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色革命”：新石器生活方式的发生机制及指标问题（之一）

【摘要】以渔业维生的族群逐步开始在水流平缓宽敞、水生动植物资源丰富的地方半定居或全定居，并进一步尝试在自己生活范围中的其它可用的食物，其中也注意到谷类，开始采集及食用。在浅水里和水边采集及食用小螺和谷物的需求，促使人们发明陶器。本文强调，陶器的发明离不开水边的生计以及人类采集细小谷类的需求。此外，东亚考古资料阐明，人们用稻谷酿低度数的甜酒应早于煮饭，到了生产量增加时才用作主食。

从狩猎为主要生计到渔业为主要生计因而定居，后因定居而到食用谷类，再进一步开始生产食物，此乃人类经历从“蓝色革命”而肇始的重大转折过程。

关键词：蓝色革命、食谱广化、新石器革命、磨制石器、细石器、渔业、制陶技术发明、农业起源

一、前言

（一）关于讨论新石器革命角度的商榷

二十世纪前半叶澳大利亚语言学家、考古学家戈登．柴尔德（VereGordonChilde）提出“新石器革命”（Neolithic Revolution）概念来表达人类生活在一万年前的巨大变化，并认为其主要内涵是农业革命。[1]此后论者大多都受其影响，将新石器革命视同为农业革命。在讨论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的关键变化时，一般提出食物的广谱化（即弗兰纳利（Kent Flannery）所提出的“广谱革命”（broad spectrum revolution）[2]），以及生活方式从攫取经济到生产经济的转移，即农产、畜产的衍生。食物广谱化减少人类对某种食物的依赖性，帮助人们多样化地采用其生理机能，扩展生态龛，加强适应不同条件的生命力量。生产经济降低人类被自然环境决定的程度，并且通过生产者合作取代同类之间为攫取而发生的竞争，而合作者的群体获得新能力以配合生产的需求，进一步改善生活条件。这一套做法奠定了人类在其他生物面前的优势，而最终使人类成为地球之主。

近百年来对于“新石器革命”的内容、背后条件和动机等问题，是历史学、考古学和人类学界反复辩论不休的问题之一，其中文化史、过程主义和后过程主义等学派均在此领域相继留下浓重的探索足迹，先后出现各种不同的假说[3]。讨论的角度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两种：对自然环境恶化的反应；社会组织与精神文化自然演进的结果。这两种角度，都有可取之处，但却都不免有可商之处。

1、驯化动植物是否为对环境恶化做出反应的结果？

过程主义将新石器革命视为对生态环境压力做出的系统性适应，认为驯化的发生跟某种形式的食物短缺即人口数量临时或局部超过土地载能有关系。造成食物短缺的原因，宾福德（Lewis Binford）提出边缘模式（marginality mode），认为是由于生态环境的空间差异造成的，即生态适宜区人口增长，过量后不断向土地承载力较低的边缘区迁移，使得边缘区出现人口压力和食物危机；[4]另一些学者则更强调环境因素，如新仙女木降温事件（约距今12600─11600年），[5]以及气候不稳和季节性波动背景下出现食物的季节性短缺[6]。弗兰纳利也认为，“广谱革命”是对食物短缺做出的适应性反应[7]。

食物短缺促使人们自己生产食物的假设似乎合理，但这样很难解释，何以生产食物行为不是在食物最有可能短缺的末次冰期气候干冷时期发生，反而是在气候重新变得温暖适宜的冰消期至全新世初期发生。换一个角度思考，环境恶化时，食物的类型也少，缺少广谱革命所需要的多样化食物来源。又有人依据最佳觅食理论（Optimal Foraging Models）[8]认为，驯化低价值的（low-ranked）野生谷物只是人类在高价值（high-ranked）食物匮乏的情况下饥不择食的无奈选择。[9]但这种思路会产生更很多疑问。谷类细小，不象根果类食物等是相对明显的采集目标，也更不如小型动物，容易猎获，足以养饱。人们开始依赖粮食，本来是一种奇事。如果再考虑到其栽培过程漫长，不象其他食物立竿见影，立即可食，所以谷物栽培是一种建立在较长预期基础上发生的行为，恐怕只能在它种食物充足的情况下，因某种特殊原因而栽培之。

