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视野下的旧石器技术学高级研习营”综述

2月15日至28日，由武汉大学历史学院举办的“全球视野下的旧石器技术学高级研习营”在武汉开营。本次研习营邀请了法国大学研究院院士、法国巴黎第十大学考古学与民族学系终身教授艾瑞克·博伊达作为主讲，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李英华教授全程翻译，周玉端副教授协助教学。

旧石器技术学研究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国际旧石器考古学界最具创新意义的进展之一。法国旧石器技术学研究以系统性和前瞻性著称，并经历了从技术-生产分析（操作链分析）向技术-功能分析（技术-逻辑学）深化的过程。本次研习营主要以专家授课、石器阅读以及绘图练习实践的方式进行，使学员在了解旧石器技术学知识的同时能够对石器标本进行技术-功能的分析。

博伊达教授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讲述了旧石器技术学的理论与方法。

引言：技术学与技术-功能分析

出现的背景与必要性

博伊达教授首先介绍了技术学出现的背景。在技术学出现之前，对打制石器的研究方法主要是类型学，学者根据形态对石器进行分类并推测功能，进而对石器进行体现形态与功能的命名，许多术语也延续使用至今。随着旧石器考古研究的时空范围扩大，类型学的问题也日益凸显，愈发增多的难以分类的石器、并不严谨的功能推测以及混乱的命名成为类型学久被诟病的痛点。

更重要的是，类型学始终是研究者视角的推测，并非当初石制品的制造者与使用者的想法。在此博伊达教授讲述了“记忆”的概念，也就是人类对某一种器物的认知。由于打制石器的时间久远且没有文字记载，且如今基本不再使用，所以现代人类对打制石器的记忆是缺失的。“类型学在发明我们对石器的记忆”，博伊达教授如是评价道。

另外，如果将研究地区转向东亚及东南亚附近地区，我们会发现，以往以欧洲和非洲石器类型学建立起的文化序列完全不适用。博伊达教授以欧洲和非洲的典型石器阿舍利两面器为例，两面器的数量与分布以莫维斯线为界呈现东部明显减少的趋势，中国部分地区发现的两面器是否属于“阿舍利”范畴也有待商榷论。由此可见，东亚及附近地区的旧石器文化体系确实不同于欧洲与非洲。试图解释其中差异来源的环境决定论以及人群迁徙等理论或许各有出发点，但局限性也客观存在，需要审慎思考。

仅从形态来研究，无法触及石制品作为工具的根本逻辑。因此，对石制品的研究和描述需要一个更“中性化”的表达，从石制品本身出发研究其生产过程的技术-生产分析在此背景下出现，技术-功能分析也随后得以创立。

理论：工具、生产、结构与演变

博伊达教授讲解技术学理论时，首先从石制品的本质，即工具入手。工具在被使用的过程中才能被称为工具，包含石制品本身、使用模式以及使工具发挥作用的能量。石制品本身可分为四个部分，持握功能单元、中间传递能量单元、使用功能单元、真正接触加工对象的部分。对应到带刃的石制品上，使用部分即刃口的凿面结构（亦称二面结构），真正接触加工对象的部分则是刃线，技术的普适性就体现在刃口均为二面夹一角的结构（二面结构）。工具是为了实现人的需求，也是一系列技术功能、要求、特征或曰标准的整合和协同，从生产到实现需求可以概括为一个链条：原料—生产模式—毛坯—工具—目标。

石器生产可分为三种概念：剥坯、修型和Affordance（暂译为“自然提供、选尽其用”）。剥坯指目标产品是从石核上剥下的石片的过程，修型则是类似雕刻的概念，目标产品是剥去不需要的石片后剩余的部分。Affordance概念提出相对较晚，指在最初选择原料时已将技术-功能的要素整合进去，贯穿于生产至使用的全过程。这个概念在中国南方砾石工业中的体现尤为明显，许多粗糙的修型工具的生产过程就是选择合适的砾石进行部分简单的打制，获取能使用的刃口即可，其余部分不做加工就当作持握单元，这类持握功能单元以及使用功能单元上的部分自然要素便是“自然提供、选尽其用”的体现。博伊达教授尤其强调了在中国的旧石器考古研究中该概念的重要性。

工具生产的目的都是获得二面夹一角的结构，即使用功能单元。真正决定一件工具的是其结构，有些工具在形态上差异极大，在类型学中不会被分作一类，但相同的刃口决定了二者本质是相同的工具，其形态差异来源于持握功能单元，但这并不构成本质区别。博伊达教授引入了一组概念：叠加型结构和整合型结构。上述刃口相同却形态相异的同类工具，一般属于叠加型结构，即工具的各部分是分离且互不影响的，因此相同的刃口可以配以不同形态的持握功能单元而不影响工具的使用。

整合型结构指工具的各部分是紧密联系的，任何部分的改变都将影响工具的使用。整合型结构在生产上更复杂，生产者往往在最初就需要对自己的原料进行整体的思考。如果对世界上各个时间和空间的石制品进行总体的观察，将得到一个演变趋势：石制品的技术总体上经历了从叠加型结构向整合型结构演变的过程。

从叠加型结构向整合型结构的演变趋势，是技术本身演化的逻辑。就石制品而言，其生产模式、毛坯到工具的每个阶段，都能看出该演变趋势。以修型工具为例，在越整合的结构中，形态结构往往会越不可分离，因为形态已经完全被整合进了结构当中从而固定，一旦某个部位损坏，打制者往往倾向于制作新工具而非修理，因为后者成本更高。

