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 | 纪念夏家店下层文化与夏家店上层文化命名六十周年文选

继往开来谱新章

夏家店下层文化与夏家店上层文命名六十周年专辑

夏家店遗址（由北向南）

纪念夏家店下层文化与夏家店上层文化命名六十周年文选

王巍（中国考古学会）

今年是夏家店下层文化和夏家店上层文化命名60周年。一个遗址命名两个考古学文化在中国考古学百年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这两种考古学文化的发现是东北地区夏商周时期考古的重要收获，为研究东北西部乃至燕山地区的考古学文化格局及其与以中原地区为核心的夏、商、周王朝的关系，乃至东北亚地区夏商周时期的历史格局、人群迁徙融合等一系列重要问题提供了关键材料。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大甸子墓地发现了一批二里头文化陶制礼器，使我们认识到二里头文化曾经与内蒙古东南部发生了密切联系。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发展态势与石峁文化的兴起同步，非常耐人寻味。

对于该文化与夏商文化的关系，虽然学界有不同的认识，但是这一文化是研究夏商北方地区考古学文化乃至历史和社会的重要对象则是没有异议的。夏家店上层文化与夏家店下层文化显然不同，更多地表现出北方草原文化的特色，揭示出这一地区在西周时期从农业文化转变为农业和畜牧业的混合文化。关于夏家店上层文化的族属，有多种说法。无论哪一种，都不否认它是属于北方草原为主体的文化系统。

2021年是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希望在我们即将开启新的百年征程的时候，加强夏家店下层文化和上层文化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尤其是要加强对这两个文化的中心性遗址的调查与发掘，以期搞清楚它们各自的社会结构、文化的来龙去脉及其与中原王朝乃至与其他周围广阔地区的文化联系，进而更好地研究这两种考古学文化在东北亚古代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在纪念两种文化命名60周年的时候，我们深切缅怀遗址发掘的领导者之一——刘观民先生，并向至今仍活跃在中国考古舞台，指导中国考古学发展的徐光冀先生致以崇高敬意！

徐光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1960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成立内蒙古工作队。当年春季，刘观民率队小规模发掘赤峰药王庙、夏家店遗址，区分出两种青铜文化，1961年刊发简报时，命名为夏家店下层文化与夏家店上层文化。这是从1930年代日本学者通过发掘红山后遗址而称述的“赤峰第二期文化”中分辨出来的。回想发掘时，六位同仁挤住在农民的一间大炕上，白天冒着风沙到工地，晚上在煤油灯下整理和查阅相关资料。正值三年困难时期，生活清苦。

两种青铜文化的命名得到学术界广泛认同。六十年来已取得丰硕的成果。夏家店下层文化有较发达的定居农业，农作物有粟、稷。许多遗址见有大小不等的石、土城址，已发现5000处以上，经发掘的有数十处。敖汉旗大甸子的城址面积约7万平方米，发掘墓葬800多座，其中高等级贵族墓20座。夏家店上层文化由西拉木伦河以北向南发展，老哈河是其中心地区，遗址分布没有夏店下层文化密集，其年代相当于西周（或稍前）至春秋中期，农业定居文化兼营畜牧业，农业没有夏家店下层文化发达。至2018年已发表考古报告专刊和图录15部、期刊发表简报报告163篇、论文367篇、考古专著18部。

今后，田野工作的重点应是寻找发掘两种文化的核心区，这方面的线索有：赤峰阴河流域夏家店下层文化石城址呈组群分布，其中迟家营子、尹家店为中心的20座石城址群，还有敖汉旗城子山等遗址；宁城南山根、小黑石沟发现夏家店上层文化高等级贵族墓葬，应在八里罕地区勘查大型居址，进行重点发掘，以推动两种青铜文化的深入研究。

郭大顺（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夏家店下层文化聚落数量如以敖汉旗公布的2700余处和半支箭河中游调查的150处计算，有依据将分布密度相近的赤峰市南4县、奈曼旗、朝阳市5县、阜新县共10多个旗县估计为“以万计”的总数，从而在聚落形态方面透露出多种信息：同一房址多层居住面、多个房址在同一地点连续增筑的“固守老屋”和大甸子墓地800多座墓紧相排列无一例打破关系所反映的定居极强的连续性；城壕和深入地下数米的墙基，土坯墙房屋，从低台地、山坡到山冈甚至山顶呈立体式布局的“山上城”与“平地城”，依山傍河呈“链锁式”或“棋盘式”分布的聚落群所显示的防御性；大量有肩石锄反映的发达农耕业和已掌握铸造小件容器技术的青铜冶铸业；墓地显示的等级分化；分布范围内文化面貌高度一致性系雄踞北方“与夏为伍”方国形象的展现。

