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明亮；童雪莲：“长城地带”考古学术语属性探讨

长城是中国人在冷兵器时代发明的一项卓有成效的军事防御工程。其修建肇始于公元前7世纪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的分散建筑，历秦、汉、金、明不断大规模修筑、增补，直至公元17世纪清王朝改大规模修筑为零散修补，前后历时两千多年。长城历史悠久、建筑宏伟、内涵丰富，关于长城的研究有着广阔的领域，不仅涉及中国两千多年的政治、经济、军事、民族、工程技术、文化艺术和中西交通等方面，而且涉及长城所在广大区域的地质、水文变化和生态等问题。①因此，长城研究已渐为涉及领域广泛、多学科交叉的研究领域。

20世纪50年代以前。主要是一些历史学者(含历史地理学者)根据文献资料的记载对长城进行研究。其关注点主要是长城的历史沿革和大致的地理分布。建国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文物考古部门、科研单位等陆续对长城遗址进行考察，对长城的建置、沿革、战史、现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大大推进了长城研究的进行。随着研究的深入，“长城地带”这一概念逐渐被学术界广泛应用，作为对长城分布地区的固定称谓。然而，迄今为止，对于这一名词所指的确切内涵及其所概括的确切区域，却一直没有一个统一的、明确的定义。

本文试图从“长城地带”这一名词的应用过程出发，从学术史的角度考察这一区域的历史的、地理的认识。厘清学术界对于这一区域研究的学术脉络。粗鄙挂漏之处，敬祈方家指正。

一、“长城地带”概念的形成过程

“长城地带”，从其作为一个地理概念上的探险考察区域称法的提出，到作为学术研究区域概念的界定(尤其是区域范围的界定)，再到其作为一个学术研究领域的固定概念的形成，经历了明显的阶段性过程。

1.20世纪初西方学者对长城及其周边区域的探险考察活动与“长城地带”称法的较早提出

19世纪末叶到20世纪30年代，英、德、日等国家掀起了考察中国西北***、内蒙古、甘肃地区的探险考察活动，这些活动虽然带有刺探我国资源情报、掠夺文物资源的性质，但也促进了学术研究的发展，这些考察一定程度上涉及长城及长城地区的考察和研究，长城地带是作为地理概念上的一个探险考察区域而被使用的。

英国人斯坦因于1900-1901年、1906-1908年、1913-1916年3次到中国西北考察，对于长城有精彩的论述。在其1932年所著的《斯坦因西域考古记》中，他用了两章多的篇幅论述了汉武帝所筑长城及其周边区域。②

1927年，斯文·赫定组织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其考察路线从北京经过包头、百灵庙至额尔济纳河流域，最后回到北京。中方团员黄文弼在对额济纳河流域进行考察时，发现了秦汉古长城遗址和居延汉简，这些发现及对其整理而形成的研究成果，成为深入研究长城区域社会经济的宝贵资料。

1930年，日本考古学家江上波夫与水野清一作为伪满考古机构“东亚考古学会”的留学生，考察了长城地带和锡林郭勒盟各旗。1935年二人合撰了《内蒙古·长城地带》一书，至今仍是有关中国北方考古学文化的重要论著。③该书是目前所见最早具体提出和使用“长城地带”这一称法的论著，主要是用来指称地理范畴上内蒙古地区沿长城地带的区域。

另一个对长城地带做深入考察和研究的是美国地理学家欧文·拉铁摩尔，拉氏在1930年代初，对中国整个长城边疆地带进行旅行和学习。1939年写成《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一书，以长城及其周边的区域作为对象，从边疆史角度探讨中国历史及其地缘政治问题。提出了“长城边疆地带”的概念，认为长城不是一个绝对的边界的“线”，而是一种“被历史的起伏推广而成的一个广阔的边缘地带”。④他认为长城边疆地带的形成是自然、社会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长城一带既是中国辽阔边疆的缩影，也是反映中国历史的视窗。”⑤拉氏是第一个明确将长城作为一个“地带”去考察其周边区域的人地关系、社会景观、历史功能等的学者，明确了长城地带不仅是地理上的一个“线”或者“带”的概念，更是沿长城一线而形成的一个具有特定历史、人文、自然等综合内涵的区域地带的概念。拉氏的这一提法促进了日后“长城地带”概念的形成，并推动了其学术意义和研究内涵的丰富和扩展，学术意义不容低估。

2.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大陆学者对长城地带的考古研究及苏秉琦对“长城地带”考古学区系概念的初次界定

