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耕望：论文撰写与改订

史学论文最重要的是搜录材料，等到材料搜集得很完备时才开始撰写，这样可以一气呵成。写成之后，只能续作补订；若要大改，就很麻烦。此如艺术品一般，绘一张画，写一幅字，布局着墨，都该有一定意趣与匠心；绘成写成之后，若要改动，一定很难显得完美。写文章也是如此，运用材料作实证的文章更是如此。若是写成后发现反面证据，改动势必较多，更是牵一发动全身，就很困难。尤忌找到一点材料，有了一点意见，就抢急捉笔，将来材料增加了，再来修补，陆续增加，就陆续的补订；那除非是作者本无中心意见，或者只是编排材料，不须严密组织的文章则可。若是须要严密组织的论著，就一定要将所有材料尽可能的搜集齐全始能动笔。

例如我的《唐仆尚丞郎表》，这部书研究唐代中央政府行政中枢尚书省行政长官的任次，因为各种官有一定的员额，例如六部尚书各一员，侍郎有些部一员，有些部两员，所以同一时间，任各部尚书与侍郎的人不可能超过规定的数额。但史料所见，有两人同时在某部尚书任者，同时在侍郎任者也往往超过本部员额；又或者此条史料说某人某年月日在吏部任，另条材料又显示同年月日此人在户部任。如此种种冲突，中间必有问题，须得综合所有资料（例如此人其他官历，或其他的人此时期的官历），转弯抹角，作种种推论，然后始能作出判断，安排下来。若是写录的材料挂一漏万，不很全备，虽然根据当时手上的资料安排下来，若将来又发现非常可信的资料与我的安排有冲突，势必要改，那就可能牵涉到好多人在本部的官任年月，在他部的官任年月，如此连锁反应，岂非麻烦之至！这就因为这部书的工作，组织严密，彼此牵连；若是我的《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则增补改订就比较省事得多！

然而文章初稿写成之后又一定要改。必要时且要不怕麻烦，不惜大改。因为初稿往往只是讲出大致意旨，或论证主体，也可说文章的粗胚，很可能有毛病（论证错误），或有漏洞（不够精密），或者还有可进一层讲的地方，这一切都待改订时的审核与补充。而且最好初稿写成之后，打铁就热，马上审核补充。因为由排比材料到初稿写成，脑海中对于此问题已有深度了，再进一步不难；若写成初稿就搁置下来，那末你的脑筋慢慢从问题曲折中退了出来，对于材料也生疏了，以后再去审核补订，就较困难。所以要即时再追下去，直到当时自觉已不能再改进了，才放下来。此时最好仍不发表，过些时也许又发现材料或新的意见，可再来一次二次乃至多次的补订，那就最好。

我去年写《北魏参合陂考》（刊《新亚学报》十三卷），先把主要材料都已准备好了，主旨自然亦已确定，然后动笔撰写，只用一天时间便写成初稿约四千字；但第二天第三天作修补功夫，却花了两天，篇幅只增加了一千余字；虽然篇幅增加得不多，但漏洞以及各方面可能的理由都讲到了，也就比初稿缜密得多了，这就是一例。又如《天宝荔枝道考》（刊《大陆杂志》五十七卷一期），在再稿中已改订不少，正拟送出刊行，又发觉尚有可修订处，乃再详加改订为第三稿。此次精进颇大，正见文章之贵能仔细精改。若自恃才学，写学术论文也率笔一挥，不加复核与改订，即匆匆刊布，那种文章必然漏洞百出，或显得论证松懈！

再就我已出版的两部书说。《唐仆尚丞郎表》初稿二百万字以上，文章松懈得多，经过全盘改写，删为定稿，连“通表”不到一百万字，可谓相当精练，出版至今已二十余年，除了下文所谈到的一些遗憾之外，就写作言，已无所憾，这也是写成初稿，马上变换体式，详加删改之故；若时间一过，也许就不可能！《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已出秦汉与魏晋南北朝两部各两册。《秦汉地方行政制度》本为大学时代毕业论文，到齐鲁研究所时续写完成。当时宾四师送到商务印书馆，希能出版，但彼时后方物资缺乏，经济困难，这部书又颇大（当时附有《两汉太守刺史表》，后来分别刊行），商务不想印，免致亏累。后来有幸进入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复加改订易稿拟出版，又值时局变化，迁到台湾，继续改订工作，最后且改易写作体式成为今本刊行。计此书自1940年工作开始至出版时将近二十二年，中间除了删削本外，全部易稿凡三次，局部改订不知若干次，至今对于此书的材料运用与行文论断仍感满意。而《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虽然工作开始也早在1940年代初期，并且陆续写了几篇论文，但在1960年前后全书撰述时，因为要赶其他工作（看成书后记），又因为有一笔钱等待印书，迫得我将此书提前付印，所以只是初稿，未及详加删订，粗糙繁芜之病在所难免，至今为憾。若当时能再精心删改一过，或放置些时再改订一次，论断成果可能并无大异，但材料运用与文字精练，必大有进境。

再进一步说，文章改订，要在未发表之前；一经发表，改订的机会就很微。因为时过境迁，不但兴趣消失，而且可能为其他工作拖住，不能再顾，刚才所提到的《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就是一例。再如我写《唐仆尚丞郎表》，在起草之前，本已看了《金石录》与《宝刻类编》，将材料抄录下来，但不知怎地，在检查材料作分类时，将此两书的材料漏去一部分，到全书出版以后才发现，幸无与已安排之官任有冲突处，只可据以增补数任。又此书搜集材料与撰写，是在中研院极度困难时进行，当时史语所图书未开箱，找一部书极不易。唐人文章只有一部《全唐文》，《文苑英华》也看不到。后来很想根据遗漏的金石史料与《文苑英华》作一补正，迄未果行。又如我在1946年所写的《北魏尚书制度考》（刊《史语所集刊》第十八本），这是我进史语所后所写刊的第一篇论文。当时年轻，自信所获成果甚丰，有机会马上发表，就不及删改而发表了。多少年来总觉得这篇文章虽然成果丰硕，价值极高，但写得太粗糙，欠精练，只能算是长编，若大事删削为五六万字篇幅（长编约十一万字）则尤佳。可是一直为其他工作拖住，不暇再改。大前年中华学术院编辑《中华学术与现代丛书》，向我征稿，限在魏晋南北朝时代拟题，云不避旧文之改作，但以一万字为原则。我为响应此项征稿，乃抽暇就此文作一述要，刊于该丛书第三册《史学论集》（华冈出版公司编），仍未能认真改作，不知俟之何日！

这些都是我自己的亲身经验。不过我已可谓最能舍力修改旧作，且不惜大改，凡论文重印，几乎例必改订，如《唐史研究丛稿》内有几篇已经刊印过的旧作，无不再悉心改订。其第一篇《论唐代尚书省之职权与地位》，不但改订，而且更易体式，费时甚多。至于我写新的论文，如唐代交通诸篇，往往改来改去，满纸糊涂，几不能自辨，只得易稿誊正，又可能再改。即如这本小册，并非严格的学术性论文，但再稿完成后，仍随时拿出改订不下四五十次，或删削，或增补，或几个字，或数百字不等，因此有一部分必得易作三稿四稿。不过改稿习惯过深，也不很好，纵是写一张便条，写一封给儿女的信，也要起草，尽管草成并无大改动，但不起草，就思路凝滞，不能下笔，这也是一病！

来源：《治史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