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考古百年 | 北方草原考古文化研究的一部重要经典作品——论乌恩岳斯图先生的治学方法与学术成果

杜迺松

一个人终生勤奋追求一项科研事业，并得到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人们会永远铭记的。

笔者与《北方草原考古学文化比较研究——青铜时代至早期匈奴时期》一书著者乌恩岳斯图先生（1937年9月-2008年3月），是1957年至1962年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的同窗学子。五年的共同学习生活，现在忆想当年，乌恩岳斯图热爱考古专业，刻苦学习。为人热情正直，在担任班长期间，关心全班同学的学习与生活，同学们都为有这样一位同心同德的好班长而高兴。1962年考古专业毕业后，他为了继续完成考古事业的抱负，毅然决然考取了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先生的研究生。1966年毕业后，任职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历任科研处处长、常务副所长和《考古》杂志月刊主编。1997年荣获“德意志考古研究院通讯院士”称号。

在繁忙的大量社会工作中，长期以来，他挤抓一切时间，假日从不休息，进行科学研究。他主攻的科研项目，侧重在“中国北方草原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考古”，并多角度涉及到欧亚草原相邻地区相关的考古学文化的体系，进行比较研究。对起源于欧亚草原东部的匈奴起源也进行了历史考古和物质文化的分析研究。他矢志不渝，吃苦耐劳，坚持主攻方向“北方草原文化”，不断积累资料和研究。这种孜孜不倦、永不放弃的求索精神，终成大业，在考古学上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以论文和专著的形式，在多种出版物上发表了颇多的专题性和全景式的论述和专著。仅举数例：《百川归海：中国古代少数民族与汉文化的交流》、《欧亚东部草原青铜器》（合著，英文版）、《北方草原考古学文化研究》、《北方草原考古学文化比较研究——青铜时代至早期匈奴时期》、《关于我国北方的青铜短剑》、《我国北方动物纹饰》、《中国北方青铜文化与卡拉苏克文化的关系》、《殷至周初的北方青铜器》、《匈奴考古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朱开沟文化的发现及其意义》等等。更值得称赞的是，为了进行草原考古文化研究，他翻译了有关蒙古和俄罗斯语的相关的外文资料达上百万字，这是对专业研究成功的重要基础之一。

众所周知，现代考古学是博大精深的一门学科，需要多方面的考古、文献、艺术、历史、古文字知识以及海内外的学术交流，等等。就考古学中的某一部分研究，所涉及的知识面和有关辐射的相关内容对课题本身研究都有一定的影响与联系。乌恩岳斯图在北方青铜文化考古研究上，能取得多方面成果，从理论方法到科学实践，从宏观到微观等等方面都展示了他的才华。我们仅简略阐述一下他的研究理论方法和重要学术成果。

第一，立足田野考古实践第一的思与做。乌恩岳斯图在夏鼐先生指导下，研究生毕业后，在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从事大量的科学管理工作中，百忙中不忘参加多项的考古工作，包括考古调查和发掘，诸如：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安阳殷墟祭祀坑，黑龙江蜿蜒河遗址和白金宝遗址，宁夏同心县倒墩子匈奴墓地，内蒙古呼伦贝尔盟谢尔塔拉墓地发掘，以及乌苏里江流域和陕北的考古调查，等等。这些大量的基础实践工作，是极为珍贵的、厚实的叠加知识积累和实践，为他的科研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确定研究范围，扣住并明确内涵概况。指出中国北方地域长城沿线考古学草原文化只限定在东起辽西，西至甘肃东部这一地域（即长城中段）。年代上包括青铜时代、早期铁器时代和早期匈奴时期。乌恩岳斯图强调说，这一地域的划分，依据目前考古的发现，长城地带青铜文化和早期铁器时代文化的考古序列已基本确定。

