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惠生：痛苦的欢乐——俞伟超先生逝世周年祭

幽咽而遥远的单簧管引领我进入阅读俞伟超先生《古史考古学探索》一书的最佳状态。格什温的《蓝色狂想曲》是俞先生生前最喜爱的音乐之一，我想他这部著作中的许多文章一定是在《蓝色狂想曲》音乐的伴随下写成的。《古史考古学探索》中可以听到格什温痛苦的欢乐与沉静的激情。

俞先生是位学者，更是一位思想家。学者思考的都是可以解决的问题，而思想家总是在思考那些无法解决的问题。实际上它们之间是一种因果关系，学者的最终使命在于殚精竭虑地试图回答那些没完没了的学术问题，而那些属于圣贤大哲的思想家们的使命则在于制造或提出一个个使人殚精竭虑的问题。

考古在俞先生眼里不再是一种职业或一门学科，而是一种生活方式，正如格林·丹尼尔一再申言：“如果考古学不能给人带来快乐，那它就一钱不值。”不过这种快乐常常是以伤感、迷茫，甚至痛苦的形式出现在俞先生面前。作为思想家，俞先生“常有恍惚之感，甚至苦闷”，如行吟问天的屈子一样：考古学是什么？一个经历了100多年发展到21世纪的学科，居然还要被质询以十九世纪的疑问，俞先生思考的显然不只是技术路线，而是考古学的全部，即“人类历史进程的真相”。考古学能否探明人类历史的真相？考古学如何去探明人类进程的真相？这首先是个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论问题。

作为我国考古类型学的奠基人苏秉琦先生用蒙德柳斯带有进化论思想的类型学断代法对宝鸡斗鸡台西周的陶鬲进行研究后，这种用类型学对器物进行相对年代确认的断代方法顿时身价百倍，一跃成为中国考古学研究中最主要的方法论。上个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苏先生分别对洛阳中州路的东周墓地和仰韶文化进行类型学研究之后，类型学又因其揭示了器物发展过程中所谓的逻辑关系而进一步上升到考古学理论的地位。到80年代初苏先生提出区系类型说后，类型学便在中国考古学研究中被奉为圭臬。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他写《史记》的目的就是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苏先生简洁地把司马迁的三句话转换为“区、系、类型”，成功地运用于考古学，使其成为中国现代考古学研究的目的与任务。俞伟超先生克绍乃师其裘，用形式更为通俗、内涵更为广泛、眼光更为远大的两句话加以概括：“古今一体，中西合璧”。实际上时空关系就是考古学的全部。不过有一点必须强调，这里的全部仅仅是指19～20世纪考古学的全部，因为任何一门学科及其理论都是在不断地去故而就新的方式中发展起来的。回顾一下中国考古类型学的初创、发展、成熟与完善，整个过程似乎都是在一个人和一个学科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这个人就是达尔文，这个学科则是生物学，尤其是生物分类学。证明这一点，只需轻松地援引达尔文的一段话：

我们的分类将成为——尽可能地使之成为——生物的谱系，那时将真的显示出所谓“创造的计划”了。当分类有了确定目的之时，它的规则将会更加简单。我们没有得到任何谱系或族徽；我们必须依据各种长久遗传下来的性状去发现和追踪自然谱系中的许多分歧的系统与支线。残迹器官（即遗型）将会确实无误地表明长久亡失的构造的性质。称作异常的、又可以富于幻想地称做活化石的物种和物种群，将帮助我们构成一张古代生物类型的图画（达尔文：《物种的起源》，435页，科学出版社1996）。

如果我们把达尔文这段话中的“生物”或“物种”两字改成“器物”的话，便也可完整地移录过来作为我们当代考古类型学的指导思想与方法论，而且这是目前为止最为完整的表述，它表达了当代考古类型学的全部内涵。

所以俞先生的思考定然不会到此为止。那么作为当代中国考古学理论和方法论的类型学能否揭示“人类历史进程的真相”呢？显然俞伟超先生认为不能，否则就不会提问了。俞先生是在写完《考古学是什么》中的“类型学”和“地层学”两章后，产生了对考古学作为一个学科发展方向的疑问。考古类型学解决的只是一个时空问题，我们不应该也不可能赋予其太多的使命。20世纪80年代在有关中国文明起源的争论时，张光直先生以一个西方考古学家的眼光对中国考古学家们关于文明的定义及其争论感到很不理解，他说为什么要讨论中国文明来自何处这类问题，而不是讨论文明前的社会产生文明的内部动力问题。张先生的疑惑毫无遮掩地暴露出类型学的缺陷：以类型学（包括地层学）为理论和方法论的中国考古学家只能讨论关于文明起源于何时何地这种时空性的问题，而其他如人类行为、观念意识，包括文明产生的内部动力等“人类历史进程的真相”，则是考古类型学所无法胜任的，也正是中国考古学家所无法讨论的。

从上个世纪的80年代末，俞先生开始思考类型学以外的考古问题。众所周知，俞先生喜欢与青年学子在一起。他不嗜酒，但一杯酒从头至尾慢慢喝着，长时间耐心地倾听着年轻人的高谈阔论，与其说他在听，不如说他在思考；动辄以断指击案，可见其思考之痛。俞先生于90年代初发表的《图腾制与人类历史的起点》一文就是基于对人类及其文明产生的内部动力的思考而写就的。从此以后，俞先生似乎全力投入到如何通过考古学来揭示人类历史进程真相的思考。他后来的文章如《中国新考古学论纲》、《考古学体系与人类历史进程关系的新思考》以及《人类进步过程中物质、精神、社会三方面的关联性》，可以说是俞先生对中国考古学及其发展的新认识。

久矣夫，俞先生一直在探究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2003年4月底，我与裴安平、许永杰、卜工等人去小汤山医院探望俞先生，在大家谈论他病情的时候，他突然对我说：“这些日子我在病床上才想明白，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就是个人的聪明才智”。答案何其朴素！一旦说出来，居然不敢相信，诚所谓大音稀声，大象无形。我知道，这应该是他的天鹅之鸣——尽管尚未鸣出。“我很高兴我想到了，可惜我写不了了！”我听了有些伤感，倒不是伤感他的“可惜”，而是伤感他的“高兴”。因为他的“可惜”很可能是因其“高兴”——殚精竭虑的思考——所致。好在尽管可惜，但毕竟是高兴的。

考古更多是一种生活态度，是一种生活方式。“思考本身就是痛苦的欢乐”，这是俞先生常说的一句话。但愿俞先生的在天之灵依然欢乐，长乐未央！

来源：《中国文物报》2004年12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