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所制定的明代法律基本特征

明代法制的建设一般分为二个时期：明初洪武年间和中后期，而洪武年间，朱元璋先后制定了《大明律》、《大明令》、《大誥》、《教民榜文》、《问刑条例》、以及《明会典》初编等，这是明代最基础的全面立法。人们一般都肯定唐代法律在我国封建法典制度史上的重要地位，而明代法律几乎可以与唐代媲美，也是中国法系自唐代形成之后，集古代社会后期法律之大成，在我国法律史上的地位很高。本文将从朱元璋法律思想和政策为研究对象，通过对相关史料和前人的研究成果的整理分析，从严刑重典，明刑弼教，轻重相济、区别对待，简核易晓、法网甚密四个方面论述明初法律的基本特征，并简略分析形成这种特征的原因，希望能全面客观地展现明初法律的真是面貌和朱元璋的法律思想。

一、严刑重典

明朝开国之初，面临的社会政治环境错综复杂。一方面北方蒙古的残余势力依然很强大，东南沿海的倭寇也侵扰不断。另一方面，长期的战乱造成社会生产凋敝，人民生活非常困苦，而封建服役的恢复已引起民众的不满，各地仍有分散的农民起义爆发。同时在统治集团内部围绕着权利分配而展开的内部斗争，尤其是官吏的贪污腐化，加速着社会危机的爆发。面对如此严重的社会政治形势，开国皇帝朱元璋必须担负起巩固新生政权的历史使命，朱元璋认为元末社会动荡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其法纪废弛，所以造成天下大乱最终覆灭，他的这种认识也比较符合事实，《元史·刑法志》说：“元之刑法，其得在仁厚，其失在乎缓弛而不知俭也”朱元璋认为有必要吸取元朝灭亡的教训，加强法制的镇压力度，用严酷的刑罚维护政权的稳固。他在写给刘基的信中说：“奈何胡元以宽而失，朕收平中国非猛不可”《明史·刑法志》也说：“初，太祖惩元纵驰之后，刑用重典”

面临明初复杂严峻的社会政治形势，朱元璋继承周公“兴新国，用轻典；刑乱国，用重典；刑平国，用中典”思想中，“刑乱国，用重典”的主张，认为当下局势属于“乱国”，所以，他把加强封建法制，视为调整各种社会关系，回复和巩固封建秩序的根本。因此早在明王朝建立之前，他就组织李善长，杨宪，刘基等人制定律令。明初重要立法有《大明律》、《大明令》、《大诰》、榜文、行事条例及其他临时法令，都属于严苛之法。

《大明律》最能体现朱元璋“行乱国，用重典”的法律思想。《明史》对《大明律》的基本评价就是“条例简于唐律，精神严于宋律”，“较前代往往加重”。

首先，《大明律》对于谋反大逆之类危害君主专制统治的犯罪，官吏贪污渎职罪和侵犯官府财产的犯罪的处罚相对于《唐律》处罚力度加重，例如谋反罪无论是预谋还是实施，也不管能否产生实际危害，不分首从全部凌迟处死，并缘坐其祖父、父、子、孙、兄弟、伯叔父、兄弟之子（以上无论是同居）以及所有同居共财的16岁以上男子，这些人无论是否废役，笃疾，一律处斩，以上范围内的女性亲属以及所有未满16岁的男子“给付功臣之家为奴”，并处没收罪犯的全部财产。而《唐律》规定，一旦开始图谋，罪名成立，谋犯者皆斩，父子，母子，妻妾流三千里。

再如强盗罪《大明律》规定“已行而不得财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得财者不分首从皆斩”而《唐律》规定“不得财者徙三年；得财者十匹以上及伤人者绞，杀人者斩”。其次，对于刑名的规定《大明律》也重于《唐律》，《大明律》在笞、杖、徙、流、死五刑之外，还有凌迟刑、刺字之法，以及阉割枷号之刑，徙流刑都要加杖，徙刑有总徒四年，准徒五年，流刑有外迁、充军，以及阉割枷号之刑；而《唐律》只规定了笞、杖、徙、流、死五刑，死刑为绞、斩，徒流刑不加杖。