1971年，姚大中在台湾出版《古代北西中国》⑥，从边疆史和民族史的角度去考察古代长城，分析指出，长城从初建时的国界线到汉代的攻势长城及其后世的防御长城，在历史的不断发展中其性质不断变化。从中探讨分布在古代长城区域中的游牧民族的历史，进而以此来考察分析古代“中国”的历史。其视角和视野都相当有创建性。

1979年，逯耀东分析了鲜卑族进入中原后的汉化过程，指出在长城与游牧民族之间存在着一个半农半牧的中间过渡地带，这一地带曾是“汉武帝为阻止草原民族的入侵所建立的防卫性的屯垦区。这些地区在汉朝崩溃后孤立地发展，成为草原与农业文化接触的过渡地带。”认为游牧民族南下越过长城后，其“汉化程度的深浅与缓速，恰和他们居住在这个地带时间的久暂成反比”。⑦

大陆学者最早、最全面对“长城地带”进行论述、划分的是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经过多年考古发掘和思考，他在1975年8月为吉林大学考古专业学生讲课和1979年中国考古学会成立大会暨全国考古规划会议上，提出了思考多年的考古文化区系类型学说。⑧1981年发表《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一文，以书面形式阐述了考古学区系类型理论。将全国划分为六大区系，其中之一即为“以长城地带为中心的北方地区”。⑨正式把“长城地带”作为北方地区的核心提了出来。同时，苏先生对其范围进行了大致的划分，指出：“这一地区从东向西主要包括以昭盟为中心的地区；河套地区；以陇东为中心的甘青宁地区三个部分。”对长城地带作了一个比较明确完整的区域划分。苏先生提出这一区系理论，得到了考古学界的广泛认同。在苏先生的带领之下，更明确了“燕山南北长城地带考古”这一专门课题，其后，从1982-1986年召开了一系列有关北方地区考古的学术会议，长城地带作为北方区系的核心地带在考古学界得到普遍的认同。⑩

3.改革开放后长城地带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展与多学科“长城地带”概念的探讨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研究的视野得到了大大的开阔，综合考察研究长城，成为推动长城研究的关键问题。随着领域的开阔和多学科研究的深入，对长城的关注，需要更加深入了解长城概念所包含的内涵，加深长城周边区域的民族、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变迁的研究。长城周边区域研究的深入，对于这一区域的具体范围和名称定义，成为各个学科的研究者需要讨论的问题。与“长城地带”相类似的概念也相应出现。随着从不同的学科角度对这一区域进行定义、区域划分，长城地带所包含的语境意义不断扩大。

20世纪90年代初，李凤山结合多年的民族学研究的成果，从民族的角度提出了“长城带”的概念。他指出“两千年间，活动在以万里长城为中介的广阔地域范围之内的民族，与长城、与长城区域内的各个人类群体发生着密切的关系”，认为“这样的历史的动态关系，仅一线物化了的长城，是不能代替和反映的”(11)，因此，提出了“长城带”这样一个概念。他陆续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从“长城带”民族融合、经济文化交流等角度论述，深化长城带的区域研究。(12)同时划定其范围为“以万里长城为中介，范围大致包括今天辽宁、内蒙古、宁夏、甘肃、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北京、天津、山东以及吉林、黑龙江、江苏、安徽和青海、***的相当一部分地区。在中国北方民族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形成了万里长城南北各数百公里甚至上千公里，东西数千公里的广阔地带。”(13)它从民族融合角度定义了“长城带”，在长城区域民族史的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

1995年冯嘉萍等《万里长城的地理界限意义》一文，从地理学的角度考察长城地带，全面阐释了长城的“地带”意义，认为“自然地理环境是长城形成的基础，然而‘人’——不同时期各种政治力量，对地理环境有很强的选择。长城地带正是历代各政治集团的统治者，为了地域的扩张或防御，选择并逐步形成的‘力’的平衡带”。(14)同时，从自然、政治、文化、经济地理的角度，充分分析了长城的“地带”性特征，对长城地带的地理特征进行了比较系统的阐释和说明。反映了长城地带这一名称含义的不断深化以及广泛化。

由于长城及其分布地区处于生态敏感带。近年来，长城地带的生态环境变迁研究成为长城研究的重要关注点。孔繁德从生态学的角度，考察长城在修筑、使用过程中对区域环境的影响，借此分析现代长城地带生态环境问题和解决对策。(15)邓辉、韩昭庆等从历史地理学角度出发，以长城作为标尺，考察长城地带历史时期的环境变迁问题。(16)这些研究拓宽了长城地带研究的领域。多学科、多视角的研究也深化了长城学的研究。

