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立祥：西汉废帝、海昏侯刘贺墓考古发掘的价值及意义略论

小瓜按：海昏侯刘贺墓成为本世纪以来最为重大的汉代考古发现，规模宏大的陵园，琳琅满目的出土文物，堆积如山的铜钱，丰富的古籍资料，都使得这个墓葬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如此重大的意义需要一位重量人物给大家解读，信立祥先生是国家博物馆资深研究员，是中国考古学会秦汉专业委员会的主任，是当今考古学界秦汉考古方面数一数二的大牛。他对海昏侯墓的解读一定能让大伙儿受益匪浅。文章较长，可先收藏慢慢阅读学习。

随着內棺的开启和墓主玉质私印的发现，南昌西汉海昏侯墓的考古发掘也进入了尾声。已经确认，该墓的主人就是第一代海昏侯刘贺。

刘贺身世显赫，是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之孙，第一代昌邑王刘髆之子。后元二年（前87年）即位为第二代昌邑王，时年五岁。元平元年（前74年），因昭帝死无继嗣，十八岁的刘贺由权臣大将军霍光拥立为帝，成为西汉第九位皇帝，在位仅二十七天，又被霍光发动宫廷政变赶下帝位，成了千夫所指的废帝。在之后的十一年里，他被囚禁于昌邑王故宫中，国除爵夺，在严密的监视下苦熬岁月。直到元康三年（前63年），汉宣帝终于发了善心，将二十九岁的刘贺封为海昏侯，让他到荒僻的鄱阳湖畔作一个贬谪贵族。几年后，又因交接不慎、妄议政事获罪，被“销户三千”，成了一个无足轻重的千户小侯。不久，像一片飘落的枯叶，刘贺溘然长逝。《汉书》本传只以“后薨”两个字将这颗暗淡帝星的最后坠落一笔轻轻带过。南昌新建区的墎墩山墓地，成了刘贺的最后归宿。自2011年起，经过江西考古研究所考古工作者五年艰苦的考古调查、发掘，南昌西汉海昏侯墓的考古工作取得了重大成果：在考古学史上第一次揭露出布局完整清晰的西汉列侯墓园，并通过对刘贺墓的发掘，搞清了西汉中期列侯墓的标准形制，填补了汉代考古学的一大空白；出土的一万余件（套）文物，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科学价值和艺术价值。

一、为西汉列侯葬制研究提供了典型标本

长期以来，西汉列侯丧葬制度一直是一个难解的学术课题。自1972年马王堆一号墓即西汉軑侯夫人辛追墓发掘后，一些学者也曾对这一学术课题进行过探索和研究，但诸多问题依然语焉不详。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三个。首先是文献资料的阙如。相关的文献记载极其零散，大多散见于《史记》、《汉书》各篇及后人的注释中，而且不成系统。二是历史情况的复杂。“汉承秦制”，西汉承袭了秦国商鞅所创设的二十等爵制，彻侯是二十等爵中的最高等爵，为避汉武帝刘彻名讳，改称列侯，其地位仅次于诸侯王。但列侯并不是一个整齐划一的封爵，封户的差距极大。小侯封户只有五六百户，如軑侯利苍封户只有七百户，而大侯封户往往超万户，如权臣博陆侯霍光的封户就高达二万户。当然，他们的墓葬也就必然存在着很大差别。特别是担任朝廷重臣的列侯，大多由皇帝赐茔地陪葬皇陵，由于皇帝的恩宠，其葬制也往往超过律令规定，霍光的葬制就是一个典型。据《汉书·霍光传》记载：“光薨，上及皇太后亲临光丧。太中大夫任宣与侍御史五人持节护丧事。中二千石治莫府冢上。赐金钱、缯絮，绣被百领，衣五十箧，璧珠玑玉衣，梓宫、便房、黄肠题凑各一具，枞木外臧椁十五具。东园温明，皆如乘舆制度。载光尸柩以辒辌车，黄屋左纛，发财官轻车北军五校士军陈至茂陵，以送其丧。”也就是说，霍光是按照皇帝葬制埋葬的。此外，在西汉王朝二百年的时间里，墓葬形制的变化也很大。据著名考古学家俞伟超先生研究，西汉的墓葬形制发生过两次大的变化。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依靠严酷的法制，强行将秦的葬制推行到全国，六国原有葬制迅速消失。西汉王朝建立后，原关东六国地域马上恢复原有战国葬制。马王堆一号墓就是用楚制埋葬的。直到武帝时期，汉家葬制才推行全国，各等级的墓葬形制也基本确定下来，其最大特征就是墓室高度居室化和宅院化。其后不久，又发生了砖石结构墓葬取代木椁墓的巨大变化。第三个原因是考古资料的严重不足。秦的二十等爵制本来是为奖励战功而设立的军功爵制，但西汉时期逐步产生了变化。西汉的列侯可分为三种，即王子侯、外戚恩泽侯和功臣侯，其数量相当惊人。《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就录功臣侯162人。终西汉一朝，始封王子侯达425人。估计整个西汉时期，列侯人数至少在千人以上。但迄今经过科学考古发掘可以明确认定列侯身份的西汉墓葬只有区区20座左右。这些墓葬不仅大多被盗一空，无法了解其棺椁结构，而且几乎都没有对墓园做过发掘，认真发掘过墓园的只有富平侯张安世墓，但由于墓园保存不完整，仍然无法了解其整体布局。这些因素，都影响了学界对列侯葬制的研究。

