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宏：中国考古学界国家起源探索的心路历程与相关思考

在中国，绝大多数学者认同把“文明(civilization)”作狭义的理解和把握，指的是人类社会的进步状态，而非文化(culture)的代名词。进而，多数学者赞同恩格斯“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的论断[1]172，即把国家的出现作为文明社会到来的主要标志。通观20世纪初叶至今百年来中国学术界对国家起源和早期文明史的探索历程，其重要的研究方法之一是由已知的文明实体往上推，从其成熟的国家社会所表现出的明显特征中，探究早期国家的某些本质的萌芽及其发生发展过程。由于丰富的文献材料及由此产生的史学传统，这一探索理所当然地以对具体王朝的确认为中心和出发点，即便在现代考古学诞生之后也是如此。由此显现出的若干特征，耐人寻味，值得重视。

一、20世纪20年代至今：文献本位的“证经补史”与王统的考古学

20世纪初叶，王国维成功释读了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文，证明《史记·殷本纪》所载商王世系表基本可靠、商王朝的事迹为信史[2]。这一重大学术收获给中国学术界以极大的鼓舞。由《史记·殷本纪》被证明为信史，推断《史记·夏本纪》及先秦文献中关于夏王朝的记载也应属史实，进而相信夏王朝的存在，这一由此之可信得出彼之可信的推论方式得到广泛的认可，成为国内学术界的基本共识，奠定了百年来“证经补史”研究的基调[3]。

1928年开始的对安阳殷墟的发掘，确认该地系商王朝的晚期都城遗址[4]。至20世纪50年代，又由于早于殷墟而文化特征与之近同的二里冈文化和郑州商城的发现，考古学上的商文化遂被上推至二里冈期[5]。1959年，徐旭生等在梳理文献的基础上对可能的“夏墟”进行踏查的过程中，又发现了二里头遗址[6]。在考古材料还相当匮乏的情况下，关于夏文化探索和夏商王朝分界问题的讨论成为最受关注的议题。相对于考古学层面的基础研究，运用有限的考古材料进行狭义史学范畴的整合研究更受关注[7]。而20世纪90年代启动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显然也是以文献为基本立论前提的[8]。诚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其中的“夏”仍属预设而非被证实。这反映了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中国考古学界乃至史学界的总体学术取向和研究思路。

总体上看，直到20世纪70年代，由于考古工作集中于黄河流域，受考古发现的限制以及传统文明观的影响，中国学术界大致持一元起源的中原王朝中心说，认为商王朝或夏王朝是最早的国家。

二、20世纪50年代至今：单线连续进化论为主流，上限不断提前

中国学术界关于文明与国家起源的考古学探索，在20世纪下半叶以来有过多种认知模式。除“中原中心说”[9]外，还有“满天星斗说”[10]、“中国相互作用圈说”[11]①、以中原为中心的“重瓣花朵说”或“多元一体说”[12]、“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说”[13]、“新中原中心说”[14]等。

“中原中心说”以外的其他各说，大致可以看作是多元认知视角下的新中原中心论，其基本思路和结论仍然是认为各区域的史前文化虽相对独立，但联系密切，大体连续进化，最终“百川归海”。尽管普遍认可一般意义上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但学者们会讳言区域文化间在社会发展进程上的差距，远古时期区域文化间的不平衡性和差异性则在一定程度上被淡化。单线的“一般进化论”的思考方法一直居于主流，各地史前社会大体同步向文明迈进的思路成为中国学界的基本共识。在关于中国史前文化发展、文明起源与形成过程的叙事上，宏观的纵向断代综述成为主流，如“新石器时代晚期”“铜石并用时代”等，其分量远远重于区域本位的动态分析[15]。由大一统的当代中国追溯单一(含“多元一体”)的中原国家的起源，仍是目前的主流认识。即便良渚这样地处中原以外、在中原王朝文明诞生前数百年即告消亡的早期文明实体，都被认为是连绵不断的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大致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以考古发现为先导，中国学术界开始依据日渐丰富的考古成果提出重新评估中国古代文明，其关注重点提前至尚属于“原史(proto-history)时代”的夏代甚至“五帝”时代，即所谓的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尽管讨论涉及的问题十分广泛，但中心议题是中国何时进入文明时代，也即国家出现的问题，关于国家出现的时间则不断被提前。