再次，《大明律》还扩大了一些罪名所包含的内容，增加了不少为《唐律》所没有且处刑很重的条款。例如为了重惩“贼盗”，《大明律》增设了刺字和“起初刺字”之法以及“盗贼窝主”、“白昼抢夺”等专条，规定：“凡盗贼窝主，造意，身虽不行，但分赃者，斩。共谋者，行而不分赃者及分赃而不行者，皆斩。”“凡盗贼曾经刺字者，俱法原籍收充警迹，该徒者役满充警，该流者于流所充警，若有起除原刺样者，杖六十补杖。”

在《大明律》实施了一段时间后，朱元璋看到“治之虽严，而犯者自若。”贪官污吏“如蝇之趋腐朽”，“朝治而暮犯，暮犯而晨亦如之，尸未移而人为接踵，治愈重而犯愈多。”不仅如此，朱元璋无节制的杀戮还引起了朝臣的普遍不满，朱元璋没有从中吸取应有的教训，反而“猜疑多生”，把形势估计的更为严重，认为这些都是由于刑罚不够严酷，对贪官污吏和“奸顽之徒”打击不够狠造成的，所以朱元璋在《大明律》之外，又于洪武十八年至二十年间陆续颁布了四编更为严酷的《大诰》。

《大诰》作为朱元璋继续推行严刑重典政策而颁布的峻令和特种刑罚，与历代封建王朝的法典相比，用刑要严峻的多，即使与“较前代往往加重”的《大明律》相比，量刑也大大加重。首先，针对同一犯罪，《大诰》的处罚往往要比同期行用的《大明律》为重，动辄诛族、枭令。例如依照《大明律》来量刑，“沉匿卷宗”，“罪止杖八十十”，“夏粮违限不纳”，“罪止杖一百”，“典吏殴推官”之罪，“罪止杖一百，徙三年”，而在《大诰》中这些罪都被处以“凌迟示众”。其次，《大诰》中罗列了许多《大明律》中不曾见的残酷刑法，并以诏令形式予以确认，把“律外用刑”合法化。依照《大明律》，刑罚种类为笞、杖、徙、流、死五刑，五刑之外又有充军和凌迟刑。 《大诰》中的酷刑计有族诛、凌迟、枭令、斩、墨面文身挑筋去指、墨面文身挑筋去膝盖、剁指、断手、阉割、为奴等三十多种，皆较明律为严，又多为明律所未设。此外，《大诰》以朱元璋的一时喜好、个人“好恶”为量刑标准，相当一部分案件的处罪，不分罪轻轻重，不问首从，一律治以严刑，具有明显的滥杀性质。例如，溧阳县隶皂隶潘富拒捕在逃，所过州县，匿藏递送者170户。崇德县豪民赵真胜曾率领二百余人围困追捕者。本来，匿藏者情节有轻重，围困者有首从，而《大诰》却不分青红皂白“将赵真胜奴并二百余家，尽行抄没，持仗者尽行诛戮，沿途节次递送者一百七十户尽行枭令，抄没其家”

从洪武二十六年起，《大诰》不少条目逐渐被列入到《充军》《真犯、杂犯死罪》《应合抄扎》等条例之中，在洪武30年又把《大诰》中的147条法例直接赋于《大明律》之后，将特别法提升到基本法的地位，与《大明律》一体“刊布中外，令天下知所遵守”。朱元璋的重型思想在《大诰》中表现到了极致。《大诰》的出现标志着朱元璋把“严刑重典”政策发展到了新的阶段。

二、“明刑弼教”