多殷式鬲特点的三袋足器、接近早商青铜器的兽面纹等各类彩绘题材、同于殷墟中小贵族墓的人种特征和渐南渐晚的移动趋势，暗示这是一支与商文化起源有关的考古学文化。以上种种迹象表明，夏家店下层文化已具备形成都城的条件，寻找更高层次中心都邑级遗址，是今后田野调查的重中之重。对此，苏秉琦先生早在1985年论述“古文化古城古国”时就已强调。

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又一特点是遗址保存良好。山岗上的诸多遗址，经近四千年风雨剥蚀，仍在地表保留着大量完整的砦墙甚至成群的房址，俗称“城子山”“等子山”“椅子圈”“龟盖子”等，成为辽西山区的一大景观，且地面遗迹保留之普遍仍是独一无二的，这是一批研究西辽河流域夏商时代聚落形态的绝好资料，应抓紧时机列入国家考古规划，多地区多部门协作，按田野调查规则对遗址逐个逐群作尽可能详尽的记录。近些年来开展的“拉网式”调查结合现代科技手段分析，十分适用于地表遗迹显示良好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其成果令人期待。

曹建恩（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局）

夏家店下层文化是辽西地区继红山文化之后的又一个发展高峰，标志着已由古国文明跨入方国文明。

环壕—城墙的跨越，实现了构建早期城市的必要基础。自兴隆洼文化至红山文化，大型聚落的防御体系均以环壕为主，夏家店下层文化开创了挖壕筑墙的新时代，这不仅是防御设施的改变，更预示着早期城市的萌芽。也显示了与河套地区龙山时期的石峁、后城咀石城，及中原夏商时期城址的关联。

半地穴式—地面式居址的跨越，实现了居住条件的根本性变革。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4000多年的历史中，半地穴房屋始终是主要的栖身居所，夏家店下层文化地面式房屋的大规模出现，从根本上改变了当地数千年的居住传统。居址形式的改变，尤其是土坯的使用，应与河南后冈、孟庄、平粮台遗址所见建筑技术向东北传播有关。

无青铜器—青铜器，实现了时代的跨越。夏家店下层文化开始出现小型青铜器，是辽西地区青铜时代到来的标志，为夏家店上层文化青铜文明的发展与体系的构建奠定了基础。

平底器—三足器的跨越，实现了陶制礼器的闪亮登场。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一直秉承以筒形罐为代表的平底器传统，夏家店下层文化以鬲、甗、鼎为代表的三足器占据了陶器群的主导地位，不仅改变了辽西地区原有的烹炊形式，个别器物还发挥着礼器的作用，高规格墓葬出土的鬹、盉、爵等，意味着二里头文化的礼器制度对夏家店下层文化产生了强烈影响。

彩陶—彩绘的跨越，实现了艺术形式载体的转换。辽西地区彩陶最早见于红山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彩绘陶既是对本土彩陶技术的革新，也是受到中原文化影响的结果。此类彩绘陶曾少量见于陶寺和石峁的高等级墓葬，其中的白、红彩变形兽面纹、云纹和抽象几何纹在石峁的石雕中也可找到对比的线索。

夏家店下层文化曾在中国历史中发挥了独特作用，深入研究该文化，对于阐释中华文明起源、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张天恩（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以石材砌筑的城墙和部分房屋建筑，是夏家店下层文化不少聚落的特征。红山文化虽有以石块砌筑祭坛、神庙及积石冢等，但没有发现石城和石壁房屋，小河沿文化也没有此类建筑。但在陕、晋、内蒙古相邻地区自仰韶晚期至龙山时期，石砌城址及房屋是非常普遍的，因此，夏家店下层文化的聚落防卫形式和石室建筑遗存应当源于石峁文化的影响。墓葬多见壁龛的现象也不见于辽西区早期诸文化，却在陶寺、石峁文化中较常见。所以，壁龛墓的埋葬形式也与陶寺、石峁文化有关。

夏家店下层文化的金耳环、青铜耳环和指环与欧亚草原青铜文化和四坝、齐家文化的同类器物相似，红玛瑙珠见于甘青及新疆东部的同期文化，最早出现于印度河及两河流域，应是通过中亚进入河西和北方草原的文化通道传播到燕山南北的。夏家店下层文化铸铜采用石范，与以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中原文化的陶范系统有较大差别，却与石峁遗址及新疆阿勒泰地区的发现一致，显示出这些地区铜器铸造技术方面的联系。夏家店下层文化发现牛、羊等草食性家畜，此类家养动物骨骼年代较早的有陕北五庄果梁、庙梁等遗址，可以说夏家店下层文化的生业经济形态也曾受到西部或更遥远的欧亚草原文化的影响。说明夏家店下层文化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与相距较远的北方地区乃至欧亚草原有过程度不同的联系。