从游动的狩猎采集者的情境来思考，我们还可以发现食物短缺与栽培粮食行为之间的矛盾。猎获和采集食物的短缺，只会促使人们加大游动或迁徙的范围，以寻找新的食物来源[10]；而采集谷物这种非常在地化的行为反而只能限制游动范围，因此更降低获得猎物的可能性。因此食物不足时，难以促使采集谷类行为的出现。食物不足时通过增加迁徙，或直接减少繁殖使人口减少，直至达到新的平衡。所以，难以想象游动的狩猎采集者会因为人口长期过多而发生结构性食物危机；只有那些已经定居下来，将自己的生态龛完全固定在某一个区域的群体，才有可能出现人口压力。是故我们认为，问题的核心是定居的发生。我们要问的是，对于狩猎采集者来说，在何种环境下才会考虑减少流动性，开始半定居甚至定居的生活？定居如何必要且能够发生？

笔者同意将“广谱革命”作为新石器革命的出发点，但是对其因环境恶化而起的说法抱持怀疑态度。本文依靠东亚水稻生产区域的考古资料，拟重新考虑人类食物广谱化的原因以及开始有定居生计的背景。

2、驯化动植物是否为社会组织和精神文化发展导致的结果？

学界其实已经讨论，若古人真的发生食物危机，想通过驯化来化解，恐怕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因为无论是动物或植物的驯化，都是一个长期的事业。若以后期关键农作物为参照，在整个新石器早中期人类的食物结构中，野生谷类的比重并不大，不像后世那样成为人们的主食，因此也不可以将后世主食的概念投射到这个时期。因此有几位学者开始思考社会权威身份以及精神文化对驯化活动的作用。

比如海登（Brian Hayden）提出最初驯化的物种并非主食，而是需要通过密集劳动才能获取的、平时难得的、让人垂涎的佳肴。因此海登另提出假设，驯化的动机缘于中石器时代猎人中的某些首领人物为了获得权力和威望而组织竞争性盛宴，首领们为在盛宴中提供佳肴而在无意中开始驯化之路。[11]这种解释固然受到民族志中部分初民社会存在夸富宴（potlatch）现象的启发；但问题是，这种情况在初民社会中并不常见。[12]在讨论猎民社会价值观时，用民族志中所述夸富宴活动恐怕有疑问。对猎民而言，群体大猎获为自己群体的势力表现。直至前国和国家化的时代，大规模生产食物的设施确实需要依赖政权去建设和维护。但是，在早期游猎群体社会中，组织结构并不复杂，首领身份不足以强势；而且人们也没办法从一开始就提出具有超越性的难以实现的高远目标，因此初期的驯化并不需要付出像后期农民那样的艰辛劳动。

考文（Jacques Cauvin）注意到拟人化神祇崇拜的出现早于驯化，前者意味着其时人类已认识到自身操控外界的能力并建立相应的象征系统，而栽培和驯化是人类主宰其他物种的欲望的外在表现，正是这种象征系统的转变为农业的起源奠定了基础。[13]笔者虽然同意精神文化需求不宜被忽略，但此说仍不足以说明，拟人化神祇崇拜与食物生产以及定居生计之间有何必然的关系？第一，旧石器洞窟文化表明，在末次冰期时智人一直有精神文化，人类精神文化起源甚至可以推至早期智人（Homo neanderthalensis）的莫斯特文化（Moustérien）；人形偶像在大约三万年前已可见，但驯化行为只有在大约一万年以前才出现，这种因果关系在年代上的差距太远，所以不太可能是同一群人发展的成果。第二，最早的拟人化神祇的出现并不排除对神兽的崇拜，人格神打败神兽的信仰母题，是时代很晚、国家社会很发达的精神文化的表现[14]，但这时大部分动植物早已被驯化了。

