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尊“宅兹中国”补议——以出土资料为中心

作者：江俊伟

摘要

何尊“宅兹中国”涉及的相关问题至今仍有待厘清。首先结合新资料并根据器物四面镂空扉棱、通体布满纹饰等特征来看，何尊应属西周康王时器而非成王。其次铭文中的“中国”存在武王所表达的与康王、何所理解的二种语境，而后者才是何尊“中国”的核心概念。再根据殷墟甲骨文分析“宅兹中国”的语法结构并对照传世文献，可确定“中国”是指王的居邑“王邑”，即洛阳地区的成周。西周早期历经“中国”、新邑、成周名称的变迁，反映出周室建立新中心的构想落实为具体王邑的动态发展过程。并且当时的宗周王邑亦被视为“中国”。“中国”的探讨体现出当时的王邑拥有不可撼动的中心地位，有助于探索殷周政治地理结构的原貌。

关键词 中国；王邑；卜辞；周康王；何尊

“中国”一词是中国史研究中基础且重要的概念，近年来更成为学界研究热点。然而谈到“中国”，首要解决的问题是“中国”一词何时出现，本义为何？根据现有资料，“中国”一词最早出现在西周青铜器“何尊”（或称“何尊”）的铭文上，其所指空间范围主要有三说：

一、指当时的洛邑，即后来的成周。唐兰、马承源及李学勤先生主此说。此说主要是将“中国”理解为“中心”，并结合传世文献周公、成王营建洛邑为成周的记载。

二、广泛的区域概念。王冠英先生对照《尚书‧梓材》、《诗‧荡》中“中国”的意义，判断与何尊铭文的“中国”都是周初对殷属有的中原地区的称呼。何志虎、何振鹏先生亦有相似的看法。这是受到传世文献“中国”可解为“商国”的影响。

三、指洛邑以外的具体地点。王晖先生认为应区分武王选都与成王建都二件事，并说：“《逸周书‧度邑》中武王曾以‘居易无固’否定了在伊水洛水北岸建都的可能性。”提出何尊载武王“宅兹中国”所选的地点应在阳翟（约今河南禹州）。

上述歧异源于对传世史料的运用与解读不同。然而无论从史料的价值或同质性而言，出土文献显然比记载纷杂的传世文献更具说服力，但少见学者运用于何尊“中国”的研究上。因此，有必要以甲骨金文为中心，重新梳理何尊“中国”的意义并进一步探讨相关问题。

出现“中国”一词的尊，铭文收于《殷周金文集成》编号6014。全文释文如下：

参考唐兰、马承源先生的释读，铭文可译为：

王初迁宅于成周，自天室对武王举行祼祭。在四月丙戌日，王于京室诰训同宗小子，说：“过去你的先人公氏辅佐文王，文王受此大命。武王既攻克大邑商，则敬告于天，说：‘我要居于中国，从这里来治理人民。’呜呼！你小子无知，看公氏有功劳于上天，达成使命，要恭敬地祭祀啊！”王谦恭的品德如天，教训我这个不聪敏的人。王全部诰训完后， 何被赏赐贝三十朋，用来做公宝贵的祭器。时为王的第五个祭祀年。

内容主要包含四个部分：一、王迁宅于成周与祭祀武王；二、何的先人公氏曾辅佐文王；三、武王克商后说要居于中国；四、王勉励何能像其先人公氏，并加以赏赐。

至于何尊的年代，学者大多根据“唯王初迁宅于成周”一句，认定即传世文献记载周公、成王营洛邑为成周，而定为成王时期。但是“初迁宅”是否必然对应成王营居成周，未可遽定，且李学勤、王恩田及涂白奎先生均从铭文或器物形制指出成王说的矛盾，认为何尊应属康王时期。从器形来看，何尊呈大口筒状，分三段式，腹微鼓，四面有镂空扉棱，从底部延伸至口沿外，扉棱间空隙较宽，通体布满纹饰（见表一）。而能确定是成王时期的青铜尊有 尊、士卿尊、保尊、犅 尊等，均承袭殷商大口筒形尊的风格，腹饰夔纹，四面无镂空扉棱。康王时期的青铜尊尚无标准器。昭王时器则可分为二种：第一种与何尊基本相同，如作册折尊与小子生尊，惟扉棱间空隙较窄，以及后者器腹两侧有象鼻形鋬；第二种延续成王时期的风格，如启尊、遣尊，不过器体较宽，腹鼓的特征更明显。

