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小双桥遗址商“文化因素”分析

小双桥遗址位于河南省郑州市西北郊，规模宏大、内涵丰富，文化面貌以商代白家庄期为主，发现有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小型居址、祭祀场与祭祀坑、青铜冶铸遗存、灰坑、水井、窖穴、道路、墓葬等重要文化遗迹，出土了陶瓷器、青铜器、玉石器、骨角蚌器、金箔、铅锭等大批文化遗物。对于其性质，学术界多以“隞都说”为“最优解”。这些考古发现为我们探讨小双桥遗址商代“文化因素DNA”奠定了基础。

一、诸文化因素分析

小双桥遗址除白家庄期商文化因素外，还存在少量二里头文化、东方岳石文化、南方文化和北方草原青铜文化等因素。

（一）二里头文化因素。二里头遗址是夏代晚期的都邑所在，其内发现的主干道路网络、大规模夯土围垣设施、大型夯土基址群等重要遗存，形成了“九宫格”式的平面布局[1]，整体规划方向为北偏西。小双桥遗址的平面布局虽不清晰，但其整体规划方向并非无迹可寻。小双桥遗址白家庄期的大型夯土基址、“周勃墓”夯土台基、重要墓葬和房址的度数均在350°～360°或80°～90°之间[2]，这些重要遗存方向的趋同性说明遗址经过严密的规划，其整体方向应为北偏西。有学者根据遗址核心区的大型夯土基址、高台建筑基址和宫城城墙的分布情况，将这些重要遗存划定在宫城范围内，并认为宫城呈方形或南北向长方形，方向为北偏西[3]。小双桥遗址的都城规划方向和二里头遗址大体一致，均为北偏西，与商代传统的北偏东方向存在差异。

小双桥遗址出土的夹砂中口罐、泥质罐、捏口罐、浅腹盆、刻槽盆、器盖和陶鼓形器等陶器，具有明显的二里头文化风格[4]。（图一）

小双桥遗址和二里头遗址都城规划方向的一致性和典型陶器的相似性，表明二里头文化对商代早中期文化产生过强烈影响。而这种影响在铜器方面也有表现，如小双桥遗址的铜觚、爵、斝，器型与二里头文化同类陶器相近[5]。其对探讨二里头遗址的性质、夏商文化的分界、关系和内涵等问题大有裨益。

（二）东方岳石文化因素。以岳石文化风格的陶器和石器等遗物为代表。小双桥遗址发现的夹砂褐陶素面罐残片、泥质磨光黑陶盆、蘑菇状钮器盖等具有明显的岳石文化因素[6]。遗址中心区域出土较多的褐陶、黑皮陶，不少学者认为具有岳石文化的特征，把这类遗物与仲丁伐蓝夷联系起来进行综合考查[7]。（图二，2）有学者通过对小双桥遗址、二里岗文化陶片、岳石文化风格陶片的化学成分分析，表明这些陶器并非真正意义的岳石文化陶器，而是熟悉岳石文化制陶技术者，在郑州地区生产的陶器[8]。这种褐陶、黑皮陶不仅在遗址中心区域有所发现，近年在遗址外围的岳岗西南、岳岗西北、于庄西北等地也可见到。褐陶、黑皮陶广泛分布于遗址各处，且多和常见的商式陶器共出，但其数量较少，陶质相对较差，烧制水平较低，区别于遗址内常见的商式夹砂灰陶和泥质灰陶。

长方形穿孔石器近年在遗址中心区及外围亦有所发现[9]。（图二，1）有研究者称其为“石圭”[10]、“石镬”[11]或“有銎石锄”[12]。相关研究成果显示，类似的长方形穿孔石器主要出土于山东泗水尹家城、临沂八块石、广饶营子、邹平丁公、寿光火山埠等岳石文化内陆遗址[13]。有学者认为小双桥遗址出土的长方形穿孔石器为仲丁伐蓝夷时带回的战利品[14]。但岩相分析结果表明，这些长方形穿孔石器与该遗址所出石镰、石刀和石铲等岩相结构基本相同[15]。表明其应是本地所产，仅是具备东方岳石文化因素，而非东方地区直接输入的产品。

