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晓峰:中国的“两河文明”
近几十年来,在长江流域发现了不少重要的新石器时代、铜器时代的考古遗址,长江流域的上古文化令人刮目相看。于是有人借用一个老词儿“两河文明”,称中国的上古历史是又一个“两河文明”。中国的“两河”,一个黄河,一个长江。
中国的这“两河”,比原来常说的两河即西亚的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要长得多、大得多,两岸也辽阔得多。另外,黄河长江的水性、两岸的人文各不相同,历史关系也很复杂。中国的“两河文明”需另有个说法。
从地图上不难看出,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彼此相距不远,中上游最近处恐不足百里,下游今天已汇流为一,两条河流所处的地理、气候条件基本相同,水性不致相差太大。历史上两河之间(称“美索不达米亚”)有苏美尔等古老文明发祥,两河合力浇灌,养育出灿烂成就(如车轮、历法、文字)。两条河流在人文发展上的“一体化”,是那里的明显特点。
中国的黄河、长江,在养育早期文明方面,很难说一体化。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与长江流域的新石器文化不同,是两大类各自成长的原始文化,互不统属。即使到了铜器时代,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的人文关系也不是那么清楚。西亚的两河流域约在公元前2320年时出现统一国家(阿卡德-苏美尔),形成“两条河流,一个王权”的局面。而中国的黄河、长江两流域最早何时共尊一个王权,还是个尚待研究的问题,不过显而易见的一点是,黄河长江的统一比西亚那两河的统一要难得多,也伟大得多。
在中国早期国家阶段,所知力量最大的王权,即夏朝和商朝,都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可能另有大小王权,但无法确知,或势力小不成气候。黄河流域的夏王权势力是否曾到达长江流域,按史书的说法,大禹曾巡狩到会稽(今绍兴一带),算是到了长江。但今天的历史学家对此事多抱怀疑态度,认为夏朝不可能远控江表。商朝的势力到没到长江,本来也是否定的人多,赞成的人少,但是最近几十年来的考古发现提供了一些有利于赞成派的证据,问题开始变得有趣。
首先是1974年湖北黄陂盘龙城商代遗址的发现,其中有城邑宫室、奢侈墓葬、手工业遗址等等,各种铜器、陶器的风格与郑州商朝都城遗址的相同。根据这些实物证据推测,很可能是黄河流域商朝的一支贵族率人来到这里筑城定居。问题是,这支贵族为何远离热土辗转至此?他是否负有商王的什么使命?如果这位贵族不是偶然来到这里,而是履行商王的一项部署,那么我们可以说:黄河流域商朝的王权到了长江,“两条河流,一个王权”的局面获得了第一个证据确凿的支点。
不过,盘龙城商朝据点的政治意义,必须有更实际的经济说明、军事说明或信仰说明,才站得住,无端的领地扩张、为领土而领土的事情在商代不应存在。在盘龙城遗址发现以后,继而探索商王对于长江流域究竟抱有怎样的需求的问题,便是一个很实际、很重要的历史地理问题。在长江流域,不断有铜器时代的重要遗址发现,犹如惊人重笔勾勒出长江流域的铜器文明,最有名的当属江西新干大洋洲、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不过在考虑盘龙城商朝据点的战略意义时,一批商周时代铜矿在长江中游的发现尤其值得注意,它可能提示着北方早期王权觊觎长江的一个重要原因。以文明特征而论,没有铜器不成商朝,商王对于铜矿资源的控制一定不吝代价。所以一些考古学家推测,盘龙城商朝据点与控制长江中游的铜矿可能有关系。经济的需求(铜矿)导致政治行为(诸侯据点),在理论上没有问题,在历史事实上也很有可能,也许黄河与长江的政治结合就是这样开始的。
黄河、长江是中国历史上的文明大河,其两岸均为人文渊薮,但“两河”的政治统一过程并非是一件简单迅速的事,而是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它需要强大的王权或皇权支持,还需要跨越大空间的社会组织措施。黄河、长江的最终全面联合,是中国古代政治家的巨大成就。
来源:《华夏文明地理新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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