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剑雄：中国历史上的移民与地名

到过美国的人都会看到很多本来在欧洲的地名，特别是英国的地名。只是不少已在原来的地名前加上了一个“新”字，才显得稍有区别。如大名鼎鼎的纽约，照意译就是新约克，而约克正是英国的地名。美国东北部称为新英格兰，自然就是取自老的英格兰了。而新奥尔良，是来源于法国的奥尔良。还有一些地名连新也没有加，直接就用了原来的地名。类似的情况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比比皆是，原因就在于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都是移民社会，早期的移民来自欧洲，又以英国为主，移民们在迁入地定居后，很自然地用上了故乡的地名。

其实这是人类的共同特点，并非只有欧美人如此。中国历史上的移民相当频繁，规模巨大，因此这类现象广泛存在，至少已有近4000年的历史了。

一、地名显示的先民踪迹

早期的移民就有了用原来居住区的地名来命名新迁入地的习惯，或者固定使用某些地名。如商人将自己的都城称为“亳”，所以在他们一次次的迁移后，便留下了好几个称为亳的地名。楚人的都城称为“郢”，所以同样随着他们的迁移而搬家。我们还可以发现，在某些地区历史上曾有过不少含有同样发音的地名，有的一直保留到今天。最明显的例子是在江南，至今还有很多带“于”、“余”、“馀”、“虞”、“庚”、“姑”的地名。尽管后人根据所用的汉字作出了各种解释，其实这些都是古越语的发语词，只是汉人在记录这些地名时根据读音采用了不同的汉字。这些地名是随着越人的迁移而产生或扩散的，所以它们的分布范围可以肯定是古越人的分布范围的一部分。类似的例子还可以找到，如长江中游有不少带“宜”、“彝”的地名，山东半岛曾有过不少带“不（音fu）”的地名，都是早期民族迁移和分布的结果。

二、非汉语地名之谜

边疆民族迁入中原地区，境外民族迁入中国，往往也带来了自己的地名。由于这些民族大多还没有文字，文化水准不高，当时各民族语言间的翻译还不发达，汉人在记录这些地名时一般都采用近似的音译。在找不到对应的常用字的情况下，不得不使用一些十分冷僻、或者新造的字。

西汉中后期有不少边疆或境外民族内迁，翻开《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在西汉西北地区的地图中就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地名，如姑臧、休屠、删丹、骊靬、屋兰、媪围、奢延、肤施、龟兹、郁郅、敦煌、窳浑等等。还有不少字是专用于地名的，此外没有任何意义（为了避免植字的麻烦，这里没有抄上这些字，读者有兴趣可以自己去看）。这些地名在汉语中没有什么意义，有人望文生义作出解释，其实却是风马牛不相及。如东汉的应邵将“敦煌”二字解释为“敦，大也。煌，众也。”使这个地名的意思变成了又大又多，但是什么东西又大又多呢？为什么当时要用这两个字来命名呢？应劭却没有说清，他大概自己也不明白。日本学者藤田丰八认为，敦煌可能都是货罗（吐火罗，Tokhara的译音）。由于在汉族迁入以前，敦煌和祁连山一带曾经是月氏族的聚居区，留下这样一个地名并为匈奴族沿用是完全可能的，汉人迁入后只是用汉字音译而已。还有些地名就是一些部族的族名，如休屠是匈奴族的一支，龟兹是今新疆库车一带的西域古族。

不过由于当时的音译并不严格，加上年代久远，我们今天在复原有关民族或部族时必须十分谨慎。如西汉的骊靬县故治在今甘肃永昌县西南，由于“骊靬”二字与汉代对罗马帝国（大秦）的译名黎轩、黎靬、犁靬、骊靬等相近或相同，所以唐朝的颜师古开始就以为这是得名于大秦。近代一些西方学者又曲解了《汉书·陈汤传》的一段话，找到了陈汤在郅支城（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之战后曾将罗马战俘带回汉朝的所谓证据。前几年国内一些人又当作“新发现”加以宣扬，把骊靬就是“罗马城”的说法吹得神乎其神。其实，《汉书·匈奴传》中还记载了一种更大的可能性：昭帝元凤三年（公元前78年）匈奴犁汙王等率四千余骑兵在今甘肃永昌一带入侵，被汉军打败，犁汙王被杀，三千多人被俘杀。立了战功的部族首领义渠王被封为犁汙王，很可能拥有这些匈奴俘虏，并被就地安置，专门设立一县，犁汙以后被写为骊靬。尽管这种可能也没有找到确切证据，但至少不能轻易将骊靬与罗马帝国联系起来。