4.“长城地带”概念的形成是一个循序渐进、不断扩展和深化的过程

通过梳理长城地带研究的过程，不难看出，“长城地带”这一概念在学术界和学科研究中的形成过程，是一个循序渐进、不断扩展和深化的过程。

最初，“长城地带”是作为地理意义上一个区域指称而出现的，由20世纪30年代西方来华探险考察活动催生，其第一次被明确使用则是源于考古学，是由日本考古学家江上波夫与水野清一在《内蒙古·长城地带》一书中提出的，用以指称地理范畴上沿长城地带的区域。

概念的第一次深化是由美国的地理学家欧文·拉铁摩尔提出的，他是第一个明确将长城作为一个“地带”去考察其周边区域的人地关系、社会景观、历史功能的学者，明确了长城地带不仅是地理上的一个“线”或者“带”的概念，更是沿长城一线而形成的一个具有特定历史、人文、自然等综合内涵的区域地带的概念。

接着，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的考古学者越来越深入地对长城地带进行研究，“长城地带”这一概念作为一个考古学名词开始被规范化应用。苏秉琦先生最早对这一概念进行了界定，将其作为考古学区系类型中的北方地区核心提出来，对其范围进行了大致的划分。在一系列的有关北方地区考古的学术会议上，长城地带作为北方区系的核心地带在考古学界得到普遍的认同，并开始作为考古学名词被固定下来。

改革开放后，随着长城研究的不断发展，历史地理学、边疆史、民族学、人类学、生态学等各个学科将目光集中在长城研究方面。对于这一地区的称谓也不断出现，如“长城地带”、“长城带”、“长城分布地区”、“长城沿线”等一系列称呼相继提出。而被考古学界规范应用的“长城地带”受到了各个学科的认同，成为指称长城区域的规范化名称。许多学者亦从本学科的角度对这一地带所涵盖的范围进行划分，长城地带的定义逐渐明晰化。同时，考古、民族、地理、历史、边疆研究等学科也在努力构建着长城地带的“区域史”。

二、“长城地带”概念表述的合理性及其源于考古学的缘由

“长城地带”概念之所以形成，并在后来被固定为用以指称长城沿线地带这一特定区域的学术术语，是有其合理性的。

1.长城的带状分布特征符合“长城地带”的表述方式

长城是冷兵器时代重要的军事防御设施，其修筑主要为了防御北方少数民族对中原地区的侵扰。自春秋战国以后，秦、汉、金、明等20几个王朝都修建了长城，这些长城分布具体位置不完全相同，但各朝代长城的走向却具有一致性，都沿着北方地区自东向西呈带状延绵分布。“由西向东，自甘肃玉门关外，沿着河西走廊北侧，东行经沙漠和黄土高原的交界处，再循内蒙古高原和冀北山地交错带，蜿蜒在燕山和太行山山岭的背脊上，随山势而转，直抵大海边缘。”(17)是一条重要的人文界线。

这些长城大都分布在自然地形地势的过渡地带上。长城带北部分布着辽阔的蒙古高原，南边则是华北平原、黄土高原及河西走廊，是地理地貌上的带状过渡区。

除此之外，这些长城还分布在气候的过渡带及其影响下的农牧界限的过渡带上。除东西两端分别位于半湿润和干旱地区外，长城地带大部分地段位于我国由半湿润向干旱气候区过渡的半干旱气候区，由于水分、气候因素的影响，这一地区恰好处于我国的农牧交错地带。农牧界限空间在这一地区频繁搬动，长城成为这一地带的重要分界线。

由于这些长城的带状过渡区域性质，历史上的中原王朝和游牧民族向来沿着长城一线不断彼此争夺，使之成为历代各政治集团为了地域扩张或防御，选择并逐步形成的“力”的平衡带。

因此，“长城地带”的表述在学术研究上来讲，是具有其合理性的。

2.长城地带的带状文化特征符合考古学区系类型理论的分析和运用

据前文所述，“长城地带”作为一个名词第一次出现是由考古学者(日本的江上波夫与水野清一)提出，其作为真正固定的学术概念术语是由中国的考古学者苏秉琦先生提出并界定的，可以说，“长城地带”是源于考古学科的一个学术概念和术语。究其原因，有以下两个方面：

