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出固有模式——草原地带新石器文化新发现的思考

早期人类如何利用草原 ？

早期人类如何利用草原地带是一个迄今为止悬而未决的问题，既有的世界民族志资料中没有发现过曾生活在草原地带的狩猎采集者。尽管我们尚不清楚人类如何通过狩猎采集的方式利用草原地带，但凭借文化生态学原理和晚近的游牧民族史料可以推断，在较低的生物承载力、分散的食物资源和季节性明显的物候条件下，草原地带的利用也应该是季节性的，人群需要不断迁移流动来获取食物。而且由于草原温差大，生长季节短，冬季漫长，气候不稳定，生存适应的风险极高。在驯化骑乘动物之前，依靠徒步利用广阔的草原无疑是困难的。即使存在，单靠狩猎采集能维持的人口密度也极低。

中国北方草原地带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曾少量发现如通天洞、金斯太等古人类活动的洞穴遗址，但十分有限，并很快随着末次冰盛期（LGM）的到来而销声匿迹。在距今一万年前后，以华北为中心的区域发展出了种植粟黍、兼养家畜的旱作农业，以贝加尔湖为中心的泰加林区域发展出具有一定定居能力的复杂渔猎采集经济,而夹在两者之间的干旱草原地带，有关其游牧文化兴起之前的认识则十分有限。

根据以往的考古记录，以定居和食物生产为特征的新石器考古学文化扩散似乎止步于中国北方温带森林-草原这一生态交错带，以东部的燕山-长城南北地带、中部阴山南侧的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和西北的甘青宁地区为代表，长期采取一种较为混合的多元生计模式。而在大兴安岭西侧、阴山-燕山以北的蒙古草原以及更为干旱的西北戈壁荒漠则因材料零散、遗迹匮乏、自然剥蚀严重而较少留下完整发掘的新石器时代考古记录，也是早期研究中被归为细石器文化传统的集中分布区域，相关的文化探讨囿于地表遗存的组合与年代关系难以确定，也很难进行系统的文化谱系研究。

乃仁陶勒盖遗址周围景观

（叶灿阳 摄）

草原地带新石器遗存的新发现

近年来，随着晋蒙交界裕民类遗存的发现，使得探索中国北方干旱半干旱地区的新石器文化面貌有了比较坚实的材料基础。裕民遗址于2010年发现并试掘，2014-2016年连续发掘，揭露出一座拥有14个房址、面积近4000平方米的新石器早期聚落。2017年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化德县开展大范围区域专题考古调查，又发现裕民时期遗址68处，同年开始对四麻沟遗址（第Ⅲ地点）一座年代跨度更大、房址更多、面积更大的史前聚落进行发掘。

与此同时，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于2014-2015抢救性发掘尚义四台遗址。国家博物馆2015年开始在河北坝上地区开展新石器早期遗址调查，随后开始试掘兴隆遗址。2019年9月6日于康保县召开的“晋蒙交界坝上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发掘现场论证会”上，专家们一致认为，目前发现的距今9000-7000年的化德裕民遗址、四麻沟遗址、康保兴隆遗址、尚义四台遗址等新发现的考古学文化遗存可以命名为一支新的考古学文化，可以最早发现和文化面貌最单纯的裕民遗址命名为“裕民文化”。2020年，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又在更加深入草原的镶黄旗北部发现裕民文化时期更大的乃仁陶勒盖聚落遗址。

2019年化德县裕民文化调查-红蒿卜子遗址

（王懿卉 摄）

草原地带新石器文化遗存新发现的特点

关于裕民文化的研究，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我们结合近年来参与裕民文化调查、发掘和相关研究的基础之上，从分布范围、文化来源、生业形态和聚落结构方面对一些新的现象作简要总结：

1.非传统意义的考古学文化？

习惯上，我们对考古学文化的定义是分布在一定时空范围内具有共同特征的遗存组合，并暗示它可以代表一定时空范围内的社会群体。但考古学文化划分的经典做法来自定居的新石器时代农业社会，一般范围明确，面积有限，但对于旧、新石器时代过渡时期或进入早期新石器时代以后仍然保持一定流动性的群体来说这一概念的时空范围限定可能需要重新考虑。就裕民文化的分布范围来讲，若依典型的陶器麻点编织纹圜底器和典型石器锛状器的分布来看，其东、南方向的边界较为清晰（冀蒙交界区域和锡林郭勒盟境内），西、北方向则深入到草原深处，边界十分模糊（目前蒙古国境内，内蒙古西部也有相似遗存发现），分布面积相当广袤；从分布时代上讲，锛状器这类工具可能延续到红山文化时期（与发掘者交流），类似的麻点纹圜底陶器特征也在东北亚不同区域的不同时期出现过。因此，它不同于我们一般定义的考古学文化，而更像是一种器物特征的传统。这种相似特征的广泛时空分布背后，更多跟文化适应密切相关。

