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子林：古埃及：一个不重视历史的文明

古埃及是世界四大古文明之一，创造了灿烂的文化成就，为人类社会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随着古埃及语言文字的终结，传统宗教信仰的消失，阿拉伯人统治埃及的开始，到公元7世纪中期，古埃及文明逐渐消失在历史长河中，成为失落的文明。直到1822年，法国语言天才商博良释读象形文字成功，才揭开了古老文明的神秘面纱。

对于任何文明社会而言，文字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文字是传统文化的根脉，是民族精神的载体，是文明传承的依托。古埃及文字并不是象形文字，只是看上去象形而已。我们通常所说的古埃及象形文字指的是圣书体文字，是我国近代知识分子在不了解这种文字真实含义的情况下，望形生意地将其称为象形文字。古埃及圣书体文字实为抽象化的字母文字，构词符号很多（有700多个，到新王国时期达1000多个），文字结构较为复杂，不易于书写和记忆。当然，圣书体文字并非古埃及文字的唯一形式，还有书写形态较为简化的祭司体文字、书写样貌较为随性的世俗体文字等。世俗体文字类似于中国汉字的狂草，难以辨认。以这些文字为载体的语言，被埃及人称为“神的话语”，这个称呼表明埃及人也认为他们的文字和语言比较复杂、不易掌握。据估计，即便在文化最为发达的新王国时期，能阅读、能书写古埃及文字的人不超过埃及总人口的2%~5%。从现存古埃及史料来看，“神的话语”主要掌握在王室成员、神庙祭司和书吏等少数人手中，广大民众不是古埃及文字的掌握者和传播者。这就使古埃及文字不具备长久存在的社会基础，没有创新的思想源泉，缺乏传承的精神动力。结果，在受到古代希腊、罗马人几百年的统治后，古埃及人逐渐接受了更容易书写的希腊文和拉丁文。正是因为古埃及文字这种看似象形实为字母文字的特点，大量解读象形文字的文人围绕字形本身孜孜探索，陷入神秘主义的泥沼而不能自拔。直到19世纪初期，商博良在掌握大量古代语言的基础上，从字母文字入手，才找到了打开古埃及文字迷宫的钥匙。古埃及文明消亡之后的十几个世纪里，人们对古埃及历史的认识比较模糊。可以依赖的材料主要是希伯来人的《圣经》（Bible）、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的《历史》（The Persian Wars）、埃及本土祭司马涅托（Manetho）的《埃及史》（History of Egypt and other Works）、古典作家狄奥多拉斯（Diodorus Siculus）的《历史集成》（Library of History）和斯特拉伯（Strabo）的《地理学》（Geography）等。17—18世纪，欧洲旅行者记述了一些关于古埃及文明的信息。这些材料为人们认识古埃及历史提供了宝贵史料，但也存在不科学、不准确、不系统的问题。埃及学诞生以后，大量考古遗址的发掘为学者们重构古埃及历史提供了一手资料。前王朝和早王朝的历史基本以考古学家对大量墓葬的考古阐释为基础。埃及大地上留存的大量神庙、坟墓及其浮雕铭文，考古发现的大量纸草文献，是复原古埃及历史的原始史料。吉萨三大金字塔（Pyramids at Giza）、底比斯（Theban）、帝王谷（Valley of the Kings）、卡尔纳克神庙（Karnak Temple）、卢克索神庙（Luxor Temple）、阿布辛拜勒神庙（Abu Simbel Temple）本身及其精美的壁画铭文等，呈现出了古埃及人的宗教信仰、宗教实践、文化观念等。那尔迈调色板（Narmer Palette）、帕勒摩石碑（Palermo Stone）、图特摩斯三世年代记（Annals of Thutmose Ⅲ）、拉美西斯二世王名表（King-list of Rameses Ⅱ）、拉美西斯三世战争铭文（Historical Inscriptions of Rameses Ⅲ）、哈里斯大纸草（Papyrus Harris）、都灵王名册（Turin Canon）等，记载了古埃及王朝序列和历史事件。埃及学家对流传下来的古典作家记载和近现代考古发现进行了综合研究，不断构建和丰富古老的埃及文明史。然而除了马涅托的《埃及史》，古埃及人没有撰写过埃及史书籍。托勒密王朝时期的僧侣学者马涅托依据神庙档案，用希腊文为托勒密一世撰写《埃及史》，实属开埃及历史编纂之先河。目前看来，这部《埃及史》中部分内容与史实并不相符。古埃及人不重视历史，不撰写史书，是古埃及文化的一个突出现象。这与古埃及人的文化观念和实践存在密切关系。古埃及是古代世界宗教信仰非常浓厚的文明。