突破这一学术课题的最好办法就是找到一座标型墓即标准的西汉列侯墓，结合文献记载和有关西汉列侯的丧葬律令进行剖析研究。这一标型墓必须符合下述条件。第一，必须是埋葬在列侯自己侯国内的列侯墓。因为担任朝廷重臣的列侯，大多陪葬皇陵，而且往往由于皇帝特许而墓葬越制；而在王国任职并葬在任职地的列侯墓，由于脱离朝廷管也会不按律令规定埋葬。第二，墓葬本体特别是墓园遗迹必须整体保存完好。第三，必须是按汉家制度埋葬的列侯墓。第四，必须是由于列侯本身的政治经历，不可能承恩特许越制的列侯墓。刘贺墓恰恰符合这四个条件，是个标准的列侯墓。

可供对照研究的西汉律令资料，最重要的是2006年湖北云梦睡虎地M77出土的《葬律》。《葬律》写在五枚竹简上，内容是对列侯丧葬的各项规定。墓葬年代为文景时期，《葬律》本身的可能是惠帝吕后时期由大儒叔孙通主持制定的，比刘贺墓早了一百多年。其间，汉武时期，有可能对这套律令进行过修订。但无论如何，这部《葬律》对我们的研究仍然是最有价值的资料。

《葬律》简文如下：▇ 葬律彻侯衣衾毋过盈棺，衣衾敛束。荒所用次也。其杀：小敛用一特牛，棺、开各一大牢，祖一特牛，遣一大牢。棺中之广毋过三尺二寸，深三尺一寸，袤丈一尺，厚七寸。椁二，其一厚尺一八寸；藏椁一，厚五寸，得用炭。壑、斗、羡深渊上六丈，坟大方十三丈，高三丈。茔东西四十五丈，北南四十二丈，重园垣之，高丈。祠舍盖，盖地方六丈。中垣为门，外为阙，垣四陬为罘罳。

下面，让我们从茔地的选择、墓园、祠堂、祔葬墓与主墓关系、封土、墓室、棺椁结构、殓服等几个方面对刘贺墓进行分析研究。

刘贺墓园位于一条当地称为“墎墩山”的东西向土岗西端顶部，高出周围地面约25米左右，地势高敞开阔。其东约400多米，就是当地称为“紫金城”的海昏侯国都城遗址的西城墙南段。茔地的选择，《葬律》没有规定。据《史记·淮阴侯列传》记载，韩信贫时，为父母选择的墓地，地势高敞，周围可葬万家。紫金城遗址以西、以南的汉代贵族墓、贫民墓也都位于高岗上。看来，高敞之地是汉代堪舆术中选择茔地的最理想之处。