“明刑弼教”的思想源于《尚书.虞夏书.大禹谟》，原文是：“明于五刑，以弼五教”，后人将之概括为“明刑弼教”，本来意思是说通过刑罚的实施来辅助道德教化的实现，用刑罚打击严重违反教化的行为，从而使臣民“畏法守教”，达到以刑去刑的目的。“明刑弼教”相对于儒家传统的“德主刑辅”思想，更加突出了刑罚的作用，不利于封建统治者粉饰仁政，因而一直没有得到重视。南宋时期，为了强化封建国家的镇压职能，使统治者在处理德刑关系上有更大的灵活性，朱熹从礼法结合的意义上，对“明刑弼教”思想进行了新的阐发：第一，他虽然承认教化和刑罚有本末之分，但更强调了在治国中两者同等重要，指出，要维护封建纲常，两者都不可偏废；第二，他强调了刑罚对教化的推动作用，反对只重教化不重刑罚的思想；第三，他认为在实施教化与刑罚时，二者的先后缓急要根据维护纲常的实际需要决定，不一定要拘泥于“先教后刑”的模式。@通过他的阐发“中国封建法制的指导思想沿着德主刑辅——礼法合一——明刑弼教的发展轨道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明刑弼教”也就成为了统治者以促进教化为借口，无节制地滥施刑罚，推行重典政策的思想武器。

朱元璋为了解决明初司法实践与传统“德主刑辅”、“礼法合一”的司法指导思想严重背离的矛盾，为自己的“重典治国”政策找到理论根据，在朱熹相关学说的基础上，采用并改造了“明刑弼教”思想，尤其在四编《大诰》中，他对“明刑弼教”的一系列基本问题都作了阐述。首先，对于所要实行的教化的内容，他基本上沿袭了儒家的传统思想，以“三纲五常”为主，他说：“自朕统一，申明我中国先王之旧章，务必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其次，他把“明刑弼教”的主要锋芒指向了官吏、豪富和无业游民三种人，他指出，官吏豪暴、豪强不法是治世的祸害，无业游民是妨害新王朝统治秩序稳定的不安定因素，因此，他有针对性地设立了许多重刑法令，对这三种人的违反教化的行为进行制裁；第三，在教化和刑罚的关系上，他认为两者在治国中各自具有独特的作用，并着重强调刑罚对推进教化的巨大作用，他说：“然君之养民，五教五刑焉。去五教五刑而民生者，未之有也”，“民有不循斯教者，父子不亲，君臣不义，夫妇无别，长幼不序，朋友不信，……凡有此者，五刑以加焉。”从而把教化和刑罚提到了同等重要的地位，看作是统治者统治臣民的两个必不可少的基本手段。此外，对朱熹阐发的“明刑弼教”思想，朱元璋还进行了两方面的改造。其一，朱熹从儒家的“重人”和“施仁政”的立场出发，主张“明刑弼教”要严人伦之罪，宽财产之罪。而朱元璋对于一些比较轻微的违反人伦的犯罪，根据“重其所重，轻其所轻”的原则，减轻了刑罚，以体现自己尊礼重义的“仁政，他常常命令法司在审理涉及忠孝、仁义的案件时有意以礼取法,加以宽大处理。例如洪武元年,有一父亲贿赂法官,为犯罪的儿子求情宽大,当时御史奏请,将父子一同治罪。朱元璋却认为:“子论死,父救之,情也。但论其子,赦其父。”特令赦免其父。洪武二十五年，天策卫卒吴英的父亲犯罪下狱，吴英诣胭陈情，愿没为官奴以赎父罪。朱元璋又以其孝心可嘉，特曲法免其父罪。但对于一切侵犯钱财的犯罪，他却加重了处罚。其二，朱熹主张实行“明刑弼教”要依法办事，要在司法活动中贯彻“慎刑”的原则。而朱元璋常常法外用刑，大肆株连杀戮，用严刑峻法迫使臣民遵守礼教。