他还指出，欧亚大陆草原和森林草原地带的划分，是以乌拉尔山为界划分为东西两大区域。顺子午线方向可延伸至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一带。并说，乌拉尔山以东有许多重要水系和湖泊，有丰盛的草原和草原文化。为精细深入探索草原文化，他又细致地将欧亚大陆草原地域分成三个文化区。

第三，前已指出，乌恩岳斯图研究的北方草原考古文化，首先立足于长城沿线以北地区，东起辽西，西至甘肃东部即长城地带中段。这就为进一步全面比较研究欧亚大陆草原考古文化起到了坦荡如砥的方便，扩展了多地域类型相同或变异文化之间联系的研究。这种思维方法无疑是相当可贵的。

在明确长城地带中段的范围基础上，乌恩岳斯图大量积累典型的墓葬特点和出土实物资料，并相互联系融合研究。以科学的态度与方法，参考多方面典型的材料，确定这一地域草原文化青铜时代的分期、断代，早期铁器时代的界定，这可谓是一件卓越的考古工程。

他将长城地带中段草原青铜考古文化进行分期，早期以夏家店下层等文化为代表，年代相当于夏代至殷商后期（公元前20世纪-公元前13世纪）。中期以魏营子文化等文化为代表，年代相当于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公元前13世纪-公元前11世纪）。晚期以夏家店上层文化等为代表，年代相当于西周中期至春秋中期（公元前10世纪-公元前7世纪）。以年代分期长城地带中段年代范围后，他还特别指出，要将三个发展阶段，同欧亚草原东部地区的蒙古、俄罗斯外贝加尔、图瓦、阿尔泰及叶尼塞河中游米努辛斯克盆地等地域的相关文化进行比较。这确是一个较庞大的具有冲击力的课题。

为进一步展开研究，并将长城地带中段的早期铁器时代的文化进行深入研究，他将毛庆沟文化、桃红巴拉文化、杨郎文化、玉皇庙文化为代表的诸多考古文化内涵，其年代定为春秋中期至战国晚期（约公元前7世纪-公元前3世纪），为早期铁器时代的界定。他还将蒙古东部和外贝加尔湖的同时代的草原地带铁器时代共同比较探析研究，并加强注意自然与社会生态，各种生存环境方面进行观察。这一具有创新特点的考古工程令人艳羡，令人学习其成功的方法和开拓精神。

第四，倾全力搜集研究问题的资料，大量搜集海内外学者对草原文化研究的重要观点和成果，并展示个人在有关学术上不同的看法。笔者想到，乌恩岳斯图先生是位勤奋学者，为了实现有体系的这一庞大科研工作，必定积累有大量的资料索引、卡片和丰富的笔记，否则无法完成宏愿。

论著中他排比了草原文化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墓葬形制、随葬习俗、重要随葬品种类，等等。例如，在谈到长城地带中段早期铁器时代不同文化之间的竖穴墓和洞室墓的区别，特别清晰鲜明。竖穴墓在墓向和墓葬品上也有一定差异。他指出，以畜牧业为主的草原文化，殉牺牲马牛羊等习俗是共同特点。对匈奴墓地考古也多有涉猎。当谈到蒙古国诺音乌拉墓地，大型墓结构复杂，大者面积可达1225平方米，有棺椁，有祭祀坑。普通墓仅做长方土坑竖穴形制。对中国境内的重要匈奴墓按单位进行分析，如客省庄140号墓、西沟畔墓地、倒墩子墓地、上孙家寨墓等等。对墓中出土物进行了明确表述。

前已谈到，乌恩岳斯图对北方草原考古文化，其中重要物质文化，无论早晚期，都加以举例分析。其中包括多种类内涵，如：陶质蛇纹鬲，铜器器皿（鼎、簋和族徽铭等）、青铜刀（同时搜集了蒙古和外贝加尔的同类器）、管銎铜斧（包括了西亚和高加索弯头斧）、青铜钺、青铜挂缰钩、金装饰品、青铜短剑（含蒙古、外贝加尔地区出土的）、青铜剑鞘、铜盔、青铜空首斧、青铜马具、青铜装饰品，以及各种动物纹样。特别要指出的是，无论是青铜时代，抑或铁器时代，乌恩岳斯图都对以兽鸟为中心的动物或动物牌饰予以阐释。他的专题论文《中国北方青铜透雕带饰》《我国北方古代动物纹饰》，论述均很到位。对北方的青铜短剑也进行了专题研究，对这些器类的辨识、断代，以及传世品的辨伪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受到人们的重视。