刘贺墓园平面呈梯形，南北宽141—186米，东西长233—246米，总面积约4.6万平方米。墓园四面有垣墙，总长868米，设东、北门，门外各有二出阙。两门之中，东门为陆路之门，是主门，西门为水路之门。《葬律》：“中垣为门，外为阙，垣四陬为罘罳。”刘贺墓园设两门，当是因地制宜，但园墙四角没有罘罳，没有越制。《葬律》：彻侯“茔东西四十五丈，北南四十二丈，重园垣之，高丈。”如果换算成面积，《葬律》规定的列侯茔地合汉代大亩20亩。据《汉书·李广传》载，元狩五年（前118年），李广的堂弟、丞相乐安侯李蔡“坐诏赐冢地阳陵当得二十亩，蔡盗取三顷，颇卖得四十余万，又盗取神道外一亩葬其中，当下狱，自杀。”看来，起码在武帝时期，对列侯大臣陪葬皇陵赐予茔地的面积，执行《葬律》是相当严格的。到西汉末，律令废弛，茔地违制成为常态。史载汉哀帝时，宠臣董贤茔地“周垣数里”，应是极端的例子。刘贺茔地面积，是《葬律》规定的五倍，也许是“视丧事”的朝廷官员考虑到刘贺的两个刚死的儿子也要葬在园中，同时刘贺妻妾子女众多，死后都要葬在一起，因而特别批准的。更大的可能是，就封列侯对《葬律》的执行，本来就比京师宽松。刘贺茔地东西长，南北窄，符合律令。园墙只有一重，低于《葬律》规定。刘贺及其夫人两座主墓位于墓园中部偏南，刘贺墓即M1居西，夫人墓M2居东，属于同茔异穴合葬。

这一点与西汉帝陵帝西后东的陵位安排完全一致。在两座主墓的南侧，是一片面积达4000平方米平地，上面有寝、祠堂、东西厢房四座祭祀性建筑遗存，为两墓共用。西厢房因其前面有水井，应为制作祭品的神厨；东厢房应是祭祀活动服务人员主要是未生子女的刘贺姬妾的住房。寝位于侯墓之南，为刘贺灵魂寝息之处，为一座正方形有回廊的四出式房屋建筑，边长10米，面积100平方米。祠堂位于平地中央，北与两主墓的距离相等，这一点与景帝阳陵的陵庙“德阳庙”位置完全一致。祠堂面南，为一座长方形的四面有回廊的房屋建筑，是刘贺夫妇灵魂接受子孙祭祀之处。祠堂东西长14米，南北宽10米，面积约140平方米。《葬律》：“祠舍盖，盖地方六丈”，即祠堂屋顶面积约合190平方米。如果将140平方米的刘贺祠堂基址面积加上祠堂出檐面积，大致与《葬律》相合。而富平侯张安世墓地祠堂，加散水计算东西进深20米，南北宽18.8米，面积约376平方米，如果再加上已被破坏的西侧散水面积，其实际祠堂顶盖面积超过400平方米，远超《葬律》规定④，当是经宣帝特别恩准建造的，不能作为列侯墓地祠堂的标准。两汉时期，寝和祠堂都是墓地中的祭祀性建筑，但祭祀方式有别。据《汉书·韦玄成传》记载，西汉帝陵的祭祀制度是“日祭于寝，月祭于庙，时祭于便殿。寝，日四上食；庙，岁二十五祠；便殿，岁四祠。贵族吏民墓前祠堂，来源于陵庙，寝、祠堂的祭祀也要简单得多，但性质是一样的。

除两座主墓外，刘贺墓园内还有7座祔墓。按其位置，可以将7座祔葬墓分为两组。一组位于上述祭祀性建筑群之东，共三座墓，其中M7居南，墓道向西，M8和M9居北，东西并列，墓道向南。三座墓前没有单独的祠堂，意味着三位墓主人要与两座主墓的墓主同享后人祭祀。从这一特点判断，这三座墓的墓主都应是女性，其身份为刘贺的姬妾。另一组共4座墓，位于两座主墓的北侧，东西向一字排列，M3位于最东部，M6位于最西部，其中M5位于刘贺墓的正北，四墓墓道均向南。值得注意的是，靠西面的M4、M5、M6三座墓的封土南侧均建有祠堂。根据我对汉代祠堂后壁画像石的研究，一组夫妇不管妻妾人数多寡，共用一座祠堂，绝无例外。因此，这组墓葬的墓主不应是刘贺的姬妾。其中，东侧的M3、M4、M5已经发掘，在M5中出土了一把玉具剑，表明墓主为男性。5号墓的位置在刘贺墓的正北侧，祠堂规格很高，有可能是与刘贺同年去世的其嫡长子刘充国或其次子刘奉亲之墓。就是说，这4座墓，都应是刘贺的子女之墓。同样，长沙马王堆軑侯墓地，第二代軑侯利豨也与他的父母第一代列侯夫妇利苍、辛追葬在同一墓园中⑤。由此可以判定，西汉列侯墓园与帝陵、诸侯王陵在入葬者身份、辈分上有很大差异。帝陵、王陵的陵园内，入葬者只有皇帝或诸侯王一个人为男性，其余入葬者皆为其女性配偶，而列侯墓园则具有家族聚葬性质，列侯的子女后代可以祔葬在墓园内。对这一问题，文献及《葬律》无载。