伊安.霍德（IanHodder）把驯化物种的出现视为社会关系复杂化过程中的伴生物，二者互为因果，互相刺激以至不可分割；新石器化（如建造房屋和定居点、精心处理死者、陶器生产和装饰）实际上是自然的人化或文化化。[15]这一理论虽然关注到人的能动性，也基本上可以被接受，但其并没有说明复杂化的具体动机。而且依照新石器时代的资料，还可提出这样的疑问：新石器时代依然有游猎人群，他们在广大区域内虽然拥有共同的精神文化背景，但各自的生业方式、社会组织和结构却并不相同（以华南高庙文化为代表的大文化体系为例）。[16]对于游动的狩猎采集社会而言，社会组织结构并不稳定，那么，他们的社会关系为什么以及如何可能复杂化？

（二）本文讨论的角度与方法

1、历史方法

迄今提出的解释新石器革命的模型或理论众多，但理论推衍多于经验观察。多种理论化的讨论通过置入不同的自变量和因变量，进行推理和演绎来完成理论模型的建构。这种解释往往是结构性的，而非历史的，而且往往以流溯源，从果到因，以必然如此的方式呈现，使人看到的是一种被化约和简化的进化机制，而非真实生动，充满偶然性和歧路的历史图景。只有真切回到具体历史情境中，从材料与事实而不是从概念出发，将研究对象放在历史长河和具体人群的经验里，从历史主体主位的角度来观察和思考他们的世界，试图理解其面临的机会和挑战，前进的每一步中可用到的资源、局限性以及所做出的选择，以及他们是如何一小步一小步地往前走，最终导致新石器革命的发生，这样，或许才有可能理解新石器革命的本质与内涵。

因此本文尝试从人类在地球生活历史的角度来观察，如何有新生活发芽而萌生，不从后来结果的必然性，而从源头多样发展的可能性来思考。

2、空间的角度

从1936年柴尔德提出“绿洲说”(Oasis theory)[17]，1948年罗伯特·约翰·布莱德伍德（RobertBraidwood）提出“山侧地带说”（Hilly Flanks）[18]以来，这两种说法，除了对地形地貌的自然环境有讨论之外，另因当时知识背景，将新石器革命的重心指向西亚北非，此后有关新石器革命和农业起源的解释或假说，所依据的材料大多来自近东的心月形地带，包括西部黎凡特地区、北部陶鲁斯山脉和东部扎格罗斯山脉两侧等。

其实，与早期研究者追求建立文化普遍化的理论模型不同，近来一些学者已注意到，新石器革命在不同地区的发生发展机制及其实践过程并不一定相同。[19]可是，前述各种假说大多利用西亚地区的资料，并不具有全球普遍性。近几十年来东亚地区考古材料及研究的进展，特别是有关稻作起源的研究成果，使笔者有机会从东亚稻作的背景出发，着手厘清新石器革命内在逻辑中的一些规律以及一些外在指标的社会及文化意义。

笔者首先需要说明的是，人类文化的确是十分多元且分类众多，但归结起来离不开两个要点：地球的自然条件和人类的本质。因此，一方面地球上各地人类的发展，必有共同的脉络和通用的基本规律，这是人类作为自然界同一个物种的基础本质；另一方面，各地自然资源和驯化植物或动物的差异，或无驯化及生产的条件，亦在不同区域的发展进程中，都会有所反映。虽然本文最初缘于笔者对中国新石器时代发生的研究的启发，但同时也认为，下面所阐明的部分要点，有助于从整体上（holistic）理解人类新石器革命的核心所在。

