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懂“汉画”——忆徐州汉画像石艺术馆原馆长武利华先生

时光荏苒，武利华先生仙逝已一年有余。每当走进位于云龙湖畔的徐州汉画像石艺术馆，徜徉于汉画长廊之间，仍不由得想起曾经的倥偬岁月，徐州汉画像石的收藏、保护和研究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由弱到强，成为学界翘楚。如今，汉画像石已经成为徐州乃至江苏地域文明的重要特质和文化底蕴，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汉兵马俑、汉墓、汉画像石并称为徐州“汉代三绝”，徐州汉画像石、南京六朝石刻、苏州园林并称为“江苏三宝”。每念及此，都会想到武利华先生，这位长期执掌徐州汉画像石艺术馆的馆长以其务实干练、文质彬彬、儒雅博学而令人尊敬和怀念。

武利华先生1972年在徐州博物馆参加工作，1991年任职徐州汉画像石馆馆长，长期从事汉画像石收藏、保护和研究工作。2012年退居二线以后，潜心于汉画像石研究。2017年罹患重病以后，愈加笔耕不辍，陆续完成多部个人著述。《徐州汉画像石图像解读》《徐州汉画像石通论》《徐州汉碑刻石通论》等著作于2016、2017、2019年相继出版，三本共近百万字的皇皇巨著，是徐州汉画像石和汉碑刻石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更饱含着先生对徐州文博事业深深的情怀和执着的学术追求。

作为后学，除却黄纸白酒，著文以祭实乃心意。先生去世后，一直想写文，但落笔时却踌躇不定，只因对汉画像石、对先生的学术成就不甚了了，特别是先生的大作仍闲置于案头。近来，抽空把先生最后几年编著的三本著作细读一遍，些许收获以表敬意。

汉画像石是汉代墓室、地面祠堂、墓地石阙等建筑上带有雕刻内容的建筑构件，它因汉兴而生，随汉亡而绝，流行于两汉四百年间，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化艺术代表。如翦伯赞在《秦汉史》中所说：“在中国历史上，再没有一个时代比汉代更好在石板上刻出当时现实生活的形式和流行的故事。”

徐州汉画像石的发现与研究肇始于清末，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时任徐海兵备道道台的吴世熊在沛县古泗水发现两块汉画像石，“人或坐或立，衣冠勾勒奇古”“车马轩盖，衣冠旌节，悉合古制”。民国年间（1922年前后），著名书法家、金石鉴赏家张伯英花费两百银元在睢宁双沟收集到著名的“牛耕图”画像石（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1952年徐州茅村画像石墓的发现是新中国考古发掘的第一座汉代画像石墓。迄今为止，徐州出土汉画像石已超过2500块，随着数量的增多和研究的深入，“徐州汉画像石”已经成为历史学、考古学、美术学研究范畴的专业学术名词。

汉画像石的研究亦如此，武利华将毕生的精力和心血投入到徐州汉代画像石和汉碑刻石研究，其著述是后学远眺的学术基石，其治学精神是后辈学习的榜样。

其一，科学严谨的研究方法。自北宋中期金石学家开始关注画像石到1933年山东滕县第一次考古发掘画像石墓以来，如同古代青铜器、秦汉封泥一样，汉画像石早已跳出了证经补史研究的窠臼，向古代社会研究努力。武利华深谙考古学与文物学的研究方法，其著述既注重微观的文物解读考证，更注重宏观的考古学和历史学研究。其研究不局限于孤立的画像石，也不局限于画像石墓葬结构和营建过程，而是着眼全局，将与画像石墓葬相关的神道、石阕、祠堂等墓上陵园建筑进行整体研究，并由此展开对汉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丧葬制度的探讨。

在《徐州汉画像石通论》一书中，作者将其分为12章，前5章为考古篇，后7章为图像篇。前5章论述徐州汉画像石产生的历史背景、发现和研究、石兽和陵阙、祠堂、墓葬等，注重对画像石考古资料的整理研究，还原其“场域”，采用类型学方法对祠堂、墓葬等进行研究。后7章注重对汉画像石最典型画面的考证解读，包括建筑艺术、生产活动、礼乐生活、西王母与昆仑神话、胡汉外来文化、题记、画像石艺术特征等内容。二十年前，蒋英炬就呼吁要“把汉画像石的考古学研究再推进一步”，武利华的研究方法正基于此，将徐州汉画像石的考古学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是非常有学术意义的。