2.南北人群文化交流的产物？

关于裕民文化的起源，一些学者从陶器风格方面分析认为麻点纹和圜底罐为代表的特征与西伯利亚和蒙古北部地区的新石器早期陶器更为相似，而与东部毗邻的以之字形和平底筒形罐为代表的辽西地区不同；但裕民文化遗址中浮选出的粟黍遗存，显然又与来自万年前后的“太行山东麓-燕山南麓”这一农业起源地带关系密切。从人类遗骨证据来看，裕民M1女性人骨样本的体质人类学研究认为，其与先秦时期的古东北类型和古蒙古高原类型相比，与古华北类型和古中原类型较为接近；但线粒体基因组的分析结果又显示其可能来源于北亚。因此，可以认为裕民文化是草原南北文化交流的产物，但具体是“北民南下”还是“南民北上”仍需要更多体质和文化方面的多重证据来综合论证。

3.多元生计：狩猎采集还兼营农业？

目前关于史前生计方式的分析主要有以下三种手段：1）动植物遗存分析；2）生产工具和食用器皿的功能分析；3）对遗址出土的人骨材料和动物骨骼材料进行食性分析。目前，从裕民、四麻沟、兴隆等遗址出土的动植物遗存、生产工具和陶器残留物来看，以打制细石器为主的石器组合可能大致包含了狩猎、采集、原始耕作、石、骨、木材工具的制作、食物处理等多方面的功能；动植物遗存显示，裕民文化人群捕获的对象包括鹿、马、牛、羊、驴等野生群居动物，兔、鸟等小型动物和鱼蚌类水生资源，还广泛采集禾本科、藜科的草籽，山杏等野果；片状器（类似食用器皿）的残留物分析显示了块茎类资源的利用；浮选的少量粟黍和使用强度较高的石铲石锄工具则共同指向原始的粟、黍旱作农业种植。因此，推测裕民文化的先民们采取了多元化的生计模式以最大化地利用有限的食物资源。

4.居住模式：冬夏营地间季节性迁徙？

从调查与发掘的遗址空间分布和文化内涵来看，为了因应自然环境与生存资源的时空不稳定，裕民文化遗址在空间分布上和时间利用上也可能存在着较为复杂的分化。目前已在裕民遗址和四麻沟遗址发现明显的季节性遗址利用现象，裕民遗址更接近冬春营地和大本营性质，四麻沟遗址更接近于夏秋季节的短暂营地。这种季节性的差异反映在宏观的聚落地理位置选择、遗址分布密度和遗物内涵丰富程度，也体现在微观的石器组合构成与空间分布、陶器保存数量与状况、室外活动遗迹、动植物遗存构成等方面。例如，裕民遗址的选址在背风向阳的山坳，一侧有泉水，而四麻沟为开口向北的季节性河沟右岸，小环境差异显著；裕民遗址的细石器与打制石器的工具和废片较多，陶器复原器也多，可能跟冬春的狩猎活动及人员较长时间停留有关；四麻沟遗址简单打制的端刃破土工具更多，陶器也少，可能指示夏秋的短暂开垦和采集活动；四麻沟还发现了十几个室外灶，代表了夏季温暖时节室外活动的频繁，已有的证据是多方面的。换言之，这支以狩猎采集为主要特色的新石器早期文化在遗址空间利用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季节性现象，有聚落但并非常年居住，人群在不同地点进行着季节性移动和迁徙，但流动性可能低于游牧时代的季节性转场。

裕民文化新发现带来的思考

裕民文化以半地穴式居址的小型村落、丰富多样的石器组合和独具特色的陶器风格为主要特征，反映出一种旧、新石器文化过渡形态。这类遗存埋藏的地层堆积单纯、年代较早、地域特殊、内涵独特，有力填补了中国北方草原地带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的空白，为该地区考古学文化序列与文化谱系研究、人群交流与文化互动、早期居民生业形态与旧、新石器时代过渡模式研究等课题的开展提供了宝贵资料。裕民文化的人群可能是从事狩猎采集兼营农业的早期食物生产者，相比于旧石器时代纯粹依靠狩猎采集的人群，他们具有更复杂的社会组织和栖居形态；相对于成熟的定居农业群体他们的流动性又很高，遗址堆积和文化内涵多样；和之后蒙古高原上的游牧群体相比，他们既缺乏稳定控制的食物资源又没有增加流动性的骑乘工具。因此，推测裕民文化的人群可能采取一种流动性不高的季节性迁徙策略，需要多样化的广谱生计策略利用有限的资源。

同时，裕民遗址所代表的草原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新发现，也关乎我们认识中国西北半壁河山（以黑河-腾冲一线划分）新石器时代的历史，其发现与研究意义深远。而正是由于裕民文化所代表的草原适应的高流动性和生计多样性，不同于以往我们对中原地区定居型新石器文化的理解，相关课题的探索需要我们在原有的研究范式下不断开拓新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从而更好地理解和阐释草原地区游牧以前的史前文化发展状况。

（本文系2021年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裕民文化遗址石器整理与史前先民生计行为研究”21CKG004阶段性成果）

叶灿阳、陈胜前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

赵潮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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