据不完全统计，古埃及人崇拜2000多个神祇，每个人有自己崇拜的神祇，每个王室家族崇拜若干个神祇。古埃及人的神大多数是具象化的，是古埃及人敬畏太阳升起落下、尼罗河水定期泛滥、隼鹰高空翱翔、蜣螂粪球出生等自然现象的直接体现。古埃及人针对一件“神奇”事情，可以给出若干个解释，并非用一个解释替代另一个解释，而是将这些解释层垒起来，只要这些解释可以让他们感到安全和舒适。例如，关于太阳，埃及人就创造了几个太阳神，包括阿图姆（Atum）、拉（Ra）、阿蒙（Amon）、哈拉凯悌（Horakhty）等；关于创世，埃及人创造出至少3个成体系的神话，各不相同，却都能流行。正因如此，古埃及人没有创造出贯通全体神祇的教义，只是用神话把神祇联系起来。古埃及神话构建起来的宗教观念是世界万物皆由神创造，古埃及国家的统治者都是荷鲁斯的化身，王权神圣不可侵犯，国王的一切业绩都是神赐予的；埃及人的生老病死都是神决定的，今生注定短暂，来世能否永恒取决于神的审判。这种观念使埃及人在3000多年的时间里始终实施王权制度，把主要经济财富用于建筑神庙和坟墓，把主要智慧用于描绘神的世界和来世生活场景。统治阶级和社会精英是信仰的创造者、维持者、传播者，也是宗教活动的主要实施者。普通民众参与神庙和坟墓建筑，深受这种观念和实践的影响，非常认同并在生活中以简单方式践行之。今日埃及各地的庞大神庙、巨大坟墓、彩色壁画，无不是此种现象的见证。埃及人的宗教信仰和实践使埃及文化呈现出强烈的“以神为本”的特点。在很大程度上，人变成了神的奴隶，沉浸于对神灵的崇拜和对来世的追求中，不够重视现实生活，自然不关注真实的历史，不借鉴历史，不研究历史，不书写历史。正如文章开篇所言，古埃及拥有悠久而辉煌的历史。在几千年文明史上，古埃及人创造了大量伟大业绩。高耸入云的金字塔、神秘莫测的帝王谷、巍峨壮观的大神庙都见证着古埃及文明的辉煌，努比亚（Nubia）（今埃塞俄比亚Ethiopia）遗迹和石刻、图特摩斯三世远征西亚的年代记、记载埃及与赫梯争霸的卡迭什战役铭文（Kadesh Inscription）无不展现着古埃及王国的强大，金字塔文（Pyramid Texts）和亡灵书（Books of the Dead）、金字塔和神庙建筑、教谕文学（Instruction Literature）和历法、数学和医学都闪烁着古埃及人的聪明智慧。然而，古埃及人没有把自己古老文明和伟大成就载入史册，没有对金字塔时代和新王国时期的伟业予以秉笔直书，没有对英雄人物和广大民众的历史贡献进行歌功颂德。他们把一切发明创造、丰功伟绩、文化进步归功于神。古埃及人供养的大批祭司每日在神庙里为神祇举行三次献祭仪式，每年定时举办重要仪式或节日，如国王加冕仪式（Coronation Ritual）、塞德节（Sed Festival）、欧派特节（Opet Festival）和美丽河谷节日（Beautiful Valley Festival）等。据统计，新王国时期的底比斯地区，每年大约举办60场节日。节日是一种仪式或仪式集合。仪式展现的是神赋予国王永恒王权、确保国王健康长寿、保障埃及国泰民安。然而，古埃及精英们费心设计出来的仪式活动和耗费巨资描绘出来的仪式场面，没有使埃及避免第一中间期（First Intermediate Period）、第二中间期、第三中间期的混乱，没有使埃及摆脱王朝的不断更替，也没有使埃及人民免遭外来入侵和统治。约公元前1069年—公元642年，古埃及人先后遭受利比亚人、努比亚人、波斯人、希腊人、罗马人的统治。在第一次波斯统治时期（公元前525—前404年），古埃及前朝王室成员领导了驱逐波斯人的斗争，并建立了短暂的王朝；在第二次波斯统治时期（公元前343—前332年），古埃及人进行了起义斗争，没有成功；在希腊人统治（公元前332—前30年）后期，古埃及本土人发动了起义；罗马人统治时期（公元前30—公元642年），古埃及本土人也进行过起义。埃及人的起义斗争要么是为了恢复埃及本土王朝统治，要么是对外族高压统治的区域性反抗。那种因为受到历史上某个英雄人物反抗精神的感染和民族精神的激励、为了“民族独立”“民众解放”而展开的全国性战争，基本上没有在埃及发生过。经过一千多年外来文化影响和外族统治，古埃及人的思想不断发生着变化。到公元6世纪，埃及人已完全不理解圣书体文字（象形文字），埃及人赫拉波罗试图解读象形文字，但未能成功。多数埃及人皈依了基督教，供奉埃及传统神祇的神庙被城市基督徒摧毁。随着埃及人对自己文字的遗忘和对基督教的皈依，古埃及文明走向了终结。

原文刊载于《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21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