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大考古”深度解读 | 新百年 新发现 新坐标 新起点——2022年度中国史前考古重要发现评述

#2022十大考古#

2022年，是中国考古学新百年的第一个年头。肩负“实证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上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使命的中国史前考古，在田野考古工作中取得了大量重要收获。考古学的中国道路是由我国考古新发现引出的考古新认识不断铺就而成的。在中国考古学新百年的开始，考古工作者们突出“问题导向”，秉持“课题意识”，在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推介活动中一如既往地展现出大量精彩纷呈的新发现，树立了新坐标，显示着中国史前考古研究的新起点。

研究百万年人类史的新证据

中国是早期人类的发祥地之一，这一论断再次被翔实而关键的化石和文化证据所证明。2022年5月18日，在汉江北岸的湖北十堰学堂梁子遗址距“郧县人”1号头骨发现地点33米远处、紧邻1、2号头骨出土地点的B发掘区，发现了年代约为距今100万年的“郧县人”3号头骨及其伴生的石核、石片和搬入石料等石制品和丰富的动物化石。这一天，恰为“郧县人”1号头骨发现整33年。

与先前发现的“郧县人”1、2号头骨化石相比，3号头骨保存得更加完好，直立人形态特点更加明确，是欧亚内陆发现的同时代最完好的古人类头骨化石，成为古人类演化研究关键环节和重要时间节点上的重大发现。在学堂梁子遗址C、E区，还发现有晚至旧石器时代较晚阶段的石器。十堰学堂梁子遗址年代跨度长、遗存内涵好、研究价值高，为实证我国百万年以来的人类史提供了重要新证据。

考察上万年文化史的新发现

我国东濒渤海、西至河套的广大区域属苏秉琦先生概括的面向海洋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分布区域。山东临淄赵家徐姚遗址和河北尚义四台遗址分别位于“面向海洋”文化区的东部和北边，均揭示出新石器时代最早期的遗存面貌，呈现出距今一万多年以来处于这一广大区域内的先民们以制造陶器、农业革命等方式改造自然和创造文化的生动图景。

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转化和农业起源是中国史前考古研究的重要课题，也是我国上万年文化史研究中同一问题的不同侧面。地处海岱地区腹地的赵家徐姚遗址出土的红烧土、石、骨、蚌、陶等遗存的年代被确认为距今1.1~1.5万年左右。引人注目的是，赵家徐姚遗址揭示出了400余平方米的红烧土。发掘者认为，该遗址至少包括了呈品字形分布的3座火塘，周围发现有1000余件遗物。距今万年以前，先民们用火的行为虽已常见，但遗址出土大量新石器时代早期陶片的现象引人注目。发掘团队在达“数平方千米”范围内的“冲积扇加积过程中发现大面积、多频次红烧土堆积”，并进行了遗址周边的景观重建、堆积形成、埋藏环境等方面的研究，或为揭示为我国北方地区旧新石器过渡时期的生业方式、手工业生产提供了参考。

位于内蒙古高原南缘、坝上地区的四台遗址诉说着“燕山南北长城地带的北方地区”距今约1万年左右至仰韶时代早期的文化变迁。四台遗址第一、二组遗存流行压印、折线和刻划纹，筒形罐上的“之”字纹似为“竖压横排”。压印纹和刻划纹在河北易县北福地一期乙类遗存亦有流行。虽然二者的相对年代和谱系关系仍有待进一步明确，但二者存在的密切关系毋庸置疑。第三组出土的筒形罐、石磨盘、石磨棒等在磁山文化中也有发现。第四、五组饰“麻点纹”的筒形罐和尖圜底器不断显示出来自辽阔的北方地区的文化传统。四台遗址表述了在内蒙古高原南缘附近地区，自距今万年前后出现新石器时代文化到面向海洋的磁山文化产生，及其后的裕民文化等北方文化传入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复杂历程。

探索文明起源与发展的新资料

张忠培先生曾指出，公元前三千二三百年前后，黄河、长江中下游等区域的诸考古学文化居民的文化交流加速且规模扩大的同时，跨进了文明的门槛。安徽含山凌家滩、甘肃庆阳南佐等遗址的发现，呈现出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历史过程中的精彩瞬间。