刘贺墓由墓葬本体和一个外藏椁构成。外藏椁位于墓葬封土的西北侧，椁圹南北长17.7、东西宽4.24、深2.5米，内葬实用车马，计有安车5辆，马20匹以及3000余件装饰豪华的车马器。《汉书》本传载霍光墓有枞木外藏椁十五具，近年通过对霍光墓园的钻探，恰好发现了十五个外藏坑，证明了这种封土外的陪葬坑就是外藏椁。张安世墓有外藏椁六个，周勃墓园外藏椁发现了十九个。这些列侯墓的外藏椁，证明这是西汉中期列侯等级的葬制刘贺墓本体上有高大封土，下为方形墓室。封土盝顶形，高7米，底部东西长33.6（14.6汉丈）、南北宽30米（13汉丈），与《葬律》“坟大方十三丈，高三丈”相符，比《周礼·春官·冢人》郑玄注引《汉律》“列侯坟高四丈”略低，大概郑玄所引为东汉律条。墓圹为甲字形，墓道向南，长16米，墓口方形，边长约17米，至墓底深约8米。《葬律》：“羡深渊上六丈。”刘贺墓圹深度小于《葬律》规定，应是当地地下水较高而因地制宜的缘故。墓圹内建有面积达400平方米的椁室，椁室由甬道、东西车库、藏椁、回字形通道和主椁室构成。其最大的特点是高度居室化、宅院化，各部分虽相对独立，功能分明，但由甬道、通道互相连通，已经不能用“几重”加以衡量，不符合《葬律》“椁二”规定。其中主椁室位于椁室正中央，东西面阔6.9、南北进深6.7米，面积约50平方米。复原内高2.4米，通高3米以上。主椁室底板高出藏椁和回廊形通道底板约0.6米，通高高出藏椁和回廊形通道顶部约1米。主椁室内由隔墙分为东西二室，中有门相通，其中东室宽3.7米，西室宽2.9米，两室南侧设门窗。因东室置棺柩，具有“寝”的功能，那么西室必然是“堂”。很明显，这象征着刘贺生前居住的高台居室建筑。霍光死后，宣帝特赐“梓宫、便房、黄肠题凑”，从其叙述顺序看，便房就是放置梓宫的独立木结构椁室。因此，刘贺墓的主椁室就是文献中的葬具“便房”。便房外侧为宽约0.7米的回廊形通道，通道南通甬道，东、西通道南端各辟一门与东西藏椁相通，北通道东西两端各有一门通往北藏椁。从回廊形通道只出盾牌、矛、戟等兵器看，应是椁室内的巡逻警卫之道。藏椁由相连的东、北、西三部分构成，宽2.7—3米，通高2.4米，内部又分隔成不同的库。各库的位置显然经过周密安排，最能标志墓主身份、地位的钱库、粮库和乐器库配置在最内侧北藏椁，东藏椁为食官库，西藏椁自北向南依次为衣笥库、武库、文书档案库和娱乐杂器库。从字义分析，藏椁就是墓葬中的库房，为放置随葬品的葬具单位。如果将考古资料结合睡虎地M77出土《葬律》加以推断，西汉高等级墓葬中的藏椁分为两种。一种是埋藏在封土之外的器物箱，文献中称为“外藏椁”，海昏侯墓封土西北侧的车马坑就是外藏椁。另一种是封土下主椁室外专门放置随葬品的椁室，《葬律》中的“藏椁”指的就是这种椁室，可称为“内藏椁”，海昏侯墓主椁室和回廊形通道外侧的互相连通、平面呈∏形的椁室就是该墓的内藏椁。这一点，可以从1978年发掘的河南唐河王莽天凤五年（18年）郁平大尹冯孺人（久）墓的铭刻得到确认。冯孺人墓为砖石混筑多室墓，平面呈方形，结构布局与刘贺墓极为接近：墓门内甬道直通高大的主室，主室两侧各有一长条形墓室，门额石刻铭为“藏閤”；甬道左右两侧各有一耳室，门额石刻铭表明是“车库”。“藏閤”二字，其意为藏椁之门。由此可证，海昏侯墓主椁室外侧平面呈∏形的椁室就是内藏椁。同时也可推断，冯孺人极有可能生前具有列侯身份。与冯孺人墓结构布局相同，刘贺墓的甬道东西两侧，各有一个宽2.8米的耳室，东耳室长5.8米，西耳室长5.6米。每个耳室各随葬3辆按二分之一制作的模型轺车，每辆模型轺车配有按同样比例制作的木马和木御夫俑，证明两个耳室均为车库。