(1)考古学区系类型理论的研究方法

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的一门科学”(18)，是通过田野调查发掘工作，探索生活在特定地区的古代人类文明发展的学科。中国大陆幅员辽阔，不同区域之间的地理环境存在着相当大的区别。在这些地理环境迥异的大部分区域内，人们适应着各自独特的生态环境而生活着。不同地域的人类共同体所遗留的物质文化遗存必然有着独有的特征。这些遗迹和遗物都有着空间维度。许多研究都指明考古资料具有重要的空间指示意义。因此，自考古学出现以来，许多的考古学作业实际上自觉不自觉地运用了空间分析方法。通过对不同区域的考古遗存进行比较研究，从区域的物质差异和分布差异角度来探讨文化的形成和解释文化复杂性，从而揭示史前时期不同地区文明的形成，这一方法来自于地理学，在考古学上得到了很好的应用。区域划分对考古学发展有重要意义。

中国的考古学文化研究从20世纪20年代，即近代考古学形成初期，就进行了分区研究。无论是梁思永和尹达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东西二元对立说，还是梁思永关于龙山文化的分区研究，都是力图来发现和分辨当时所知文化的区域差异。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各地田野考古工作纷纷开展，考古资料迅速增加。人们认识到各个地区的文化属于不同系统的古代文化。这以后关于新石器时代的著作中，往往分区域来论述新石器时代的文化。20世纪60年代，关于仰韶文化的考古资料空前增多，苏秉琦把仰韶文化分为从洛阳到陇东这样一个东西狭长的中心区及其外围地区。中心区和外围都可以根据区域性特征再划分不同的类型。(19)20世纪70-80年代，苏秉琦把分区研究理论应用到了整个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之上，提出了著名的区系类型学说，将全国范围内的考古学文化划分为六大区系。并亲自应用它指导实践活动。苏先生的这一学说得到了考古学界的广泛认同，在他的带领下，各个区纷纷以区系理论指导具体的考古活动，区系研究理论成为指导新时代考古学的重要理论方法，区域分析的重要性被考古学者充分认识，并在考古学研究的各个领域被应用。

长城地带处于气候过渡带，环境脆弱地带，从史前到历史时期都是北方游牧文化与黄河流域农耕文化接壤、过渡地带，是一条独具特色的文化地带。具有丰富的文化遗存。是中国北方区系的核心地带，具有极大的考古研究价值。加之，1980年开始，苏秉琦先生以长城地带作为区系理论的重要“试验地”，亲自指导这一地区的考古工作，推动了长城地带在中国考古学界重要地位的确立。

(2)长城地带的阶段性区系文化特征

长城及其附属设施在历史上呈“带”状分布在中国北方地区，这一地区在长城修建以前的史前时期即有着灿烂的文化，历史时期的各种文化更是延续不断。

长城地带史前时期就有着灿烂的文化，长城地带东段属于“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中心的北方”文化区系，经历了兴隆洼文化(距今8000-7000年)，赵宝沟、红山、富河文化(约距今7000-5000年左右)，小河沿文化(距今4800年)，夏家店下层文化(早期青铜文化，距今4500-3500年)。长城地带西段属于黄河中上游以仰韶文化为中心的文化区系，经历了老官台文化(距今7800-7300年)，马家窑文化(距今7000-4000年)，齐家文化(距今2025±155年-1915±155年)各阶段。长城地带东西两大区系的古文化开始直接接触开始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地点在河套至岱海一带。当中原文化进入龙山文化以后，这个地区的古文化也强烈表现出龙山文化的特点。同时，此时在长城地带西部兴起的齐家文化亦悄然出现于河套地区。(20)

夏商时期，长城地带的东部和西部，古文化的演变空前激烈，文化面貌与中原文化的反差愈来愈突出，东西部之间的联系明显加强，南北向各自和中原文化联系，逐步为东西向的长城地带东西部之间的联系代替。“随着联系的不断加强，长城地带形成了一条以花边鬲为代表的陶器群，和北方系铜器群一起，在长城地带构成一条特征鲜明的文化分布带。这条文化带到周代经历了一次较大的组合，变成以青铜短剑为特征，东部流行曲刃剑，西部流行触角式剑，在长城地带东西对峙，长城亦随之出现。”(21)

春秋战国时期，中原诸侯与北边匈奴等民族的斗争日趋激烈，秦、赵、燕等诸侯纷纷在北边修筑长城，其后，为防御北边匈奴等游牧民族，秦、汉亦大规模修建长城，在长城地带形成了中原王朝与游牧民族的较量。为了抵御游牧民族的入侵，秦、汉政权除修筑长城外，还不断往这一地区移民屯垦，大量的人口被迁移到了长城地带，在这里，中原民族与游牧民族相互斗争、不断融合，长城地带成为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的一个汇聚地带。