杨建华、邵会秋（吉林大学考古学院）

夏家店上层文化是中国北方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最发达的青铜文化，它的青铜器可分为中原系统和北方系统，后者既和中国北方的青铜器有关，也显示为与欧亚草原的文化交往。

夏家店上层文化在中国北方青铜器发展中的传承作用 中国北方青铜器的发展经历了两次高峰，起传承作用的主要是夏家店上层文化。第一次高峰是晚商到周初，主要为太行山两翼。太行山以西主要在南流黄河两岸，勺形马镳、铜胄和长体刀等显示出从南流黄河-鄂尔多斯高原-燕山南麓-燕山以北的传播路线。太行山以东的燕山南麓，晚商时期兽首刀向北传播，西周时期昌平白浮墓地的管銎戈和管銎斧钺对夏家店上层文化有影响。第二次高峰在春秋中期到战国末期，形成了东周北方游牧文化带。夏家店上层文化的齿柄刀和銎柄剑对冀北地区有影响，圆泡饰和联珠泡饰影响了东周时期的内蒙古，对甘肃宁夏的影响有东周时期的月牙形马饰。

夏家店上层文化与欧亚草原的文化交往 夏家店上层文化青铜器与欧亚草原的交往，一是与蒙古和外贝加尔地区的联系，二是与南西伯利亚的联系。蒙古和外贝加尔石板墓文化的工具、武器、车马器及动物装饰和服饰品与夏家店上层文化多有相似，说明两地人群有着相当的文化认同。夏家店上层文化晚期与南西伯利亚草原的相似遗存如图瓦阿尔然1、2号王陵具有仪式性的剑首与剑格都饰有动物纹的短剑、卷曲动物纹、衔镳一体的马具、铜胄等。

从青铜器看夏家店上层文化的重要意义首先，夏家店上层文化青铜器在中国北方青铜器发展的两个高峰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其次，公元前11世纪末到前7世纪，夏家店上层文化一方面不断加深与蒙古高原和外贝加尔的联系，另一方面，从公元前9世纪末开始与西方的草原交往，甚至可以间接与西部草原的前斯基泰和早期斯基泰文化进行交往。欧亚草原的欧洲部分与亚洲部分第一次构成了一个大的整体。最后，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大量中原青铜器是其文化实力的一个重要来源。

华玉冰（辽宁大学历史学院）

对夏家店上层文化的族属问题扼要说明如下。

夏家店上层文化简要发展过程 该文化兴起年代不晚于周初。西周早中期，西拉木伦河流域形成龙头山类型；西周中期至春秋早期的范围西达七老图山，东至努鲁儿虎山，南抵滦河中游，北界不变，形成老哈河流域的南山根类型，滦河中上游春秋早期出现东南沟类型；春秋中期夏家店上层文化衰落，春秋晚期的周家地类型仍属该文化或接近疑似“东胡”的井沟子类型尚无定论。

有关山戎的文献记载可归纳为两类：其一，其兴起年代及相对位置。《史记·五帝本纪》将山戎追溯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与“发、息慎”并举。《逸周书·王会篇》介绍了其与周人的联系，一排并立的诸侯包括高夷、孤竹、不令支、不屠何、东胡等。其二，令其名垂青史的事件，因威胁燕国而被齐桓公所伐。《国语·齐语》：“北伐山戎，弗令支，斩孤竹而南归”。而《史记·匈奴列传》等的记载只是说齐桓公到过孤竹或暂住，山戎跑了（“山戎走”）。

山戎古老的程度 司马迁对山戎的认识，有两点可取：其一，所在位置从未突破燕辽文化区；其二，刘向说山戎参加了周成王的朝会，从魏营子文化、围坊三期文化与周人的关系，以及夏家店上层文化的渊源看，在理论上是完全可能的。问题是，红山到夏家店上层间的诸文化并非一脉相承，若相信山戎具“崇山”、“居山”、尚武等特征，追溯至夏家店下层文化之后较为合理。

山戎鼎盛期的合理范围文献记载山戎所在位置的直接参照对象是孤竹、令支，多认为地处今滦河下游的卢龙、迁安两县，与之相邻的是滦河中上游的东南沟类型，再向北可达老哈河流域。《史记·匈奴列传》：“燕北有东胡、山戎，各分散居谿谷，自有君长，往往而聚者百有余戎，然莫能相一”。将整个夏家店上层文化都界定为山戎还有待研究。