3、新石器革命的重新定义及其核心指标

笔者认为，新石器革命并不等同于“农业革命”，农业只是人类改变生态龛的副产品之一，不宜以农业为指标探讨新石器革命的内涵。在新石器革命过程中，相继出现了以定居、磨制石器和陶器、农业等为代表的新型生活方式。我们希望了解，这些新石器革命的指标相伴出现的背后，有着怎样的历史背景？其间存在何种内在关联？古人的生活在此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在考古学历史上，起初以磨制石器和陶器作为新石器时代的特征与标志，自柴尔德之后又将农业和定居等因素作为主要特征和标志。但是，“随着考古学研究的不断发展，新材料的不断发现，显示出人类文化在世界各地有着不同的发展轨迹，而这四个特征未必适用于所有地区……各个地区应当根据本区的实际情况，探讨本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标志以及新石器早期文化的特征。”[20]所以，若单纯以农牧业或陶器、石器等单一指标来定义新石器，这样做既过于狭窄又不明确。

其次，笔者认为，新石器时代与新石器生活方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大约一万年前只有极少数人群，开始改变其生活方式，发明很多新技术。其余大部分人群仍继续过原来的游猎生活，与旧石器时代没有差别。就此而言，一万年前，虽然人类已进入“新石器时代”，但并非所有人都立刻开始新石器生活方式。过去曾用是否发现陶器作为指标，来认定考古文化的属性，论断其是否进入新石器时代。此作法恐怕存疑。至少有部分过去认定为旧石器时代的细石器文化，实际年代可能相当于新石器时代甚至更晚，不过这些人群依旧以游猎维生，所以表现得象是旧石器文化。

经过漫长历程，新石器开拓者们发明的新技术逐渐被其他族群不均衡地吸收：有些族群只吸收用陶器但不定居，有些族群开始半定居，并以捕捞或耕作搭配狩猎生活，有些族群完全不耕作，而有些族群则在文化上也基本上新石器化了。因为转化的程度不同，后来形成了面貌多样的新石器文化，因此并不能以固定的狭义的新石器概念来描述。

本文将依据东亚南方地区（主要是稻作区）的资料和经验，兼及其他地区，着重于讨论新石器生活方式的最初开拓者，探讨完整的新石器生活方式是如何开始的，“新石器文化”有哪些核心指标作为参考？其间是如何次第出现与展开的？

（未完待续）

注释：

[1] V. GordonChilde,Man makeshimself,London: Watts & Co.1936。[2] Flannery,

K.V., The Origins ofAgriculture. Review ofAnthropological Research,1973.2: 271-307.

[3]如参见：CharlesDatty,ed., TheNeolithic Revolution: For and Against, New York,1971; AnneBirgitteGebauer and T. Douglas Price 1992. Transitionsto Agriculture inPrehistory.Madison: Prehistory Press;张修龙、吴文祥、周扬：《西方农业起源理论评述》，《中原文物》，2010年第2期，页36-45；潘艳、陈淳：《农业起源与广谱革命理论的变迁》，《东南文化》2011年第4期，页26-34；潘艳、陈淳：《农业起源研究的实践与理论》，《江汉考古》2012年2期，页51-69。

[4] L.R.Binford, Post-PleistoceneAdaptions.In: In S.R. Binford and L.R. Binford (ed.)New PerspecticesinArchaeology.Chicago: Aldine Publishing Company, 1968, pp.313-341.

[5]Bar-Yosf O. & Kislev M. Earlyfarmingcommunities in the Jordan valley. InHarris D, and Hillman G eds. Foraging and Farming: The EvolutionofPlantExploitation, Unwin Hyman, London 1989. 632一642.Bar-Yosef,O.& Belfer-Cohen, A.Facing environmental crisis: societal andculturalchanges at the transitionfrom the Younger Dryas to the Holocene in theLevant.In Capper, R.T.J.&Bottema, S.(Eds.) The Dawn of Faming inthe NearEast.Berlin: ex oriente, 2002: 55-66. Bar-Yo-sef, O. The role ofthe YoungerDryas inthe origin of agriculture in West Asia. In Yasuda, Y.(Ed.)The Originsof PotteryandAgriculture. New Delhi: Roli Books, 2002:39-54. Moore, A.M.&Hillman,G.C. The Pleistocene to Holocene transition and human economyinSouthwestAsia: the impact of the Younger Dryas. AmericanAntiquity1992, 57(3):482-494.