凌家滩遗址素以其出土的大量精美玉器闻名。2020—2022年出土的“龙首形”玉器、大型玉璜、玉梳形器、“齿轮形”玉器和数量较多的成套石钺，昭示着凌家滩文化居民“祀与戎”的意识与行为。在凌家滩遗址以往的发掘工作中，发现过祭坛、祭祀坑、积石圈、墓葬、红烧土等类型的遗迹。考古工作把揭示遗址聚落布局的视角融入研究课题。发掘者在大型红烧土遗迹底部发现了建筑遗迹，见有内填红烧土的基槽、柱洞，并初步认为“与其西侧区域共同组成一处大型高等级公共建筑遗存”。一方面，红烧土、建筑遗迹及“西侧区域”三者间的关系及其在凌家滩文化中所处的发展阶段值得进一步探索；另一方面，为解决“寻找与墓地相匹配的生活区遗存”的研究目标提供了重要资料。还有，祭祀坑西侧外围发现“可能通往墓葬祭祀区”的半环状石子路，坑内发现大量经过大火高温焚烧的石钺、玉石器和陶器等现象，为“活化历史场景”提供了重要依据。凌家滩揭露出“口宽45米、底宽25米、自深2米”的外壕，不仅丰富了对遗址布局的认识，更使人们对凌家滩文化居民的社会组织、生产能力、工艺技术等方面留下深刻印象。

黄土高原上的甘肃庆阳南佐遗址揭示出了仰韶时代晚期至庙底沟二期文化时期的高等级大型聚落遗址，发现的“九台”、壕沟和“宫城”等大型建筑遗迹显示出黄河上游先民们罕见的强大组织能力。南佐遗址发现的九座大型夯土台基以及环绕台基的环壕区域的面积达30万平方米，足见其规模巨大。2021、2022年共发掘了1600平方米，在面积约3600平方米的“宫城”中揭示出的面积约720平方米的主殿F1，面积大、保存好、迹象丰富。发掘者指出，F1由前厅和殿堂组成，东、西两侧各有一侧室，墙体采用版筑而成，使用了土坯、红砖、白灰等建筑材料。20世纪80年代发掘的同属陇东南地区的秦安大地湾大型房址F901亦呈现出“中轴对称”“前堂后殿”的布局风格，但F901的面积小了不少。还有，南佐遗址出土“数以百万粒”的炭化稻米的来源问题，F2出土成组的彩陶平底瓶、陶罐及白陶、黑陶、绿松石珠高等级遗物引发的思考，为学界进一步深入考察黄河上游与周边区域的关系揭开了冰山一角；更让我们愈发自觉地产生继续深入到田野中“动手动脚找东西”，上下求索寻证据，讲好黄河故事，深入考察中华早期文明的渴望。

当前的夏时期考古研究越发地显示出“研究文明、文化表述”的特点。山西兴县碧村遗址、陕西西安太平遗址、河南偃师二里头都邑多网格式布局等发现展现了晋、陕、豫地区与夏时期考古研究相关的最新成果，体现着考古工作者“以物论史”的艰苦努力。

山西兴县碧村遗址西隔黄河与陕北石峁遗址相望，向东隔吕梁山与忻定盆地的游邀遗址相邻。碧村遗址存在龙山时代，“龙山文化之后二里头文化之前”的夏代早期、二里头文化时期三个阶段。笔者曾对石峁与碧村遗址的文化遗存进行过比较并指出，碧村遗址龙山时代遗存的年代约相当于永兴店文化早、中期；龙山时代至夏时期的碧村遗存共见陕北地区与忻定盆地文化因素。在此背景下碧村遗址发生了一系列文化变迁：自龙山时代的小玉梁建造土构房址，到夏代早期在城墙圪垛地点修建包括两道瓮城的双重城防设施，最后在二里头文化时期封堵城门，瓮城转变为生活空间。可见，与石峁遗址成“掎角之势”的碧村遗址处于山西、陕北和河套地区诸文化交汇的前沿地带，深入探讨碧村遗址和其所处的吕梁地区的文化构成、与周边区域的考古学文化交流与互动关系等问题，有助于进一步窥探龙山时代至夏时期在苏秉琦先生所指的“Y”字形地带的西北方向上具有防御功能的城址呈现出“万国林立”局面的动因。

