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伯谦：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形成研究

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与形成研究，并不是一个新提出来的问题。当20世纪20年代以顾颉刚为首的“古史辨”派摧毁大一统的“三皇五帝古史体系”的同时，也就提出了以科学的态度研究中国文明的起源与形成、建设信史的任务。1923年6月胡适在致顾颉刚的信中曾谈到他对研究中国古史的主张，认为除了文献记载，应该向甲骨文、向考古发现寻找史料。顾颉刚在《答刘胡两先生书》（《古史辨》一，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一文中讲到此事，认为“适之先生这段话，可以做我们建设信史的骨干”。1924年《现代评论》一卷三期发表李玄伯《古史问题的惟一解决方法》，提出“要想解决古史，惟一的方法就是考古学。我们若想解决这些问题，还要努力向发掘方面走”。顾颉刚于1925年在《现代评论》一卷十期著文《答李玄伯先生》，表示认同玄伯的观点，认为“确是极正当的方法”。同年，王国维在清华研究院讲授《古史新证》，提出了著名的“二重证据法”，进一步强调了地下材料对于研究古史的重要意义。学科的发展在召唤考古学。于是就有了1928年开始的由李济主持的安阳殷墟的发掘，就有了傅斯年“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号召，就有了1930年中国第一部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写出的郭沫若的《古代社会研究》的问世……回顾这段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出，没有“古史辨”运动对旧古史体系的破坏，就不会有建设新的信史、重建中国上古史任务的提出；没有以田野考古为标志的现代考古学由域外传入，也就不会有真正意义上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和形成问题的研究。

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与形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对其研究也不可能一蹴而就。从1926年《古史辨》第一册出版至今是76年，从1928年殷墟开始发掘至今是74年。在不到80年的时间内，尽管经历了8年抗日战争、4年解放战争和10年“文化大革命”，考古学还是取得了重大进展，其中与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有关的重大发现有：

1.通过元谋人、兰田人、郧县人、北京人、和县人、南京人、丁村人、金牛山人、大荔人、山顶洞人、涞水人等直立人和早期智人、晚期智人化石以及一系列旧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构建起了一个从大约距今170万年至2万年的古人类体质特征及其文化演化的序列。

2.距今1万年左右的江西万年仙人洞、吊桶环、湖南道县玉蟾岩、广西桂林甑皮岩、邕宁顶狮山、河北徐水南庄头等含有原始陶器和最早稻作遗存的一系列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和距今8000年左右的磁山文化、裴李岗文化、后李文化、老官台文化、兴隆洼文化、彭头山文化等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遗存的发现，填补了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和新石器时代早期的缺环，并和地域上有着广泛分布、内涵丰富多彩的诸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一起构建起了新石器文化从早到晚的发展序列及其区系类型体系。

3.距今大约5000-4000年诸如红山文化坛、庙、冢，良渚文化瑶山祭坛、反山贵族坟山，河南龙山文化、山东龙山文化、屈家岭—石家河文化、宝山文化等众多设防城堡以及大量玉器和冶金遗存的发现，展现了铜石并用时代新出现的与前迥然有别的新面貌。

4.距今大约4000-3500年间介于河南文化与早商文化之间的二里头文化的发现，从考古学上找到了可以与有关文献记载联系起来探索夏文化的直接对象。

5.相当于中原夏商王朝时期周边地区诸如北方的朱开沟文化、东方的岳石文化、长江中下游的吴城文化与马桥文化、长江上游成都平原的三星堆文化等早期青铜文化的发现，展现出一幅生动的中原夏商文化与周邻其他部族、方国文化相互交往的情景。

6.安阳殷墟、郑州商城、偃师商城、郑州小双桥遗址、洹北商城、邢台东先贤遗址等的发现，为研究商文化及其都邑找到了重要的物证和线索。

7.关中平原商时期郑家坡类型、碾子坡类型、刘家类型等遗存的发现和沣镐与周原遗址的发掘，为探索先周文化、周人建国过程及商周关系提供了实物资料。

8.西周和东周时期宗周都城遗址及北京琉璃河燕都、山西曲沃曲村晋都、临淄齐都、曲阜鲁都、三门峡虢国墓地等封国都邑、陵墓、手工业作坊址的发掘，展现了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水平、特点和文明发展的进程。

上述一系列重大发现，为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的研究准备了丰富的材料，而马克思主义的传入，更为研究找到了理论上的指导。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并借鉴国外考古学理论与方法，通过对考古资料的剖析，围绕中国文明起源、形成与发展问题逐步形成了一些主流认识，主要有：

