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王伐纣:从镐京到朝歌牧野,为何周武王一路畅通无阻?
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从镐京(位于西安一带)出发,率领4.5万甲士讨伐商朝,首先来到的是洛阳孟津古渡口,在此与诸侯联军汇合,作《太誓》激励诸侯,随后大军一路向东、畅通无阻的到达朝歌牧野(距朝歌约70里),最终牧野之战中一战定乾坤。
根据史书记载,在周武王行军途中,没有受到任何阻碍,随后大军就出现在了牧野,在中国王朝更迭史上,周朝代商的军事过程是一个奇迹。但从西安到鹤壁(朝歌位于这一带)大约1200多里,纣王有一定时间组织兵马,以在中途阻击延缓周人,因此周武王一路畅通无阻显然有悖常理。
那么,在周武王伐纣时,商朝西部诸侯、自身兵马为何没有层层阻击,而让周人联军一路畅通无阻,背后原因何在?|

首先,周人多有僭越之举,商人为何从未军事打击?
周武王伐纣之前,周人有过诸多僭越之举,比如:姬昌晚年称王,与商王平起平坐;姬昌还攻打商朝铁杆崇国、黎国、邘国;武王伐纣前两年,与诸侯会兵孟津,准备攻打商朝,后来感觉时机未到而放弃,史称“孟津观兵”。但对于这些僭越之举,商朝从未采取军事行动,只是将姬昌囚禁,后来又放了。
商朝没有对周人采取任何军事行动的原因很多,其中可能有周人的战略欺骗、商王战略短视等,但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东夷已经叛乱,让商朝不敢两线作战,只能稳一方、打击一方。
纣王上台没几年,商朝东部的东夷发动叛乱,而东部是商人金属、贝壳、海盐等战略物资的产地,且东夷距离商朝核心区较近,因此决定了纣王无法坐视不理。据甲骨文记载,商夷战争非常激烈,乃至纣王曾亲临战场,但一直到商朝灭亡时还没有彻底解决东夷问题。
可见,商朝的战略应该是先解决更近的东夷,然后再解决更远的周人问题,故而对周人采取战略忍让的态度,由此才会对周人僭越之举没有采取任何军事行动,也由此导致周人能够快速崛起。也就是说,因为先东后西的战略,纣王安抚、忍让周人,以为安抚住了,于是调集重兵镇压东夷,忽略了西方防线的建设,或者根本无暇分兵建设西部防线。
其次,周人的剪商战略,让西部诸侯与商朝离心
随着周人势力愈强,纣王越来越担心,于是就找了个理由将姬昌囚禁。但商夷战争如火如荼,纣王不敢杀掉姬昌逼反周人,因此一直囚而不杀。最终,可能是商夷战争出现重大变化,西部局势越来越不稳,于是纣王才无奈地释放姬昌,而不是《史记》中所说的美女财宝贿赂纣王而得以释放。
姬昌被释放是商周关系的重大转折,从此周人开始明目张胆地反商,而在这一过程中,商人却几乎无动于衷,导致商朝与盟友离心离德。
《周本纪》记载:“虞、芮之人有狱不能决,乃如周。诸侯闻之,曰“西伯盖受命之君”。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须。明年,败耆国(黎国)。明年,伐邘。明年,伐崇侯虎。”

所谓诸侯说“西伯盖受命之君”,其实就是姬昌称王,这是明目张胆的反商。随后,姬昌攻打黎国、邘国、灭掉崇国等商朝铁杆诸侯(见上图)。其中,黎国、邘国的东面就是朝歌,姬发后来又一次攻破黎国,之后特意打破了周国限酒禁令,在镐京王宫内举行盛大庆功宴。这里有一个问题:姬昌打败黎国、邘国之后,会不会或明或暗地控制他们?
姬昌最后攻打的崇国,位于西安附近,实力非常强劲,是夏人后裔所建,姬昌围攻了三个月都没攻下了崇都,后来采取垒土的办法攻克。
更为严峻的问题出现了,在姬昌攻打商朝铁杆诸侯时,商人并未出兵支援盟友。换言之,商朝不可能抛弃这些盟友,但它已经衰落,的确无力帮助盟友了。
在这种情况下,在武王伐纣时,黎国、邘国等商朝诸侯为了自身考虑,根本不可能出兵阻拦。
第三,周武王发动“闪电战”,让商纣王始料未及
根据《吕氏春秋》记载,周武王到达孟津一带时,遇到商臣胶鬲,随后急行军15天、大约500里路(孟津到鹤壁的高速距离,实际当时行军距离远超500里),在“甲子日”到达牧野,途中不顾风霜雨雪(当时处于冬季或初春)、恶劣的交通条件,乃至黑夜行军,整个过程非常艰难,最终还是以超出常理的速度到达牧野。
1976年,在陕西临潼出土的利簋,上有铭文“武王征商,唯甲子期,岁鼎,克昏夙有商”。《吕氏春秋》中说武王与胶鬲商量是“甲子日”抵达目的地,随后不顾一切地急行军,而利簋中说“甲子克商”,因此周武王到达牧野的时间,与牧野之战爆发的时间,相隔必然非常短暂。另外,根据铭文如今可以推断出周武王伐纣的时间为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早晨。
综上可见,周武王发动了一场“闪电战”,以超出常理的速度到达朝歌附近,让纣王始料未及,来不及层层阻击武王大军,只能将兵力聚在牧野。甚至,因为兵力不够,只能武装俘虏的东夷人。

第四,商朝将亡之时,涌现出了一大批“商奸”
史记记载,纣王杀掉比干、囚禁箕子之后,大师疵、少师彊抱着他们的乐器去投奔了周人,因此“大师疵、少师彊”肯定做了“商奸”。鲜为人知的是,至少还有两个重量级的“商奸”,即微子启、胶鬲。
胶鬲是商朝少师,深得纣王信任,被派到鲔水(孟津一带)监视周人动向。当胶鬲遇到周武王时,两人对话非常耐人寻味:胶鬲问“西伯要到什么地方去?”武王回答说“到殷地。”又问“什么时候到?”武王回答说“甲子日到殷城外。”于是胶鬲回朝复命。
随后,周武王对众人说:“胶鬲已经回去复命,如果我们不准时到达,胶鬲就会犯下欺君之罪;如果我们准时到达,才会救了胶鬲一命。”于是乎,古人盛赞周武王遵守信义,不愧是一代明君。
透过上述对话可见,胶鬲必是奸细,早已投靠了周人,他与武王约定的是“甲子日到殷城外”。结合牧野之战中纣王大军倒戈可知,胶鬲其实是帮助武王开路,并回去安排策反,为周武王做内应。
至于微子启,无疑是一个更大的奸细,原因在于他与纣王存在王位之争,史书上对他过于美化。毛泽东对他有过评价:“微子最坏,是个汉奸。他派两个人作代表到周朝请兵。武王头一次到孟津观兵回去了。然后又搞了两年,他说可以打了,因为有内应了。纣王把比干杀了,把箕子关起来了,但是对微子没有防备,只晓得他是个反对派,不晓得他里通外国。”
在超高级别“商奸”的帮助下,武王大军自然一路顺畅,即便存在一些反抗势力,也会被高级别“商奸”解决。
对于武王伐纣时一路畅通无阻直达牧野,儒家将之解读为周人“仁德”,将之定性为“仁德”战胜“不仁德”,故而民众箪食壶浆欢迎正义之师。但从当时情况来看,周人战胜商朝的过程,并没有儒家说得那么光鲜,似乎更谈不上光明正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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