20世纪70年代，唐兰通过对大汶口文化陶器刻划符号(或称陶文)的研究，提出中国有6000多年的文明史[16]。基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良渚文化的重要发现，学者提出了良渚文化出现私有制、处于文明前夜甚至进入了“国家时期”等观点。与此大体同时，不少学者认为河南登封王城岗城址、山西襄汾陶寺遗址等龙山时代重要遗址的发现，与传说中的夏王朝或“五帝”时代林立的邦国相吻合，已进入初期文明社会[17]。20世纪80年代，苏秉琦在辽西地区红山文化重要发现的基础上，提出红山文化时期是我国历史上古国的开始。随后，他提出了中华文明“满天星斗”说、“古文化—古城—古国”说和“古国—方国—帝国”发展模式说[18]。但像红山文化那样的大规模宗教现象和社会公共工程，是否就能证明强制性权力机构的存在，已进入早期国家阶段，即便在中国学术界也不乏异议。已有学者指出，中华5000年文明的提法，是着眼于长期的文化传统和大范围的文化认同，如果我们以国家的出现界定文明的形成，相关问题显然需要进一步思考。

这样的心路历程，有中原中心的传统中国史观和民族主义的影响，同时，考古材料的变化导致解释上的变化也是很重要的[19]。

三、若干思考：理论缺陷、民族主义与学科局限

中国考古学研究历来有漠视理论的传统，“特别重视考古材料的获取和考证，而不信任主观的理论，常以为‘理论’不过是一种成见，因而把理论硬套在考古材料上便不是严谨的治学方式”[20]张光直序言。关于国家起源研究的理论建设严重不足，就直接影响了研究的深度与质量。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苏秉琦给“古国”所下的定义为“植基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式”，一般认为“从学术上分析，这是一个内涵不明确、外延不清晰的概念”[21]。在相关理论、概念未经充分讨论并达成基本共识的情况下，缺乏公认的话语平台，歧见纷出也就不足为奇了。

中国学者注意到中国国家起源进程的特殊性，意识到从后世文献的珍贵史料中汲取本土“话语”可能更近于史实，在本土的研究实践中也进行了一定的理论探索。这是难能可贵的，有望在理论和方法论上对全球国家起源的研究有所贡献。国家起源研究本来是全球性的研究课题，但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学界与国外学界交流不畅甚至存在隔膜，在具体研究中也就难免有闭门造车、自说自话的倾向。一些特有概念如“古国”“方国”“邦国”等如何与“酋邦”“早期国家”等人类学或历史学概念对接，都是需认真加以思考的问题。

“酋邦(chiefdom)”概念在欧美以及中国学界尽管仍存争议，但用其表示前国家阶段的复杂社会，作为由大体平等的社会到国家社会的中间环节，大致不误。中国学界至今没有普遍采纳这一概念，大多仍持前国家社会与国家社会两段论，导致论证上的简单生硬。

中国的传世文献，最早为东周至汉代的作品，彼时已是成熟的国家社会，在记录上古事迹时，多将当时很可能属前国家社会的政体称为“邦”“国”之类，本土学者追溯国家起源，每每望文生义，牵强比附。同时，前述中国国家起源的上限不断被提早，认为可以比肩世界上最早的一批文明古国，著名学者直言“近代考古学的目标就是修国史”[18]，这样的治学态度显然具有较鲜明的民族主义色彩。