另外山西追缴的一批青铜器中，有二件称为义尊和义方彝，器铭大致相同，内容为周武王赏赐给义贝。其中义尊与何尊形制相近。韩炳华先生认为二器的局部带有成王、昭王器的特征，但仅凭“认定从早”将义尊、方彝定为成王时期。实际上更接近义方彝形制的折方彝、令方彝均属昭王器，则义尊、义方彝年代当晚至康、昭之世。

不仅如此，曹锦炎先生新收罗到二件青铜器影与器铭，称为毳尊和毳卣。尊、卣铭文相同，内容极为重要：

由于毳尊、卣所记王五祀、四月丙戌及在成周举行祼祭与何尊铭文完全一致，因此曹锦炎先生认为二铭同指一事。其说合理，但将年代定为成王时期而未考虑器物形制，则有可商之处。首先毳尊与昭王时遣尊基本相同，惟器形显略瘦高；毳卣同于扶风云塘M20：7铜卣、作册睘卣（《集成》5407），整体作垂腹状，盖钮呈圈足形，以及提梁两端作兽首。与毳尊、卣同类器物的年代，朱凤瀚先生定为康王晚期至昭王，其中作册睘卣据铭文知其不早于昭王十九年。而基本同铭的作册睘卣、尊（《集成》5989）形成的组合也同于毳尊与毳卣。显然从器物形制与组合而言，毳尊、卣更具备康、昭时期的特征。

根据上述，成王时期的青铜尊基本延续自殷商大口筒形尊，而何尊不但形制有异，与其同类相关的器物也没有早于康王的例子。因此现有考古资料并不支持何尊成王时期说。考虑到何尊的扉棱与纹饰不如作册折尊、小子生尊细密，与其同记一事的毳尊比起启尊、遣尊更具早期瘦高的特征，宜将何尊年代定为康王时期。此外何尊、毳尊铭文开头称“王”，只能是指时王即康王，追述先王史迹的可能性亦可排除。

表一　成、康、昭时期青铜尊形制比较表

“中国”一词无疑是何尊铭文最为重要的概念。而铭文内容实际反映出二种语境下的“中国”。首先是武王克商后说要“宅兹中国”，不过这段话出自康王引述，并由作器者何记录。因此武王所说的“中国”与康王、何所认为的未必是一回事。王晖先生就认为武王选都与成王建都不能混为一谈。加上“中国”一词字面上为“中央区域”之意，其具体意义取决于说话者的语境，若康王引武王所言有其政治上的目的（如寻求居于成周的合法性），那么双方对“中国”的诠释可能就有所不同。目前限于史料还无法断定武王所说的“中国”具体位置，不过康王诰训表達的想法，实际上才是何尊“中国”的核心概念，也是本文重点讨论的对象。

单就铭文本身，可看出“中国”与“成周”有一定关联。何尊虽然提到武王欲“宅兹中国”，但传世文献均载武王克商后二、三年即去世，所以“宅兹中国”仅是一个未实行的构想。如果铭文开篇提及康王“迁宅于成周”的原因，是有意与武王“宅兹中国”作连结，则“中国”就可能是指成周。但是这种推论不但臆测成分较大，以往的研究也多根据传世文献记载。因此有必要运用出土文献重新确定“中国”的意义。

探讨“宅兹中国”的“宅”“兹”二字语法结构，有助于确定“中国”的空间范围与具体所指。西周金文“宅”字出现较少，主要作为人名（《集成》4201小臣宅簋）或居所（“厥宅邑卅又五”，《集成》4320宜侯夨簋），均与何尊铭文用法不同。“兹”字习见，即指称词“此”，不过金文多用于指称器物。尽管周铭帮助有限，但何尊年代偏早，句法字义的使用应有来自殷商的影响。涂白奎先生也认为：“何尊与臣卿鼎虽为周器，……语言、文字的使用受商人影响的痕迹至为明显。”殷商甲骨文即有宅、兹二字，提供了重要资料。

先看“宅兹”合称的例子。《合集》14206正：“〔癸〕丑卜，争贞：我宅兹邑，大□宾，帝若？三月。”其中“我宅兹邑”一句与何尊“余其宅兹中国”语句几乎相同，“我”与“余”均为第一人称，“宅兹邑”与“宅兹中国”的用法并无二致。充分说明甲骨文可用于探讨何尊铭文的语法结构。

接着是宅、兹二字分别在甲骨文的用法。宅字相关内容如下：

除此之外，宅、兹二字还与王的居邑“王邑”有所联系。如《合集》7859正：“洹弗乍（作）兹邑 （咎）？”卜问洹水不会危害兹邑。由于殷商时期紧邻洹水的考古遗存仅有安阳殷墟，董作宾、钟柏生先生即认为卜辞中的兹邑就是指商王邑殷墟。

