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振东：中国古代陵墓中的外藏椁

有关两汉诸侯王、列侯陵墓的考古资料已较丰富，并不断有新的发现。对于汉代王、侯陵墓制度的综合研究早已展开，并渐趋深入。笔者曾就汉代王、侯陵墓的地面建制(1)、形制(2)等问题进行过肤浅的研究，本文拟对王、侯陵墓的外藏椁问题展开讨论。为了说明外藏椁的起源与发展，文中还涉及到了商周时期的贵族大中型墓葬以及秦汉皇陵。通过对中国古代陵墓（殷商──东汉）中外藏椁制度的考察，希望能从一个独特的视角加深理解中国古代墓葬形制的特点及发展演变的线索。

何谓外藏椁呢？此问题的提出源自《汉书·霍光传》的记载。“光薨，……赐金钱、缯絮，绣被百领，衣五十箧，璧、珠玑、玉衣，梓宫、便房、黄肠题凑各一具，枞木外藏椁十五具，东园温明，皆如乘舆制度。”从这段史料看，秉政长达二十年的国家重臣霍光死后，宣帝赐给他丰富的丧葬用品，其中有所谓“枞木外藏椁”的葬具十五具。《汉书》颜注引服虔曰：“（外藏椁）在正藏外，婢妾藏也。或曰厨厩之属也。”服虔是东汉人，其说应有所本。

对于外藏椁的阐释，除东汉服虔外，今人陈直先生在《汉书新证》中分析“枞木外藏椁十五具”时说：“黄肠题凑指内椁而言，枞木外藏椁，指外椁而言。……霍光墓以传文参之，似用一棺两椁，黄肠题凑之一具，盖为一付，枞木外藏椁十五具，盖指枞木十五块而言。”在黄肠题凑墓中，“黄肠题凑指内椁”可通（更确切地说应指一层椁），在黄肠题凑这层椁之外，有的墓还建有外回廊（即“外椁”），如陈直先生所说，外回廊并非外藏椁，外藏椁系指围造外回廊所用的板材。那么，建造一个规模巨大的外回廊，十五块枞木是远远不够用的，况且，“黄肠题凑之一具，盖为一付”，“枞木外藏椁十五具”怎么就不可看做是十五付，而要“盖指枞木十五块而言”呢？陈直先生还说，“服虔以外藏椁十五具为婢妾之藏，以一具为一椁，当时已无用人殉葬之风气，所说便不可通。”其实，服虔对外藏椁的解释，与实际情况是相符的，一具应指一个椁室；至于服虔所说的“婢妾藏也”，正如他所说的“厨”和“厩”一样，只起象征作用，并非一定要用人殉葬。

关于墓葬的外藏椁问题，俞伟超先生曾做过深入探讨。此外，有人在研究“黄肠题凑”墓制时也论及外藏椁问题(4)。本文的探讨即是在此基础上进行的。

所谓墓葬的正藏，我认为其中心是盛放墓主尸体的棺或套棺，棺外置椁，由棺椁构成的多重封闭的空间即为正藏。它一般位于墓室的中央，是墓葬的主体部分（这是就竖穴木椁墓系统而言，至于崖洞墓和砖室墓系统，另当别论）；外藏椁是相对于正藏的一个概念，它位于墓葬正藏之外，应是正藏的附属部分。它或位于墓圹内正藏之外，或位于墓道中，或被安置在墓外。不管位置何处，一般来说，每具外藏椁自成一个单元，实际上就是一个一个的陪葬坑（室）。

关于外藏椁的内容，这里先从服虔的阐释加以理解。所谓“婢妾”，《说文解字》曰：“婢，女之卑者也”，“奴婢，皆古之辠人也。周礼曰：其奴，男子入于辠隶，女子入于舂蒿”（释“奴”）；“妾，有辠女子给事之得接于君者。……春秋（据段注“春秋”应为“春秋传”）云：女为人妾，妾不娉也”。婢、妾同为有罪的女子，女之卑者；妾的身份略高于婢。墓葬外藏椁中埋藏的“婢妾”（商周时期多为真人，秦汉时期代之以俑），狭义上理解，指各种身份的女性，如侍者、舞者、乐者等；广义上看，也包括了各种身份的男性，如御者、家臣、仪卫、兵士等，应是墓葬外藏椁中全部殉人（俑）的总括。

所谓“厨”，《说文解字》曰：“庖屋也”（据段注，“屋”应为“室”）。墓葬外藏椁中的“厨”，应是象征炊事的场所，包括叫做“厨”的建筑物，与“厨”有关的设施（灶、水井、粮仓等）和物品（炊具、食具、食用动物或动物俑、酒等）。

所谓“厩”，《说文解字》曰：“马舍也。周礼曰：马有二百十四匹为厩，厩有仆夫”（据段注“四”应为“六”之误）。《释名》曰：“牛马之所聚也”（从王启原说，“牛”应为“生”之误）。可见，“厩”是养马的房舍。墓葬外藏椁中的“厩”，表现为马坑、车马坑和车坑，真马或以马俑、马具代替，真车或用模型车、车器代替。