“明刑弼教”是朱元璋颁行《大浩》的基本动机，四编《大浩》是由案例、新设的重刑法令和明太祖阐述“明刑弼教”主张的“训诫”三个方面的内容组成。其中案例是用以“明刑弼教”的反面教材，法令是逼民“从教”的强制性手段，这二者既是刑以弼教的具体措施，又与有关“训导”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完整地体现了朱元璋的“明刑弼教”思想。朱元璋实施“明刑弼教”的手段和措施，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四种:其一，“明之以刑，晓之以礼”，“使知趋吉避囚之道”。 通过列举“不循朕教”、“自取灭亡“的大量案例，向臣民陈述了所谓“从教‘与“下从教”的利害。而使臣民效忠朝廷，恪守礼教。其二，对“罪囚”施以酷刑并公开示众，“使人视之而不敢犯”。 其三，创“戴刑还职”之制，使“刑责者“翻然改图”。 其四，建立新的重刑法令，“凡不从教钦遵者”，“比诰所禁者治之。”

明刑弼教作为一种治国主张,显然要比传统的德主刑辅要丰富一些。一方面,分别充分发挥德刑的“劝善”和“惩恶”功能,并使教化、德礼与刑法、制度相互配合,互济为用。否则,仅仅依靠某一方面是无法统治的,更不可能获得善治,朱元璋自己就说:“秦有凿颠、抽胁之刑,参夷之诛,而囹圄成市,天下怨叛。未闻用商、韩之法可至尧、舜之治也。”或者通俗地说以德和以法治国要有机结合,缺一不可。另一方面,教化既是目的,又是方法途径,通过教化,达成德仁。这显然较为全面,又能调和重典的偏差或社会的对抗，而刑罚和法律成了实现目的的手段,保障教化的工具,从而“上下相安,天地清宁”的尧舜之治才会到来。

三、重轻相济、区别对待

朱元璋在坚定地实行其严刑重典和明刑弼教的政策外，为了更加修饰自己的“仁君”形象，又提倡轻刑宽厚，甚至反对重刑酷刑，明朝建立之初,百废待举,人们需要安居乐业,休养生息,处在“新国”时期,故他又主张“治新国用轻典”,“法本以卫人,不以杀人,用之太过,则必致伤物……大抵治狱以宽厚为本,少失宽厚,则流入苛刻矣。”他把仁义比作养民之膏粱，刑罚比作惩恶之药石，认为“为政者若舍仁义而专务刑罚，是以药石毒民，非善治之道。”还比喻说:“夫步急则踬,弦急则绝,民急则乱。居上之道,正当用宽。”在司法中,他反严刑逼供,以免造成冤狱,因为“夫置人于捶楚之下,何求不得”。要求法官谨慎审判,如“致罪有出入者,以故失论。”到统治后期,针对皇太孙对严刑重典治国的不解，朱元璋解释说：“吾治乱世，刑不得不重，汝治平世，刑自当轻，所谓刑罚‘世重世轻’也”可见,朱元璋立法和法律思想既有重典的一面,又有轻刑的一面,只是针对不同对象、不同事件、不同时期而而采取相应的措置。

从不同对象来讲，一般认为明代法律严于治吏，宽以待民。所谓“严于治吏”即主张对贪官污吏实行严刑峻法，贫苦农民出身，又亲自参加红巾起义的朱元璋，既了解同情农民的疾苦，又能深刻认识到官吏腐败的危害性，面对明初贪官污吏的种种劣行，朱元璋怀有切肤之恨。为了缓和统治阶级与广大人民的矛盾，巩固统治基础，朱元璋坚持推行重典治吏的政策，用极其严厉的手段惩处贪官污吏。