刘贺的棺柩置于主椁室即便房东室的东北隅，为相套的内外两棺，外棺外长3.7、外宽1.4米，內棺外长2.7、外宽0.8米，均为樟木棺。《葬律》：“棺中之广毋过三尺二寸，深三尺一寸，袤丈一尺，厚七寸，”这里指的应是內棺内部尺寸。《续汉书·礼仪志》：“诸侯王、公主、贵人，皆樟棺洞朱云气画。”上述刘贺内外棺的尺寸皆为棺外尺寸，如果加上棺厚，与《葬律》相合。两棺皆为樟棺洞朱云气画，符合汉代礼制。两棺相套，置于輁轴之上。《仪礼·既夕礼》：“迁于祖用轴。”郑玄注：“轴，輁轴也。輁状如床，轴其轮，輓而行”。輁轴的四轮，为无辐条的“辁”。按先秦礼制，大殓升棺用轴，朝祖奠用轴，大葬入墓室用轴。刘贺尸骸置于內棺之内的包金丝缕琉璃席上，不穿玉衣，而是采用多重衣衾裹束的绞衾制，衣衾内有多件玉璧，棺外有荒帷痕迹。《葬律》：“彻侯衣衾毋过盈棺，衣衾敛束。荒所用次也。”刘贺的殓服即葬服与《葬律》一致。已发掘报道的西汉列侯墓，有三例葬服为玉衣。绛侯周勃夫妇均服银缕玉衣，当为皇帝特赐，另两例不确。其中张安世夫人的玉衣，实际上是瞑目上的玉缀件。另一例为河北邢台的南曲炀侯刘迁墓出土的金缕玉衣，共发现玉片200玉片，玉片四角的穿孔内，留有金丝和金箔，从玉片数量及金箔情况看，绝不是玉衣，而应是铺在內棺中的包金丝缕玉席。由此可以认定，制度规定，列侯葬服不用玉衣。

通过上述分析，可将西汉列侯墓的制度归纳为以下几点。1、茔地选择在高敞之地。当然，平原地区的列侯墓另当别论。2、有垣墙围绕的墓园，设门阙，侯与夫人同茔异穴埋葬，共用一个祠堂；子女后代可以祔葬园内。3、侯墓可有外藏椁，封土高7米左右。椁室由车库、内藏椁、便房构成，居室化、宅院化明显。4、使用内外两棺，輁轴承载。5、葬服不用玉衣，而是采用多种衣衾裹束的绞衾制，衣衾内置大量玉璧。这五点，只是归纳总结出的西汉列侯墓一般特点。但是，由于西汉列侯地位、封户、财产相差悬殊，在建造墓葬时视情况对制度规定有隆杀也是必然的。

二、 出土文物的独特价值

迄今为止，从刘贺墓中已经出土各类文物一万余件（套、组），不仅在已经发掘的列侯墓中首屈一指，甚至超过了很多诸侯王墓。这批文物，真实再现了西汉时期高级贵族的豪奢生活，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科学价值和艺术价值。