（三）南方文化因素。以原始瓷器、印纹硬陶和货贝等最具代表性。小双桥遗址出土的原始瓷器，其质地坚硬，吸水性较差，器表上半部和口沿内沿面多饰有一层豆绿色或黄褐色的透明釉[16]。（图二，3）印纹硬陶的数量与原始瓷相比明显较少，其质地可分为较硬的瓷土和普通陶土。（图二，6）小双桥遗址发现的原始瓷和印纹硬陶，从出土数量、器型和纹饰来看，明显区别于商文化典型陶器群。从数量上看，原始瓷器和印纹硬陶器相比商文化日用陶器数量明显较少。从器型上看，原始瓷器均为尊，印纹硬陶器的种类可分为瓿、罐、尊等，而商文化日用陶器以鬲、盆、罐、瓮、簋、大口尊等为主。从纹饰上看，原始瓷多为云纹、S纹、小方格拍印纹、云雷纹等，印纹硬陶一般多在口下饰菱形或方格状印纹、人字形纹、叶脉纹等，而小双桥商文化典型陶器群纹饰则多以中粗绳纹为主。

学术界对于北方地区原始瓷的来源存在争议，主要有“本地起源说”和“南方说”两种。多数学者认为出硬陶和原始瓷来源于南方地区，具体而言产自江西地区，应是南方龙窑烧造的产物[17]。有学者采用INAA（中子活化分析）方法，对郑州小双桥和江西吴城遗址出土的34块原始瓷片的化学元素组成进行测定，认为小双桥遗址的原始瓷应为本地烧制，并非来源于南方吴城地区[18]。实际上，由于中国南北方各地高岭土的成矿条件有所差异，各地有关测试样品之间的微量元素含量存在差异很正常，由此难以断定北方地区的原始瓷是本地生产。南方盘龙城和江西地区出土的原始瓷数量多，种类丰富，从器物形态和装饰看，与北方地区相似度高，可比性强[19]。

1990～2000年，小双桥遗址Ⅳ区H1出土6枚贝币，均是用天然海贝加工而成，背部隆起，并挖一不规则圆形孔[20]。（图二，5）货贝原产于大海，近海人群最先得到和使用，随着时间的推移，内陆地区也有了解和需求[21]。海贝的起源主要有“北方沿海地区来源说”[22]、“山东半岛沿海地区来源说”[23]、“东南沿海地区来源说”[24]和“经由连接欧亚的北方草原地带向中国输入说”[25]等四种观点，其中以“东南沿海地区来源说”最具代表性。学术界对于货贝的来源虽有争议，但明确的是，这些货币都不是中原地区所产，而是通过某些手段，如商业贸易、进贡等方式从其它地区输入进来。

1.长方形穿孔石器 2.岳石文化风格陶鼎 3.原始瓷尊 4.环首刀

5.贝币 6.印纹硬陶罐

（四）北方文化因素。以环首刀为主。标本1996ZXY采：02，应为生产工具或生活用具，多用来切割兽皮、食品，刮削木料、骨料等[26]。（图二，4）小双桥遗址出土的铜刀标本与殷墟郭家庄M5发现的环首刀形制相似，柄端虽残，但从刃部、刀身、残柄部看，应为环首刀，应为北方草原文化因素的产物。环首刀为北方草原地区常见，大致自二里头文化、最晚二里岗文化时期就被中原地区考古学文化所接受[27]。郑州商城和殷墟都发现有环首刀，数量相对较多，说明商人已熟练掌握青铜环首刀的制作方法。这些环首刀应是受北方草原文化因素影响下在本地制作而成，属于混合型文化因素。

二、文化交流与互动

文化交流以人为载体，以物质为媒介，人群流动是促进各区域间文化交流的重要形式。早期都邑内文化交流的途径主要有物物交换、货物配给、进贡与赏赐、战争掠夺、商业贸易等[28]，商文化圈内、圈外的文化传播与融合主要体现在遗址范围内不同于自身文化因素的发现。

