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导致民主德国人口流失规模增多的原因是什么？

文|木木

编辑|观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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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至1990年间，随着国际局势的动荡，民主德国内部出现了严重的政治危机和外债危机。

曾在政府强力控制下较为稳定的人口外流现象，也在同一时间被国内的西流难民潮所改变。这直接推动了两德之间的和平对话，最终促成了两德的统一。

在1989年，民主德国的人口流失规模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记录，有34万多名民主德国公民在这一年里移居到了联邦共和国和西柏林。

这一数字几乎为上一年移居人口的8.6倍，约占民主德国总人口的2.1％。1990年，民主德国人迁居联邦德国的热度随着两德统一进程逐渐冷却，迁居人口达23万余人。

1989年前四个月的移居人数依然保持在“正常”水平，每月平均移居联邦德国的人数约为5300人。5月份，政府开始通过增加批准移民申请的数量。

缓解东欧各国“和平演变”的影响和日益增长的国内压力。这一移民政策约持续了五个月，其中每月合法移民的数量都在一万人左右。

与合法移民数字一同增长的是西逃的民主德国难民人数。自匈牙利于8月逐渐放宽难民政策以来，大批民主德国难民开始经由奥匈边境进入联邦德国。

在爆发莱比锡运动、匈牙利边境开放的9月份，民主德国的非法离境率高达64.2％。10月，为了有效缓解愈演愈烈的难民潮，民主德国将当月移民申请的批准数字放宽至3万余人。

这一数字相当于上一个移民高峰年一整年的合法移民数量。11月，柏林墙的倒塌以及边界的全面开放使两德间的人口流动不再受限，国内随即出现13万余人的离境高峰。

在此之后至1990年初，前往联邦德国和西柏林的民主德国公民逾1000万人，定居者达到20万人。

在民主德国于1990年3月举行了第一次自由选举后，其移民人口的数字开始有所减少。

1990年5月，联邦德国宣布了废除对民主德国移民有所优待的《移民法》的规定，6月份民主德国至联邦德国的移民人数随即减少至5月时的一半。

1990年7月1日后，德国境内已不存在“民主德国移民”的概念，只存在一以贯之的“德国公民”，联邦德国关于民主德国移民人口的官方统计数据也在这一天截止。

莱比锡运动与“柏林墙”开放自1989年8月以来，大批民主德国公民开始经由匈牙利逃往西方。

这场规模庞大的迁移运动，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民主德国在政治方面的回旋余地，剥夺了他们采取行动的选择权。

民主德国政府停止发放匈牙利签证、增加移民批准人数的举措也未能有效缓和国内局势。

1989年9月4日，莱比锡的居民们自发聚集在尼古拉教堂参加“和平祷告会”，这些居民的做法很快得到了信义宗的支持。

就这样，作为一系列运动开端的教堂庭园，成为了人们以非暴力方式争取出境自由权和民主选举权的阵地。越来越多的莱比锡市民加入了周一示威活动并在其中公开表达他们的不满。

每周一的示威人数在成倍增长：1989年9月4日时有几百人，当月25日达到8千人，一周后有2.5万人，两周后有7万人，三周后有12万人，到10月23日，示威人数已上升至30万。

与此同时，除了莱比锡外，德累斯顿、哈雷、卡尔·马克思城、马格德堡、普劳恩、阿恩施塔特、罗斯托克、波茨坦和施威林等地的市民也开始在每周一傍晚于广场上开展示威活动。

随着事态的蔓延，示威群众的口号也从要求“旅游自由”、“新闻自由”和“自由选举”升级为要求“民主改革”、“反对派组织的合法化”以及“实行真正的多党制”。

从群众高喊的口号中可以得知，民主德国国民最初的个人权利诉求已经转变为广泛的政治诉求。这种从私人表达到公开对话的转变预示着一场深刻的政治变革。

1989年10月18日，民主德国最高领导人昂纳克被迫辞职。接任其职务的埃贡·克伦茨在上台后立即宣布实行“彻底改革”，并会“赦免所有非法外逃和非法游行的人”。

无论其言辞多么恳切，走上街头的示威者和外逃西方的难民人数依然有增无减。其原因可能在于，国家统治者们的被动软弱重新燃起了民主德国不满现状者的反抗决心以及出逃希望。

半个多月以来，势不可挡的民意与难民潮已经使民主德国的劳动力面临枯竭、经济领域濒临崩溃。

最终，为了挽救国内局势，统一社会党于11月9日做出了开放柏林墙的决定，并且宣布“从即日起经由民主德国边界出国旅行和多次往返，不必申诉特别理由，凭身份证就可去西柏林”。

