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建业：石峁：文化坐标与文明维度

石峁遗存主体属于龙山时代的老虎山文化石峁类型，其文化植根于中原地区，在发展过程中又深受中原乃至于东方地区的影响，并与欧亚草原地带存在文化联系。石峁类型应当已经进入早期国家或邦国文明阶段，属于中华文明主根脉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文明特征和东方沿海、长江流域有一定区别，属于“北方模式”范畴。包括石峁类型在内的老虎山文化人群在龙山后期强势南进，造成晋南地区发达的陶寺文化的衰亡，以及中原文化格局的重组，对早期中国向成熟的王国文明的迈进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近年石峁古城的重大发现令人震惊。有人也许会问，气候干旱、沟壑纵横的陕北北部黄土丘陵地区，4000年前怎么会出现这样一座面积400万平方米的庞大古城？怎么会拥有如此高规格的建筑和精美的石雕玉器？它的文化根源在哪里？和周围地区有着怎样的互动关系？它达到了什么样的文明水平？在早期中国文明化进程中处于何种地位？本文拟就这些问题进行简略讨论。

一、源于中原而面向欧亚

考古学上考察人类物质遗存的文化属性，最常见的是通过陶器，因为陶器普通、易碎，变化敏感，又往往反映人们的文化习俗。石峁遗址所出陶器以双鋬鬲和敛口甗两种炊器最为典型。鬲是山西中部至内蒙古中南部一带发明的最具“中国”特色的陶质炊器之一，和斝相比有着硕大的三空足，食物完全盛放于三足内，能保证炊煮食物的时候有着最大的受热面积，高效节能，很适合半干旱的内蒙古中南部、山西中北部、陕北、河北西北部——狭义“北方地区”的农业人群使用。甗虽然最早源自长江下游地区，但传至北方地区后由三实足变为三空足，下可煮上能蒸，更加方便高效。我们曾将石峁这类狭义“北方地区”以农业为主的龙山遗存，统称为老虎山文化。老虎山文化有不少地方性差别，可以分为若干地方类型，或者若干“亚文化”；石峁所代表的陕北地区遗存有一定特色，如三足瓮出现最早且发达，可称之为老虎山文化石峁类型，当然称石峁文化也未尝不可。发掘者将石峁古城主体遗存分为早、晚两期，早期流行宽裆的斝式鬲，晚期变为尖角裆的典型鬲，新出三足瓮、盉等陶器，绝对年代分别在大约公元前2300~前2100年和公元前2100~前1800年，大致相当于我们划分的老虎山文化前期晚段和后期。

老虎山文化的前身是广义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大约公元前4500多年的全新世中期气候适宜期，北方黄土丘陵地区的水热条件比现在好很多，地貌也应该比现在平整许多，比较适合发展旱作农业。仰韶文化后岗类型人群从太行山以东地区西北向迁徙，仰韶文化半坡类型人群从关中地区东北向迁徙，二者先后到达北方地区并碰撞融合，形成具有一定特色的仰韶文化，延续发展了约两千年。到大约公元前2500年的龙山时代，陶斝从山西南部进入北方地区而特化为鬲，陶甗也自河北平原后岗二期文化传播而来，面貌一新的老虎山文化由此形成。可见包括石峁在内的老虎山文化源于中原，发展过程中又深受中原影响。但另一方面，老虎山文化却又是适应北方地区自然环境而形成的自具特色的文化，其主要文化基础是仰韶文化阿善类型、白燕类型等。另外，北方地区内部的文化交融也是老虎山文化形成的重要原因，如白灰面窑洞式建筑从陕北和山西中部扩展至内蒙古中南部、山西北部、河北西北部等地，石城从鄂尔多斯、陕北地区扩展至山西中北部、岱海地区、河北西北部等。

石峁的玉器、兽面纹石雕的文化来源也应该在中原，更早的源头当在东方。石峁及其附近的神木新华等遗址发现的大量刀、钺、璧、环等玉器，在陕北北部地区没有任何渊源，而和稍早的晋南陶寺文化的玉器近似，理应来自陶寺文化。由于陕北南部的延安芦山峁遗址也有和陶寺类似的陶器和玉器，也应该属于陶寺文化的势力范围，因此石峁玉器更可能是通过陕北南部地区传播而来。再进一步来说，陶寺文化的玉器也并非中原地区原创文化因素，而是源自东方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和良渚文化。石峁晚期还有较多玉牙璋，不见于陶寺，或来自海岱龙山文化。当然，石峁遗址在墙体等处插玉器的现象，表明玉器的主要功能已经转变为给祖先神灵的奉献物，这种情况并不见于陶寺文化、大汶口文化和良渚文化，表明用玉观念已发生很大变化，但由此并不能否定石峁玉器从文化上源自中原和东方的事实。石峁遗址所出兽面纹石雕，虽有粗犷雄浑的自身特色，但基本和江汉地区肖家屋脊文化的玉雕图案近似，主要源头都当在海岱龙山文化，更早还可追溯至良渚文化。

