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念海：隋唐时期黄河上中游的农牧业地区-2

二、唐代政府所设置的牧马地区

自来立国者都重视整饰军备，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1]，其意义就在于此。整饰军备必然要注意马匹的来源和饲养。晋平公曾经自诩说：“晋有三不殆，其何敌之有”？其中之一就是多马[2]。

晋国的屈产之乘虽然有名当世[3]，晋国究竟只是一个诸侯封国，不能说晋国之外就再没有出名的产马地区。到了西汉，就有“凉州之畜为天下饶”的说法。所谓凉州之畜，主要是指武威（治所在今甘肃民勤县东北）以西诸郡所产者[4]。然凉州辖郡多，不限于河西4郡，而凉州以外也有盛产马匹的地方，所以当时又说，天水、陇西、北地、上郡的畜牧为天下饶[5]。汉时为了牧马，曾设牧师诸苑36所，分置西北边，牧马30万头[6]。汉军能够战胜匈奴，多马就是一个重要的因素[7]。

隋时也注重牧马，而牧马地区就在陇右。当时置有陇右牧，以统诸牧，又有骅骝牧、二十四军马牧、苑川十二马牧[8]。陇右牧及骅骝牧、二十四军马牧的具体设置地点不可详知。苑川在今甘肃榆中县，隋时为金城郡地。当地有牧师苑，本汉牧苑的故址[9]。苑川马牧设在这里，是有历史的渊源的。当时于马牧之外，还设有驴骡牧，及原州羊牧和原州驼牛牧，又有盐州牧。盐州牧乃是统辖诸羊牧的[10]。这些都是畜牧业主要经营的部分，所以在这里顺便提及。原州为平凉郡，盐州则为盐川郡[11]。

唐代亦置群牧使，初年的牧地也是在陇右[12]。隋时陇右诸牧在其末年大概已完全废弛，唐太宗贞观（公元627—649年）初，仅得牝牡三千，而且是从赤岸泽徙之陇右的[13]。赤岸泽在今陕西大荔县西南[14]，近在沙苑。沙苑亦唐代牧马地[15]，可是隋时仅在其地设羊监[16]，无牧马事。可能是隋史失载[17]。好在沙苑并非广大[18]，赤岸泽再未见有人提到，其范围当也有限，不会对关中农牧地区的比例发生影响。

唐代的牧马到高宗麟德年间（公元664—665年）已扩展到70万余匹[19]。牧马地区最初是在陇西（即渭州，治所在今甘肃陇西县）、金城（即兰州，治所在今甘肃兰州市）、平凉（即原州，治所在今宁夏固原县）、天水（即秦州，治所在今甘肃秦安县西北）4郡。四郡幅员千里，犹为隘狭，于是更分布到丰旷之野的河曲[20]。河曲在今青海省东南黄河弯曲处，可是到睿宗时，河曲就为吐蕃所据有[21]，牧马的地区转向东方扩展，达到岐（治所在今陕西风翔县）、邠（治所在今陕西彬县）、泾（治所在今甘肃泾川县）、宁（治所在今甘肃宁县）四州。其时有郗昂者，撰《岐邠泾宁四州八马坊颂碑》[22]，对于这几处牧马之地曾有过描述，据说：“国家以岐山近甸，邠土晚寒，宁州壤甘，泾水流恶，泽茂丰草，地平鲜原，当古公走马之郊，接非子犬丘之野，度其四境，分置八坊，其五在岐，其余在三郡，……八坊营田一千二百三十余顷，析置十屯”。郗昂此文载4州设坊于玄宗开元十九年（公元731年）之后，这时河曲早已为吐蕃所据有，扩展牧马地区成了必要的措施。有些记载以这4个州成为牧马地区，远在河曲为吐蕃据有之前[23]，似失之太早。后来到天宝十二年（公元753年），哥舒翰悉收九曲部落[24]，复得旧日牧马的要地，当可孳育更多的骏骑，惜下距安禄山叛乱时已近，难得有所补益。