在所有文物中，最受学界关注、价值最高的文物无疑是出土于西藏椁文书档案库中的大量简牍。其中竹简达五六千枚，经过对1000余枚竹简的初步释读，已经发现了《论语》、《易经》、《礼记》等多种儒家经典和医书、方术等古籍，还有一篇汉赋体的文学作品《墓赋》，文情并茂地描绘了花费数百万为一位列侯修建豪华墓室的过程。木牍共80余版，其中两版是刘贺、刘贺夫人元康四年分别写给宣帝和皇太后的奏折副本的开头部分。可以断言，如果简牍内容全部释读出来，一定会震动学界。

这批文物不仅印证充实了我们对一些汉代制度的认识，还使我们了解到文献失载的一些西汉制度。刘贺墓出土的黄金数量之大令人惊愕，迄今已达378件，其中重汉代一斤的金饼285件，大马蹄金17件，小马蹄金31件，麟趾金25件，金版20件，如果再加上內棺包金丝缕琉璃席下放置的多排金饼，数量将突破400件，总重量在115公斤以上。这批黄金，主要出于便房西室、内外棺之间和內棺中的金缕琉璃席下。在其中的四件金饼上，有字迹优美的墨书题记：“南藩海昏侯臣贺元康三年酎金一斤”。由此可以证明，这些黄金，是刘贺为了向皇帝进献“酎金”的黄金储备。酎，是祭祖用的醇酒，正月起酿，八月成酒。西汉制度规定，每年八月，皇帝在长安高庙举行祭祖大礼时，有封地的诸侯王和列侯必须根据封户人数多少，向皇帝进献黄金购买酎酒助祭。如果所献黄金重量不足或成色不好，王削县，侯免国，处罚极为严厉。文献载，仅元鼎五年一次因“酎金罪”失侯的列侯就有106人。这一由文帝创始的制度，称作酎金制。这批黄金，证明了直到宣帝时期，酎金制仍在强力执行。

有关西汉诸侯王、列侯的用乐制度，史无明文。但刘贺墓出土的一套礼制乐器，为我们透露了端倪。在刘贺墓北藏椁的乐器库中，出土了两架青铜编钟和一架铁编磬，同出的还有二十五弦漆瑟、笙、排箫和多件伎乐木俑，其中铁编磬是第一次出土。根据漆瑟上的“昌邑十年”题款判断，这组乐器，应是第一代昌邑王刘髆所用一套完整礼制乐器，钟磬是主体。其中一架钮钟14件，一架镈种10件，一架铁磬14件。据《周礼·春官·小胥》载：“王宫县，诸侯轩县，卿大夫判县，士特县。”县，悬也。郑司农注：“宫县，四面县；轩县，去其一面；判县，又去其一面；特县，又去其一面。……轩县三面，其形曲，……轩县去其南面，辟王也。”根据这套乐器可以推定，西汉时期诸侯王乐制以打击乐器钟磬为主，钟磬采用轩悬的方式，辅助乐器有瑟、笙、排箫等。

东汉的车輿制度，《续汉书》叙述颇详，而且得到东汉画像石、画像砖和墓室壁画中的大量车马出行图的印证。关于列侯的车輿制度，《续汉书·舆服志》载：“公、列侯安车，朱斑轮，倚鹿校，伏熊轼，皂盖。”但是，西汉的车輿制度特别是诸侯王、列侯的车輿制度，却至今了解甚少。刘贺墓出土的车马文物，为我们探索这一问题提供了一批极为重要的实物资料。这批车马文物，可分为实用车马和偶车马两类。实用车马出土于外藏椁，共有五车二十匹马，应皆为驷马安车。同出的3000余件车马铜饰件，相当一部分有华丽的错金银图像，其精美豪华令人叹为观止，远远超过富平侯张安世墓所出的同类器物。可以断言，这种贵族专用的高等级用车，肯定是刘贺为昌邑王时所使用的。偶车马分为偶轺车和偶乐车，6辆偶轺车出于椁室的东西车库，两辆乐车出于甬道。轺车是一种级别较低的立乘小车，驾一马，可以个人拥有，在高官贵族的车马出行队列中只能作为导车和从车使用。两辆乐车中，一辆为载有实用建鼓的鼓车，另一辆为载有实用铜錞于和铜编鐃的金车。《周礼·地官·鼓人》：“以金錞和鼓。”郑玄注：“錞，錞于也。”《淮南子·兵略训》：“两军相当，鼓錞相望。”《广雅》：“以金鐃止鼓。”先秦时期，鼓与錞于、编鐃相配，用于军旅中，在行军作战时，指挥军队进退，属于军礼乐器。击鼓进军，击錞于和编鐃止鼓退军。刘贺将这种军礼乐车用于出行，显然是借用了军礼。刘贺墓出土的这些车马文物组合起来，就构成了一套完整的西汉王侯贵族的出行车队:王侯乘坐的主车即驷马安车居中，最前面以数辆轺车为导车，导车之后、主车之前为鼓车和金车，主车之后为以数辆轺车为从车。击鼓则车行，击錞于和编鐃则车停。当然，实际的西汉王侯车马出行队列要复杂得多，还要加上等级较高的属官的属车和大量的骑卒及步卒。这是西汉王侯的车輿制度，到东汉时期稍有变化。在山东长清孝堂山祠堂的“大王车出行图”上，大王即诸侯王乘坐的驷马安车主车前，只有鼓车而没有金车，应是东汉时期诸侯王的车輿制度。