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墓葬，墓圹一般较小，随葬品也少；即使墓圹较大、随葬品较多的墓，也是器物与人同穴而葬，人尚且多无葬具，放置器物就更无单独的椁室了。有学者研究认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墓中已存在人殉现象，具体表现为妻妾殉夫，如甘肃武威皇娘娘台和永靖秦魏家齐家文化以及内蒙古伊克昭盟朱开沟文化的部分男女合葬墓，墓中男性仰身直肢，有的置木椁中，女性侧身屈肢居男性一侧或两侧，面向男性(5)。这些殉人，均无另设椁室或另坑埋葬，所以，并不构成前文所说的外藏椁。

1．殷商时期

位于河南安阳的殷墟，是商代后期的都城遗址，历年来在这里发掘了20多座殷王、王室成员以及高级贵族的墓葬。此外，在河南辉县琉璃阁(6)、洛阳东郊(7)以及山东益都苏埠屯(8)等地也发掘了一些商代中晚期的贵族墓。这些大墓拥有1条、2条或4条墓道，墓圹规模宏大，随葬物品丰富，在墓圹内、外安置有众多的殉人、殉牲及巨大的车马坑。墓主用棺，棺外置椁，随葬物品多放置在棺椁之间，与《礼记·丧服大记》所载“棺椁之间，君容柷，大夫容壶，士容甒”相符合。随葬品除放于棺椁之间外，在有的墓中，还置于椁盖顶及填土中，如殷墟妇好墓，仅在填土中就放置了6层随葬器物。这些随葬品虽然位于棺椁之外，但并非单独掘坑而葬，尚不能称为外藏椁。但墓中的殉人、殉牲通常在棺椁之外的二层台上、墓道中或墓外附近掘坑而葬，相对于墓主棺椁的正藏系统，已具备外藏椁的特征。用于殉葬殷商大墓的车马坑，分为车坑、马坑和车马坑，多数位于墓外附近，也有的安放在墓内墓主的棺椁之外(9)。不管位于墓内还是墓外，用于殉葬的车马都是与墓主同时掘坑而葬的，显然，车马坑也具有外藏椁的特征。

能够享受车马殉葬的多是大型墓，墓主为殷王、王室成员或方伯。能够使用殉人、殉牲的除大型墓外，还有一些中型墓，墓主至少也是奴隶主贵族。因此可以说，墓葬外藏椁的出现是与阶级社会中的等级制度相关联的。在奴隶制社会已相当发达的商代后期，奴隶主贵族掌握着因经济发展而逐渐积累起来的国家财富，他们生前享用的，死后还要带入墓中。金、铜、陶、玉、漆木之器，棺椁之间尚能安放，众多的殉人、殉牲以及体积巨大的车马，实非棺椁之间所能容纳。于是，只好在二层台上、墓道内安插，墓内安插不下，就移到墓外附近布置。适应丧葬的实际需要，墓葬的外藏椁产生了。

殷商时期墓葬外藏椁的主要内容为人、牲和车马。殉人的身份比较复杂，多属近亲、近臣或近侍，既有女性，也有男性，属于“婢妾之藏”；殉牲的种类很多，有狗、猴、鹿等，它们或者是供墓主玩乐的珍兽，或者是墓主食谱的组成部分，若是后者，就可归入“厨厩之属”的“厨”中；车马无疑是“厩”的象征。由此可见，在墓葬外藏椁发生的初期，已大体具备了后汉人服虔所说的三种内容。

2．西周时期

据研究，周人先世可能不存在人殉习俗。到了商代末年，人殉才开始在周人的本土出现，周灭殷后，人殉开始流行。这说明，周人使用人殉是受到了商人的影响(10)。

西周王陵至今还没有发现。以西周都城──丰、镐地区，今陕西省长安县张家坡西周墓地为例，中型墓中的殉人1—4名不等，多位于二层台或壁龛中。中型墓也有殉葬马坑或车马坑的，一般坑内置一车二马，有的放二车六马，最多的埋四车(11)。

西周都城以外地区，有甘肃灵台白草坡西周早期贵族墓（M1、M2）(12)、陕西宝鸡茹家庄西周中期輳国国君輳伯及夫人井姬墓(13)、北京房山琉璃河西周燕国贵族大、中型墓(14)、河南浚县辛村西周卫国贵族大、中型墓(15)。在这些墓内，大多用人殉葬，一般放在二层台上；车马坑都葬于墓外附近。

西周时期贵族大、中型墓葬外藏椁的内容与殷商时期相同，主要为殉人和车马。但与殷商时期相比也存在一些差别，如大型墓使用殉人外藏椁的数量减少了，并且都置于墓内；车马坑外藏椁除大型墓继续使用外，中型墓也较多使用。

3．东周时期

东周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大变革的时期，各种制度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多有所创新，丧葬制度也不例外，这在墓葬的外藏椁上就有所反映。

东周王陵仅在洛阳以东的金村被盗掘过（战国时期），迄今尚无一陵正式发掘，陵内结构不详。东周都城附近的中小型墓葬，在洛阳中州路西工段发掘了数百座，都没有殉人，也没有殉葬车马坑(16)。

