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岩：一幅百年中国考古学的全景画

“长城，似乎像是一条遨游星空过久因而忽然感到疲倦的巨龙，本想落在大地上暂时卧息，把头伸向浩渺的渤海，以饱饮清凉的海水，驱散旅途的辛劳。不料它太累了，竟然沉睡不起。修长的躯体从中国的东北蜿蜒伸展向西北，绵亘万里，静静地凝固在山峦荒漠之间。”

这是杨泓先生《考古一百年：重现中国》一书的开篇。我第一次读到这些深沉而又富有画面感的文字还是在1995年。那年，我从李清泉兄处借到杨先生《文明的轨迹》一书，一口气读完，唇齿留香，三日绕梁。遗憾的是，这部1988年由香港中华书局出版的书多年来在内地颇不易得，拥有的读者量十分有限。所幸三十年多后的今天，该书经杨先生悉心修订，由北京联合出版有限责任公司精心编排，更换书名，借中国考古学诞生百年之际，以新的面貌呈现于更多的读者，令人感到高兴。

写作这本书最初的版本时，杨先生差不多是我现在的年纪，而我那时还是个大学生。八十年代，万象更新，校园里各种理论和思潮争奇斗艳，我还清楚地记得在学校最大的教室里踩在窗台上听一位年轻助教讲美学课的情景。与美学万众瞩目的地位大相径庭，那时的考古学却十分寂寞，不断有同学申请转往其他专业。唯一让我们这些在考古专业坚守的同学感到一点温暖是李泽厚先生的《美的历程》。与那些西方著作佶屈聱牙的中文译本不同，这本书以激情澎湃的文字和各项考古发现和文物，将深奥的理论和概念讲述得生动而鲜活。尽管如此，《美的历程》仍是一本理论著作，文物只是配角。

与李先生的书不同，在杨泓先生的这部书中，考古发现与古代文物成为主角。该书十分系统地将各时期的文物和历年的考古发现以优美的文字串联起来，点、线、面结合，透物见人，知人说物，是一位考古学家从其本学科角度讲述的中国历史的大故事。不同于常见的以介绍器物类“国宝”为主的通俗读物，这本书还涵盖了不可移动的城址、宫殿、寺塔、石窟、陵墓、长城等遗址。正文共八章，贯穿史前至宋代各个时期，基本囊括了中国考古学的主要工作范围。其间还穿插介绍中国田野考古学发展史，使读者了解到这种建立在全新材料和史观基础之上历史书写，是如何逐步建立起来的。新的版本补充了二里头城址、秦始皇陵百戏俑坑、西汉长安壁画墓、成都汉墓提花织机模型、北魏平城贵族墓、北齐徐显秀墓、唐长安圜丘遗址、宝山辽墓等诸多近三十年来的重要考古发现，是更为完整的一幅百年中国考古学的全景画。

以田野调查和发掘为基础的近代学科意义的考古学植根中国已整整一个世纪，广阔无垠的田野是各项重要发现的第一现场。由于时代的局限，国际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没有在中国进行系统田野发掘的经历，他生前曾不无艳羡地说：“我想不出比田野考古更大在精神上的享受了……”（《要是有个青年考古工作者来问道》）身处第一现场并拥有这种精神享受的中国田野考古学者，原本最有责任和资格与公众分享他们的收获，但田野工作的高度专业化、技术化倾向，在很大程度上约束了这门学科面向公众展现其原本拥有的人文情怀。我们无法苛求每一位常年埋头于田野发掘的专业人士，都有精力和经验深入浅出地介绍他们的研究。而学术制度有限的格局，也不鼓励创作公众亟需的精神产品。杨泓先生开始此类写作时，有人责备他是在做“半个人就能干的事”。但杨先生并未因此而止步，旧时杂志上大量以“易水”（“杨泓”二字的一半）笔名发表的学术杂文，就是杨先生的手笔。