山戎与东胡的关系 夏家店上层文化中的白金宝文化因素始终存在，如早期的大泡子墓葬，鼎盛期的关东车02M1，衰落后的周家地墓地、井沟子墓地等，皆土坑墓，葬俗与夏家店上层文化石棺、石椁墓迥然有别，不排除存在不同的族群。

总之，夏家店上层文化或含有东胡族的成分，山戎衰落后，东胡兴起。将夏家店上层文化的族属定为山戎仍有可商之处，未来应加强滦河流域与西拉木伦河流域的考古工作。

孙金松、李亚新（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

赤峰市二道井子遗址在同一位置重复建筑、层层叠压的多组房址和房址内外保存极佳的“地面”为我们构建纵向早晚、横向同期的立体化聚落布局演变关系奠定了坚实的实物基础。

依托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赤峰市二道井子夏家店下层文化聚落遗址考古学综合研究”，课题组在充分归纳已有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整理方法、理念、经验的基础上，结合二道井子遗址各类遗迹与遗物原始发掘层位关系出现的偏差、混乱的现象，重新审视、梳理原始发掘资料，以“立体化聚落布局演变”为出发点，整理归纳出了数组二道井子遗址房址间典型的叠压关系和踩踏面相接的同期关系，逐步建立了一套以房址之间踩踏面相接所建立的横向关系为横轴、以房址之间叠压关系所建立的纵向关系为竖轴的“九层框架体系”，并将所有房址内出土器物归入相应的层位，且未发现分层遗迹与遗物出现倒置情况。

为了进一步论证研究方法的合理性和遗迹、器物归层的科学性，我们将遗迹单位内出土碳粒进行“背靠背”碳十四年代检测，并对照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出土陶器进行类型学研究，发现构架的“九层框架体系”较为合理，器物间的早晚关系也比较明确。据此，课题组又依据房址与周邻窖穴的同期或打破关系，将所有窖穴归入“九层框架体系”，进而确立了整个二道井子遗址居址区的层位关系。根据新的层位关系，课题组对二道井子遗址进行了分期与年代研究，基本得出二道井子遗址主体年代处于学界“三期四段”理论中的第二期至第三期早段。

当然，二道井子遗址所采用的“九层框架体系”研究方法是否合理可用、是否具有普遍性还需学界充分论证，但这种基于原始考古发掘所获层位关系开展的研究新方法，为夏家店下层文化叠压型遗址研究提供了新的模式。

张吉（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20世纪90年代，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分析夏家店上层文化青铜器，指出铅同位素比值的高度共性。21世纪以来，李延祥、陈建立等对大甸子、大山前及二道井子等地出土的夏家店下层文化青铜器，关东车、小黑石沟等地出土的夏家店上层文化青铜器进行了铅同位素比值研究，认识到以林西大井为核心的大兴安岭南麓多金属矿对当地社会生产的重要意义，并发现以井沟子西区墓地为代表的晚期青铜器已不再使用大井类型的金属资源。金正耀课题组分析朝阳周代青铜器、战国燕明刀及北票喇嘛洞三燕铜器的铅同位素，发现了辽西型高比值铅矿的广泛利用。近年陈建立、张吉、柏艺萌等补充了兴城杨河、葫芦岛乌金塘、建昌东大杖子、沈阳郑家洼子、本溪梁家等铜器群的数据。

夏家店下层文化与二里头二、三期青铜器的铅同位素比值高度相似，可能有共同的来源。二里头四期青铜容器的高比值铅目前在环渤海地区仅见于岳石文化。林西大井铜锡多金属矿在晚商得到大量开采，西周至春秋前期，此类金属料在大兴安岭南麓及整个东北南部地区一度盛行。春秋晚期后此类资源退缩至下辽河及辽东山地，辽西大部则逐渐呈现与中原及北方系青铜器一致的资源面貌。如林西井沟子、南票邰集屯、建昌东大杖子等重要遗址，均主要采用铅锡合金制作青铜器，其铅资源与侯马、燕下都等地高度一致。战国晚期随着燕的迅速东扩，产自燕地的高比值型铅料自西向东覆盖燕辽地区，与燕明刀等高铅金属货币的流行存在密切的关联。辽西地区的铅同位素比值研究，反映了林西大井等地域性金属资源对东北南部的深刻影响，也显示中原地区发达的铸铜生产推动了青铜器及金属物料的扩张。

（因篇幅限制，赐稿文字均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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