在北藏椁的钱库中，整齐码放着成缗的五铢钱，高度达1.8米，重达10余吨，总数约200万枚。我推测，这库铜钱，应是宣帝赐给的、为刘贺助丧的赙赠钱。汉代高级官吏和诸侯王、列侯死后，皇帝按制度规定赐钱物助丧，这种制度称为赙赠制或赗赙制。西汉对于赙赠钱的数量，史无记载。霍光死后，宣帝赠赙“金钱”，数量不明。但西汉赙赠制度的细节可以从东汉赙赠制度推知。《后汉书·羊续传》：“旧典，二千石卒官，賻百万。”《后汉书·济北惠王寿传》：“自永初以后，戎狄叛乱，国用不足。始封王薨，减赙钱为千万，……嗣王薨，赙钱五百万。”列侯地位在二千石官吏之上，而远低于诸侯王，刘贺之丧获200万赙赠钱应是符合当时的赙赠制度的。

在东藏椁内，出土了铜籍田鼎和铜籍田灯各一件。籍田鼎刻铭为：“昌邑籍田铜鼎，容十斗，第二。”籍田灯上也有“籍田”刻铭。籍田礼是西汉最重要的礼仪活动之一，从文帝始，每年孟春正月，朝廷都要在长安举行盛大的籍田礼，皇帝亲祀先农后，到籍田躬耕，在京的百官贵族都要参加，意在“祈年”和“劝农”。东汉时期，各郡国都要举行籍田礼，西汉是否如此，记载阙如。这两件籍田铜器的发现，证明了西汉时期各郡国（包括侯国）也是隆重举行籍田礼的。在《汉书》中，刘贺是个劣迹斑斑、行事荒唐的不肖贵族子弟形象。作为全新的历史资料，刘贺墓出土的大量文物，多角度真实再现了刘贺起伏跌宕、命运多舛的一生，从中我们看到了一位与文献记述完全不同的刘贺。

从西藏椁出土的《论语》、《礼记》、《易经》等儒家经典简书，证明了刘贺自小就受过良好而系统的儒学教育。在宫廷政变被废时，随口就引用《孝经》中的文句，痛责杀气腾腾的霍光等人：“闻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天下！（《汉书·霍光传》）”说明十八岁的刘贺，早已对这些经典熟记在心。尽管如此，他还终生坚持苦读。出土于主椁室西室的圣贤像漆屏风，画有孔子、子夏、子张等圣贤像，这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的孔子像。刘贺将其摆在床榻旁，表明这是他生前最喜爱的常用物品，也证明了他对儒学刻骨铭心的崇奉。简书中的《墓赋》，反映了他对当代文学的喜爱。同出在西室的石砚和墨碇，使人不禁联想起刘贺被废后囚禁在昌邑时，头上簪笔谒见前来视察的山阳太守张敞的情形。这说明，刘贺自幼就受过儒家六艺中“书艺”的严格训练，深谙书道真谛，并终身研习不辍。这些文物，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刘贺绝非是一个粗犷少文的纨绔子弟，而是一个满腹经纶、有着深厚文化素养的宗室贵胄。