1.中国自旧石器时代以来文化发展的连续性和独特性，决定了中国文明起源的独立性。曾经流行于20世纪初期的中国文化西来说、中国文明西来说是缺乏根据的，站不住脚的。

2.中国新石器文化和早期青铜文化区系类型体系的复杂性和发展不均衡性，决定了中国文明起源与发展的模式不是一元的，也不是简单多元的，而是多元一体的。按照苏秉琦先生的研究，在现今人口分布密集地区的新石器文化至少可以分为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以关中（陕西）、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以环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和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中轴的南方六大区系，各区系又可分为若干类型。至青铜时代，文化区系类型则更为复杂。各区系之间，同一区系的不同类型之间，起步的早晚不同，发展速度快慢不同，实力强弱不同，因此其文明因素虽各自独立起源，形成了多个中心，但发展并不平衡。在其发展过程中，有的不断分化，有的则互相冲撞，至迟从二里头文化时期开始，以夏商文化为代表的中原地区对其他区系已发展成最具凝聚力的核心，就像滚雪球一样，不断向外拓展、融合，逐步形成了以中原文化为核心的统一的文化体系，为其后秦始皇从政治上统一中国奠定了坚实的经济、文化根基。

3.文明起源与文明形成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文明起源是指文明因素的起源，这至少在距今6000-5000年的仰韶文化时期已经出现并已有了初步的发展。文明的形成是指文明的因素发展到足以摧毁原有的社会结构，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国家的产生。从原始社会发展到文明社会应该有一个过渡阶段。公元前3000年－公元前2000年的龙山时代正处在这一阶段。在这一时期，多级聚落形成，区域中心纷纷涌现，有的当已率先进入文明时代。

4.约公元前19世纪至公元前16世纪分布于豫西晋南的二里头文化是夏代中晚期文化，夏早期文化是作为二里头文化主要来源的晚期河南龙山文化。

5.郑州商城为商代早期亳都，偃师商城为商代早期西亳，小双桥遗址可能为仲丁隞都，洹北商城可能为河亶甲相都，邢台曹演庄、东先贤可能为祖乙邢都，安阳小屯为盘庚所迁至纣灭之殷都。

6.分布于豫北冀南的下七垣文化是先商文化，分布于关中地区的郑家坡文化是先周文化，夏、商、周文化各有自己的文化渊源和发展谱系，三代并不同源。

7.西周初年实行的分封制对于促进各封国所在地区经济、文化发展和相互融合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各封国的强大和对宗周王朝独立倾向的增加，亦成为以后中央势力的式微和诸侯争霸、列国战争形势出现的根源。

8.大约公元前5世纪春秋战国之际或从战国开始，逐步由青铜时代进入早期铁器时代，铁器使用的普及导致了社会经济的新变革，促使社会发展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9.多学科联合攻关，提出了夏商周年表。

回顾几十年来中国文明起源和形成问题研究的过程，进展明显，成果斐然，在许多问题上已经形成了共识。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由于考古工作开展得不够，对文献缺乏认真的研究，理论思考的贫乏和研究方法的单一，模式的封闭，在一些关键点上尚未取得有说服力的、得到公认的结论。

这些问题主要有：中国最早进入文明社会的地区和时间；中国文明起源形成的进程与途径；环境因素在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中的作用；中国古代文明发展的阶段性及其特征；中国古代文明与其他文明的异同。

应当说，我们赶上了一个开展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研究的很好的时机：大批与研究这一问题有关的考古资料亟待整理，理论探讨日趋活跃，科技手段越来越多，国家“九五”科技攻关重大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为这一课题的研究开了很好的头，它所开创的文理交叉多学科联合攻关研究路线已成为大家的共识……现在，继“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也已列入国家“十五”科技攻关项目，所涉及的课题有有关文献的整理与可信性研究，与中国文明起源密切相关的天文历法与礼制起源研究，作为华夏文明核心地区的豫西晋南龙山至二里头时期考古学文化谱系、分期与C14年代框架，聚落演变及其反映的社会结构变化，冶金术起源与青铜铸造工艺技术，古代刻符与早期文字资料的收集整理，环境变化及与文明起源的关系，世界其他文明起源与形成的模式及其研究历史……中国文明的起源与形成研究涉及的年代范围长、地域范围广，需要历史、考古、古文字、天文、环境、科技史、现代测年等多种学科和广大科学工作者的参与。我们希望通过预研究能够在某些点上有所突破，能够为今后更全面深入的研究打下良好基础。如果以此为契机，制订出一个正式的涵盖更广大地域、以中华统一文明形成过程为核心研究内容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计划并付诸实施，将是对已经开始的研究工作的极大推动，取得丰硕成果也是完全可以预期的。

来源：《郑州大学学报：哲社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