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发生的五四运动深刻影响中国，但真相不像课本说的那样

【倪方六按】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张国安先生，花了近十年时间，对民国以来中国史学界的怀疑主义（疑古派）进行了观察和研究。为此，他躲避尘世，偏居新乡，在河南一个小城中苦苦思索，试图寻找一个答案，以推翻之。

凝结心血的大作《终结“疑古”》，也是中国学术界系统讨论疑古史观的力作即将出版——直接向疑古派开火！该书对以胡适、顾颉刚、钱玄同、傅斯年等为代表的民国时兴起疑古史学提出了系统性批评，对否定“民族出于一统”、“地域向来一统”的疑古史学观进行了再否定。

（胡适像）

最近，我与国安先生就此书的观点，通过电子邮件进行了交流。本文即为《终结“疑古”》一书中的内容，对疑古派产生重要影响的“五四运动”进行了反思。

中国为什么会发生“五四运动？

文/张国安

中国社会终于在惶惶不可终日的处境中突然发生了“五四”， 新知识群体——学生们就带动了一次“爆破”， 五四只是标志着新文化尤其是其“全盘性”的否定传统的阵势在扩大过程中的一个总爆发。

杜威1921年在《亚洲》杂志指出：“这场运动，在我看来，感情的成份多于思想的成份，其中还伴随着夸张和混乱，未能消化掉的智慧与荒谬的杂合，等等。一切都告诉我们，这场运动的开始阶段是太急功近利了。”

五四运动具有最基本的双重精神：反对中国传统文化与接受西方近代文化。两千年文化传统的因袭，到了五四，终于被这一批年轻人的冲动轰破了，带着情绪化的爱国主义，每一个人似乎都要熔成、燃烧着一团火，烧遍身心，拼命地写、拼命地吃喝、拼命地狂呼、拼命地做爱，要把传统焚为灰烬，然后凤凰涅磐，使新中华重生。

五四思潮使大部分年轻人一股脑倾向西方，要从西方文化中找出一个“乌托邦”移植到中国来。

五四以后，“发生了相当惊人的文化失调，继之则是社会的解组。这是一可悲的现象。所有知识界的人士都有着历史的责任，因他们并没有对文化之调适工作做过认真的努力！最可憾者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有一撮激烈的人士，他们只看到中国文化之黑暗面，把精力悉数用到破坏文化传统上去。他们反对社会既存的结构与价值，带着一种狂热的性格，寻求新事物，如中疯狂走，结果中国文化传统的价值体系都被一一肢解，而他们所展开的‘批判运动’，便变成了‘否定运动’或‘打倒运动’。他们原初所表现的‘理性主义’竟一转而为‘虚无主义’。……跟着五四口号走的少年，则表现了一种宗教的狂热。他们的宗教是……‘新’与‘洋’，于是‘旧’与‘中’的都在打倒之列。……这不是‘理’，而是‘势’，势盖过理。……民族之自满自大固然是一种病态，但民族自卑自贱则尤不健康。”[ 金耀基《从“五四批判”到“批判五四”》。]

“就思想而言，五四实在是一个矛盾的时代：表面上它是一个强调科学、推崇理性的时代，而实际上它却是推崇情感，轻视理性，成为一个热血沸腾、情绪激荡的时代；表面上五四是以西方启蒙运动重知主义为楷模，而骨子里它却带着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一方面五四知识分子诅咒宗教，反对偶像；另一方面，他们却极需偶像和信念来满足他们内心的饥渴。”[ 张灏《五四运动的批判与肯定》]

他们在心理上渴求简易解决之道。而《自序》中就有不少这样的话语：“现在，理性不受宗教的约束，批评之风大盛，昔时信守的藩篱都很不费力地撤除了，许多学问思想上的偶像都不攻而自倒了。”张灏精辟地分析了时代独特的心理背景，“五四是民族情绪高涨的时代，救亡图存是每一个知识分子的关怀。因此，在心理上他们非常希望发现一套思想武器，使中国能够很快变得国富兵强，好像一个生了重病的人渴望发现一种仙丹灵药来挽救他垂死的生命；科学就是他们心目中的仙丹灵药。……近代中国一连串的战争和动乱，给中国人生命带来许多动荡、不安和焦虑，使他们更渴望有一套整体的世界观，藉以在动荡不安中能够维持心理的稳定，在困乏焦虑中觉得生命有所支持。这种种个人以及群体的心理需要，使他们对科学很容易产生幻想，幻想科学不单是救国的仙丹灵药，而且也是个人生命所赖以指示迷津，维持重心的世界观。……使人很容易在情绪上对未来寄以殷切的希望，幻想着未来有一个理想的社会出现。不但现在的重重困难可以消解，而且人类种种的问题也都告解决，人间变成一片乐土。”[ 《五四运动的批判与肯定》。]

五四运动是一个早熟的文化运动，不但先天不足，而且后天失调。

五四之前，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偏执，这导源于过度的自大；五四之后，对“全盘西化”的极端，导源于过度的自卑。这都是幼稚的错误。“五四知识分子认为要重建中国文化，不但需要热烈地接受西方现代文明，而且需要彻底否定中国传统文化。……西方近代文明代表进步，中国传统代表落后；西方近代文明代表光明，中国传统代表黑暗；西方近代文明代表开明的理性，中国传统代表非理性的情绪、冲动和偏执。按照这种简单二分法的逻辑，如果中国要进步、要理性、要前途光明，只有接受西方近代文明；要接受西方近代文明，则必须毫无保留地扬弃传统文化。”[ 张灏《五四运动的批判与肯定》。]

余英时就指出：“可惜的是，‘全盘西化’也并不比‘国粹主义’好出多少，甚至可以说是更差。”

一个人丧失了独立的人格自然会东倒西歪，不能自主，一个国家丧失了国格同样也不会例外。他们自我蔑视，带有简单、粗暴的倾向、相当胆怯的勇气，潜滋暗长的文化失调造成道德价值日趋混乱，社会风气日趋败坏。

最重要的它并非是中国文化自身发展的迫切需要，而是对西方近代文化冲击的强烈回应。

一方面，彻底铲除了中国的旧传统，又给予了人们无限的西方文化的新希望，而另一方面它在真正新社会、新文化的建立上竟一无所有。

他们认为西方因科学发达而强大、富强，“科学”的喊声遂响彻云霄，并取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成为一种崇拜的对象，把“科学”当成像金庸武侠小说中各路豪杰追求的“神功”一般，而“欲练神功，必先自宫”，必欲先把不利于科学发展的中国传统文化阉割掉而后快，他们误以为科学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但实际的后果则是，当科学的怀疑由态度转为方法时，所谓科学就成了另一种独断。

知识界尊西尚新的风尚使人误以为中国社会这也不灵、那也不行，“今日中国学术之枯槁”成为知识界的一个共识，甚至产生了亡国灭种的阴霾，其中固然不乏真知灼见，但要说中国历史也不行的话，恐怕外国人也不会相信。在今天心平气和的心态下，我们显而易见会认同这样的论述：“吾国文化延续数千年，其中‘必有可发扬光大、久远而不可磨灭者在’。”[ 梅光迪：《评提倡新文化者》。]

（配图为五四运动前后老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