东周时期诸侯列国王室及高级贵族的墓葬多有发掘，其中不少大中型墓葬用人殉葬，有的还殉葬车马坑。如河南汲县山彪镇与琉璃阁魏国贵族墓(17)、辉县固围村魏国王室墓(18)、河北邯郸3号赵国王陵的陪葬墓(19)、河南陕县上村岭虢国贵族墓(20)、河南浚县辛村卫国国君及夫人墓(21)、河北平山县中山国王陵(22)、河南淅川下寺楚国贵族墓(23)、河南固始侯古堆1号楚国贵族墓(24)、河南固始白狮子地1号楚国贵族墓(25)、河南当阳曹家岗5号楚国贵族墓(26)、山东临淄郎家庄1号齐国贵族墓(27)、山东莒南大店镇莒国贵族墓(28)、山东沂水刘家店子莒国封君及夫人墓(29)、湖北随县擂鼓墩1号曾侯乙墓(30)、陕西凤翔南指挥村秦国1号秦公墓(31)，凤翔八旗屯、高庄、户县宋村等地的秦国贵族墓(32)等等。这些诸侯国的国君及贵族墓内的殉人，多数是每人具一棺埋葬在墓主椁室之外（有的放于棺椁之间），车马坑绝大多数分布于墓外附近，个别的埋于墓道内。由此可知，此时期墓葬外藏椁的内容仍是继承了殷商、西周以来墓葬外藏椁的传统，以殉人与车马为主。但同时也发生了一些显著的变化，如殉人的数量减少，人殉已开始为俑类所代替，山东临淄郎家庄1号墓内殉人坑中就放置有成组的陶俑。另外，真车真马也开始为车马器具所代替，曾侯乙墓的东室和北室就放置有不少的车马器。

东周王室、贵族墓葬外藏椁在埋葬位置及内容上继承殷商、西周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重要的变化，即单独的器物坑外藏椁的出现。位于山东莒南大店镇和沂水刘家店子的4座春秋中晚期莒国国君或封君墓，在墓主棺椁之外出现了单独埋葬的器物坑。莒南大店1号墓是带一条墓道的竖穴土坑木椁墓，在墓室的中部夯筑了一条隔梁，将墓室分为南北两部分，南部是墓主的棺椁和殉人棺，北部为器物坑。坑东西长11、南北宽2.66米，其东、西、北三面即用墓壁，南壁用夯土隔梁，坑底和四壁无木构椁室，唯顶部用木板覆盖。墓内随葬器物基本上都放置在器物坑内，计有铜器、陶器等140余件。陶器有鼎、敦、壶、罐、軫、豆等炊器、盛容器，铜器有鼎、敦、壶、盘、舟、剑、矛、镞、镈、钮钟等炊器、盛容器、兵器和乐器，另有车伞盖、軎等大量的车器及四具无头马的残骸。不难看出，不管是陶器还是铜器，主要可分为炊事、宴饮用器和车器两大类，将它们看作象征“厨、厩之属”的外藏椁是非常合适的。莒南大店2号墓的形制与1号墓十分接近。山东沂水刘家店子1号墓是一座竖穴土坑木椁墓，在墓室中部用木板构筑了椁室，在椁室南北两侧用木板构筑了两个器物坑，南坑长3.8、宽2、高约1.12米，北坑长3.7、宽2、高约1.2米。墓中随葬品丰富，棺内主要放墓主佩戴的玉石装饰品；棺椁间有铜戈、金剑柄等兵器；南器物坑陈放鼎、簋、鬲、盆、盉、壶、罍、瓿等青铜器，还有陶罐，盖鼎内多残存有牛、猪的骨骼，陶罐内盛有稻、粟；北器物坑放置有乐器（甬钟、铃钟、镈、辮于、钲和石磬）、兵器（戈、剑、镞）、车器和其他一些青铜器盂、軫、壶、罐、盘、匜、舟等。南、北两个器物坑内放置的随葬品，以炊器、盛容器、宴饮用器为主，应象征“厨”，车器象征“厩”，仍是象征着“厨厩之属”的外藏椁。沂水刘家店子2号墓破坏较甚，墓室结构不太清楚，“估计墓室北部为椁室，南部为器物库”(33)，器物库也应是以“厨”为主要内容的外藏椁。

位于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齐国故城大城东北部的5号墓，据考是春秋晚期的齐景公墓，墓内随葬品虽被盗空，仍可看出在墓主棺椁之外葬有一个器物坑外藏椁。

位于河北省平山县城之北的中山国王陵区，先后发现了3座大墓和3座中型墓，这6座大中型墓都带有陪葬墓和车马坑。除2号墓外，其余5座墓及其陪葬墓、车马坑等均已发掘，1号墓规模最大，是战国晚期中山国王鄃的陵墓。这是一座带两条墓道的“中”字型大墓，在墓圹内墓主棺椁之外共设有3个器物坑，分别位于棺椁之东、东北和西面，简报称之为“东库”、“东北库”和“西库”。3个器物坑中，除“东北库”空无一物外，其它二库内随葬品甚丰，总体上看都是不同质地的礼器和用于宴饮的生活用器，可看作是“厨”的象征。此外，在1号墓外南墓道的两侧还设有2个车马坑、一个杂殉坑（以殉车为主）和1个葬船坑，车马坑和杂殉坑无异象征“厩”，葬船坑在中国北方的古代墓葬中极为罕见，可视为是墓葬外藏椁的新鲜内容之一。2号墓的形制与1号墓相似，只是墓室棺椁外只设了两个器物坑，坑内出土了大量礼器和宴饮生活器具；墓外于南墓道两侧各设置了一个器物坑，可能都是车马坑。