所谓文明与国家起源，一般早于当地包含丰富历史信息的文书问世的时代。毋庸置疑，对历史时代之前也即史前或原史时代的研究，考古学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但考古学探究文明与国家起源问题，只能通过对“物”也即文化现象、文明要素或曰其物化形式的发掘、记录和观察入手，而对国家的分析界定，多涉及制度层面，显非考古学的强项。一方面，这些遗存是断片的、非系统的甚至是蛛丝马迹；另一方面，文字文书的阙如，增大了探讨研究的不确定性。

考古学通过遗存探究过去，具有极强的阐释性。考古材料本身不会说话，而考古学者的代言，不可避免地会融入研究者的主观认识，而且在借鉴其他学科理论与方法论的过程中，也会产生适配性的问题。因此可以说，中国考古学在国家起源研究领域的结论具有相对性和不可验证性，这是我们需要警惕的。

四、一个提案：东亚大陆国家起源两大阶段论

这里，我们不取“中国”一词，而是用“东亚大陆”来表述讨论的空间范畴，旨在对地域与政治实体加以区分。

公元前3500-公元前1800年间，也就是考古学上的仰韶时代后期至龙山时代，被称为东亚“大两河流域”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许多地区，进入了一个发生着深刻社会变革的时期，众多相对独立的部族或古国并存且相互竞争。那是一个“满天星斗”的时代，“邦国林立”是那个时代最显著的特征。有的学者将其称为“古国时代”或“邦国时代”，有的则借用欧美学界的话语系统，将其称之为“酋邦时代”。

随着人口的增长，这一时期开始出现阶层分化和社会复杂化现象，区域之间的文化交流和摩擦征服都日趋频繁。许多前所未见的文化现象集中出现，聚落形态上也在发生着根本的变化。如大型中心聚落及以其为中心形成的一个个大遗址群，城墙、壕沟、大型夯土台基、殿堂建筑、大型祭坛、大墓等耗工费时的工程，墓葬规模和随葬品数量质量上所反映出的巨大差别等，都十分令人瞩目。这些人类群团在相互交流、碰撞的文化互动中，逐渐形成了一个松散的交互作用圈，但显然它们是相互独立和分散的。随后，兴盛一时的中原周边地区的各支考古学文化先后走向衰落甚至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到了公元前1800年前后，中原龙山文化系统的城址和大型中心聚落也纷纷消亡。代之而起的是地处中原腹地嵩(山)洛(阳)地区的二里头文化，在极短的时间内吸收了各地的文明因素并最终崛起。二里头文化的分布范围首次突破了地理单元的制约，几乎分布于整个黄河中游地区。二里头文化的因素向四围辐射的范围更远大于此，它与二里头都邑的出现，表明当时社会由若干相互竞争的政治实体并存的局面，进入到广域王权国家阶段。黄河和长江流域这一东亚文明的腹心地区开始由“多元化”的邦国文明走向“一体化”的王朝文明[22]。

我们倾向于以公元前1800年前后东亚地区最早的核心文化——二里头文化，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二里头国家的出现为界，把东亚大陆的早期文明史划分为两个大的阶段，即以中原为中心的“中原(中国)王朝时代”和此前政治实体林立的“前中国时代”和“前王朝时代”。值得注意的是，这两大阶段也恰是东亚大陆青铜时代和前青铜时代的分野。以此为界，东亚大陆的国家起源进程呈现出非连续性和多歧性。以良渚、石峁、陶寺文明为代表的众多邦国都走完了其生命史的全过程，而与后起的中原青铜文明仅有或多或少的间接关系，呈现出“连续”中的“断裂”态势[23]。以良渚文化为例，这个过早消逝了的、充满巫术色彩的巨大存在，显现出其与后来的中原文明在文化认同上的较大差异。可以认为，考古学所揭示的良渚文明的庞大化和复杂化，以及其与中原青铜时代王朝文明间的“断裂”，不支持东亚文明与国家数千年来由小到大、单线进化的认知模式。当然，对曲折而复杂的东亚大陆国家起源进程之细节的把握，还有待于今后的田野考古工作和相关的整合研究。

①较早的中文译本，参见张光直：《中国相互作用圈与文明的形成》，收入《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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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原文化研究》201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