朱元璋在《大明律》中对文武百官的职权和义务作了明确的规定。规定其赴任不得违限、不可无故缺勤、必须按时履行职责、不得渎职专擅、要廉洁公正等。如果官吏违反这些职责，贪赃枉法，则会受到比常人更严厉的惩罚，如常人盗40贯处绞刑，而监守盗40贯即斩，对监督法律执行的御史更是加重了其刑事责任，他们如一旦贪赃枉法，罪加二等。《大明律》中“贪墨之赃有六：曰监守盗，曰常人盗，曰盗窃，曰枉法，曰不枉法，曰坐赃。”其中有一半以上是属于贪赃枉法的规定。另外他在《刑律》中又设立了《受赃》一篇，包括《官员受财》、《坐赃致罪》、《事后受财》、《官员听许财物》、《有事以财请求》、《在京求索借贷人财物》、《家人求索》、《风宪官吏犯赃》、《因公擅科敛》、《私受公侯财物》、《扣留盗赃》等十一条，专门打击贪赃犯罪，《大明律》比《唐律》少四十条，但处罚官吏犯赃罪的条目却比后者大为增加。

朱元璋认为仅仅靠《大明律》不足以改善吏治，于是又颁布了《大诰》，对贪官污吏大加律外用刑。据统计，在四编《大诰》记载的一百五十六个条目中，涉及到官吏犯罪的就有一百二十八个，占八成以上。在《大浩》中，他制定了一系列防止官吏犯罪的措施和法律规定。主要有:一是对官吏犯赃罪者，层层追查，有司负连带责任。二是犯犯赃罪，行贿者与受赃者同罪。三是建“吏卒额榜”之制。规定，皂隶名额职掌，要先行榜示民众，“除榜上有名外，余有假以衙门名色称皂隶、称薄书者，诸人擒拿到京”，严惩不贷。四是建立遣牌唤民之法，防止官吏虐害百姓。““凡有临民公务，遣牌下乡，指乡村坐地名下姓氏，遣牌呼唤民至，抚绥发落。有司不如命者，民赴京诉。若牌至民所，三呼而民不至，方遣皂隶诣所在勾拿民至，必询不至之由”，若有司不照此办理，则罪之不赦”在《大浩》中还包括着一些利用民众的力量惩治贪官恶吏的条款，这就是《大浩》关于“民拿害民该吏”的规定。凡害民官吏，允许良民将其“绑缚赴京治罪”。 他的这一做法，在中国封建王朝的历史上是前无古人的，也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此外，朱元璋还颁布了以惩治公侯赃罪为主的《铁榜》，规定：“凡公侯强占官民山场、湖泊、茶园、芦荡及金银铜锡铁冶者，三犯准免死一次”，“凡公侯除赐定仪仗户及佃田人户，已有名额报籍在官，敢有私托门下、隐闭差徭者，斩”。可见朱元璋对官吏、皂吏的防备可谓费尽心机。

朱元璋对于贪官污吏，一旦发现就严惩不贷，严厉执法，绝不留情，不因功劳、情面、亲戚关系等因素而放纵不管。朱亮祖是开国功臣，曾参与消灭张士诚、陈友谅等战役，因功封永嘉侯。他在出镇广州任内收受贿赂，释放一名被番禺知县逮捕的犯法大豪，并诬陷知县致死，朱元璋了解情况后招其入京，在朝堂之上鞭死。针对贪污渎职行为朱元璋屡兴大狱，洪武十五年的空印案，十八年的郭桓案，两案牵连被杀者达七、八万人，其中主要是各级官吏。明廷规定每年各布政使司和府、州、县都要派遣上计吏到户部，报告地方的财政收支情况，为了减少来回奔波的麻烦，上计吏都带有盖过官印的空白文书，遇有部门随时填用，朱元璋发现了这一公开的秘密后，认为其中一定有舞弊情况，下令严办，凡地方衙门主印长官一律处死，佐二官杖一百充军边地。郭桓是吏部侍郎，洪武十八年有人告发北平二司官吏和郭桓通同作弊，于是“自六部左右侍郎以下皆死，赃七百万，词连直省诸官吏，系死者数万人”，“二狱所诛杀已过当。”@据《二十二史札记》转引《草木子》的记载，朱元璋还对贪官实行过剥皮实草的酷刑，由此可以看出，朱元璋对于惩治贪吏真是无所不用其极。