[6]McCorriston, J.& Hole, F. Theecologyof seasonal stress and the origins ofagriculture in the Near Fast，American Anthropologist,1991,93 (1): 46-69.

[7] Flannery,K.V.,The OriginsofAgriculture. Review ofAnthropological Research,1973.2: 271-307.弗兰纳利从另一种角度提出，由于不同人群占据的生态位有差而使交换成为必要，人群间的交换会使野生物种从其原生地迁出，依赖人的照管而生存，这样消除了自然选择机制，促使动植物开始驯化。Flannery, K.V. Theecology of early food produclion inMesopotamia.Science, 1965, 147 X3663):1247-1256.

[8] Hawkes, K. and O'Connell, J. On optimalforagingmodelsand subsistence transition. Current Anthropology,1992, 33: 63-66.

[9]潘艳、陈淳：《农业起源研究的实践与理论》，《江汉考古》2012年2期，页61；崔天兴:《“广谱革命”及其研究新进展》，《华夏考古》2011年第1期。潘艳、陈淳:《农业起源与“广谱革命”理论的变迁》，《东南文化》2011年第4期。

[10]Ester Boserup, Environment,Population,and Technology in PrimitiveSocieties,Population andDevelopmentReview,1976:2(1),21-36.

[11]Hayden, B. Nimrods, piscators,pluckers,and planters: the emergence of foodproduction. JournalofAnthropologicalArchaeology, 1990, 9: 31-69. Hayden, B. Models of domestication.InAnne Birgitte Gebauer and T. Douglas Price 1992. Transitionsto AgricultureinPrehistory. Madison: Prehistory Press,pp. 11-19.

[12]Kuijt, I. What do we really knowaboutfood storage, surplus, and feasting inpreagriculturalcommunities?CurrentAnthropology, 2009, 50 (5): 641-644.

[13]Cauvin, J. The Birth of theGods andtheOrigins of Agricul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Press, 2000。

[14] Propp, Vladimir 1946. Theoryandhistory of folklore. Minneapolis, Min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4.

[15]Hodder, I. Catalhoyük in the contextofthe Middle Eastern Neolithic.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2007,36:105-120.Hodder, I. The Leopard's Tale:Revealing the Mysteries ofCatalhoyük .London&New York: Thames & Hudson,2006. Hodder, I. Symbolismand theorigins of agriculture in the Near East. Cambridge ArchaeologicalJournal,2001,11(1): 107-112. Hodder I. TheDomestication of Europe: Structureand Contingencyin Neolithic Societies.Blackwell, Oxfod,1990.

[16]郭伟民，南岭中心带史前文化现象考察，《考古与文物》，2008年第5期，页13－17、86；贺刚，《湘西史前遗存与中国古史传说》长沙：岳麓书社，2013年；郭静云、郭立新，从新石器刻纹白陶和八角星图看平原与山地文化的关系，《东南文化》，2014年第4期，页6—15。

[17] V.GordonChilde,Man makeshimself.

[18]Braidwood, Robert J. PrehistoricMen.8thed. Glenview, IL: Scott, Foresman, [1948]1975.Print; Braidwood,R.J.1960 TheAgricultural Revolution. Scientific American, 203: 130-141.

[19]Graeme Barker，TheAgriculturalRevolution in Prehistory:Why did Foragers become Farmers ? Oxford:OxfordUniversity Press,2006.pp.411-414；ErnestGellner，Pluralismin the Neolithic，Man,NewSeries,Vol. 25, No. 4 (Dec., 1990), pp. 707-709G.

[20]傅宪国，《岭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考古学研究（九）》，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年，页37－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