前面曾经说过，麟德年间，陇右牧马地区跨有陇右、金城、平凉、天水四郡，幅员千里，犹为隘狭。这就会产生一个问题：当时牧马地区是否就占有一州的土地。这当然不是如此。当时每个州郡都有自己的户口，如果都成了牧马地区，这么多的人口如何能够生存下去。事实上各州郡所分配的牧马数目多少不同，所使用的土地因而也有广狭差异。前引郗昂所撰的碑文，就已经说明在岐、邠、泾、宁4州中所设的8坊，其5在岐，其余在3郡。也就是说邠、泾、宁3州各仅有一坊。郗文又说：8坊有田1230余顷，析置10屯。平均分配，每坊才有150余顷，这就不是一个很大的数目。宪宗元和（公元806—820年）中岐州牧地发生了一些波折。据说开元年间（公元713—741年），自长安至陇右，置7马坊，为会计都领。岐、陇间水草美好及肥腴的田地，都属于7马坊。吐蕃陷陇右，7马坊名额尽废。凤翔节度使以这些土地赋给贫民为业，土著相承，已经有十数年之久。还有1000多顷，由皇帝以敕令赐诸寺观。就在宪宗元和年中，张茂宗为闲厩使，恃有中尉吐突承璀的奥援，要收取这些土地。他举出麟游县有岐阳马坊，按旧图，地方340顷，当在收取之列[25]。这显然是欺凌百姓的行为。这里需要辨别清楚的，是当时凤翔节度使辖区内究竟有多少牧马地。凤翔节度使管下只有两州，即凤翔府（岐州）和陇州[26]。而陇州并没有设立过马坊。岐州是设过马坊的，但和邠、泾、宁3州合起来才有田1230余顷。就说岐州占了5／8，也不到1000顷。马坊废后，岐州已把1000余顷土地赐诸寺观，张茂宗还要向当地百姓强索，仅旧岐阳马坊就要索340顷。这些事情说明当时马坊土地数字，与郗昂所撰的碑文有出入。也许郗昂所举的是确实数字，后来曾经有过扩展。总的说来，牧马之地在有关各州中只不过占了一部分，甚或是较小的一部分。因此，不能认为有牧马的地方都已成了畜牧地区。也不能因为占地有限，就无损于当地的农耕地区。

在此以外的牧马地区还有盐州和岚州。盐州治所在今陕西定边县。岚州治所在今山西岚县北。盐州置8监，统白马等坊。岚州设3监，统娄烦、玄池、天池等监[27]。而娄烦监较为有名。岚州亦称娄烦郡。娄烦置监，当因此郡名。北宋于岚州之东别设宪州，其地在今山西静乐县，据说就是因旧娄烦监牧而设的，而且因为是牧马之地，所以没有什么别的出产[28]。这显然是一个单纯的牧马地区。今静乐县在吕梁山下。山上迄今犹有数处以马坊为名的地方，可知当时牧马的规模。不过娄烦监的有名并非由于它是一个纯粹的牧区，而是因为它曾受到安禄山的控制。安禄山曾以内外闲厩都使兼知娄烦监事，就能够借此机缘，阴选可以胜甲的马匹，送归范阳，所以他的兵力强大，足以倾天下，没有几年，遂至于谋反，几乎推倒了唐代的社稷[29]。

《新唐书·兵志》说：“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以后，“突厥款塞，玄宗厚抚之，岁许朔方军西受降城为互市，以金帛市马，于河东、朔方、陇右牧之”。陇右、河东多监坊，自是牧马之所。朔方未闻设有马坊，未悉牧马所在。朔方节度使治灵州（治所在今宁夏灵武县），安禄山反后，肃宗收兵至彭原（今甘肃镇原县东南），又至平凉搜监牧，军势才振，似灵州附近别无马坊。若然，则所谓朔方牧马，果何所指？其实《新唐书·兵志》就有一条记载：“永隆（公元680年）中，夏州（治所在今陕西靖边县北）牧马之死失者十八万四千九百九十”。死失的马匹还这么多，这里应该是一个较大的牧马之地，旧史没有记载，可能是失误了。

安史之乱后，牧马地区多有废失，可是也还有新增设的。银州（治所在今陕西横山县东）和绥州（治所在今陕西绥德县）就是其中的一部分。银、绥两州相毗连，实际上就是一个牧马地区。文宗太和七年（公元833年），以银州水甘草丰，乃于其地置银川监，牧马30001匹。过了几年，到了开成二年（公元837年），银川监牧马已达7000匹，乃移一部分绥州。因此，绥南200里处四隅险绝，寇路不能通，以数十人守住要道，从事畜牧，就可以无他顾虑[30]。和上面所说的其他牧马地区一样，银、绥两州牧马所占有的土地也只是有限的部分，绥州的牧马仅在州南200里的一个四隅险绝的地方，就是明显的证据。