所谓“宽以待民”主要体现为在经济上与民休息，在政治上恤刑、慎刑，为百姓恢复生产提供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朱元璋把饱受战争创伤的贫苦百姓比作“新飞之鸟”“新植之木”，急需调养生息。至于百姓犯法，朱元璋主张以教育为主，他说:“民之为恶，譬如衣之积垢，加之浣涤则可以复洁；污染之民以善导之，则可以复新。夫威从戮，而使民不敢犯，其为水也浅矣，且求生于重典，是犹索鱼于釜，欲其得活者难矣”在法律实施时，对百姓宽恤轻刑，反对苛滥。比如，对“误宿逃囚”，“胁迫为盗”，“书挽逾期”等罪，一般减轻或免于处罚，甚至即便“沮坏盐法”，贩卖私盐，也予以减轻。

从不同事件来讲，明代法律的轻重取向主要在于案件的性质，即是否威胁明王朝的统治。一方面，对于危害统治秩序和侵犯人身财产加重刑罚，上文中对于谋反罪的处罚就是很好的证明。如果平民犯上作乱，即“盗贼”， 朱元璋视之为最严重犯罪，在立法中规定了最严厉的刑罚，执行地也最彻底。《大明律》把“贼盗”列为十恶不赦之条，犯者凌迟处死。朱元璋对“贼盗”从不宽容，不用招抚的一手，不管是“预谋”，还是已行，不分罪行轻重，原因如何，只要被捕获，一律处以死刑。例如洪武五年九月间，南海数名者聚众起事，被擒捕三百七十余人，尽杀之；洪武十四年十一月间，潮州府程乡县“盗贼发”，被诛者四十余人；洪武十五年正月间，潮州府海阳县曹名用聚三百人反抗朝廷，三百人“悉诛之”；洪武二十八年四月间，道州邓华仔率众“逋赋”起事，械至京，被诛者二十九人。杨一凡根据《明太祖实录》作出统计，在整个洪武年间，被朱元璋镇压的农民起义达到一百八十多起，每次被斩杀者往往达到数百人甚至数千人。由此可见，严刑重典不只是用来约束和惩处官吏的，如果奸顽之民敢威胁明王朝的统治，朱元璋也会毫不留情地用严刑峻法镇压他们。另一方面，相对减轻了一些触犯礼教的轻罪的刑罚，从而呈现出“重其所重，轻其所轻”的特点。例如唐律中列入十恶不孝的“闻父母丧匿不举哀”（处流二千里）、“祖父母父母在别籍异财”（处徒三年），明律仍列入十恶不孝，但前者处杖六十徒一年，后者改处杖一百。有关户婚、田土、钱债之类的轻微犯罪最高刑都不超过杖一百。在刑罚上，朱元璋采用了生命刑和财产刑相结合的办法，设立了赎罪法规，用赎刑来中和重典，借以配合推行重典政策。但赎刑只适用于比较轻的应处笞、杖、徒、流刑的犯罪以及对封建统治危害不大的杂犯死罪，对于危害最为重大的“十恶”罪和真犯死罪是不容许适用赎刑的。

从不同时期来讲，朱元璋主张立法应“当适时宜”，既要适应时代和民情的变化，面对明初的两大社会弊病：法纪废弛和吏治腐败，他不得不采取严刑重典政策。朱元璋视“重典治国”政策为一时之权宜，是为了治理明初的“乱世”不得已而实施的。另外，作为开国皇帝，他必须担负起巩固新生政权的历史使命，用严酷的刑罚铲除了一切威胁君主专制的因素，例如：谋反、盗贼、奸党之类的犯罪，而且为了保障朱家王朝的长治久安，不惜运用检校和建立锦衣卫，采用流血手段，屡兴大狱，谋杀功臣，铲除异己，以巩固自己的政权。朱元璋利用胡惟庸案和蓝玉案“株连死者且四万”解除了相权和将权对皇权的威胁。经过大肆杀戮，朱元璋所认为的能对皇权构成威胁的功臣元勋基本上没有了。