自秦汉以后，每个朝代长城的修筑都标志着一条特殊的文化带的兴起，这些文化带不仅仅包含考古学文化，同时有着更加丰富的内涵。这些文化带也都是长城文化带整体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特殊阶段。长城地带的文化一直在这种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此消彼长中不断发展，形成了很好的延续性，构成了北方文化的重要部分。

三、“长城地带”概念在考古学科的日渐广泛应用

根据苏秉琦先生的考古区系类型理论，长城地带成为北方区系考古文化分布的核心。与其有关的考古研究蓬勃发展，大批的专家投入到这一区域的考古研究中。“燕山南北长城地带考古”这一专题逐渐深入，大量的相关成果不断发表，一系列以“长城地带”命名的学术研讨会召开，这使“长城地带”逐渐成为一个比较成熟的考古学名词。

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考古学界，“长城地带”被广泛地规范化应用，日渐成为一个比较成熟的考古学概念。其表现有以下几个方面：

1.以“长城地带”考古为论题的专题学术讨论会、座谈会的召开

在苏秉琦先生的主持和带领下，以长城地带为核心的北方地区考古工作火热地展开，充分注重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从1982年到1986年，连续在河北张家口蔚县西合营三关考古工地、辽宁省朝阳市和喀左县、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甘肃兰州市和内蒙古包头市召开了一系列学术研讨会。其中1983年的朝阳会议和1984年的呼和浩特会议都提出了“燕山南北长城地带考古”这一专门课题，会议还专门编辑了座谈会文集(22)，推动了长城地带考古工作的进一步开展。

进入21世纪以后，长城地带考古文化研究继续发展，分别于2001年8月在吉林召开了“中国北方长城地带青铜时代考古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4年8月在呼和浩特召开了“内蒙古长城地带考古学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这两次国际学术研讨会，汇集了中、日、俄、美、韩、蒙等国的大批考古学家参加，会后出版了专门性的论文集。这些会议的召开，说明了长城地带在中国考古学中的重要性，同时也说明了考古学界对长城地带考古工作的重视。(见表一)

2.以“长城地带”作为题名的专业论文、学术著作的刊著

苏秉琦先生提出以长城地带为中心的北方区系以后，大批的学术论文、学术著作的章节以“长城地带”作为题名或关键词，围绕长城地带的考古发现及其所包含的考古文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有一篇博士论文以北方“长城地带”命名(23)，还有大量的文章虽然没有以“长城地带”作为题名和关键词，亦围绕这一论题进行相关的研究(如表二)表明长城地带考古专题在考古学界得到了比较广泛的关注。

3.专门研究机构的设立和大批相关专家的出现

自20世纪80年代苏秉琦先生提出考古学区系类型论以后，考古学进入了蓬勃发展的新阶段。以长城地带为核心的北方地区考古工作从以往被忽视的境地中走出来，大批的专家学者和专门的研究机构进行着长城地带的考古研究。

最重要的“阵地”有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该中心设立于1999年，其前身是“吉林大学中国北方考古研究室”，长期致力于以中国边疆及其毗邻地区的古代文化、古代人类、古代环境等课题为重点研究内容。许多在长城地带研究有巨大贡献的学者，如朱泓、林沄等都在这里从事研究工作，培养了大批的学术人才，还定期出版专题性的学术刊物《边疆考古研究》，目前已经出版了9辑。

另外，内蒙古文物研究所、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北大学文博学院等单位对于长城地带的研究也做了许多的工作，促进了长城地带考古研究的发展。

从以上几点可以看出，长城地带考古研究在考古学界已经成为一个成熟的研究方向。20世纪80年代和21世纪的初期，是长城地带考古文化研究的蓬勃发展时期，考古学者对这一区域做了大量的研究，“长城地带”逐渐成为考古学者经常使用和广泛认同的学术术语。

四、结论

长城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宝贵遗产，也是中华民族古老文化的重要象征。对于长城的深入研究不仅能为长城的保护提供合理建议，同时可以了解长城所承载的丰富的文化内涵。长城地带是古代长城分布的主要区域，是长城这一工程的承载区域，是古代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相互碰撞、相互交流的主要区域。中国历史上的诸多问题，都集中的反映在这里；同时，长城地带也是生态敏感带、农牧交错带，中国北方自然环境变化，最迅速地在这一区域表现出来，因此对于长城的区域研究是相当重要的。

