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研究 | 记苏州博物馆藏赵继贤套印
作者:何玮
机缘巧合,笔者在翻阅《苏州博物馆藏玺印》一书时,发现苏州博物馆旧藏齐白石所刻三方石印,印主竟是“二七惨案”的罪魁祸首,时任京汉铁路局局长的赵继贤。也许是因为印主恶名昭彰,这三方印章一直不太受人关注。查阅与“赵继贤”“二七惨案”或“二七大罢工”相关研究,亦未见论及。这三方印章,不仅是艺术品,也是历史的佐证,为此特将此三方印章予以介绍。
这三印在博物馆的账本里记做“旧藏”,并没有明确的来源。在编辑《苏州博物馆藏玺印》一书时,工作人员经多方打探,找到了老保管人员,据其回忆方知这是新中国成立后,苏州公安局抓捕了“二七惨案”的元凶——赵继贤之后抄家罚没所得。入馆后一直就藏在博物馆里,很少面世。
三印均为寿山白芙蓉材质,螭虎钮,是齐白石为赵继贤所刻的套印,分别是名印、字号印和收藏印。基本情况如下:
1.赵继贤印,正方形印面边长4.8厘米,高8.4厘米,阴文刻“赵继贤印”四字,环读,款为阴文楷书“希文先生正刊,齐璜”;
2.希文,正方形印面边长4.8厘米,高8.4厘米,阳文刻“希文”二字,款为阴文楷书“白石山翁”;
3.历城赵氏金石书画,长方形印面长5.1厘米,宽2.6厘米,高8.3厘米,款为阴文楷书“希文先生正刊,齐璜”。
这三方印章,因为入藏苏州博物馆后很少报道和展出,在齐白石的印谱里也不常见。如不考虑印主是个恶贯满盈的刽子手的话,这三方印章的艺术水准还是很高的,堪称齐白石篆刻中的精品。
“赵继贤印”,章法以四字均分为基础,“继贤”二字笔画多,特别是“继”字笔画最多,所以稍微宽了一点,占了“赵”字的一点位置,“印”字笔画最少,但为了保持平衡,将上部斜笔拉长,占据和“贤”字等高的位置。这样一来,既有挪让,又有秩序,形成了“赵印”二字疏朗,“继贤”二字紧凑的章法。“希文”阳文印,由于二字本身就自带疏密对比关系,所以并不需要太多的技巧,即可营造出妥帖的章法。“历城赵氏金石书画”属于多字印,多字印通常取平均分布或自然分布的结构布局。此印印石本身呈长方形,因而取两列排法,左右二列各四字。因为“氏”“金”“石”三字笔画较少,“历城”“书画”四字笔画较多,又恰分布在两行的首尾,自然形成了对角呼应的章法,因此白石老人顺势采用竖成列横无行的章法。这样一来,既有疏密,又有呼应,且不失规矩。印章用字以平直为主,但为了增加疏密和动感,高明的篆刻家会利用少量的斜线条以救板滞。这三方印里,都有少量斜笔,如“印”字上部,“希文”二字上部、“城”字末笔,特别是“石”字第一横,本不需斜笔,但为了避免和“金”字最后一划平行,也做了斜笔处理。
如果说章法变化尚有迹可循,毕竟在方寸之间分间布白,可操作的余地并不算大,那么字法和刀法就成了齐派篆刻最具特色的因素。
齐白石以民间木匠的身份进入书画篆刻圈,他在《白石印草》跋中对自己的篆刻生涯总结到:“余之刻印始于二十岁以前,最初自刻名字印,友人黎松庵借以丁黄印谱原拓本,得其门径,后数年得《二金蝶堂印谱》,方知老实为正,疏密自然乃一变。再后喜《天发神谶碑》,刀法一变。再后喜《三公山碑》,篆法一变。最后喜秦汉,纵横平直,一任自然,又一大变。”在这段话里,他强调:章法疏密自然、篆法纵横平直,而刀法喜欢《天发神谶》。对仿天发神谶碑的齐派刀法,《白石老人自述》:“我刻印,同写字一样。写字,下笔不重描。一刀下去,决不回刀。我的刻印,纵横各一刀,只有两个方向,不同一般人所刻的去一刀回一刀,纵横来回各一刀,有四个方向。篆法高雅不高雅,刀法健全不健全,懂得刻印的人,自能看得明白。我刻时随着字的笔势,顺刻下去,并不需要先在石上描上字形,才去下刀。我的刻印比较有劲,等于写字有笔力,就在这一点。常见他人刻石来回盘旋费了很多时间,就算学得这一家那一家的,但只学到了形似,把神韵都弄没了,貌合神离,仅能欺骗外行而已。他们这种刀法,只能说是饰削,何曾是刻印。我常说,世间事贵痛快,何况篆刻是风雅事,岂是拖泥带水做得好的呢!”
篆刻用字,元朱一路谨守《说文解字》,仿汉一路则使用方整隶化的缪篆,另有古玺一路采用金甲等大篆字体。齐白石在赵之谦的启发下,将汉代碑额篆、天发神谶碑的横平竖直、绝少盘曲的篆法发挥到极致,再配以他自己独到的理解,形成齐白石独特的篆书风格,再以此种风格篆书入印,辅以大刀阔斧的雕花匠式的刀工,最终造就了齐派篆刻独树一帜的风貌。这三方印的刀法字法正是这种痛快淋漓、直来直去的典型代表。
这三方印章没有年款,但根据刀法和字法可以确定出自齐白石篆刻的衍变期,即1918-1923年,这是齐白石定居北京的初期,也是齐白石篆刻风格的定型期,同时还是赵继贤一步步爬上京汉铁路局局长之位的时期。据牟建平在《收藏》2020年第7期所撰《齐白石的“朋友圈”》介绍,在这一时期,齐白石在京结交了陈师曾、梅兰芳、徐悲鸿等艺术圈人士,以及曹锟、李宗仁等政界人士。齐白石与直系核心人物曹锟结识,缘于湖南籍好友夏寿田的牵线搭桥:1920年夏寿田正任曹锟的幕僚,曹锟当时是驻节保定的直、鲁、豫巡阅使,夏寿田曾请齐白石为曹锟治“直鲁豫巡阅使”“曹锟之印”。1921年端午,夏寿田再邀齐白石到保定,为曹锟画了工笔草虫册《广豳风图册》。曹锟和白石均出身贫寒,意气相投,引为好友,二人多有往来。而京汉铁路是直系的重要财源,据《申报》报道,1922年1月,曹锟亲自发电文任命赵继贤掌京汉铁路局长职,可见赵是直系的心腹成员。赵氏由此得以接触到齐白石,并得到白石所制之印乃情理之事。
关于印主赵继贤其人,据《武汉铁路分局志》介绍,生于1883年,山东历城县人,从1922年1月起至1924年9月,任京汉铁路局第九任局长,是镇压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制造“二七惨案”的罪魁祸首。下台后,用从工人手中剥削来的钱财在苏州等地广置房产,购买田地,开办工厂。新中国成立前后化名辗转于上海和苏州之间躲藏,后被公安机关捉拿归案。1951年7月8日和16日,分别在郑州和武汉被公审控诉,并在江岸林祥谦就义的地方被处决,双手沾满工人群众鲜血的刽子手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此外,查阅赵继贤的传记材料时发现,材料中都只记其名继贤,而无字号。通过和这组套印比对,可知赵继贤字希文。希文是写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千古名句的北宋名臣范仲淹之字,与其同字,本是想以范仲淹为榜样,未料竟然成了罪大恶极的刽子手,真是莫大的讽刺。
(作者单位:苏州市艺术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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