随着统治秩序的不断稳定，朱元璋又有意识对其严刑重典政策不断地进行调整。《明史》记载 ：“洪武二十六年申明其禁，诏内外狱毋得上锦衣卫，大小咸经法司”。下令焚烧锦衣卫的刑具，不许锦衣卫插手司法。洪武二十八年下诏“朕起兵惩创奸恶，或法外用刑，本非常典，后嗣止循律典。”并要求法司只能依据《大明律》和《大诰》审刑，不许再用默刺、剕、劓、阉割等肉刑。朱元璋多次修改《大明律》，晚年听从皇太孙的建议，根据去苛就轻，去繁就简的原则，删除了一些属于“治乱世”的苛法，力求合乎“中典之制”。 终于在洪武三十年才将《大明律》正式颁行于天下。《明史》的编者认为“盖太祖用重典惩一时，而酌中制以垂后世。”

由上文所述，明初法律并不是一味地追求重典，而是根据“重其所重，轻其所轻”的原则，重轻相济，而轻重的规定和取向主要以专制统治利益为依据，根据不同的对象，不同的事件，不同的时期区别对待而采取相应的政策。这也表明封建统治对刑事镇压的经验有了较充分的积累。

四、简核易晓、法网繁密

人们常常喜欢用“法贵简单”概括为明初立法的又一指导思想，事实上，简核易晓确实是明初法律的显著特征。吴元年，朱元璋任命左丞相李善长为律令总管官，参知政事杨宪，御史中丞刘基，翰林学会四陶庵等二十人为议律官，就告诫他们说：“法贵简当，使人易晓。若条绪繁多，或一事两端，可轻可重，吏得因缘为奸，非法意奸，夫网密则水无大鱼，法密则国无全民”可见，朱元璋，强调立法从简目的有二：一是为了使人知法守法不犯法；二是有利于法律的严格执行，防止“吏因缘为奸”。在专制时代，官吏和权利往往凌驾于法律之上，而法密文深，又会推波助澜，为官吏因缘为奸提供条件，必然导致酷刑暴政，法律简明扼要，老百姓明白易晓，知法守法也就缩小了官吏徇私舞弊的空间，故曰“简则无出入之弊”。

我国封建社会历朝法律，几乎都经历了一个有简趋繁的过程，针对这一历史通病，朱元璋提出“古者，律令至简，后世渐以繁多，甚至有不能通其义者，何以使人知意而不犯哉？民既难知，是启吏之奸而陷民于法，朕甚闵之。尽所定律令，芟繁就简，使之归一，直言其事，庶及人人易知而难犯。”

“芟繁就简”就是指法律条目要逐步精简，吴元年，《大明律》的雏形有285条，洪武六年重修后有606条，洪武二十二年修订是460条，到洪武三十三的定本共30卷7篇460条。这与我国现存历史上最早的成书法典《唐律疏议》（30卷12篇500条）相比较，虽卷数相同，但减少了5篇40条，比繁冗杂乱的《大元通制》更为简明，《明史》对名代法律有个基本的评论：“大抵明律视唐简核，而宽厚不如宋。”“使之归一”是朱元璋针对元代法律“一事两端可轻可重”