综上所述，本文梳理了“长城地带”概念的形成过程，从最初作为一个自然地理概念上的探险考察区域称谓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到作为学术研究区域概念的界定，再到其作为一个学术研究领域的固定概念，在考古学中广泛应用，同时探索其在考古学中广泛使用的原因及其表现。

随着长城研究的不断深入和扩展，“长城地带”概念逐渐被不同学科接纳和逐渐广泛应用，其在不同学科的具体的扩展过程和内涵界定尚需要进一步探讨。

注释：

①罗哲文、董耀会：《关于长城学的几个基本问题》，《文物春秋》1990年第1期。

②斯坦因：《斯坦因西域考古记》，北京：中华书局，1936年。作者在本书第10章“古代边界线的发见”、第11章“沿着古代中国长城发现的东西”两章中，对长城及其区域地理状况进行了集中论述。

③[日]水野清一、江上波夫：《内蒙古·长城地带》，东方考古学丛刊乙种第一册，新时代社，1935年。本书包括内蒙古细石器文化——内蒙古锡林郭勒新石器时代遗迹、绥远青铜器、中国北疆绳席纹土器遗迹三部分。江上波夫较早对长城地带进行了专门的考察和研究。

④欧文·拉铁摩尔著、唐晓峰译：《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63页。

⑤章永俊：《欧文·拉铁摩尔的中国边疆史研究》，《史学史研究》2006年第2期，第66-80页。

⑥姚大中：《古代北西中国》，台北：志成出版社，1971年。

⑦逯耀东：《从平城到洛阳——拓拔魏文化转变的历程》，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25页。

⑧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8页。

⑨苏秉琦、殷玮璋：《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文物》1981年第5期。其他五个区系分别是：陕豫晋邻黄地区，山东以及邻省一部分地区，湖北和邻近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地区。

⑩苏秉琦先生关于“区系类型”的论述贯穿于其1975年以后发表的大量演说、论文，收于1994年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论文集中。在考古实践中对“以长城地带为核心的北方区系”的范围和含义进行了多次的修改和完善。

(11)李凤山：《长城与民族》前言，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4页。

(12)李凤山从1990年代陆续发表了《长城带民族融合史略》(《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1期)、《长城与民族融合的特点》(《内蒙古社会科学》1995年第6期)、《论长城带在中国民族关系发展中的地位》(《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2期)、《长城带经济文化交流述略》(《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长城带经济文化交流的影响与变迁》(《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6期)等文章，从“长城带”的角度来考察长城与民族、经济文化的关系。

(13)李凤山：《长城带民族融合史略》，《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1期。

(14)(17)冯嘉萍、程连生、徐振甫：《万里长城的地理界限意义》，《人文地理》1995年第1期，第50-55页，第50页。

(15)孔繁德：《中国长城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及其历史作用》(《长城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中国古代生态环境的破坏与长城位置的移动》(《中国北方资源开发与环境研究》，北京：海洋出版社，1992年)、《中国长城与可持续发展》[《北京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8年增刊]、《中国长城沿线生态脆弱性分析及生态保护对策》[《中国(香港)长城历史文化研讨会论文集》，长城(香港)文化出版社2002年]、《中国长城沿线生态特点及保护对策》(《水土保持研究》，2006年第2期)一系列论文讨论了长城区域的生态问题。

(16)邓辉等：《明代以来毛乌素沙地流沙分布南界的变化》，《科学通报》2007年第21期；韩昭庆：《明代毛乌素沙地变迁及其与周边地区垦殖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

(18)《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第2页。

(19)苏秉琦：《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考古学报》1965年第1期。30多年后，在其《中国文明起源新探》(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9年)一书中，结合近年来的考古实践和探索，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总结性的陈述。把仰韶文化系统地划分为三个区系，分别称为东、中、西三支，大体上是原来仰韶文化中心分布范围的东、中、西三个区域，又不完全重合。

(20)(21)韩嘉谷：《论前长城文化带和其形成》，《长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95年。

(22)辽宁省博物馆、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燕山南北长城地带考古专题座谈会文集》，1983年7月；苏秉琦《燕山南北·长城地带考古工作的新进展——1984年8月在内蒙古西部地区原始文化座谈会上的报告提纲》，《内蒙古文物考古》1986年第4期。

(23)常娥：《内蒙古长城地带先秦时期人类遗骸的DNA研究》，吉林大学博士论文，2008年。

来源：《东北史地》201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