自此，民主德国民众开始大量涌入联邦德国。“柏林墙”倒塌当日有13万民主德国人进入联邦德国。11月12日，“去西柏林的民主德国公民多达50万人”。

到19日为止，“前往联邦德国和西柏林探亲访友、参观游览的民主德国公民几乎占民主德国总人口的2/3，约为1000多万人，民主德国所批淮的移民申请也达到了近2万份”。

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与东德难民潮，1986年2月，时任苏联最高领导人的戈尔巴乔夫主持召开了第27届苏联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

这标志着他的“新思维”改革在苏联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正式开始。作为一个锐意改革的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全面批判了之前苏联领导人的做法。

在各个领域展开了一系列“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改革，以期通过政治和经济上的“双休克疗法”，即全面放弃党的领导的方式，阻止苏联共产主义的退化。

然而，信仰和思想的崩溃使得被西方话语洗脑的政治精英与知识精英开始“自由”参与到国家政治与经济领域的管理之中。

脱离本国生产生活和政治环境的激进改革使苏联陷入了“民主原教旨主义”和“市场原教旨主义”的陷阱之中。在“新思维”政策的影响下，东欧各国也开始发生政治演变。

1989年2月，波兰团结工会取得了政治合法地位。同月，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在国内政治局面极不稳定的状态下公开宣布：放弃本党的执政位置，开始多党政治。

在东欧各国民主改革的浪潮中，大批民主德国难民开始趁乱翻越各国国境前往西方。

“从9月11日至11月9日，民主德国宣布开放边界之日止，至少有11万民主德国公民经匈牙利、捷克和斯洛伐克和波兰等国出走西方国家”。

这场难民潮的开端源自匈牙利于1989年5月2日短时拆除其与奥地利一侧铁丝网与边界设施的一次民主示范。

在得知奥匈边境的这一缺口之后，大批民主德国开始利用苏东集团内部的自由通行，借去匈牙利旅行之机跨越奥匈边境，以期从奥地利前往联邦德国。

仅三个月内，经这一边界出走的民主德国公民达数千人，最多时每天超过三百人。7月时，联邦德国和匈牙利方面仍在以常规手段帮助民主德国抓捕并遣返难民。

8月初，因为担心固守社会主义集团内部的严苛入境协定的做法会增加国内反对派的协商砝码，使自己失去控制民主改革进程的机会。

所以身处民主化压力下的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决定不再在民主德国遣返者护照上加盖会使其归国后受到惩罚的标识印戳。这一宽容政策随即吸引了更多的民主德国人前往匈牙利。

到了8月末，难民潮愈演愈烈，滞留在匈牙利的民主德国难民已达到15万人。9月11日，匈牙利单方面取消了同民主德国达成的“旅行协议”。

奥匈边界开始对民主德国难民完全开放，“仅在当日就有约8100人前往边界，出逃人数在随后的三天里达到了1.8万，到了9月末，已经有约4万民主德国人通过匈牙利去往联邦德国”。

当民主德国取消了公民前往匈牙利的旅行签证后，民主德国难民随即进入免签证的捷克斯洛伐克，意图寻求联邦德国驻布拉格大使馆的庇护。

虽然匈牙利开放边界后，捷方已经立即关闭了两国之间的边界，但是滞留其国内的难民人数仍得不到控制。

截至9月28日时，联邦德国驻布拉格大使馆附近的难民人数已经达到了“2500人关键上线”且人数仍在不断增加。

联邦德国外交部长根舍牢牢把握住了这个极大助力“和平演变”的时机，开始积极地同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以及苏联之间就东德难民问题进行斡旋和谈判。

最终，迫于多方压力，也考虑到本国即将举行的40周年建国庆典，民主德国最终同意放行滞留在捷克斯洛伐克的本国难民。

9月30日晚，根舍亲自来到布拉格使馆，向3500名民主德国难民宣布他们将搭乘火车专列离开布拉格进入联邦德国的好消息。

在还不到两天的时间里，布拉格大使馆又被闻讯而来的5000名民主德国难民占领，而他们也被允许搭乘火车立即离开。

10月2日，当满载难民的火车途径德累斯顿时，火车站自发聚集了由民主德国居民组成的千人欢送队伍，他们中有的人试图跳上火车，有的人甚至与安全部队发生了冲突。

不久之后，捷克斯洛伐克暂停了与民主德国间的免签旅行规定，民主德国也宣布封锁它与捷克斯洛伐克之间的边界，从此民主德国的难民危机暂时告一段落。

1989年8月29日至9月11日，联邦德国民意研究所在吉森和拉施塔特难民营中对537名出逃者的出逃原因的调查结果为：74%的人说没有言论自由，74%的人认为是旅行受到限制。