唐代牧马规模确实不是很小，这是政府的设施。一般百姓畜养马匹却受到很多的限制，甚至在禁断之列。高宗仪凤元年（公元676年），太学生魏元忠上封言事，提出抵御吐蕃的策略。他指出：“出师之要，全资马力。”并说：“臣请开畜马之禁，使百姓皆得畜马。若官军大举，委州县长吏以官钱增价市之，乃是损彼之强，为中国之利也”。因为当时一直禁止百姓畜马，所以魏元忠就特别指出了这一点[31]。魏元忠这条建议是否被采纳施行，史籍未见记载。就是被采纳了，也没有施行很久。后来到开元九年（公元721年），还为此特别下了道诏书：“天下之有马者，州县皆先以邮递军旅之役定户复缘以升之。百姓畏苦，乃多不畜马，故骑射之士减曩时。自今诸州民勿限有无荫能，家畜十马以下，免帖驿邮递征行，定户无以马为赀。”[32]可以看到当时对于百姓畜养马匹的限制是层出不穷的。开元九年的诏书能否贯彻施行，是很有疑问的。唐代史籍对于政府牧马地区不乏记载，却很少涉及百姓的畜养马匹。好在中唐以后，这样的禁令就逐渐松弛了[33]。

如上所说，唐代牧马地区相当广大，陇山以西直至河湟之间几乎都可包括在内。虽说牧马所用的土地都只占有关各州的一部分，对于当地的农业不能说没有影响，至少应该说是半农半牧。《资治通鉴》于《唐纪》天宝十二年有如下的记载：“是时中国盛强，自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闾阊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这条史料出自《明皇杂录》，应该说是实录了，故治唐代史事者率据以称道陇右的富庶。以前颇疑有其夸张处，拙著《开皇天宝间黄河流域及其附近地区农业的发展》中已就户口分布，桑麻种植，农耕土地等方面作论述[34]。这里不妨再就牧马地区稍作补充说明。安远门为长安城西自北来第一门[35]。由此西行远出陇右，以尽唐境，殆都须经过陇山。这是一条古老的道路。陇坂邈长，自来容易引起行人乡思，唐时当也并非例外。无论陇山东西，这条道路都要经过牧马地区，可以说从岐州以迄兰州皆不能离开。有关这条道路的情况，前面曾经涉及。据说自长安至陇右，沿途置7马坊，岐、陇间的善水草及腴田，皆属7马坊，这里只说岐、陇间的善水草及腴田，因为当时有关的记载只着眼于岐、陇之间。岐、陇以西直至陇右应该都是如此。由于当时最重牧马，监牧领于太仆，张万岁、鲜于匡俗、李思文诸人皆以太仆少卿领群牧使[36]，则牧马之地自必皆择善水草及腴田处，就像岐、陇之间那样的规模。善水草及腴田处都成了牧马之地，何来“桑麻翳野”的富庶农业景象？上面所举的那篇拙著中曾经着重指出，“度汧陇，无蚕桑”。既然陇山以西已难于栽种桑树，更何处能看到“桑麻翳野”？其为夸大之辞自是不待言的。

在上面所提到的那篇拙著中，也曾涉及到彭呆所建议的和籴法。这是与关陇各处农牧有关的一项措施，可以提出作为论证。和籴法的推行在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早于天宝十二年约16年。为什么要推行和籴法？据说：“先是西北边数十州，多宿重兵，地租营田皆不能赡，始用和籴之法”[37]。16年前，西北诸州虽有地租营田，皆不能解决当地兵饷的问题，过了16年，不惟问题解决了，而且当地还被称为天下富庶的地方，这就难得说得过去。《资治通鉴》还于《唐纪》天宝八载记述：“是时州县殷富，仓库积粟帛，动以万计。”这才早于天宝十二年约4年。4年前全国各地都已殷富，那时并未显出陇右突出，怎么刚过了4年，陇右就一跃而为全国最富庶的地方？为什么如此？《明皇杂录》和《资治通鉴》都没有作出说明，想来是难于作出说明的。

不过这样的记载也不是完全没有影踪的，而当时营田的成就也不可一概埋没。如永隆（公元680年）时的黑齿常之[38]及长寿（公元692—693年）时的娄师德[39]之在河源军（在今青海省西宁市），大足（公元701年）时的郭元振之在凉州（治所在今甘肃武威县）[40]，皆其著者，尤其是郭元振驻守凉州5年间，所积储的军粮可支数十年。为什么有这样的成就，却还感到不能赡顾边兵，有待于推行和籴法来调济？边兵之多当然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农耕地区有限，恐怕也不能说毫无关系。像河西的营田，就在郭元振以后还会保持不懈。陈鸿祖所撰《东城老父传》，记开元之理乱，其中关于河州敦煌道，据说：“岁屯田，实边食，余粟转输灵州，漕下黄河，人太原仓，备关中凶年，关中粟麦藏于百姓”[41]。这样的大事，像东城老父这样的有心人是会记得住的。根据东城老父所述，河西粮运当非一二次即已。《明皇杂录》所记可能与此相仿佛，皆显示出当时的人们对于陇右河西富实的向往。不过凉州和河源军当时都不属于政府的牧马地区，至少不是在由安远门西行经过的陇右道东部的大道附近。