在剥坯体系中，博伊达教授分出了六种体系，其中A、B、C、D体系为叠加型结构，E、F体系属于整合型结构。剥坯中的叠加型结构指仅利用石核的一部分即可，石核剩余部分不在规划范围，也不影响剥坯；整合型结构则是把石核的所有部分当作一个整体来规划，有极高的预设性。体系A-F按整合程度由低到高排序：

体系A指不做任何其他预设，仅仅需要一个带刃口的石片；

体系B指对刃口有一定的规整的需求，但总体除了合适的台面和台面角以外没有其他预设特征；

体系C在原料上就会选择具有合适凸度的自然面，对台面和剥坯面没有预制，利用自然状态下就有的技术特征，可以获取几个石片；

体系D剥坯时，打制者根据对石片的预设技术特征，对真正发挥作用的石块局部做一定程度的预制，由此可以获得一片或多片符合部分预设要求的石片，也能够产生类似Levallois的石片；

体系E比较特殊，通过遵守事先规划或配置好的特征和规则，环环相扣，在连续的过程中就可以获得很多相同特征的或者循环出现的石片。剥片之间相互成就，如果一个出现错误，就无法继续剥片，盘状石核和金字塔形石核属于此体系；

体系F则对整个石核进行规划，进行一系列的预制，最终获得自己想要的具有预设形态结构的毛坯，是预设性最高程度的体现，Levallois概念属于此体系。

现阶段对石制品的研究中大多并没有贯彻“工具在使用中才是工具”的这个逻辑，并未对各个阶段做技术和技术-功能分析，只是对工具本身进行了分类。而观察石器工业在历时和共时层面的共性和差异性，则需从系统的技术-功能分析入手，从终点至起点，观察提炼从工具到毛坯到生产模式各个层面中蕴含的技术逻辑，思考各层面中蕴含的技术结构是叠加型还是整合型，这些结构是否随着时间发生连续演化或突然断裂，或者同时段的石器工业的各个层面在叠加或整合结构上的程度有无差异等，这就提供了从微观到宏观比较不同遗址和不同地区石器工业的视角，同时也为观察石器工业背后的人群关系奠定了基础。

技术学是在追求一种从石器本身出发、更中性化的表达，所以在面对展现出不同整合程度的文化时，也倾向于不用“进化”一类的词汇对文化进行价值评判，而是客观展现石器的特征，从技术哲学的角度去思考和解释。

绘图：研究者的阅读结果呈现

博伊达教授认为，绘图是不能被摄影或者3D建模等任何成像技术所取代的，因为技术-功能的绘图是研究者对石器进行技术-功能阅读的结果呈现。在绘图之前，绘图者就需要对石制品进行仔细观察和技术阅读，不仅是确定片疤的形态，更要判断不同功能单元的位置和潜在刃口接触部位的特征。

在传统绘图的基础上，技术-功能绘图要求表现得更多：片疤的方向与顺序、表面状态（凹面、凸面和平面）、不同技术功能单元的相对位置、刃口接触部位的各视角轮廓、凿面结构、刃角等。同时，对不同的面选择何种画法也是绘图者需要考虑的问题，例如如何最好地体现石制品的技术特征，是侧视图还是纵截面；如果截面能更好体现，则考虑从何处截；以及是否需要根据石制品不同部位展现出的不同技术特征画更多的截面。

研习营过程中每位营员选择一件标本，通过2~3天完成了精细的技术-功能绘图，在最后一天，每位营员再次选择一件考古标本进行了简单的技术绘图，并进行了讲解展示。博伊达教授对每一位营员的展示都进行了点评，对大部分营员的绘图给出了很高的评价：“只看这张图就能完全看明白这件石器，已经不需要任何讲解了。”

总结与展望

在长达两周的授课中，博伊达教授全面讲授了技术学的理论，从技术学出现的背景到认识工具再到技术演化趋势与技术-功能阅读方法的实践，给参加研习营的众营员提供了难得的学习机会和交流平台。

不仅如此，他也提出了其他值得深思的问题供大家讨论：为什么中国的旧石器文化是一个独立的体系？怎样理解史前时代各阶段之间的过渡问题？在定义一个旧石器文化的时候，是在定义一类毛坯，还是生产毛坯的模式，还是某一类工具？这些问题或许一段时间内都很难有确切的答案，但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可以深化对旧石器理论与方法的理解。

同时，博伊达教授对技术学的哲学思考同样深刻，不止局限于石制品与史前时代，而是一个更广义、贯穿人类文明的概念。正如带刃工具在今天仍然有刀、剑、斧等不同的形式，对这些工具的认识与思考能否给史前时代的研究提供帮助？如果把概念再扩展，工具也包含其他日常用具，例如桌椅、筷子或者衣物，从这些工具的演变趋势中又能否看出与史前时代石制品发展的共性？理论方法探索和学术讨论贯穿研习营始终并将继续传承下去，为旧石器研究理论方法的多元化发展提供可能。

作者：杨濡僖 刘文丹 李英华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历史学院

本文刊登于《中国文物报》5月5日第5版

编辑 | 张小筑 实习编辑 | 杨晓雅

复审 | 冯朝晖

监制 | 李 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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