之前提出的。他曾举杀人罪为例说：“且以七杀言之，谋杀，故杀，斗杀，既是死罪，何用如此分析，但误杀有可议者，要之与戏杀过失迹不大相远”从他对“七杀”的看法中可以推论，他是主张对“不大相远”的罪名采取归纳合并的方法，“使之归一”把杀人罪按故意和过失分为两类，以防止官吏营私舞弊，现存的《大明律》中，“戏杀”，“误杀”“过失杀人”是合为一条的，这大概是根据朱元璋的旨意而定的。“其言直事”主张对法条详写得“直言理明，人人易晓”以达到使人知而不犯的目的，为此，朱元璋在《大明律》颁布之后，“明大理卿周桢等取所定律令，自礼乐制度，钱粮选法之外，凡民间所行事宜，类聚成编，训释其义，颁之郡县，名曰《律令直解》。”显然，《律令直解》是一部解释性的法律文献，目的就是为了使法律明白易懂，让人们便于理解和掌握。此外，朱元璋还针对不同的具体对象，使用更通俗的语言，例如，在专门写给文化水平不高的武臣的《武臣大诰》中，他是这样写的：“这文书不是官吏话，又不是秀才文，怕不省得呵。我这般直言地说着，大的小的都要知道，贤的愚的都要省的……”皇帝用这样的语言发布文诰，这在封建时代的历史上找不到先例的。

朱元璋尽管努力是法律简明易晓，但在洪武中后期有没有贯彻到底，为了“重惩奸顽”，又颁布条例和法令有上千条，《大诰》所列酷刑案例也达万件，法网十分严密，刑罚更加苛重。即使《大明律》在后期篇、条有所减少了,但卷数未变,尤其洪武三十年把《大诰》中147条法例附在《大明律》正文之后,又反映明律趋繁的走向。这样,《大明律》和附例的内容和条目,显然超过《唐律疏议》,明律也就未必比唐律简核。而《大明律》又在内容编纂上大做文章,把原来唐律中的若干罪名另立新篇,细化篇名,这表面上看,是明代律学的发展,实质上是法律内容和条文的更加细化繁密。比如,《大明律》设有六赃罪,绘有六赃图,并在卷二十三《受赃》列有11条罪名,受财、坐赃致罪、事后受财、有事以财请求、在官求索借贷从财物、家人求索、风宪官吏犯赃、因公擅科敛、私受公侯财物、尅留盗赃、官吏听许财物等。至于《大诰》的情况更是如此,比如,不准赎死罪的《诰》文有12条,而准许赎死罪的《诰》文有24条,规定得极为详细周密。其实,明代不只是某一部法律的内容十分细密,而且总体的立法编纂技术非常系统,正如有学者指出:明代法典式立法与编纂式立法相结合,即《大明律》与《问刑条例》、《明会典》等的结合;制定法与案例法相配合,即《大明律》、《大明令》、《问刑条例》等与《大诰》四编的配合;原则性立法与解释性相配合,即《大明律》的法条与律文解释相配合;惩治性立法与训诫式立法相配合,即《大明律》、《大明令》、《问刑条例》等的刑罚制裁与《大诰》四编、《教民榜文》的训诫教谕的配合;中央立法与地方立法的配合,即中央的律、令、诰、例与地方的文告、禁约的配合。这些立法特点,不仅表明明代的立法技术很有系统,而且说明明代法律构成了严密的体系。为此,明代法律的简核易晓主要是法律形式和表述方式,而在内容和体系上则是详细严密,也可称之为法网繁密。明代的法律,表面上简核,实际上繁密,千万不能为其形式所迷惑。

结语：

综上所述，朱元璋面对明初复杂的政治形势，继承了“刑乱国用重典”的思想主张严刑重典，但仍以礼导民，举起了明刑弼教的旗帜。就刑罚轻重而言，明初法律呈现出轻重相济、区别对待的辩证色彩；在具体的法律条文上，朱元璋力求简核易晓，而实际上内容却很繁密，这就是明初法律的基本特征。之所以会形成这样的特征。我认为：一是基于元朝灭亡的反思和明初复杂政治形势的挑战。二是法家的重刑思想和儒家的礼治思想的有机结合；三是朱元璋的经历和性格直接影响着明代法律特色的形成。朱元璋的法律思想有糟粕，也有精华。如何借鉴明初法律的得失，为我国改革开放后提出的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服务，迫切需要我们不断地探索。

附记：该文为2011年中国古代史课程习作，发于此与诸位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