龙山时代至夏早期，在南流黄河西侧的渭河谷地是客省庄文化的领地。陕西西安太平遗址展现了客省庄文化的大型聚落形态。太平遗址出土的高脖单把鬲显示，遗址的年代下限进入了夏纪年。与石峁和碧村不同，太平遗址“由东西并列的两个环壕”构成，似存在由环壕围成的两个聚落区域。聚落内发现的地面式、地穴或半地穴式、窑洞式以及“两居室与一院落的半地穴式建筑组合”等形态多样的房址，显示出居民建筑方式的多样性以及建造不同类型房址的居民所能动用人力物力的差异。太平遗址出土了各类玉器和玉璧芯、玉料和祭祀、卜骨等遗存，暗示着太平遗址的居民中“匠人”和“巫觋”的存在。太平遗址小麦等植物遗存的发现，为考察黄河中游小麦的传播问题提供了距今四千多年的证据。这些发现都提示我们，要深入获取太平遗址蕴藏的更多信息，仍需将遗存置于“时、空、物、人”的维度上开展大量研究工作。

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是夏时期考古研究最核心的遗址之一。二里头遗址都邑多网格式布局的发现，是典型的“问题导向”式田野考古工作案例。在21世纪初，据“井”字形道路的发现确定了二里头遗址的基本布局，发掘者根据宫殿区和作坊区外侧均发现有城垣围护的现象提出“其他区域外侧是否有围墙、布局和演变情况”等问题，发现了“井”字形道路上宫西路与宫南路交叉的“十字路口”，发掘了道路旁的部分宫城西墙和南墙及其东南角和作坊区的西北角，继而揭示出二里头遗址自南向北排列于宫西路和宫东路之间，以宫南路、宫北路为界的作坊区、宫殿区、祭祀区以西“至少各存在一个分区”且有城垣以及部分相关道路，从而总结出二里头遗址“宫城居中、显贵拱卫、分层规划、分区而居、区外设墙、居葬合一的多网格式布局”。随着二里头遗址的布局情形逐渐明晰，学界不禁对二里头遗址具体还有多少“网格”没被发现，各“网格”区域的形成时序、兴废变迁、相互关系等更多问题充满了期待。

山西绛县西吴壁遗址商代墓葬、河南安阳殷墟商代王陵及周边遗存的年代分属商代早期和晚期，分别展现了早商时期晋南地区不同等级墓葬的特征和晚商时期殷墟王陵布局的重要迹象。

山西绛县西吴壁遗址是首次在中原地区揭示出的已知时代最早、规模最大、专业化水平最高的夏商冶铜遗址。2022年，揭露出属于商代早期的大、中、小三个等级的墓葬，为探索早商时期对铜矿资源的控制及其与周边文化和人群的关系，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从公布的资料来看，大、中型墓葬体现出的商系传统较浓厚，小型墓似存在土著文化特征。发掘者还指出，墓葬“另有少量北方文化因素”。由于铜是当时最重要的资源，西吴壁遗址具有毋庸置疑的重要战略地位。对西吴壁遗址墓葬等遗存的全面揭露和综合研究，无疑将为考察夏、商王朝管理、开发、利用铜矿的各种问题不断提供重要资料。

2021年至2022年，对河南安阳殷墟商代王陵及周边遗存进行的工作，亦凸显了“问题导向”的田野考古工作思路。拟解决的问题有“寻找小屯宫殿区到王陵区之间的干道”，“搞清商王陵区的范围”等。发掘团队在洹河北岸勘探出了早于战国的南北向干道的路沟，发现并解剖了分别围绕东区和西区大墓的两条围沟，年代均为商代晚期，发掘者称其为围绕陵园的“隍壕”。从“殷墟王陵总图”上看，在东围沟西部和西围沟东部似各有一个的缺口，两缺口位置相对，二条围沟南部还各有一个缺口。这些发现极大地改变了以往对商王陵园布局的认识。《周礼·春官》载：“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为之图”。《论语·为政》载：“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于是，这两条围沟或可称为“兆沟”；同时，我们更深刻地感受到，考古学之所以能够“从已知求未知”，“殷鉴”后世，正是因为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与博大精深。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每年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推介活动展示的皆是各种精彩，每年入围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的项目负责人尽是不同的考古工作者。但相同的是，每一位考古工作者身上都闪耀着中国考古人艰苦奋斗、昂扬向上的工作热情和求真务实、青灯黄卷的探索精神。向2022年中国考古的每一项新发现和每一位考古人致敬！

作者：段天璟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考古学院）

编辑 | 张小筑 实习编辑 | 王雨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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