传世文献亦有相关记载。《尚书‧盘庚上》：“既爰宅于兹，……天其永我命于兹新邑，绍复先王之大业，厎绥四方。”《盘庚中》：“乃有不吉不迪，……我乃劓殄灭之，无遗育，无俾易种于兹新邑。”记载盘庚迁殷之事。所谓“兹新邑”就是“这个新的王邑”。“天其永我命于兹新邑”一句，可对照《合集》14210正：“帝隹（唯）其冬（终）兹邑？”其中“帝”与周代文献“天”的概念相似，“终”与“永我命”正好相反，但都涉及能否长久统治或居住，辞例几乎相同。因此，《尚书‧盘庚》的兹新邑就与甲骨文兹邑同义，都是指当时的王邑。

在记载周人史事的文献中，宅、兹也保留与王邑相关的内容。《诗‧文王有声》：“考卜维王，宅是镐京。维龟正之，武王成之。”“宅是镐京”即“宅此镐京”，指周武王迁居新邑镐京。《尚书‧多士》：“今朕作大邑于兹洛，予惟四方罔攸宾。”是在洛邑营建“大邑”的内容。“大邑”在甲骨文也是商王邑的别称，胡厚宣先生认为：“大邑者即他辞之大邑商或天邑商。……国之中央，王都之所在，今河南安阳其地也。”

从以上所说，宅、兹二字不仅与王邑有关，且内容多会提及商王或周王。这是因为对王而言，其所指称之邑往往就是宅居的王邑。尽管宅、兹在文献中还有与王邑无关的例子，但结合前面提到“中国”可能为成周，以及是一处具体的地点，加上文献中宅、兹二字与王邑也有一定的关系，似乎都指向“中国”是指王邑的可能性。而且传世文献的“中国”正有王邑之意，《诗‧民劳》载：“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民亦劳止，汔可小息。惠此京师，以绥四国。”比较可知“中国”相当于“京师”，故毛《传》云：“中国，京师也。四方，诸夏也。”《公羊传‧桓公九年》载：“京师者何？天子之居也。”是以“中国”即王所居邑。这种王邑与四方相对的例子，亦见于《诗‧殷武》：“商邑翼翼，四方之极。”毛《传》云：“商邑，京师也。”因此将何尊“中国”理解为王邑就有甲骨文与传世文献的依据。“宅兹中国”也就是“居此王邑”，王邑即周康王时期的成周。

至于成周所在，金文本身提供了相关资料：

以上内容《新收》1795静方鼎提到王在宗周，命令师中与静省南国，来年八月静回来，却向成周传达消息，可判断成周应在宗周与南国之间的区域；《集成》3950 叔簋是 叔在成周跟随王征楚荆；《集成》5419彔 卣提到淮夷内侵，王命令以成周师氏戍守于师；《集成》4323敔簋记南淮夷内侵，其中地名上洛、伊可能位于伊洛流域地区；《集成》4435虢仲盨盖则是虢仲在成周与王南征南淮夷的内容。

可见成周位于宗周与南淮夷、楚荆之间的区域。宗周应在今陕西西安地区，然而发掘成果有限，具体地点有待厘清。南淮夷与楚荆分别位于淮水流域与今湖北地区。再排除周初齐、鲁、卫、曾等封国的区域，则成周的位置应在今河南之地。虽然目前的考古发掘同样不足以指出成周的具体位置，但洛阳考古的成果较为丰富，可将成周暂定于今河南洛阳地区。

以上厘清何尊“中国”为王邑之意，即位于洛阳地区的成周。但是关于“中国”的问题还不止如此。至少在“中国”的形成过程、宗周与“中国”的关系，以及殷周政治地理结构的原貌与转变方面都要加以申说。

（一）从“中国”、新邑到成周

“中国”有一个从构想转变至实体的过程。周武王于牧野战胜商王帝辛后，以商为中心的政治地理结构就此崩解。从武王将殷商旧有的政治核心区分给帝辛之子武庚，封自己的弟弟管叔与蔡叔等人协助管理来看，他所说的“宅兹中国”并非在殷商旧地建立新王邑，而是有意另立一个新的政治中心。然而武王旋即殒命，其子成王即位，由武王弟周公摄政。周公之兄管、蔡二人对此有怨，与武庚联手兴兵，形成周室分裂与商室复燃的局面。最后以武庚等人失败告终。接着周王室进一步控制殷商旧有势力，除迁殷民外，原本的政治核心区转封给武王之弟康侯。另外将帝辛庶兄微子启封于较远的宋，以续商祀。东方区域大致平定后，成王、周公开始着手营建洛邑。