从现有的考古资料看，至迟在春秋中晚期，在今山东地区的莒国国君或封君的墓内，已经出现了基本内容为“厨厩之属”的独立于墓主棺椁系统的器物坑外藏椁。到了战国时期，这种独立的器物坑外藏椁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战国晚期的中山国王鄃墓，不仅在墓内布置了3个器物坑外藏椁，在墓外还沿袭旧制设有车马坑、杂殉坑和葬船坑。中山国的这种陵墓形制被秦代继承了下来，并影响到汉代。中国古代墓葬形制的变迁，有着明显的继承性，这从墓葬外藏椁的发展演变上可以得到反映。

4．秦代

秦代虽然享国甚短，但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各种制度多肇创于秦。秦代之所以能在短短的时间里建立各项制度，首先得益于对前代各项制度的总结和继承，并在此基础上锐意创新。这里仅以秦始皇陵的外藏椁为例，加以说明。

坐落在陕西临潼骊山脚下的秦始皇陵是中国第一座皇帝陵，其规模、建制是空前的。分析始皇陵的整体布局，可以明显看出，它是在继承东周列国王陵建制的基础上加以创新形成的。例如陵丘的形状，寝殿、陪葬墓、外藏椁的设置等都是从东周列国陵墓继承下来的。始皇陵尚未发掘，陵内结构不详，估计在墓主棺椁外设有各种内容的器物坑外藏椁。1980年，在陵丘西侧通往地宫的甬道内发掘出土了两辆彩绘铜车马。位于陵园外围墙以东1公里处的4个兵马俑坑（其中1个是空坑），估计埋有武士俑七千个，驷马战车一百多辆，战马一百多匹，应是秦国军队的真实写照，其规模在已发掘的陵墓外藏椁中是空前绝后的。在始皇陵东侧以及陵园西门以南内外围墙之间，共钻探出了一百数十座并已发掘了几十座马坑、陶俑坑和俑马坑。每马坑内埋一马，陶俑坑内置一跽坐俑，俑马坑内陈放一马一俑，另外，每坑内还有少量随葬品。这一百多座马、俑坑，可能象征秦国宫廷马厩及养马、驯马之人。总之，不管是始皇陵西侧甬道内陈设铜车马的“车马库”，还是陵丘东、西布置的象征马厩的马、俑坑以及象征秦国军队、以战国为主要作战手段的兵马俑坑，无不与车马有关：马、俑坑模拟的内容是养马、驯马；铜车马虽为模型车马，应象征始皇帝生前所乘用之车，死后放于“车马库”备其灵魂出游之用；兵马俑坑内的一百多辆驷马战车，在军队编制上处于最突出、最重要的地位。上述已见始皇陵外藏椁的主要内容为“厩”之属，至于“婢妾”和“厨”之属有可能位于陵内或陵外其它地方。此外，始皇陵外藏椁中出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崭新内容，那便是模拟军队的兵马俑坑，这对汉代陵墓外藏椁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1．皇帝陵

西汉十一陵除文帝霸陵和宣帝杜陵位于西安市东、南郊外，其它九陵都分布在渭水以北的咸阳原上。东汉十二陵除献帝禅陵位于河南焦作外，其它十一陵都分布在洛阳附近。两汉二十三陵无一进行过全面发掘，陵内布局不清。在西汉的几个帝陵附近发掘过部分陵园建筑及从葬坑，对研究西汉帝陵的埋葬制度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西汉文帝霸陵之南有窦皇后陵，1966年在窦后陵园西垣外发掘了47个从葬坑(34)，坑内放置彩绘女侍俑、陶罐，生埋马、羊、猪、狗、鸡、鹤等动物和谷物。女俑多与动物同坑而葬，应为饲养人员；谷物及羊、猪、狗、鸡、鹤等动物作为制作食品的原料应归属于“厨”；马显然象征“厩”，它们作为窦后陵的“厨厩之属”的外藏椁是十分明确的。

近些年，在景帝阳陵附近展开了大规模的考古钻探和发掘，在陵园南区和西北区共钻探出了数十座从葬坑，还发掘了南区的数座从葬坑(35)。从已发掘的从葬坑来看，每个坑内埋置的物品及其代表的内容互不相同，表明在埋葬时做了统一的规划、安排。例如，K17的北区是“车马库”，两辆彩绘木车东向放置，车后排列着手持兵器的护卫俑群；其南区是“粮食库”，在9个木板隔成的椁箱内贮满粮食。又如K20和K21，K20的北区整齐地放着4个大木箱，南区则布置了俑阵；K21以木板隔成三大区，每区内再隔成不同形状的小间，内放陶牛、狗、猪、羊、鸡等动物俑以及漆、陶、铁、铜质的饮食器具等。总之，这些从葬坑的内容，有象征“厩”的“车马库”，有象征“厨”的粮食库、动物俑及各种质地的饮食器具。至于从葬坑内出土的“裸体陶俑”，从它们的穿着、手持之物及其在坑中的位置，可判断它们的身份，这正是“裸体陶俑”随葬灵活性的具体表现。“裸体陶俑”的体表特征及其穿着的丝织衣物比一般的陶俑更接近于真人的形象，用这样的着衣裸体陶俑来随葬，更能满足古人“事死如生”的心理需求。据发掘者初步推断，裸俑的身份有护卫车马的武士、守卫箱箧的侍者、饲养家畜家禽的人员等，她们虽非“婢妾”，但都与“厨”、“厩”有关，是直接为“厨”、“厩”服务的。