第五，乌恩岳斯图所研究的北方草原考古文化，由于他的高度坚定性和毅力，其成就有着重要的历史考古、古代民族考古价值和多方面意义。中国北方地区地域广袤，据古文献记载，居住在北方的少数民族，主要有肃慎、燕亳、东胡、鲜卑、匈奴等。在今内蒙古、河北、辽宁、吉林、陕西、宁夏、青海、新疆等地，都发现了这些古代少数民族先秦至两汉时期的遗迹和遗物，对研究这些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各民族之间的关系，都提供了重要资料。

在北京昌平、辽宁喀左、河北大厂都发现了夏家店下层文化。在内蒙古赤峰夏家店和宁城南山根发现的属于夏家店上层文化。依据乌恩岳斯图先生和一些学者的看法，夏家店上、下层文化就是研究北方草原文化的一个重要坐标，是正确的。

我们发现，北方地区先秦青铜器，很大一部分是仿照中原地区铸造的。如河北大厂出土的铜刀与铜镞均与商代后期同类器相同。宁城南山根101号墓出土的蹄足直耳鼎、有盖三足铜簋、口外侈矩形足铜簠，与中原地区西周时期的同类器相同。辽宁喀左北洞出土的铜罍，其上著有“孤竹”字样，可以认为属商代孤竹国器。

北方草原文化在重要器种上，主要有青铜短剑和动物牌饰。青铜短剑出土地区分布广泛，在辽宁、内蒙古、河北、吉林、山西、北京等地曾多次出土，以辽宁和内蒙古出土的数量较多，又以老哈河、大凌河流域最为集中，成为青铜器短剑出土的重要地点，如朝阳十二台营子、宁城南山根、沈阳郑家洼子等。短剑主要流行在商周至战国时代，一般认为多属我国北方东胡族文化。剑身短，一般长30厘米左右。由剑身、剑柄和枕头状剑首组成。有的剑在出土时附有菱形镂空的剑鞘，剑身两侧有的呈曲刃式，类型有匕首式、曲刃“T”字形剑首式、曲刃柱脊式、双鸟头触角式等。对青铜短剑研究，乌恩岳斯图都有精细的类型分析和探索。

北方式动物铜牌饰，以往又称“鄂尔多斯式”动物牌饰，现在习称“透雕动物纹牌饰”。该种铜牌饰原为北方草原地区匈奴和东胡等民族所用的带扣饰，以内蒙古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等地出土最多。乌恩岳斯图先生研究举例图形丰富多彩，将其艺术精神表现得也透彻入微，描述带扣上多饰有镂空的各种动物，如马、牛、羊、犬以及鹿、虎、豹等野兽的奔逐、咬斗等图案，许多动物图像都极生动。内蒙古乌兰察布盟发现的虎噬羊牌饰，刻划出虎的凶猛和羊的软弱，具有极佳的艺术效果。陕西沣西客省庄出土的长方形铜牌饰，可以清楚地看到匈奴男子的服饰和发髻等风格。有的牌饰还雕镂出细腻精美的几何纹。这些牌饰反映了草原民族的艺术特色。呈现了战国至两汉古代草原民族生产、生活的一个侧面。

乌恩岳斯图先生一生确立和研究的欧亚草原考古文化，是一项有体系的项目，他本人具备了考古、文献、历史、艺术、外语等多方面理论和实践经验，以渊博的知识、精深的造诣，取得了诸多成果，开拓了研究途径与方法。他的跨越式的卓越成果，将永远激励人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