石峁的部分石人面形象、铜器以及羊、牛等家畜，则体现与欧亚草原的联系。石峁发现的一些人面雕塑，与广义阿尔泰地区奥库涅夫文化（Okunev）、卡拉库尔文化（Karakol）、切木尔切克文化的石雕人面形象近似，类似的心形或“水滴状”人面形象还广见于阿尔泰山、天山、贺兰山、阴山等地区岩画之上，暗示这个时候包括石峁在内的狭义北方地区和欧亚草原地带可能存在广泛的文化联系。有人认为这类“水滴状”人面形象，源头在中国东北地区更早的兴隆洼—红山文化。神木石峁晚期的环首刀范，刀柄位置见有塞伊玛·图尔宾诺（Seima-Turbino）式的“X”形花纹，年代约在公元前1800年，杰西卡·罗森认为其具体和阿尔泰地区艾鲁尼诺文化（Elunino）的青铜刀有关。另外，神木石峁等老虎山文化后期遗存中，还发现大量绵羊、山羊、黄牛等家养动物的骨骼。绵羊、山羊、黄牛有来自甘青地区和阿尔泰地区两种可能，进一步说明此时欧亚草原畜牧文化和中国北方地区农业文化之间开始出现文化交流，形成半农半牧性质的生业形态，为狭义北方地区晚商以后成为畜牧文化区奠定了基础。

二、邦国文明与北方模式

石峁石城400多万平方米的庞大体量，雄伟高大的皇城台，宏大复杂的城门，讲究的城墙砌筑技术，精美的玉器和石雕，以及铜器等，都显示出存在强大的社会组织能力和一定的社会分工，社会复杂化程度较高。作为古城核心的皇城台出土60多件包含符号、人面、动物、“神面”“神兽”等题材的石雕，以及保留在原地的神面纹圆形石柱，营造出庄严恐怖的气氛；所出20多件骨质口簧，或为祭祀祖先神祇时鼔奏之用，此外还有20多件大型陶鹰、卜骨等，都凸显出皇城台极端神圣的宗教建筑性质。石峁古城至少应该是陕北石峁类型的宗教和政治中心，甚至不排除对老虎山文化其他类型有一定统摄力，当已经迈入早期国家或初级文明阶段。但石峁最多也只是北方至晋南地区的区域中心，石峁的统治者最多只在北方至晋南地区具有区域王权，而不具有统摄早期中国大部地区的广幅王权。关于中国国家或文明进程，苏秉琦曾提出“古国－方国－帝国”三阶段说，严文明称其为“古国－王国－帝国”，王震中修正为“邦国－王国－帝国”。石峁显然属于古国文明或邦国文明范畴。

石峁和东方地区的良渚文化、龙山文化等，都进入邦国文明阶段，但仍存在较大差别。最明显的是，石峁现已发现的墓葬，随葬品普遍比较贫乏，少数面积10余平方米的有殉人的大型墓葬，也仅随葬为数不多的玉器、彩绘陶等，或许这还是受到陶寺文化影响的结果，阔大的墓室和殉人着意强调墓主人高贵的社会地位，但随葬品的数量与其地位不甚相称，属于“重贵轻富”性质。而东方良渚文化、龙山文化的大型墓葬或棺椁成套，或随葬大量美玉美陶等，“富贵并重”。此外，石峁多处青年女性人头坑的发现，透露出石峁人残酷对待战俘的一面。我曾经提出，北方地区从约公元前3500年进入铜石并用时代以来，尤其自龙山时代的老虎山文化以来，石城猛增，战争频繁，父系家族凸现，显示和东方地区一样开始了社会变革，但贫富分化和社会分工不如东方沿海和长江中下游地区显著，墓葬少见随葬品，绝大多数石城不过是御敌之普通石围聚落，我曾将这种长期延续的社会发展和文明化方式，简单概括为“北方模式”，以与“东方模式”和“中原模式”相别。石峁石城聚落的新发现，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更加复杂的北方。

三、南下中原和重塑文明

前期老虎山文化和周围地区文化基本是和平共处的局面，到后期却发生很大变化。可能是由于公元前2000年前后干冷气候事件的影响，后期老虎山文化向南强烈扩张影响。老虎山文化的南下，造成临汾盆地文化格局的巨变，原本有斝无鬲的临汾盆地出现大量双鋬陶鬲，陶寺文化也就因此而变为陶寺晚期文化，还出现了大城被毁、暴力屠杀、疯狂毁墓等现象，说明北方和晋西南之间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战争。石峁古城与陶寺古城都是三四百万平方米的特大聚落，二者或有短期共存，但基本态势是石峁兴而陶寺废，这一北一南，一兴一废之间，理当存在一定的逻辑关系。我曾从老虎山文化南下临汾与“稷放丹朱”、陶寺晚期文化的西北向迁移与不窋“自窜于戎狄之间”等方面，论证推测石峁类型可能属于黄帝后裔北狄的文化遗存，而皇城台或者就是祭祀黄帝的圣台，石峁古城就是中华圣城之一。

包括石峁在内的老虎山文化的南下，阻断了晋南陶寺文化的文明步伐，为接下来豫中西地区成为中原地区文明核心区创造了客观条件；老虎山文化的陶鬲、细石器镞和卜骨等，还进一步渗透进后岗二期文化、王湾三期文化等当中，由此途径进入中原的或许还有小麦、羊、青铜器等源自西方的因素，给中原等地输送新鲜血液的同时也带来一定的压力，稍后王湾三期文化向豫南和江汉地区的剧烈扩张影响或所谓“禹征三苗”事件，当可视为是来自北方压力的余波，而“禹征三苗”是夏王朝建立前最重要的政治统一事件之一。再往后，主要在王湾三期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二里头文化——晚期夏文化，已经进入王国文明阶段。因此，石峁古城不仅是中华文明主根脉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石峁及其老虎山文化对早期中国向成熟的王国文明的迈进，对于重塑早期中国文明，也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原载《中华文化论坛》2019年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