营建完的洛邑最初并非称为成周。西周早期金文有“新邑”一词：

公违省自东，才（在）新邑。《集成》2595臣卿鼎

癸卯，王来奠新邑。《集成》2682新邑鼎

丁巳，王才（在）新邑。《集成》5985 士卿尊

新邑意即新建之邑，且为王、公的活动范围。《尚书》的诸多篇章提到成王、周公平乱后营建洛邑，也以新邑称之。经对照可知金文新邑应指洛邑，即后来的成周。惟此称呼使用至何时并不清楚。

新邑后称成周。从名称来看，周王室以族名“周”作为王邑名，与殷商王室称其居地为“商”意义相同。而成周之称则是为了与宗周作区别。从商、周对其居邑的命名模式，可推论成周与宗周对周王室而言都相当于王邑。

其次，宗周与成周都有宗庙。《集成》4271同簋：“王才（在）宗周，各于大庙。”大庙即宗庙。《集成》6016夨令方尊：“隹（唯）十月月吉癸未，明公朝至于成周。……甲申，明公用牲于京宫。乙酉，用牲于康宫。”尽管京宫与康宫的性质尚有争论，但视为成周的宗庙没有太大问题。《左传‧庄公二十八年》亦载：“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拥有宗庙的宗周与成周，均可视为王邑。

再从传世文献记载，宗周作为周王邑争议较小，成周则按《左传‧昭公三十二年》载：“天子（周敬王）曰：‘……昔成王合诸侯，城成周，以为东都。’”以及《竹书纪年‧成王》：“甲子，周文公诰多士于成周，遂城东都。王如东都，诸侯来朝。”“东都”皆指王邑成周。因此，武王提出“宅兹中国”的构想，成王、周公营建洛邑为新邑，属过渡性质的称呼，最迟在康王确立成周之名，奠定其与宗周相同的王邑地位。

（二）宗周与“中国”

既然“中国”为王邑之意，并可指成周，则同为王邑的宗周有没有可能也是“中国”？由于资料有限，目前只能从间接记载探讨。《集成》260㝬钟（宗周钟）铭文提到周厉王率军平定南方，之后“南尸（夷）、东尸（夷）俱见，廿又六邦。”厉王因此“乍（作）宗周宝钟”，并祈求先王赐福子孙，使“㝬其万年，畯保四或（国）。”铭文内容揭示厉王做此器的最终目的，是希望自己（㝬为周厉王名）乃至子孙能长保四国。其中周王相当于“中心”与“四国”相对。这种以王为中心的思想在文献中很常见。值得注意的是，“宗周宝钟”之名显示作器者周王应位于宗周，或者此器将用于宗周的宗庙。那就可以进一步推论，器物存在的地理空间“宗周”与周王应同属于“中心”。则与四国相对的宗周就相当于“中国”。

图三 《集成》260㝬钟（宗周钟）

另外《尚书‧多方》亦载：“王来自奄，至于宗周。周公曰：‘王若曰：猷告尔四国多方，惟尔殷侯尹民。’”提到成王自奄回到宗周，周公代为传达成王对四国多方的诰令。此处宗周作为周王号令“四国”所在的地理空间，同样可视为“中国”。如果以上所说不误，说明对周王室而言宗周与成周都是“中国”。

如此又衍生出一个有趣的问题：周王室存在成周与宗周两个“中国”，是否会造成政治区域划分的混乱？这个疑问虽然没有直接答案，但可从西周军制的角度管窥一二。《集成》4238小臣 簋提到：“白（伯）懋父厶（以）殷八 （师）征东尸（夷）。”以及《集成》2833禹鼎铭文：“王乃命西六（师）、殷八（师），曰：“ （扑）伐噩侯（驭）方，勿遗寿幼。”都是率领西六师与殷八师征伐的内容。一般认为西六师肩负宗周的防卫，得名于周王室认为自己的根据地处于殷商西土；殷八师则负责戍守成周，是由殷人组成或地处殷地得名。《集成》9728曶壶盖又有“成周八师”之称，被认为是殷八师的别名。宗周军队称“西”显然是相对于殷或成周所在的地域而言。因此宗周与成周虽然都是“中国”，但在需要严格划分区域时会以成周为中心。