西汉宣帝杜陵除陵园门址、寝殿和便殿遗址已经发掘外，还发掘了2座从葬坑（已探出杜陵从葬坑共有5座）(36)。1号坑由主室和车库组成，主室破坏严重，出土较多手持铁戟、剑、矛等武器的“裸体陶俑”，另外可能还有大量的漆器；车库内陈放两辆木质彩绘明器车，伴出有铁剑、斧、铜镞等明器，发掘者据此推测其中一辆可能为“斧车”。很明显，1号坑内有“厩”的内容──车库。4号坑几乎被盗空，盗余之物有几件裸俑，可能手持兵器；另外还出土了一方“大仓”铜印。“大仓”即“太仓”，太仓系汉初长安城内首次规划建设的建筑之一，与未央宫前殿、武库为同期工程，是国都长安城最重要的粮仓。“大仓”印的出土说明，4号从葬坑象征皇帝死后依然拥有的国之大仓，与景帝阳陵K17南区的“粮食库”性质相同，坑内出土的持武器裸俑可看作是粮仓的守卫者。

综上所述，已发掘的几座帝陵的从葬坑，基本上仍是象征着“厨厩之属”的外藏椁。当然，帝陵位居汉代丧葬规格的最高一级，其外藏椁的数量和种类肯定也是最高一级，所以，随着发掘工作的继续，当有更多具有新鲜内容的外藏椁面世。

2．诸侯王、列侯陵墓

诸侯王、列侯在汉代有尊崇的社会地位，其身份等级仅次于皇帝。两汉帝陵迄今无一全面发掘，所以，通过考察王、侯陵墓的形制，对于推知帝陵的内部结构以及了解汉墓的等级制度等都有重要作用。

陵墓外藏椁的设置，是汉代王侯陵墓形制的重要特征之一。依据建造形式的不同，汉代王侯墓大致可分成竖穴与崖洞两大类。竖穴墓中由于使用的建材以及修造方式的不同，又可区分为木椁墓、“黄肠题凑”墓、石椁（石室）墓和砖室墓等几种，这里分别来考察它们的正藏与外藏椁的构成情况。

汉代的竖穴木椁墓是从前代继承下来的一种墓葬形制，可以将它们分成两种基本形式，一种以长沙马王堆M1为代表(37)，一种以咸阳杨家湾M4为代表(38)。这两座墓的形制有明显的差别。马王堆M1的棺椁只构成了一个封闭的系统，包括棺室、头箱、边箱和足箱；而杨家湾M4则在墓主的棺椁系统外，于墓圹内设置了5个独立的器物室，于墓坑外还安排了13个器物坑。类似马王堆M1的还有阜阳双古堆汉墓(39)、扬州“妾莫书”汉墓(40)等；类似杨家湾M4的还有巨野红土山汉墓(41)等。这两种形式的墓之间之所以有如此明显的区别，是因为类似马王堆M1这一形式的墓只有墓主棺椁系统的正藏，而类似杨家湾M4这一形式的墓在正藏之外另置有数量不等的外藏椁，即器物坑。

“题凑”之制在东周列国国君等贵族大墓中已经使用。汉代的“黄肠题凑”墓就是在“题凑”墓的基础上加以创新形成的具有全新内容的墓葬形制。在“黄肠题凑”墓中，题凑实际上也是一层椁室。汉高诱注《吕氏春秋·孟冬记》中的“题凑之室”时说：“室，椁藏也；题凑，复垒也”。题凑这层椁与其内的棺椁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封闭的系统，属于墓葬的正藏。长沙象鼻嘴M1(42)和陡壁山汉墓(43)就只有正藏系统，或者它们的外藏椁设在墓外。北京大葆台M1(44)和江苏高邮天山M1(45)这两座“黄肠题凑”墓，在题凑外分别设置有两层和一层外回廊，天山M1的外回廊还被分隔成若干间小室。这两座墓中相对独立于题凑内的正藏系统的外回廊，就是墓葬的外藏椁。这样的分析可从文献中找到证据。《汉书·霍光传》记载宣帝赐给了霍光一整套“黄肠题凑”葬具，刘敞补充如淳的注时说：“以次言之，先亲身者衣被、次梓宫、次便房、次题凑、次外藏”，外藏椁很明显位于题凑之外，题凑之内的部分，如内回廊等不能称作外藏椁。此外，象大葆台M1墓道内埋葬的车马坑，无疑也是外藏椁。