三、特殊的地名大搬家：侨州郡县

在发生了大规模的移民运动之后，在移民集中的政权或地区内，往往会以移民原籍的地名来命名移民的定居地，造成地名搬家。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地名搬家发生在西晋永嘉之乱以后。从公元4世纪初开始的200多年间，大批北方人迁入南方，主要定居在今江苏、安徽、湖北、四川等省内。东晋和南朝为移民设置了侨州、郡、县，即为移民保留原居住地的政区，寄治在迁入地，并且设官施政，侨州、郡、县管辖的民户大多是原政区的移民或其后裔。这样，原来在北方的十多个州、上百个郡和几百个县的名称移到了南方，或相应向南、向东移动了。如本在洛阳的司州设到了淮河以南，原在今山东的兰陵郡设在今苏南，西北的雍州、梁州、秦州新设在汉中盆地和汉江中游。一些侨郡、县设立的时间长了，就从所在地划得了一块实土，成了实际行政区划，但使用的仍是原来的地名。

但是这些北方地名在南方并没有保存下来，从隋朝以后基本都消失了。这是因为东晋时北方有十六国政权并存，南朝与北朝对峙，北方政权大多保留着原来的地名，很多政区的名称双方都有。隋朝继承了北朝，也沿用了北朝的政区名，当它灭了南方政权后，自然不会改变自己的政区名称，只会将南方同名的政区撤销或改名。因此，凡是北方有的县以上地名都被取消了，侨州郡县形成的地名基本成了历史陈迹。

此后又发生过几次规模更大的移民，如北宋靖康开始的南迁，明朝初年的大移民，人数更多，涉及的范围更广，却没有出现类似的地名大搬家，这是因为很多情况不同了，东晋时南方经济文化还不发达，南方人政治地位很低，东晋政权的基础是北方移民，其中多高门大族，又是聚族而迁，他们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都凌驾于土著之上，自然不是土著地方官所能治理，所以通过侨州郡县的设置，既便于对移民的治理，又能满足他们保持原籍姓望的要求。而南宋时南方的经济文化已不在北方之下，南方人的政治欲望已相当强烈，南迁的中央政权只能依靠南方人才能维持，而且南方的中心地区人口已相当稠密，不可能为移民划出实土政区。而明初的移民主要由官方组织，迁入地虽然人烟稀少，原来的政区却还都存在，所以很少为移民新设置县级政区。加上移民中除了被朝廷强迫迁移的少数富户、降人和有罪的官吏外，一般都是底层贫民，因而即使同一地区的移民迁入了同一地区，也不可能因此而改变迁入地的县级地名。但自发命名的县以下地名，尤其是乡、村名还是相当普遍，如今北京附近还保留着很多山西地名或由山西地名派生出来的地名，就是当时大批山西移民迁入后的产物。

由此可见，英国人和欧洲人能将大批地名搬到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并保留下来，也是有其特殊条件的：移民居统治地位，掌握着对地名命名的全权；当地或地广人稀，或是新开发区，原有地名有限；土著居民数量既少又毫无地位，对地名的确定或改变没有发言权；这些殖民地与母国先后脱离，成为另一国家。

移民对地名的影响还有很多，如由于移民的迁入，使当地人口增加，经济发展，形成了新的聚落；发展到一定规模后，就会出现新的县级或县级以上政区；在移民占多数的地区，原有地名会出现变化，或者采用了移民方言的发音，甚至为移民带来的地名所取代；如此等等，值得注意和研究的问题很多。移民史研究为地名研究开拓了新的领域，而地名研究也为移民史研究弥补了文献资料的空白，两者完全可以相得益彰，共同进步。

来源：《中国方域》199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