实际上，从事公共写作绝不是“半个人就能干的事”。能够以浅白的语言将高深的道理通透清晰地讲出来，必须对事物有极为彻底的认识，同时还要求有广博的眼界和灵活多样的表达能力，真可谓“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发现第一个北京猿人头盖骨的裴文中先生，早在1934年就出版了为大众写作的《周口店洞穴层采掘记》，以让更多的人及时了解这项重要的发现。贾兰坡先生晚年写作的《人类起源的演化过程》（又名《爷爷的爷爷从哪里来》）至今仍列在小学生新课标必读书目中。但是，像杨泓先生这样以诗性的语言上下数千年、绵延千万里，全面介绍中国文物与考古的著作并不多见，放在三十年前来说，更是具有开创之功。

杨先生虽不是常年致力于田野工作的考古学家，却数十年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部，是《考古》《考古学报》的资深编辑。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这个规模不大的编辑部，集合了陈梦家等资深学者，是全国考古发现的“信息中心”。杨先生还是《新中国的考古收获》《新中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和《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的主要编辑、《中国考古学·三国两晋南北朝卷》主编，兼任《文物》杂志终审。中国田野考古报告编写规范的建立、各时期对于中国考古学成就整体性的总结，正是由杨先生为代表的前辈学者所完成的。一位多年在考古所工作过的老朋友曾对我说，能够像杨泓先生这样全面熟悉各个时期中国考古发现的人，几乎找不出第二个。

杨先生的工作岗位的确近水楼台，但是，他多年来恪守学术规范，绝不率先使用他人未发表的材料。他对于古代墓葬美术、佛教与石窟寺、兵器、家具等许多领域的研究在国内外享用声誉，但具体的研究题目却多是为他人之不所为，其他学者涉足较少的普及性写作便是他用力最深的领域之一。在写作第一版的书稿时，杨先生已有相当丰厚的学术积累，且正值壮年，精力充沛，可以说是这一选题的不二人选。

我们再回来继续说这部书。在书中，作者绝不以专家自居，高高在上地“教育”读者。他非常注重文字的可读性，例如，书中从后羿射日的传说入手，写弓箭的使用和细石的普及，使常人看来冰冷的远古遗物变得十分生动。“秦律重现人间”一节将所征引的十条秦简原文悉数转译为现代汉语，以便于读者理解。他带领我们以先民习惯的姿态，从口部俯瞰盛开在一件彩陶壶肩部的八瓣花；以一位铸剑名师特有的精准，检视望山一号墓越王勾践剑双刃两度曲弧的线条；和着唐诗的韵脚，步量唐长安城街市宫坊……

但可读性只是这本书的一个方面，最值得留意的是，书中时时处处展现出作者阅读古物特有的眼光，例如，说到商代艺术，不只是谈青铜的“狞厉”，还点出了玉器的温润灵动。他从殷墟妇好墓出土的玉兔提取出上下两条平行的弧线，由此判断工匠先是制作了一件玉璧，再等分出三件扇形玉玦，玦形的玉坯精雕细琢，就成了跳跃的兔儿。与这种做法不同，两件立体的小象则先制作出方体或柱体状的玉坯，再修凿加工，呈现出另一个方向思维。如此一来，三千年前那位不知名的玉雕匠人走到了历史的前台。

作者用近一整页的篇幅详细解读妇好墓青铜鸮尊，他特别细致地描述了尊尾一只不易被观者注意到的小鸮：“圆瞪着双眼，紧闭尖喙，展开双翅，正使出全部气力，企图掀掉那傲慢地蹲踞在它身上的压迫者。它的双目中，仿佛闪烁着反抗的光，现出对自由的向往，如果一旦掀去身上的重负，它一定会舒展双翼，一飞冲天。”这当然可以看作艺术史“细读”的绝佳案例，更为可贵是其中所包含的人文精神。该书绝不是一味迎合读者“浅阅读”的产品，谈到半个多世纪前“兰亭论辩”的学案，作者具体介绍了两种不同的观点及其论据，可以让普通读者看到一位严谨的考古学家的原则态度。他说到秦代考古种种震惊世人的发现，最后一节则落在“暴政总有终结时”。我们切不可忽略该书最后的一段话：“十分明显，一切炎黄子孙，都不应该不了解我们古代文明的辉煌轨迹，但是它不是我们盲目骄傲的资本，只能是激励前进的动力。”

在文物考古知识成为泛娱乐化消费对象的时代，在各种焦躁的情绪此起彼伏的时代，老一代学人的殷殷叮咛，依然如雷贯耳，他们对基本常识的坚守，值得我们致以最大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