砖室墓和石室墓虽属于竖穴式墓，但它们墓内的结构、立体的空间等形制都与横穴式崖洞墓接近，因此，将它们放在一处分析其正藏与外藏椁的构成情况。砖室墓、石室墓和崖洞墓的结构与木椁墓有很大的区别，它们有1至3个墓室，一般后室（单室墓只有一个墓室）放置墓主的棺椁，中室（二室墓的前室）陈列祭奠用品，后室和中室的两侧有的还附设相通的侧室和回廊；前室及与其相通的侧室，还有位于墓道或甬道两侧的耳室用于储藏食品、宴饮用品，放置车马和偶人。以满城M1(46)为例，前室（原报告称中室）放置大量的祭奠用品；后室（原报告称主室）置墓主棺椁，后室的北、西、南三面围以回廊，南侧设一侧室；两个耳室位于甬道的两侧，专门贮藏仪器和车马。从砖室、石室及崖洞墓的结构布局，参以各墓室的功能可以看出，前、后二室设门相通，前室直接为后室服务，关系密切，它们以及与之直接相通的侧室、回廊等应构成正藏系统；前、后二室以外的墓室及其它耳室应属于外藏椁。仍以满城M1为例，其正藏应包括前室、后室、侧室和回廊，两个耳室显系外藏椁。睢宁九女墩汉墓是一座三室砖墓(47)，它的中室和后室为正藏，前室及两个侧室为外藏椁。以此为标准，其它砖室、石室和崖洞墓大多可分清正藏与外藏椁。

汉代王侯陵墓的外藏椁，在西汉各个时期所处的位置不尽相同。西汉前期，外藏椁多设于墓内，但沿袭东周、秦国的旧制，有的外藏椁被安置在墓外。如前所述，咸阳杨家湾M4就是这样；淄博临淄齐王陵在陵外的墓道两侧埋有5个器物坑外藏椁(48)。西汉中期以后，外藏椁一般都设于墓内。随着崖洞墓的流行，外藏椁多被设计建造在墓道或甬道的两侧，位于曲阜九尤山的4座鲁王或王后陵就是这样安置外藏椁的(49)。东汉时期颇为流行的砖室墓，外藏椁与崖洞墓相仿，多位于墓道或甬道的两侧，如定县北庄中山王陵在墓道一侧设一耳室(50)，这间耳室就是外藏椁；又如石家庄北郊东汉墓在甬道两侧各设了一个外藏椁(51)。

汉代王侯陵墓外藏椁的基本内容正如服虔所说，有“婢妾”，有“厨厩”。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人本思想的确立，汉代用真人殉葬的恶俗只发现于个别墓中，从总体上看已基本消失。汉代以真人殉葬，最典型的例子是广州象岗山第二代南越王赵眜陵(52)。此陵内共发现殉人15具，有4具置于外藏椁中，其中墓道中有2具：1具放于墓道斜坡尽端处，可能是担任守卫的武士，另1具置墓门前竖穴木椁室内；前室中有1具，身份是“景巷令”；东耳室中有1具，身份应为乐伎。另外11具殉人分放在属于墓葬正藏系统的东侧室和西侧室内。活人殉葬被禁止后，替代他们的是各种俑类，其中以陶俑随葬最普遍。因为陶俑是活人殉葬的替代品，活人的身份各种各样，所以陶俑的形象也各异，这具体表现在它们的装束和姿态上。咸阳杨家湾M4墓外外藏椁内埋葬的陶俑，大多身着铠甲、手持兵器，有的还骑于马上，并且数量多，排列整齐，显然是经过精心布置的军阵，用以象征墓主生前统领的军队。徐州狮子山楚王陵外也埋有类似的兵马俑坑外藏椁(53)。徐州北洞山楚王陵内出土的陶俑(54)，从装束、姿态及放置位置来考察，代表的身份不一样。在墓道两侧7个小龛内出土的222件彩绘陶俑皆男俑，多佩长剑，有的还背有箭箙，应象征着楚国王宫的仪卫；在附属建筑1室内，大量的陶俑与铜弩机、镞、铁剑、戟等兵器同出，它们的身份应是这间“武库”的守卫者；附属建筑5室里的大量陶俑与铜编钟、石磬、陶瑟同出，其身份当为乐伎舞女；附属建筑6、7、8、9、10、11六室均象征厨房，这里出土的陶俑身份应是在厨房里劳作的杂役。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所谓的“婢妾之属”，只是概言为墓主服务的所有人（俑）的统称，其中有婢妾，还有士兵、仪卫、御者、近臣、奴仆和各种杂役等等。

关于“厨”，在汉代王侯陵墓中有确切的发现。徐州北洞山楚王陵附属建筑6室西北角砌有一个砖灶，东南角残存已经炭化的谷物和残破了的陶器；7室东北角开凿了一眼方形水井；8室外间北部堆积着大量作为燃料的木炭；9室东南角有一砖灶，还出土了釜、甑残片、动物骨骼和陶俑残块；10室地面低于其它各室，其内堆积着大量碳化物；11室东南砌有一个砖灶，西南角原来放着一个陶缸，还有陶俑及陶器残片等。6—11室互相通连，共有三个灶，一眼井，一座粮仓（10室），还有木炭、动物残骸、储水、蒸炊用陶器、陶俑等，共同构成了一组象征厨房的建筑，甚至在8室内间还特意为炊事人员修建了一座厕所蹲坑。当然，并不是所有墓葬外藏椁中的“厨”都如此逼真，大多数情况是用其中的几项内容只起到象征的作用，如随葬陶灶、储粮罐、酒壶、水缸、陶粮仓、动物或动物俑、蒸煮煎烤器具、饮食器具、陶俑等等。总之，吃，对于想过如阳间一样生活的阴间的墓主来说，也是头等大事，所以，墓内设“厨”就显得尤为重要。