（三）从“中国”看殷周政治地理结构的原貌及其转变

“中国”一词无疑对周王室有着特殊意义。而此一思想乃是承袭殷商而来。例如前面谈到周王室以族名为王邑名，源于殷商王室称其居邑为商。而以成周、宗周为“中国”亦来自殷商以商为中心，所以卜辞又见商称为“中商”。传世文献亦保留不少王邑作为四方中心的例子。说明殷周时期“中国”——即王邑不可动摇的中心地位，并体现出与四方相对的政治地理结构。

这种观念的产生，与当时较为松散的统治结构有必然关系。贝冢茂树先生认为殷商是“都市国家”（City-state，又译为“城邦”），商王能直接统治的地区还是以殷墟为主。王玉哲先生也有同样看法。杜正胜先生提出西周、春秋时期，一个“国”统领四周的郊野及名义上管辖的一些大都小邑，便构成中国古代的“城邦”，所谓“国”只是城郭之内的范围。赵世超先生也说西周国野制的“国”相当于“点”，而“野”则是居地以外的“面”。 显示殷周王室以点控制面的统治模式与政治地理观念的一致性。

不过部分学者根据传世文献的记载，如《诗‧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邦畿千里，维民所止。”《周礼‧夏官司马》：“乃辨九服之邦国，方千里曰王畿。”认为殷周王室存在以“面”构成的中心区域“千里王畿”，并套用到甲骨金文“商”“周”的概念中。对此王冠英先生指出：

由于甲骨、金文尚未发现畿字，殷人有无畿的概念，不清楚。即使有，按照《周礼‧大司马》“乃以九畿之籍，施邦国之政职”注：“故书畿为近”，《诗‧邶风‧谷风》“不远伊迩，薄送我畿”。毛传：“畿，门内也”，不过是殷都大邑商周围的郊牧之地。

王健先生也认为，传统所说的王畿观念是历代经学家将邦畿、内外服与五服、五等爵等勉强糅和在一起的结果，并不符合商周政治地理结构。这些意见揭示“千里王畿”未必符合殷周历史实情，况且“王畿”的意义还有待厘清。因此，何尊“中國”意义的探讨有助于还原殷周政治地理结构的原貌。

尽管“中国”意义非凡，但西周金文除了何尊以外再无出现“中国”一词。究其原因，何尊的“中国”是一个构想，“中国”建立后的正式名称为成周，对周王室而言无论是成周或宗周本身就代表着“中国”，所以不再需要强调“中国”一词。这与殷商王室以“商”为四方中心的意义相同。

随着周王室倾颓，“中国”一词才又大量出现。王尔敏先生曾统计先秦典籍出现的“中国”，其意义约有京师、国境之内、诸夏之领域、中等之国与中央之国五种。其中作为诸夏之领域比例最高，占83%，京师之意仅占5%。可见春秋战国时期（先秦典籍年代大多属此）“中国”用为本义的京师已属罕见。“中国”从较小的地域范围转为广泛区域，且带有文化概念的原因，应与当时的政治局势有关。

众所皆知，周王室传至幽王，与戎人、申人产生矛盾，最后兵败身死，宗周也被攻陷。此后王室东迁，“礼乐征伐自诸侯出”，为春秋战国时期。彼时周王室建构的“中国”不复存在，但诸侯称霸争雄也无法取代周王室的地位，形成“中国”概念各自表述的特殊现象，并用于与“四夷”区别。平势隆郎先生即认为：“战国时代中国的范围视各书籍而异。因为‘中国’一词是战国时代诸国视自己的立场而使用的辞汇。”甘怀真先生也同意“中国”的政治论述在战国中期是一个重要议题。此外，“郡县制”的发展使各国君王的直辖区扩大，往日以“王邑”为“中国”的概念已不符合当时的政治结构，这也可能是各国论述的“中国”空间扩大化的原因之一。总而言之，“中国”的意义在不同历史背景中有所区别，在西周专指“王邑”，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为了建立以自己为中心的天下秩序，就对旧有的“中国”一词添加了新的内涵及论述。

何尊“中国”的研究一向不仅是单一学科与角度的独唱。过去判断尊的年代是根据铭文与传世文献的对照，然而现有考古资料无法与之相合，说明传统成王说并非定论。就铭文内容言，“中国”的意义也不是仅靠这二字的考释或参考传世文献就能解决。它涉及整篇铭文的内容、出自何人之口与“宅兹中国”的语句结构等，凡此均不能离开当时的语境与历史背景。对此出土资料不但提供了引路石，更进一步明晰“中国”——即王邑对西周政治地理结构的重要意义与动态发展过程。

（参考文献略，如需了解相关资料请查阅原文）

本文原载于《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第156─164页，

作者江俊伟（1985—），台湾宜兰人，中山大学博雅学院博士后、特聘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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