其二，全面翔实的研究资料。进行科学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资料，这个道理易懂，但做起来颇难，对于研究汉代画像石和汉碑刻石来说更难，不仅仅要查阅大量的文献资料，而且要对散布各处的石刻、持续不断的考古发现进行梳理，实是一项庞杂的工作。武利华尤其注重资料的收集，指出“通论类专著的学术规范是资料的完整、准确、可信和可靠”。在《徐州汉画像石通论》第三章中，作者对徐州地区发现的神道石兽进行全面梳理，对徐州博物馆藏的3件有翼石兽（或谓“石辟邪”）、1件石虎，徐州汉画像石艺术馆和邳州博物馆藏的7件石羊进行考证，这些资料大部分属首次刊布，对研究东汉时期陵园设施非常重要；在第十一章中作者指出徐州地区发现的纪年画像石有19块，而非之前学界公布的6块，并对纪年画像石资料进行全面公布。在《徐州汉碑刻石通论》一书中，作者“广搜各种文献及今人的研究成果”，对徐州地区历史上存在现已佚失的汉碑15通进行一一著录，辨其文字、著其内容、考其年代、论其价值；对现存的汉碑刻石，不论是西汉的塞石题记，东汉的墓阙祠堂，特别是新发现的《府君教碑》《黄石公镇墓刻石》两通石碑进行详细考证。

其三，通俗易懂的语言风格。“汉画”很冷，冰冷的石头隔着的是今人与古人之间两千年的鸿沟；“汉画”很暖，石头上有长袖飘飞的舞女，瞪眼举鼎的力士，有人在汉阙下拱手迎客，有人在厨房中洗菜烧烤。冷暖之间，需要文博工作者不断地研究解读，武利华先生深知此中缘由，“汉画”要走得更远，不仅需要扎实不断的学术研究支撑，更需要学术指导下的普及读物，这是他毕生追求的目标。先生撰著的《徐州汉画像石图像解读》，书中专业规范的语言、生动通俗的文字，图文并茂的形式，读来如沐春风、如饮甘霖。在每一章节开始处引用汉代诗赋作为“启行之辞”，如引“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对纺织图进行解读，引“天马徕从西极，经万里兮归有德”对车马出行图进行解读，引“酒泉强弩与敦煌，居边守塞备胡羌”对胡汉征战进行解读。“文以辨洁为能，不以繁缛为巧；事以明核为美，不以深隐为奇”，我觉得武利华先生实现了他的目标。

“汉画”是汉代徐州精神世界的表现，更是汉代徐州社会生产力的一面镜子。徐州地区汉代采石业极为发达，在已发掘的数千座汉墓中，90%以上为石坑墓，采石量巨大，而两汉时期的诸侯王陵墓，采石量更是惊人，如西汉时期的狮子山楚王墓全长117米，凿石量达5100立方米，用塞石16块（塞石长2.5、宽厚约0.9米）；如东汉时期的土山二号墓为黄肠石结构的砖石混合墓葬，墓室为开凿的石坑，凿石量约1400立方米，墓内用石板近1100块（边长约0.93、厚0.35米）。不论是石料的开采加工，还是石材的运输封填，抑或是石面上的雕刻绘画，笨重而坚硬的石头在汉代工匠手里变得游刃有余。雄厚的政治、经济、文化基础，加之丰富的石料资源和发达的采石技艺，徐州地区的石刻、碑刻、画像石首先兴盛及至蔚为大观。

“汉画”是现代徐州文博事业的发端，起讫于1952年茅村汉画像石墓的发现，1956年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考察了云龙山上的汉画像石展室，“汉画像石室则极佳，徘徊不忍去”。其后不久，江苏省徐州汉画像石保管组成立，隶属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主要任务就是汉画像石的收集和保管。1959年徐州博物馆成立之初，重点工作也是汉画像石的保管、保护、展示。1989年，由于汉画像石藏品不断增加，徐州汉画像石艺术馆成立。当我们回首徐州汉画像石事业的发展历程，展望未来的时候，不应该忘记武利华先生为徐州汉画像石的收藏、保护、展示、研究所做出的卓越贡献。

“北风其凉，云天漠漠，留君不住竟远去；南曲尽哀，石壁寂寂，论功无价尽在斯。”最后借徐州文史学者田秉锷先生的挽联，深切缅怀武利华先生！

（文中照片得到徐州博物馆陈钊、武利华先生之子武耕的惠赐）

作者：原丰

作者单位：徐州博物馆

本文刊登于《中国文物报》4月21日第7版

编辑 | 张小筑 实习编辑 | 杨晓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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