关于“厩”，在汉代王侯陵墓中表现为马坑或马俑、车马坑或车马库、车坑或车库以及车马器具等。广州象岗山南越王墓在墓道与前室外藏椁中各放有一辆漆木车模型；北京大葆台M1墓道通向墓室处构建有大型车马坑，内置彩绘朱轮马车3辆和真马13匹；满城陵山M1甬道内放置2辆车、5匹真马，南耳室置4辆车、11匹真马；满城陵山M2北耳室放置4辆车、13匹真马(55)；曲阜九龙山4座鲁王或王后墓东西耳室内均放置有多辆驷马木车。以上列举的这些专门埋置车马的椁室或耳室，无异象征着“厩”。在汉代，一辆用料良好、做工上乘、装饰考究的彩绘漆木车，系驾以数匹良马，再装配上豪华的车马器具，其价值之高是显而易见的。因此，作为陵墓外藏椁的主要内容之一的“厩”，不仅是王侯地位、身份的象征，也是其经济实力的体现。

后汉人服虔对墓葬外藏椁的解释，应是在对当时丧葬中有关外藏椁制度考察总结的基础上作出的概括性结论。正因为是颇具概括性的解释，所以只列举了外藏椁最主要的几项内容，并没有尽现外藏椁的全部内涵。从已见汉代王侯陵墓外藏椁的情况看，内容要丰富得多，大到军队（兵马俑坑），小到武库，还有其它各种府库，如钱库（北洞山楚王陵东西耳室内放置大量半两钱）和丝织品库（象岗山南越王陵西耳室内瘗藏有整匹的丝织品）等，可以说，外藏椁的内容包罗了衣、食、行、用的各个方面，正是墓主生前奢华生活的真实反映。

虽然外藏椁一词的概念晚至汉代才见诸文献，它的实际存在却可追溯到殷商时代。在殷商时，奴隶主贵族生前使用众多的、各种身份的人为其服务，死后还要将这些生人带入墓内使用。众多的殉人除个别的放置在棺椁之间，大多数散置在墓圹内的棺椁之外、二层台、墓道或墓外。殉人中多具棺，相对独立于墓主棺椁的正藏系统，已具备了外藏椁的特征。此外，殷商贵族大墓还颇流行殉葬车马，庞大的实用木车及巨大的马匹大多在墓外或墓道内单独掘坑而葬，也明显地具备了外藏椁的特征。因此可以说，外藏椁是在棺椁间存纳不了一些特殊的随葬品──真人和车马时，根据实际的需要而设置的。

殷商贵族大墓外藏椁的主要内容是后世所谓的“婢妾”和“厩”。西周以至春秋时期，由于社会制度及丧葬习俗无大变化，墓葬外藏椁的内容与埋葬位置与殷商时期基本相同。从春秋中晚期开始，有些贵族大墓在放置墓主的棺椁之外另筑椁室专门安放随葬物品，其中以炊器和饮食器具为主，或即象征“厨”。至此，汉代文献记载的外藏椁的三项主要内容已齐备。战国时期，以中山王陵为例，继承了单独的器物坑外藏椁的做法，到了秦汉时期，器物坑外藏椁更是得到了充分的发展。

秦汉时期，皇陵、王侯陵墓外藏椁的主要内容仍为春秋中晚期就已具备的“婢妾”和“厨厩”。所不同的是，殉人基本消失，代之以殉俑，俑的身份各种各样，远远超出了狭义“婢妾”的范围；车马殉葬仍很盛行，已经形成了一套礼制(56)；器物坑（室）外藏椁极为发达，在象征“厨”的内容之外，还出现了一些新的内容，如军队、武库、钱库、丝织品库等。总之，墓葬外藏椁从商代后期开始出现，历经西周、东周以至秦汉，虽然社会制度发生了巨变，墓葬形制也由秦代以前的竖穴木椁墓转变为汉代的“黄肠题凑”墓、崖洞墓和砖室墓，但外藏椁却保持了极大的连贯性，并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逐步得到了发展。

墓葬外藏椁的发生与发展，主要基于人们对死亡的认识。“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充分说明了人们对待死人的重视。正是这种对死亡的敬畏，才产生了“事死如生”的丧葬观念，于是，死人生前所能享用的，都要悉数带入墓中。再者，墓葬外藏椁的发生与发展还与奴隶制与封建制的社会制度以及崇尚厚葬之风密切相关。外藏椁只存在于少数奴隶主贵族、封建统治者的大、中型墓葬之中，是古代社会中等级制度的产物。

后记：1990年，在黄展岳先生的悉心指导下，我完成了硕士论文《汉代诸侯王、列侯陵墓》。本文是在其中的“正藏与外藏椁”一节的基础上扩充而成的。文章定稿誊清后，看到李如森先生发表于《考古》1997年12期的论文《汉代“外藏椁”的起源与演变》。为了保持原样，本文自定稿后未作任何处理。