刘贺墓内藏椁出土的漆围棋盘、漆琴、剑戟、皮质甲胄、西周铜提梁卣、两件战国蟠螭纹铜罍、战国铜剑等文物，反映了刘贺有着广泛的兴趣和爱好，既有琴棋雅兴，又喜习武健身，还痴迷于古物的鉴赏收藏。墓中出土的大量铜、漆、玉质酒具，诸如壶、罍、尊、案、盘、杯等，暗示刘贺有着喜欢交接宾友，纵情豪饮的爽朗性格。高贵、儒雅的风度使这位少年昌邑王有着迷人的魅力，在他18岁时，身边已经聚集了二百多名誓死效命的宾客和死士。在霍光发动的宫廷政变中，这批人全部被杀，面对死亡，他们发出了“当断不断，反受其乱”的悲壮慨叹，竟无一人跪地求饶！

值得注意的是，墓中出土30余件纪年款漆器和铜器，全部是昌邑国之物。其中最晚的纪年为“昌邑十一年”，其余分别为“昌邑二年”、“昌邑三年”、“昌邑九年”和“昌邑十年”。“昌邑十一年”为武帝后元二年（前87年），其年刘髆薨逝，刘贺即位为第二代昌邑王，时年只有五岁，还是一个未谙世事的稚子。可以断定，这些文物，都是刘髆置办的。由此可以看出，与其父刘髆相比，刘贺在昌邑王位的十三年间，行事简朴低调，绝对没有恶名，这也正是霍光集团拥立其为帝的冠冕堂皇的理由之一。

四枚写有“南海海昏侯臣贺元康三年酎金一斤”题记的金饼，证明墓内的黄金确实是准备进献皇帝的酎金，但没有进献成功。元康三年，正是刘贺被封为海昏侯之年。据《汉书》刘贺本传记载，在被封的同时，又受到“不宜得奉宗庙朝聘之礼”的打击。这就意味着，刘贺不能参加宗庙祭祖大典，无权再向皇帝进献酎金，迹近宗室除籍。因此，这些酎金只能埋进坟墓。

墓中发现的铜药杵臼和虫草、五味子等草药，表明刘贺生前患有严重的疾病。《汉书·刘贺传》记载，刘贺被废后，囚禁生活的折磨和巨大的政治恐惧很快摧垮了他的身体，严重的风湿病使他步履维艰。贬谪到海昏侯国后，湿热的气候肯定进一步加重了他的病情，加上新的政治打击，仅仅过了四年就溘然长逝了。刘贺是个历史悲剧人物，他的失败，绝非不肖所致，而是缘于缺乏政治经验和权臣当政的时代。史书是胜利者书写的，对政治失败者横加罪名是史书的定势和常态。因此，《汉书》中对刘贺的记述评价不足凭信。

三、 陨落帝星的无奈哀荣

从刘贺墓的宏大规模的墓室和精美豪华随葬品的巨大数量看，他的葬礼似乎极为隆重，可谓备极哀荣。这与中国历史上其他废帝大多死于非命，以庶民礼草草埋葬大相径庭。但事实恰恰相反，这种表面上的哀荣，实际上是一次新的政治打击的结果。西汉制度，列侯死后，其家人无权自行处理丧事。《汉书·景帝纪》：“列侯薨，遣太中大夫吊祠，视丧事，因立嗣。其葬，国得发民挽丧，穿复土治坟，无过三百人毕事。”神爵三年（前59年），刘贺死，“上当为后者子充国；充国死，复上弟奉亲，奉亲复死。”这一离奇事件立刻成为刘贺政敌攻击他的口实，他们认为这是“天绝之也”，主张“暴乱之人不宜为太祖”，建议将海昏国除国绝嗣，并很快得到宣帝批准。这样，刘贺的家人瞬间都成了庶人，再也无权继承和享用刘贺作为列侯的专用财产。这些财产中，当然包括刘贺被废后经朝廷恩准继承的刘髆的全部财产。对于前来“视丧事”的太中大夫来说，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将这些财产全部埋入刘贺坟墓中。但是，由于财产太多，只能修造规模宏大的墓室。这也正是表面上刘贺备极哀荣的真正原因。显然，这是一种无奈的畸形哀荣。如果刘贺地下有知，一定会像自缢前的崇祯皇帝一样，发出椎心泣血的祈愿：愿世世毋生帝王家！

原文刊于：《南方文物》，201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