从考古学文化上分析，二里岗文化白家庄期，河南、陕西、山西、山东、河北等地遗址出土的陶鬲、甗、尊、盆、罐、瓮、甑、簋、豆、斝、缸等，形体增大，器壁一般较厚，装饰绳纹普遍变粗。这种器体浑厚、独具时代特征的陶器风格，应当是在白家庄期形成的，其核心区域就是小双桥，这些独特的文化风格由此地传播到其他地区[29]。小双桥遗址白家庄期商文化对周边文化的影响较为强烈，但外来文化亦对白家庄期商文化产生一定的影响。遗址范围内大量外来文化因素的发现，对探讨小双桥遗址诸文化因素间的交流与互动具有重要意义。

《竹书纪年》曰：“仲丁即位，征伐蓝夷”，《后汉书·东夷传》有云：“至于仲丁，蓝夷作寇，或畔或服”。有学者从资源的角度分析，认为山东地区的海盐是促使商王朝始终致力于东扩的原因[30]。小双桥遗址的商人和以东方岳石文化为代表的夷人连年征战，促进商夷之间的族群融合与文化交流，当然文化交流的方式以战争为主。以褐陶、黑皮陶等为代表的陶器和长方形穿孔石器均为本地所产，属于混合型文化因素，是商人对外来文化因素吸收融合的结果，这进一步体现出战争背景下人群的流动、技术的传播应是促进商夷文化交流的主要手段。遗址中心区曾发现有数量较多的商代人骨，有学者运用C、N稳定同位素方法将小双桥遗址的先民分为甲、乙两类，并结合各自的文化背景和生业模式，推测分属夷人和商人[31]。

商王朝与南方、东方的接触，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取得稳定的资源，这种接触方法的主要手段可能是在战争配合之下的贸易方式，通过此种方式，商王朝获得铜料、龟甲、货贝、盐，甚至是稀有动物资源[32]。商业贸易是促进中原与南方地区文化交流与融合最主要的手段，当然也不排除方国进贡的方式，与南方的文化交流方式相比与东方地区较为温和。以原始瓷和印纹硬陶等为代表的南方文化因素在商代物质文化遗存中占据重要地位，属于典型的外来文化因素，其使用者身份等级较高，应为王室贵族，具有一定代表性。

北方草原文化因素在商王朝的大量出现，表明商族群和北方族群交流互动较为频繁，交流的方式应以战争为主。《诗·商颂·殷武》：“昔有成汤，自彼抵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这说明商代初年是非常强盛的。商代晚期，商王朝征讨的重点主要集中在西北地区，主要是对土方、鬼方和羌方的征战，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33]。在文化输入与输出中，战争往往是最快速、最直接的手段，而人群迁徙和贸易形成的文化输入与输出，则具有浸润性和间接性[34]。整个商王朝时期，一直致力于对西北少数民族的征战，以环首刀等为代表的青铜武器成为双方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虽然北方草原文化因素的遗存发现数量较少，但随着考古工作进一步深入，数量势必会大大增加。

原始瓷、印纹硬陶和环首刀等作为独具特色的外来文化因素，从二里岗文化时期至白家庄期、安阳殷墟都有发现，贯穿整个商王朝，体现出外来文化因素对商文化因素的辐射力强大、影响力深远。

三、结语

综上，小双桥遗址商代文化遗存以白家庄期为主体，还存在少量二里头文化、东方岳石文化、南方文化和北方草原青铜文化等因素。这些文化因素间相互交流与融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小双桥期”商文化。交流方式多是战争背景下的商业贸易、进贡、战利品获取等。物质需求和战争倾向的不同，决定了商代本地族群与周边外来族群文化交流方式的差异性，进一步反映出遗址内部文化面貌的多样性，社会文明化和复杂化程度较高。小双桥遗址商代诸文化因素之间的吸收、传承、交流与融合，为“多元一体”的文化模式和“大一统”文化格局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进一步总结中华文明早期发展关键阶段的发展特质。

作者：师东辉

作者单位：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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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小双桥—1990～2000年考古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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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小双桥—1990～2000年考古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12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郑州小双桥遗址2014年ⅣA02区发掘报告》，《华夏考古》201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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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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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同［27］。

[31] 同［12］。

[32] 同［27］。

[33] 张国硕：《从商文化的东渐看商族起源“东方说”的不合理性》，《中原文物》1997年第4期。

[34] 同［27］。

编辑 | 张小筑 实习编辑 | 杨晓雅

复审 | 冯朝晖

监制 | 李 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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