注　释

(1)　刘振东：《汉代诸侯王、列侯陵墓的地面建制》，《汉唐与边疆考古研究》第一辑，科学出版社，1994年。

(2)　刘振东：《汉代诸侯王、列侯陵墓的形制》，待刊。

(3)　俞伟超：《汉代诸侯王与列侯墓葬的形制分析》，载《先秦两汉考古学论集》，文物出版社，1985年。

(4)　单先进：《西汉黄肠题凑葬制初探》，载《中国考古学会第三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1年。

(5)(10)　黄展岳：《中国古代的人牲人殉》，文物出版社，1990年。

(6)(18)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辉县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56年。

(7)　郭宝钧等：《1952年秋季洛阳东郊发掘报告》，《考古学报》第九册，1955年。

(8)　山东省博物馆：《山东益都苏埠屯第一号奴隶殉葬墓》，《文物》1972年8期。

(9)　郑若葵：《试论商代的车马葬》，《考古》1987年5期。

(11)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沣西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6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沣西发掘队：《1967年长安张家坡西周墓葬的发掘》，《考古学报》1980年4期。

(12)　甘肃省博物馆文物组：《灵台白草坡西周墓》，《文物》1972年12期。

(13)　卢连成等：《宝鸡輳国墓地》，文物出版社，1988年。

(14)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1973—1977）》，文物出版社，1995年。

(15)(21)　郭宝钧：《浚县辛村》，科学出版社，1964年。

(16)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中州路（西工段）》，科学出版社，1959年。

(17)　郭宝钧：《山彪镇与琉璃阁》，科学出版社，1959年。

(19)　河北省文管处等：《河北邯郸赵王陵》，《考古》1982年6期。

(20)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上村岭虢国墓地》，科学出版社，1959年。

(22)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鄃墓──战国中山国国王之墓》，文物出版社，1995年。

(23)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淅川下寺春秋楚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

(24)　固始侯古堆一号墓发掘组：《河南固始侯古堆一号墓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1期。

(25)　信阳地区文管会等：《固始白狮子地一号和二号墓清理简报》，《中原文物》1981年4期。

(26)　湖北省宜昌地区博物馆：《当阳曹家岗5号楚墓》，《考古学报》1988年4期。

(27)　山东省博物馆：《临淄郎家庄一号东周殉人墓》，《考古学报》1977年1期。

(28)　山东省博物馆等：《莒南大店春秋时期莒国殉人墓》，《考古学报》1978年3期。

(29)(33)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山东沂水刘家店子春秋墓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9期。

(30)　湖北省博物馆：《曾侯乙墓》，文物出版社，1989年。

(31)　陕西省雍城考古队韩伟：《凤翔秦公陵园钻探与试掘简报》，《文物》1983年7期。

(32)　陕西省雍城考古工作队吴镇烽、尚志儒：《陕西凤翔八旗屯秦国墓葬发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3），文物出版社，1980年；雍城考古队吴镇烽、尚志儒：《陕西凤翔高庄秦墓地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1年1期；陕西省文管会秦墓发掘组：《陕西户县宋村春秋秦墓发掘简报》，《文物》1975年10期。

(34)　王学理、吴镇烽：《西安任家坡汉陵从葬坑的发掘》，《考古》1976年2期。

(35)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汉陵考古队：《汉景帝阳陵南区从葬坑发掘第一号简报》，《文物》1992年4期；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汉陵考古队：《汉景帝阳陵南区从葬坑发掘第二号简报》，《文物》1994年6期。

(3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杜陵陵园遗址》，科学出版社，1993年。

(37)　湖南省博物馆等：《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文物出版社，1973年。

(38)　陕西省文管会、博物馆等：《咸阳杨家湾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7年10期。

(39)　安徽省文物工作队等：《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8期。

(40)　扬州市博物馆：《扬州西汉“妾莫书”木椁墓》，《文物》1980年12期。

(41)　山东省荷泽地区汉墓发掘小组：《巨野红土山西汉墓》，《考古学报》1983年4期。

(42)　湖南省博物馆：《长沙象鼻嘴一号西汉墓》，《考古学报》1981年1期。

(43)　长沙文化局文物组：《长沙咸家湖西汉曹鄅墓》，《文物》1979年3期。

(44)　北京市古墓发掘办公室：《大葆台西汉木椁墓发掘简报》，《文物》1977年6期。

(45)　《高邮天山一号汉墓发掘侧记》，《文博通讯》第32期。

(4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满城汉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0年。

(47)　李鄆昭：《江苏睢宁九女墩汉墓清理简报》，《考古通讯》1955年2期。

(48)　山东省淄博市博物馆：《西汉齐王墓随葬器物坑》，《考古学报》1985年2期。

(49)　山东省博物馆：《曲阜九龙山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5期。

(50)　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定县北庄汉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4年2期。

(51)　石家庄市文物保管所：《石家庄北郊东汉墓》，《考古》1984年9期。

(52)　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西汉南越王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

(53)　徐州博物馆：《徐州狮子山兵马俑坑第一次发掘简报》，《文物》1986年12期。

(54)　徐州博物馆等：《徐州北洞山西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2期。

(5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满城汉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0年。

(56)　高崇文：《西汉诸侯王墓车马殉葬制度探讨》，《文物》1992年2期。

来源：《考古与文物》199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