的史前文化，依年代顺序排列，最早是油子岭文化，以下依次为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和后石家河文化或称肖家屋脊文化。其中心都在石家河。

在江汉平原和洞庭湖西部平原，最早在油子岭文化时期筑起了谭家岭古城，在汤家港文化时期筑起了澧县城头山古城。在大溪文化时期筑起了江陵阴湘古城，那多半是为防御洪水而建。到屈家岭文化时期，各地陆续建起了一系列土城，接着到石家河文化时期，在把原有土城加高加厚的同时，又新建起了一系列土城。那明显是为了防御来自北方势力的入侵。但是好景不长，禹征三苗之后，这些土城都废弃了。

与三苗同为帝高阳和重黎后裔的楚，似乎没有受到禹征三苗事件的多大影响。所以直到商代武丁时期还要兴师动众去征发。《诗•商颂•殷武》云：“挞彼殷武，奋发荆楚”就说得很清楚。此后周文王又封楚子于丹阳，楚人建国后从丹阳迁郢，国力大盛。三苗余部就被排挤到山地去了。

三苗的风俗是很有特色的。《淮南子•齐俗训》谓“三苗髽首”，高诱注谓髽首是用枱麻束发而结。《左传•襄公四年》孔疏引马融说是“屈布为巾”，又引郑玄说是“去俪而紒”。总之是不用发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就没有发现发笄。石家河古城内西北的邓家湾发现有二百多个陶人，其头顶就是屈布为巾或是用麻布束发。这是跟华夏族系大不相同的，说明这里确实是三苗留下的遗存。

原载严文明：《耕耘记——流水年华》，文物出版社，202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