注释：

[1]《左传》成公十三年。

[2]《左传》昭公四年。

[3]《左传》僖公二年。

[4]《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

[5]《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

[6]《汉书》卷一九上《百官公卿表·注》引《汉官仪》。

[7]《史记》卷一一。《匈奴传》，《汉书》卷九四上《匈奴传》。

[8]《隋书》卷二八《百官志下》。

[9]《水经·河水注》。

[10][12]《新唐书》卷四八《百官志》。

[11]《元和郡县图志》卷三《坊州》：“元皇帝以周武帝时天和七年，放牧于今州界，置马坊，结构之处尚存。武德二年，高祖驾幸于此，圣情永感，因置坊州，取马坊为名”。此事不见于周隋诸史，恐规模亦不是过大。

[13]《张说之集》卷一二《大唐开元十三年陇右监牧颂德碑》。

[14]《周书》卷七《宣帝纪》：“大象二年，行幸同州，自应门至于赤岸泽。”

[15]《新唐书》卷四八《百官志》。

[16]《隋书》卷二八《百官志下》。

[17]《新唐书》卷五○《兵志》：“唐之初起，得隋马三千于赤岸泽。”

[18]《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同州》：“沙苑，东西八十里，南北三十里。”

[19]《张说之集》卷一二《大唐开元十三年陇右监牧颂德碑》，《新唐书》卷五○《兵志》。《旧唐书》卷一四一《张孝忠传附张茂宗传》作40万。

[20]《张说之集》卷一二《大唐开元十三年陇右监牧颂德碑》。

[21]《旧唐书》卷一九六上《吐蕃传上》。

[22]《全唐文》卷三六一。

[23]《新唐书》卷五○《兵志》以“置八坊岐、豳、泾、宁间”在麟德时，当是误文。因其时所置的48监乃是跨有陇西、金城、平凉、天水四郡，非岐、豳、泾、宁4州。

[24]《资治通鉴》卷二一六《唐纪三二》。

[25]《旧唐书》卷一四一《张孝忠传附张茂宗传》。

[26]《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关内道二》。

[27]《新唐书》卷五○《兵志》。

[28]《太平寰宇记》卷四二《宪州》。

[29]《新唐书》卷五○《兵志》。按：《资治通鉴》卷二十七《唐纪三三》：“天宝十三载，正月，安禄山求领闲厩群牧。庚申，以禄山为闲厩陇右群牧等使。禄山又求兼总监。壬申，“兼知总监事，……密遣亲信选健马堪战数千匹，别饲之”。和《兵志》稍有不同。《旧唐书》卷二百上《安禄山传》：天宝十三载，“请为闲厩陇右群牧等都使，……又请知总监事。既为闲厩群牧等使，上筋脚马皆阴选择之，夺得娄烦皆牧”。似并未兼知过娄烦皆牧。

[30]《新唐书》卷五○《兵志》。

[31]《资治通鉴》卷二○二《唐纪一八》。

[32]《新唐书》卷五。《兵志》。

[33]《唐会要》卷七二《马》：“建中元年五月，诏市关辅牝马三万匹，以实内厩”。又“长庆元年正月，灵武节度使李听奏：请于淮南、忠武、武宁等道防秋兵中，取三千人衣赐月粮，赐当道自召募一千五百人马骁勇者，以备边。仍令五十人为一社，每一马死，社人共补之，马永无缺。从之”。这里面虽未提到关辅以外的关内道和河东道、陇右道东部，既然是有相当多地区都在畜养私马，这几道当非例外。

[34]史念海：《河山集》，三联书店，1963年版。

[35]《资治通鉴》卷二一六《唐纪三二·注》。

[36]《新唐书》卷五○《兵志》。

[37]《资治通鉴》卷二一四《唐纪三○》。

[38]《旧唐书》卷一○九《黑齿常之传》。

[39]《旧唐书》卷九三《娄师德传》。

[40]《旧唐书》卷九七《郭元振传》，《大唐新语》卷四《持法七》。

[41]《太平广记》卷四八五。

来源：《唐史论丛》1987年第二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