72%的人表示希望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69%的人认为对民主德国的前途缺乏信心，65%的人说是不愿受国家管束，56%的人认为供应太差。

28%的人是出于亲戚关系，而93%的人则认为民主德国的政治状况在后退，31%的人认为自己的专业才能发挥受到限制，92%的人认为联邦德国的生活水平高于民主德国。

由此可见，在后期人口流失现象中，民主德国人口的流失动因与一阶段大体相同。

民主德国不尽如人意的政治状况、联邦德国的经济优势和两德统一的民族情感是后期人口流失动因中的主要因素。

在后期人口流失动因中扮演“推力”因素的是“政治经济改革的失败”。从民主德国建立伊始，几乎每届政府都在针对民众需求和苏联的整体要求进行大范围改革。

如今，在莱比锡运动的压力下，新上台的政府依然决意改革，然而新政策还未在民间顺利孵化，就有更新的政策推广下来，改革带来的效果十分局限。

这导致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感在逐步加深，政府也因此越发被动无力，这使民众更加看不到新政府所能为自己和这个社会带来的希望。

这一恶性循环的结果便是民众不再有耐心配合国家的任何改革，他们执意要离开这个国家，去寻找重新开始的可能。

联邦德国的经济优势。联邦德国的经济优势一直都是令民主德国人趋之若鹜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两德统一进程中，联邦德国也充分利用其经济优势大做文章，一直在用经济利益吸引民主德国公民前往。

自1987年起，联邦德国给予民主德国公民的“欢迎费”就从30马克提高至100马克，民主德国公民在联邦德国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或进入文娱场所时也会得到相应的优待。

乘坐火车时甚至可减免一半的费用。在“柏林墙”开放当天，联邦德国方面也特别强调进入联邦德国的民主德国公民依然可以凭护照或身份证领取每年100马克的“欢迎费”。

1990年的货币统一政策也使得民主德国公民所拥有的财产在短时间内迅速增值，大量民主德国人赶往联邦德国体验以“硬通货”购物的“快感”。

期盼两德统一的民族情感。在两德统一进程中，联邦德国的积极作为让期盼两德统一的民主德国人民看到了希望。

80年代末，联邦德国在难民危机中对民主德国难民的安抚和庇护，赢得了民主德国人的好感和信任。

柏林墙倒塌后，民主德国还提出了迎合民主德国人民民族情感的“欢迎费”政策和关于两德统一的“十点计划”。这让身处民主德国的民众对联邦德国有了更深的认同感。

使其在心理和行动上逐渐趋向联邦德国。在后期人口流失现象中，国内、国外局势的变化共同推动了民主德国的人口流失，1989年的人口流失规模陡然上升至有史以来的最高值。

民主德国难民潮和柏林墙开放是造成民主德国人口大量流失的主要因素，苏联的“新思维”改革和莱比锡运动是人口流失的触发因素。

首先，东欧各国在“新思维”影响下进行的政治演变为民主德国难民打开了逃往西方的缺口。随后，要求出境自由、民主改革的莱比锡示威运动为民主德国人争取到了柏林墙的开放。

前者导致民主德国难民潮涌入东欧，后者促成大批民主德国公民无阻碍得前往联邦德国。另外，后期民主德国人口的流失动因与同中期阶段的流失动因之间并无太大区别。

其中起到“推力”作用的民主德国政治经济改革的失败、起到“拉力”作用的联邦德国的经济优势和两德统一的民族情感是这一阶段人口流失动因中的主要因素。

民主德国人口流失现象有着鲜明的时代特点。一方面，人口流失现象在随历史发展同步进行自身的历史演进。

在国际局势或国家政策发生重大转变时，人口流失现象也会出现阶段性变化。另一方面，人口流失现象也会对国际局势和国家政策施加影响，在推动历史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

由此可见，民主德国人口流失现象与总体历史进程之间是互为因果、相互作用的关系。

总的来说，民主德国的国内因素是人口流失现象发生的内在因素，国外因素如柏林危机、东西德关系缓和、东欧剧变等多为诱发人口流失的外在因素。

影响人口流失现象的内因主要由民主德国特定的政策及事件和固有的经济、社会体制两方面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